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福建舰还大5万吨的中国渔船下水了，要捞空海洋吗？

2014年春节前夕，浙江乐清市沿海小镇蒲岐洋溢着过年的喜悦。小镇上的人们并不知道，一场“灭顶之灾”已经在自己的家乡酝酿。

几名“公益组织”的调查员已经来到镇上多日，正打着为这个水产加工小镇做宣传的旗号，四处采访。

不久之后，一则名为《全球最大鲸鲨屠宰场调查纪实》的文章被刊出，在野生救援WildAid的笔下，蒲岐镇成了极为恐怖的渔业“血色魔窟”。

调查人员称，这里仅一家渔业加工厂，每年就要屠宰600多条鲨鱼；渔民出海捕杀可以获得高昂回报，一条鲸鲨就可以卖20万人民币；为了鱼翅的高收益，渔民还会“割鳍弃鲨”，把割去鱼鳍的鲨鱼扔进海里，任由其自生自灭……

在广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多年铺垫下，在媒体口诛笔伐的推动下，全国一片抵制和谩骂淹没了这座小镇，渔业加工厂尽数关闭，数万人失去工作，一些人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抵制鱼翅消费的运动过去后，国内的鲨鱼年消费量从4776吨锐减至不到40吨。

考虑到还有一些药品研发、工业生产的需要，40吨这个数量说明，中国人确实不吃鲨鱼了。境外“环保组织”算是打了一个“漂亮仗”。

2022年5月，蒲岐镇的故事已经过去八年，一艘十万吨级的“大渔船”在青岛交付。

这艘船投资约4.5亿元，船长249.9米，排水量13万吨，载重量10万吨。什么概念？两艘辽宁舰的吨位，比6月17日下水的福建舰还大5万吨。

什么中国发展“海洋霸权”、“破坏海洋环境”、“这得消耗多少燃料”之类的评论又蹦出来了。

不过声量不大，毕竟最喜欢问“中国这么做，代价是什么”那几家媒体选择无视这件事，陷入了集体沉默。

近几十年，国人的鱼类消费逐年提高，尤其是作为优质蛋白的海洋鱼类越来越多成为国人餐桌的常客。

在国外版知乎Quora上有人提问，为什么南美洲有这么多中国渔船？为什么中国人的渔船到处捕捞？

问题下的回答还挺“客观”：中国毕竟有14亿人，养活这么多人不容易，因此他们自然会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捕鱼船队，这可以理解。

但另一个问题显然更热门，提问者直接问到：中国人的鱼类消费量这么大，他们不怕把海洋吃空吗？

01

1992年，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被迫通过了一项渔业禁令，严控纽芬兰渔场的捕捞活动，但这并没有扭转鳕鱼数量锐减的事实。

两年后，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彻底关闭了拥有500年历史的纽芬兰渔场。

纽芬兰渔场曾经是世界四大渔场之一。这里的鳕鱼捕捞活动，曾被称为“大西洋经济发动机”。

1497年，英王资助的冒险家卡博特从英国出发，本打算前往巴西寻找香料，却意外经过纽芬兰岛附近海域，发现了这里巨量的鳕鱼资源。

“踏着水中鳕鱼群的脊背就可以走上岸”，“篮子扔进海里提上来就装满了鱼”，等等传言传回英国国内，吸引了本在欧洲西海岸附近活动的捕捞船。

大量鳕鱼被捕捞，就地制成鱼干，为英国人（特别是处于快速扩张中的英国海军）提供了充沛的蛋白质来源。

而销往欧洲大陆的鳕鱼制品，甚至直接扭转了英国出口贸易逆差的局面。

1583年，英国宣布纽芬兰成为其第一块海外殖民地，纽芬兰渔场成了日后英国殖民全球的第一步。

此后的数百年，渔场稳定地提供着每年10~30万吨鳕鱼捕捞量，虽然数量巨大，但生态平衡尚且一直没有被打破。

而随着始于50年代更大规模的滥捕，刚到90年代，纽芬兰渔场的鳕鱼数量就骤降至1960年的1.1%，大的鳕鱼几乎绝迹，只剩下经济价值不高的小型鱼、低龄鱼。

大鱼没有了，那限制捕捞，小鱼总还会繁殖成大鱼，时间一长，鱼群不就恢复了嘛。

想法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打脸的：即便已经禁渔30年，时至今日，纽芬兰地区的海洋生态和鳕鱼资源也没有得到恢复。

公地悲剧。

西方学者和媒体用这个概念描述纽芬兰渔场的枯竭，意思是公共资源有许多使用者，但没有人有权阻止他人使用，人们争先恐后利用公共资源，从而造成资源的枯竭。

无论这个概念提出时的本意是为了警醒谁，反正到最后又成了中国人的不是。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人对蛋白质的需求逐渐释放，鱼类作为优质蛋白，消费量自然逐年上升。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鱼类消费国，2015年消费鱼类总量占世界35%，并且仍在持续上升，预计2030年，中国鱼类消费总量将达到世界总量的43%。

