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促台军起义或投诚？见瓦解匪贼的敌工部

梧桐开始，和统结束，几年内或可能发生。

若论代价最小的，应该还是大部分台军以民族大义为重，识时务举起义旗投诚或反正。

当时仅仅靠我们写文章胡乱嘴炮预测，永远不会解决问题，和平解放岛内被愚弄欺骗那样多年的2000多万人民，并不是件敲锣打鼓就能完成的。

实际上，有人一直在默默无闻为此做艰苦危险有成效显著的工作，只是因为保密时效，不能过多宣传，真正印证了那句话：

我们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默默负重前行！

眼下的台海不宜过多解读，还是来看历史，因为有时很多场景真的会高度重合。

我党领导下的情报工作，以其出色的战绩，足以傲视苏联克格勃、美国的中情局、英国的军情六处和以色列的摩萨德。

由于情报工作的隐秘性，常人对我党情报工作的了解，大多是靠文学影视作品中得知。

比如，近年来的一些优秀影视作品《潜伏》、《风筝》、《风声》、《悬崖》、《暗算》、《伪装者》等的播出，让国人大饱眼福，直呼过瘾。

我们结合抗战时期，胶东八路军“敌工部”的一些公开资料，重点分析一下这事情。

一

敌工部全称“敌军工作部”，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根据敌情不同，曾先后称“兵运工作”、“破坏工作”、“敌工工作”、“联络工作”，也有一段时期称为“白军工作部”。

说白了，敌工部就是我军政机关设立的，专门负责开展对敌军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部门，是争取和瓦解敌军的专门工作部门，是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紧密联系的一条特殊战线。

早在我党建军初期，就本着瓦解敌军的原则，把敌军工作确定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1928年12月，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病。”

此后，红军制定了宽带俘虏的政策，把“不虐待俘虏”确定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之一。

1931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设立敌军工作部，1935年7月改为白军工作部，担负对白军的瓦解工作。

抗战前夕，红军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积极开展团结和争取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的工作，使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属部队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抗战爆发后，我党制定了“团结友军，争取伪军，孤立和打击日军”的敌军工作方针，明确敌工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瓦解日军和伪军。

之后，又单独成立联络部，主要负责对国民党军队的联络和策反工作。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设立敌工部，首任部长李楚离，后为王文学担任。

1938年12月，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设立敌工部，首任部长蔡乾，后为漆可昌。

这里要说一点八路军首任敌工部部长蔡乾的题外话。

蔡乾，1908年出生于台湾省彰化县，曾用名蔡孝乾、蔡前、杨明山。

他1928年4月当选为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常任委员，负责宣传工作。

1935年10月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反帝联盟（抗日联盟）主席。

抗战爆发后，蔡乾到八路军总部工作，随前总赴晋东南抗日前线。

1938年至1939年，蔡乾出任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

1945年，蔡乾被派遣到台湾，后被捕叛变，导致台湾隐蔽战线几乎全军覆没，造成我党历史上情报工作最惨重的破坏，三千多名情报工作和相关人员，被国民党蒋逆杀害。

1937年10月，八路军120师、129师分别成立敌工部。

1940年115师成立敌工部，首任部长潘振武，他是湖南武陵人，1926年投身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军团第4军司令部副官、第11、12师政治俱乐部主任、军团直属部俱乐部主任、第一师政治部敌军工作科科长、红一军团政治部抗日战线部部长。

潘振武担任115师敌工部部长前，是红一方面军骑兵师骑兵第二团团长兼政委。

在八路军系统，除情报处的五级情报网外，野战政治部所属的敌工部，从上到下也有五级敌工组织网。

第一级是野战政治部所属的敌工部；

第二级是师部政治部的敌工部；

第三级是军区政治部的敌工部；

第四级是军分区政治部的敌工科；

第五级是军分区在各县及战略要地设立的敌工站。

我党抗战时期的敌工，是一项特殊的工作，这项工作系统是一道看不见的秘密火线和战场，是抗战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开展敌工，是整个战略战术的必行措施。

早在1937年10月，毛主席就将对敌工作列为八路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中共山东省委也加强开展地方部队及部队的敌工。

罗荣桓率八路军115师主力进入山东后，由于罗荣桓本人就是十大元帅中唯一的一名“政工元帅”，因此，山东八路军敌工部的工作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也就顺理成章了。

以山东八路军抗战期间的胶东敌工为例，他们接受以往与敌人正面武力硬拼而失败的教训，欲扭转不利局面，必须打入敌人内部里应外合，方可以少胜多、以弱制强，方可降低损失。

胶东八路军敌工集统战、侦探、情报、宣传、瓦解、策反、锄奸、亲临战场等一身，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是胆识过人，置生死度外的坚强战士。

