“战时新闻政策”可追溯到16世纪的英国，在独立战争中为美国所沿袭，并在南北战争中逐渐趋于成熟。为了应对南方邦联的挑战，北方的联邦政府迅速设置了由陆军主管的新闻检查制度，并要求所有战地记者在发稿前必须把稿件提交宪兵司令部批准。在这一制度的保驾护航下，陆军将领威廉·特库赛·谢尔曼率北方精锐骑兵突袭亚特兰大，引发了一系列人道主义危机，却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提及。当然，也有一些刺头需要剔除，比如《芝加哥日报》的主编威尔伯·斯托里，因为对《解放黑人宣言》大放厥词，一度被美国军方封了报馆。不过，三天之后，林肯总统便原谅了他。美国内战局势图。来源/张芝联《世界历史地图集》 如果说美国“战时新闻政策”在南北战争中还只是针对泄密和某些“不当”言论，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该项政策可被看作是美国政府全面管制新闻的滥觞。1917年6月，美国总统威尔逊签署《间谍法》（Espionage Act of 1917），明确规定：“凡故意制造企图干扰陆、海军军事行动的虚假报道或错误言论，以及企图在武装部队内部挑动不忠或妨碍征兵的，均将被处以高额罚款或监禁……”《间谍法》为美国政府实施强制性的新闻检查提供了法律背书，却被美国邮政总局滥用，成了砍向国内左翼政党和反战团体的一把利刃。以违反《间谍法》为由，美国邮政总局先后剥夺了美国境内各大德文报刊、美国左翼党派的机关报和工会刊物的邮寄权。很多报纸甚至只是刊登几幅反战漫画，便被取消了邮寄权。《间谍法》实施后的很短时间内，全美便有44家报纸丧失了邮寄权。美国政府并未就此满足，很快又根据《与敌贸易法》，对所有海外通讯的信件和电报进行强制检查。随着1918年5月16日《煽动法》（Sedition Act of 1918）的出台，美国政府更有了将“对美国政府、其国旗或武装部队使用‘不忠、亵渎、粗俗或辱骂性的语言’，或导致其他人蔑视美国政府或其机构的”言论视为犯罪的法理基础，触犯该法令的人甚至将会被判处5到20年监禁。最终在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年多时间里，全美总计有877人因触犯《煽动法》被判有罪。即便在战争结束后，相关法案依旧沿用至1921年，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将新闻分为危险的、可疑的和普通的三类，以实施差异化管理手段。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航空兵对珍珠港发动空袭，已然跃跃欲试的美国政府终于有了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合理理由。但战争初期，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境遇，为了不挫伤美国军民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士气，罗斯福开始采取更为严格的新闻管制措施。日本偷袭珍珠港。来源/央视纪录片《二战沉浮录》截图1941年12月19日，美国政府依照《第一战争权力法》（The First War Powers Act）设立了新闻检查局（The Office of Censorship）并由美联社执行新闻主编拜伦·普赖斯亲自挂帅，带领一万四千余名工作人员，开始对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往来邮件、电报和无线电通信展开强制性检查。为了最大限度抹去不利于战局的消息，美国政府于1942年1月15日颁布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Code of Wartime Practices for the American Press），明确要求所有印刷品不得刊登有关军队、飞机、舰艇、战时生产、武器、军事设施乃至有关天气的“不适当”信息。此后，美国政府又发布了类似《美国广播界战时行为规约》，将这方面的禁令又进一步扩大至广播电台。虽然新闻检查局也会发布战时消息并引导舆论，但整体来说，这个机构的作用更多是在检查美国国民与外界的通讯往来，抹杀那些对美国不利的战时新闻，如果将新闻和舆论也比喻成一场战争，新闻检查局无疑是一个偏重防御的机构，而真正为美国政府在宣传领域全力输出的则是埃尔默·戴维斯领导的“战时新闻局”。埃尔默·戴维斯在《纽约时报》任职超过十年，此后又担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评论员，而他所领导的战时新闻局本质上也是一个专业发布战争新闻的编辑部。