熟悉“公地悲剧”那套逻辑的西方人一看，这还了得？纽芬兰渔场的悲剧要在全世界上演了！

就像“中国人消耗大豆破坏了巴西雨林”，“中国人吃肉加重了全球变暖”一样，连中国人吃鱼也成了令人担忧的事。

甚至还有美籍大V代表中国人“反思”了起来。

中国人消费这么多鱼类，而且消费量还在上涨，真的会吃空海洋吗？

02

蒲岐的鲨鱼加工遭到“狙击”，伴随着的是2006年就开始的，对中国鱼翅消费的抵制。

在西方媒体和NGO的宣传中，中国人对鱼翅的消费与野蛮、贪婪、落后、无知、炫耀划上了等号，在他们的口中，中国人成了鲨鱼趋于濒危的元凶。

正在走向民族复兴的我们，当然不愿意以这样的形象立于国际社会。

野生救援WildAid的广告语“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几乎成为那个年代的社会共识。

此后，国人几乎不再消费鲨鱼。那全球的鲨鱼捕获量下降了吗？

并没有。

全球捕鲨量不仅一直维持在75万吨以上的水平，甚至近年来一度达到了90万吨以上。中国人不吃鲨鱼，对鲨鱼的捕杀没有影响。

蒲岐镇的事过去后，有人又走访了这里，调查发现，当年这里加工的鲨鱼，其实大多来自海外国家的捕捞。

全球排名前十五位的鲨鱼捕捞国家中，发起抵制鱼翅运动的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赫然在列，前十五位的捕鲨量占到了全球七成以上。

反倒被抵制最多的中国，捕鲨量从来没有排上号——中国一直都不是鲨鱼的主捕国和主要消费国，在鲨鱼产业链中，中国只是负责加工环节。

据原乐清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李琼文的介绍，蒲岐正是由于其精细化操作，使得鲨鱼利用率提升到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97%，才成为重要的鲨鱼加工基地。

血腥的“割鳍弃鲨”，又怎么会发生在这里？别的不说，“弃鲨”，在国人眼中这不是浪费嘛。

但是，“环保组织”们后来也不提这事了。

是你加工的，锅就由你来背。鱼从哪里来，最后又被谁消费了，他们并不关心。中国已经把加工这块儿市场让出，谁还关心鲨鱼是不是得到了保护？

“中国大量消费鱼类，引发环境担忧”，这事与蒲岐镇的故事太像了。

虽然中国的渔业捕捞总量确实排在世界第一位，但只要数据一展开，就会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中，就有更加详细的统计：

2018年，中国的鱼类（包括各类水产品）产量6220万吨，其中4760万吨也就是77%都来自于养殖。

虽然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海洋捕捞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但捕捞量以年均8%的速度减少，而全球捕捞量同期则以4%的速度在增加。

在中国2018年全年1460万吨的鱼类捕捞量中，只有226万吨是远洋渔业的渔获量。而就是这226万吨中，也仅有40%是销往国内市场。

这么一看，说中国人“把海洋吃得清澈见底”真是睁眼说瞎话了。

自1992年的三十年来，中国虽然对鱼类的消费逐年上涨，但也一直是全球第一大养殖国。多年来，中国以一己之力为世界贡献了6成的养殖产量。

如果仔细观察联合国给出的数据，会发现全世界养殖产量占总量的提升，与中国大力发展渔业的进程一致。

在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发展渔业后，养殖才成为全世界鱼类产出的一个重要选项，占比也从八十年代的不到10%一路攀升至当今的46%，如果只考虑人类食用需求，这个比例将上升至52%。

中国人养殖了这么多鱼类，不只是自己消费，还大量出口，减少了国外对野生鱼类的捕捞。

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出口海产品成品和鱼类最多的国家，全年出口了131.7万吨海产品成品和鱼类，占世界总出口量的25%，总价值高达76.24亿美元。

如果，国人真的听了所谓的“呼吁”，如果，国人也被忽悠得不吃鱼肉了，恐怕中国的水产养殖业将受到严重打击，腾出来的全球市场空缺大概会被各种滥捕填上，全球野生鱼类生态也将遭到新一轮破坏。

中国是怎么把水产养殖做到世界第一，产量比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加起来还多的？

靠得是人力硬堆，小农经济那种模式吗？

一提起水产养殖，很多人想到的是海边辛勤的渔民，和他们生活工作的网箱格子——渔排。

就像影视作品里常见的那样，近岸的港湾，设置一排排竹子、木头做成的框架，用塑料桶来支撑起来，再悬挂箱囊，就构成了整套网箱渔排。

这种传统网箱养鱼的技术，在宋朝已有记载，后来这项技术更是传到西方国家，成为世界性渔业的主要养殖模式。

1980年，随着大众对水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国内开启了海水网箱养殖产业的发展。