因为他们懂得，没有敌工，战争的代价、牺牲会更大，没有可靠的敌工、情报做基础，是不会有战斗或战役的胜利的。

早在1937年12月，胶东党组织尊照中共山东省委的同意指示，举行天福山起义前，中共胶东特委对当时国民党文登县政府的统战工作就已经展开。

当时特委派柳云光、于烺等人，面见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等，进行拉队伍共同抗日的宣传及交涉；牟平的贺致平等人，也在牟平向当地国民政府及军方渗透，争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1938年春，天福山起义创建的“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西去蓬莱、黄县和掖县后，在文登城设八路军驻文登办事处，由后来担任文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的田祥亭（又名田庄）任主任，开展统战工作，并以统战的名义秘密开展敌工情报等工作，不久由于抗战需要，“第三军”政治部正式设敌工科。

1942年7月，胶东军区成立，随着部队编制的改变，原“第三军”政治部敌工科逐步衍变为“五支队”政治部敌工科、胶东军区政治部敌工科、胶东军区敌工部，张昆、辛冠吾、郝香斋、吕仲华、张寄平等先后负责。

随着敌工的深入，整个胶东形成了一张较大的敌工情报网。许多日伪据点都安插了我敌工内线，有些村庄设立了秘密敌工据点。

各个敌工站点的负责人各自培养了具体的下线，下线工作人员则是深入敌穴，直接与据点、碉堡中的敌伪人员接触，他们伪装成伙夫、木工、瓦工、饲养员、采购员、保姆、士兵、电话技工、翻译等打入敌人内部。

这些内线人员利用工作之便，千方百计搜集情报，破坏设施，教育、瓦解、策反敌伪人员反正投共。

在敌伪据点、碉堡周边的村庄的可靠村长及村民，利用进入敌穴送菜、肉、粮、草等机会，与敌伪及内线人员接触，机智地里传外达，传递情报。

特别重要的是机修人员，他们通过故意制造出电话机、电话线等故障，从而堂而皇之地进入敌人办公室或家中，借维修之际搜取情报。

其中，机密情报的获取渠道之一，就是从严密注意敌人的生活物资及生活垃圾的入出多少及内含情况，来判断敌情。

比如，通过近期敌伪据点进入的车辆、武器、粮草、肉蛋等，判断敌人队伍人数及人员增减情况；通过武器储备情况，来判断敌人的备战“扫荡”计划。

他们在通过敌人的各种垃圾来搜集情报、计划动向时，办公室垃圾是重中之重。我敌工队员通过垃圾中的报纸、碎纸、信封、包装袋等东西，能够发现一些重要机密；有时通过一个不起眼的随笔文字、数字或号码等，就能发现泄露出天机。

比如，敌工队员们从一个、甚至是半个中文字，或者外文字母，或者商标，或者图标，或者所用运输车辆，即可以推断出敌人将准备使用什么名称、什么型号的武器、弹药。这样，我军就可以提前防范，减少伤亡。

尽管狡猾的敌人会把废弃的文字东西撕得粉碎再丢掉，但我们的敌工人员则非常耐心细致的将这些碎纸片一一拼接对好，有很多重要机密就是从敌人丢弃的这些碎纸片里发现的，幸好当时没有发明出碎纸机来。

在具体工作中，张孟浪负责各敌工站点情报工作的开展及汇总，及时与郝香斋、辛冠吾科长汇报，然后把上级指示和工作任务及时传达到各个站点。

张孟浪时而化装成药商、时而化装成布商、时而化装成教员，深入敌穴，亲探敌情，亲做瓦解、策反及锄奸工作。

1940年春，著名战斗英雄赛时礼，通过与先期打入敌人内部的军区敌工人员吴子群，与敌工联络站站长周继圣、联络员于永泉、姜亮等密切配合，成功策反迟文正、张希琴、刘传礼等14个队友，与之秘密赴文登山后王家村，参加了著名的东海第二次武装起义。

1942年，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示敌工人员王一民，利用打入伪绥靖总署第八集团军王铁相部，搞一部分军火；并责成西海军分区参谋长丛蓉滋代表我党我军，在湛寿春家里与王铁相进行了秘密会谈，双方最后达成协议：

由我军派一名干部进驻王铁相司令部，待机起义。

会谈后第八天，被押在监狱里的我党干部全部获释出狱。

1942年7月，东海军分区敌工股成立，张孟浪又担任东海敌工，与当地的敌工部门相互配合工作。

在1942年秋我军攻打腾甲庄据点、1943年秋攻打水道据点、1944年春攻打七里庄据点时，都是提前秘密入驻据点周边，利用内线特工人员，随时为我军提供情报，组织战场对敌喊话，用持续的大规模的攻心战术，瓦解劝降敌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44年底，胶东军区成立敌工部，编制上进一步升格，张昆任部长，辛冠吾任副部长，领导胶东敌工工作。