对此，戴维斯本人曾这样总结道：“战时新闻局的任务是，不仅使美国人民知道战争的进展，也要使他们知道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发展前途是什么，以及（除了国家生存之外）希望从胜利中获得什么？相较于新闻检查局的庞大规模，战时新闻局的雇员并不算太多。巅峰状态下，整个机构仅有50名专职记者和250名其他雇员。但凭借着与各类通讯社、广播网的密切联系，以及遍布全球的办事处，战时新闻局能够迅速获取来自战场的第一手信息，这些信息会第一时间传输至充当决策角色的综合新闻编辑部，随后再进一步发送到国内和国际新闻部、广播新闻部、图片部和特稿部。经由那些在新闻领域摸爬滚打多年的编辑记者之手，战时新闻局每天向海外发送65000字的战争新闻、邮寄几十万字的特稿材料、通过航空邮递和无线电传递出2500张相关图片，此外，还向社论撰稿人、漫画家和专栏作家提供政府所需宣传和报道对象的背景材料。除了战时新闻局，美军还向《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时代》《生活》和《新闻周刊》派出1646名相关人员。正是在这些人员的督促和推动之下，美国报纸和电台很快掀起一波战时报道的高潮。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一度利用其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主导地位，对世界各国的新闻传播媒体进行舆论引导，企图把世界传媒网络变成自己的口舌，把己方的声音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把对手的音量降到最低。越战之后到21世纪初，美国对战时新闻的控制手段，已经完成了从严格监控到顺应引导的升级，虽然在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中，美军徒劳无功，但依旧被塑造成帮助当地人民摆脱贫困落后和蒙昧的“正义使者”，把侵略战争涂抹成“民主与正义”的眷顾。同时，久拖不决的战争消耗，令美国国力有所衰退，但在最近发生的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中，美国依旧凭借自身的信息技术和军事力量优势，充分发挥传媒特有的渗透力、负载力、攻击力，不断升级和强化新闻造势和控制，牢牢把握全球新闻传播权，为战时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加持，以争取国内外支持，实现战争目的。是以，“新闻舆论战”已经成为美国对外武装干涉的一种全新的作战方式。在网络时代，为确保在全球网络舆论战中取得主动，美军于2008年建立国防媒体局（Defense Media Activity），下辖广播电视服务部、新闻出版服务部和国防视觉信息服务部，主要传播平台是AFN广播电视网，通过9颗卫星第一时间向全球发布信息。美各军兵种、驻外部队和主要军事基地设媒体中心、报刊等。国防部还打造了美军YouTube频道、空军Wiki通道、陆军Flicr、驻伊多国部队Facebook等，以此来强化美军战时网络舆论操控能力。2011年7月14日，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局公布了“社交媒体战略传播”（SMISC）项目。该项目有两个目的：一是帮助美军更好地了解在美军部署地域的网络社交媒体上实时发生的热点事件；二是帮助美军在社交网络上实施大规模的媒体宣传战。此外美军还组织专职部队，每天24小时与其认定的“不准确”舆情信息进行网络对抗。美军高层越来越看重在网络空间先发制人的重要性。原美陆军上将彼得雷乌斯指出，利用社交媒体“第一个掌握事情真相”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应“无情地打信息战”。可以说，在网络时代，美国利用自身的国际互联网平台优势，早已着手新的舆论战。参考文献： [1]《美国新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美】迈克尔·埃默里著，2009年5月[2]《反思肯尼迪王朝——肯尼迪、越南战争和美国的政治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美】诺姆·乔姆斯基，2006年4月[3]《信息战原理与实战》，电子工业出版社，【美】沃尔兹著，2004年1月[4]《美国战争史》新华出版社，【美】保罗﹒艾德伍德著，2013年7月[5]战争目光—美军网络舆论斗争策略分析,王世卓，《军事文摘》，2019年第21期[6]战略传播视角下美军的社交媒体运用，张喜燕，严兴平，《新闻爱好者》，2012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