但传统网箱抗灾害能力差，对近海的环境也容易造成污染，只能养一些价值较低的鱼种，收益难以提升。

1998年，海南从挪威引进一批高密度聚乙烯材料的深水网箱，这种技术的价值很快得到验证。

2000年，深水网箱研制被列入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计划，新材料、防腐蚀、防污损、抗紫外线等新性能相继得到应用。

比起传统的养殖网箱，沉在十几米深水下的深水网箱，往往以高密度聚乙烯、轻型高强度铝合金和特制不锈钢等新材料制成，极大改善了网箱的整体强度和寿命。

特别是网箱的抗风浪性能大幅度提升。不至于一遇到台风，就让渔民辛苦养的鱼死的死、跑的跑。

渔排式的网箱也逐渐被新型近岸深水网箱取代，我国很快就成为鱼类养殖的大国。

近岸养殖可以以量取胜，但是经济效益一直并不太好，渔民的积极性不高。

以大黄鱼为例，野生大黄鱼的价格是人工养殖的几十倍。

之所以产生如此之大的差距，就是在于品质。

浙江海洋大学教授、国家海洋设施养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桂福坤发现，由于采用近岸网箱养殖，大黄鱼活动范围有限，易出现“臃肿肥胖”现象，这是品质差的重要原因。

2009年，作为渔业博士后的他，曾到挪威访问研究一年。在挪威的见闻，让桂福坤定下了决心，要为中国的海洋养殖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2010年回国后，桂福坤开始对野化大黄鱼养殖进行了长期研究。他带领团队把近岸网箱改为围栏养殖的方式，经过数年时间实验。

每次实验对数万尾大黄鱼鱼苗的生长进行跟踪调查，成功实现了大黄鱼的野化。

在桂福坤野化大黄鱼的努力之下，当地养殖大黄鱼的价格达到了数百元一斤，仅一座岛的年产值就逾2000万元，为当地渔民提供了大量优质岗位。

相似的故事还有很多，许多国人为养好一两种鱼倾尽了毕生心血。

高经济价值的鱼生长条件各不相同。有的鱼种在近岸可以生存，但有的鱼种就必须在离岸上百海里外才能存活。

拿这种生存于深远海的鱼怎么办，只能捕捞吗？

有人想到，既然可以在远海建设石油钻井平台，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建设养鱼平台？

经过对抗风浪、抗腐蚀、抗灾害等一系列技术的攻关，深远海养殖网箱成为了现实。

2021年6月21日，日照市以东130海里，全世界离岸最远的深海渔场浮出水面，水面以下30米，15余万条三文鱼在网箱中游动，这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深蓝1号”网箱。

“深蓝1号”堪称海上“巨无霸”，网箱周长180m，高38m，重约1400吨，设计年养鱼产量1500吨，可以同时养殖30万尾三文鱼。

除了“深蓝1号”，我国还研发、建设了其它各式各样的大型深远海网箱。

“德海1号”，全球第一艘浮体与桁架混合结构的万吨级智能化养殖渔场。

“长鲸1号”，全球首个深水坐底式养殖大网箱和首个实现自动提网功能的大型网箱。

“经海1号”，亚洲单体最大深海智能网箱。

当然，除了这些“1号”们，各种“2号”、“3号”改进款也已经建设或者投用。这些各有技术特点的深远海网箱，成为一片片“深海良田”。

在网箱之外，早在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我国专家还提出了大型渔业工船的构想。但在某些国家的核讹诈、技术封锁、侵犯海洋主权的背景下，这种构想一直没能实现。

而正是同一时期，得益于当时领先的工业生产能力，西方人实打实地展开了渔船装备升级。

1950年后，各国渔民展开了技术竞赛：

帆船升级为机动渔船，拖拽的动力也变得更强，速度也更快，配以先进的飞航遥测器、声波定位仪，鱼群再也无处藏身。

曾经只能捕捞表层海域的传统渔网，升级为可以探至海床的大型拖网。还用上了流刺网这种无论大鱼小鱼都能捞上来的“新款式”。

新技术加持下，捕捞船一小时就能收获曾经整条船一次出海的捕捞总量。

正是由于采用的捕捞技术过于“竭泽而渔”，连浮游生物、海底岛礁、毛鳞鱼等等也被一并破坏了，纽芬兰渔场才一直未能恢复合适的生态环境。

大西洋中，被遗弃的流刺网像幽灵一样漂浮在海中，网罗着一切的沿途生物，堪称“断子绝孙”。

直到近年，随着我国在船舶制造领域的技术发展，上世纪提出造“大渔船”的构想才终于成为现实。

2022年5月，“国信1号”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交付运营。

哎，等等？这一艘顶两艘航母的“大渔船”，怎么连捕捞网都没有？

据报道，“国信1号”是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设15个养殖舱，养殖水体近9万立方米，年产高品质鱼类3700吨，约等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查干湖一年的捕获量。

原来这大船开进深海，不是去捕鱼，而是养鱼？！

相对于深远海网箱，“国信1号”大型养殖工船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深远海网箱的移动往往需要大型拖船进行作业，每次移动都很困难，这对某些环境更敏感的鱼种养殖来说是个挑战。

大型养殖工船，可以利用自身的机动性，在深远海进行长期游弋式养殖，躲避台风、赤潮等自然灾害，并且将温度等关键指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这种10万吨级的养殖工船，堪称“渔业养殖航母”，又被称为“移动的海洋牧场”。

未来10年，青岛国企国信集团计划投资建造50艘养殖工船，配以13艘补给船、油料加注船、综合试验船，形成总吨位过1000万吨的12支国际领先的标准示范船队。

不仅能养鱼，还能把这套养殖装备体系进行出口。

据渔业机械研究所所长徐皓介绍：“国信1号”的平均养殖密度是传统网箱的4倍以上，以大黄鱼养殖为例，能够实现每立方米25公斤养殖密度，成活率达95%以上。

深远海网箱也不落下风，2021年，“深蓝一号”的首次实验成功收获15万尾三文鱼成鱼，单条鱼平均重量超4千克，品质超过欧盟出口标准。

要知道，提升存活率和品质不仅仅意味着更高的经济收益，大黄鱼等高价值鱼种，往往需要大量杂鱼等作为饵料，减少这些高价值鱼的死亡，增加存活数量，意味着对环境的负担也会大幅降低。

实际上，国家在“十三五”规划中就提出”以质换量“的渔业发展思路，此后不仅总的捕捞量在下降，鱼类养殖产量的增速也在放缓，高品质、高价值的鱼类养殖越来越受到重视。

国家在规划与政策层面做出引导，在满足国人对高质量水产品需求的同时，渔业发展也会尽可能减轻对环境的压力。

如果，国人不是怀着对进取的追求，明白“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很难想象会有大量的资金和研发能力投入鱼类养殖，在客观需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三者之间实现平衡；

如果，一定要说在海洋枯竭这事上中国做错了什么，大概就是没有早点把“深海良田”和“大渔船”给造出来，早点把海洋养殖发展起来；

如果，当初能让向西方传播国人的态度与方法，保护好纽芬兰渔场的资源与生态，而不是竭泽而渔的疯狂捕捞，或许渔场的鳕鱼不至于大量消亡。

不过传播了也大概没用，毕竟是习惯了掠夺的海洋文明，存在固有的内核缺陷。

在蒲岐事件之后，有人再次走访当地，对影视资料和进出货清单进行了调查，发现当地已经找到了用近海数量巨大的速生种小型鲨鱼，代替保护品种大鲨鱼的方法。

并且蒲岐人通过升级生产工艺，改变了食客的食用导向。不仅将鱼翅成本降至30元一公斤，更不会对生态造成破坏。

但这么一条可持续的道路，却被所谓的环保调查员刻意扭曲，在文章中将小型鲨鱼说成“鲨鱼幼崽”，成为激起读者愤慨的又一有力“佐证”。

当地原想带领人民致富的老领导，在事件后也只能喟然长叹，黯然离开。

但就像此次面对“国信1号”的投用，一些媒体集体噤声一样，想黑中国变得越来越难了。

2021年8月，西方NGO“环境报告集体”发布了一份报告，称他们在中国南海调查了几年的“非法捕鱼”。尴尬的是，一无所获。

他们发现，中国是南海沿岸唯一主动严格限制传统捕捞业的国家。为了保护南海生态，国家甚至会给当地渔民发放补贴，促使其转行做生态旅游。

既然这个角度黑不动，他们又改口称，中国鼓励渔民在这里发展旅游业，是为了宣示对南海的主权。

总之，在他们眼中，中国做任何事都是错，任何事都带着阴谋。

这些年，我们近乎被迫看清，原来女权、环保、动保等等在国人心目中美好、单纯的概念，也能在一些利益集团的操纵下成为设置社会议题、牟取私利的工具。

甚至本来你做得很好的事，也能被别有用心者整成黑料。让进取者背负骂名，只因为你的进取妨碍了他的私利。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轻易被忽悠，但阴暗手段总令人防不胜防。

如何避免蒲岐的一幕再度上演？如何保护我们的“深海良田”和“大渔船”？

我想，大概还是得多造一些航空母舰。

什么，航母太高调？

渔政船好吧。

渔政船，10万吨级，核动力，能起降超音速科研飞机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