说起张昆来，就不能不提起著名的“日本八路”小林宽澄。

小林宽澄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从一名和尚，到一名侵华日军机枪手、俘虏、八路军战士、济南市外事办干部、医院副院长、日中翻译协会副会长、日中友好的使者……

1940年6月，小林宽澄在日本被征兵入伍，短期训练后，被派往中国山东的战场，当了一名机枪手。

1941年6月19日，他所在的日军小分队到胶东山区扫荡时，被八路军伏击受伤被俘。

由于受日本军国主义长期的宣传欺骗，小林宽澄认为做俘虏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

他被俘醒来后发现自己满头是血，旁边刚好有一条小河，就翻身跳进河里企图自杀。

几名八路军战士看到后，立即把他救上来，他挣扎着又跳下去，如此反复了三四次。

这时，他受伤的战友瘫在地上，向他喊到：“小林先生，老实一点吧。”

这时，冷静下来的小林宽澄想起了家里的父母和哥哥，心想难道自己就这么死了吗？

八路军战士一直对他很好，小林宽澄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他们把我放到担架上，抬到一个村子里，我的头流着血，他们帮我包扎起来，还找医生治疗。拿来中国饭菜给我吃，但吃完我又觉得很害臊。”

看到小林的衣服脏了，又给他换上了八路军的服装，还邀请他参加了晚会。

然而，小林宽澄并没有因此被感化，他曾两度试图逃跑。有一次凌晨，他跑出两三百米，但心想天亮了还是会被抓住，又绝望地跑回了炕上蒙头睡觉。

待小林受伤的身体复原后，被送到八路军胶东政治部敌工科。在这里，小林宽澄见到了从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的张昆科长。

张昆科长用日语给他讲述了日军侵华的真相，并给他带去几本日本共产党出版的介绍共产主义的日文书籍，一本是《论社会主义》，另一本是《论唯物论》。

几个月后，看到小林宽澄的伤养好了，他的态度也逐渐转变了，张昆便亲切地跟他说：“我教你中国话，你帮我工作怎样？”

小林宽澄在后来回忆说道，他从一名侵华日军到反战人士的转变，动机和过程很复杂，其中包括民族主义和真理之间的矛盾。

小林宽澄在张昆的帮助教育下，亲身看到了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对正义的追求终于使他战胜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于是向组织提出一个申请，表示自己想要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

张昆在向组织汇报同意后，便将小林宽澄送往延安进行学习。

1941年9月，小林宽澄完成了在延安的学习，回到了胶东，和其他被俘的日军小林清、布谷等人，组成了“八路军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并担任反战联盟的支队长和支部书记等职务。

加入八路军后的小林宽澄，与其他反战同盟成员一起书写、散发反战传单，在日军必经的村庄墙上写标语。他们还写慰问信、做慰问袋设法送到日军据点，在通往日军据点的电话线上接上耳机，给日军士兵打电话，劝他们放下武器，投降八路军。

由于小林宽澄所在的反战同盟，不断地对日军进行宣称活动，导致胶东当地的日军人心涣散，人人自危。

日军将领为了聚拢军心，日本军方便发出了高额悬赏令，想要以金钱为诱饵，让一些汉奸去干掉小林宽澄。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为了同盟队员的安全，八路军决定将他们隐藏起来，免遭伤害，便把小林宽澄送到了沂蒙山区沂水县的一位姓陈的武工队队长家里。

1942年，小林宽澄被调到鲁中军区政治部敌工科工作，由于他的工作积极、忠诚、勇敢，他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反战同盟鲁中支部副支部长。

1946年，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后出任山东省省委书记）的舒同，探望完成任务后患重感冒的小林宽澄，问他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小林宽澄听后高兴地说：“我愿意，我信仰共产主义。”他写了入党申请书，由舒同当入党介绍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小林宽澄任济南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干部，负责管理日侨工作，不少被俘的日军士兵、日本侨民，通过他回到了日本。

1951年，他调任内蒙古丰镇人民医院做副院长，同年在组织的安排下，与一名日本护士结了婚。

1955年，根据中日两国红十字会达成的协议，小林宽澄携家人回到日本。

在忙于生计的同时，小林宽澄仍不忘为中日友好奔走，他积极参加由在抗日战争中参加中国八路军、新四军的日本反战人士组成的“椰子会”，并出任该会的第三任会长。

2005年，小林宽澄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到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并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奖章。

2015年，小林宽澄以“八路军老战士”的身份，再次受邀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并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勋章一枚。

2016年3月26日，96岁高龄的小林宽澄，来到了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在毛主席的铜像前，他饱含热泪，郑重地向着毛主席的铜像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二

去年，由吴京领衔主演的电影《长津湖》轰动了中国影坛，无可争议第夺取国内电影市场的票房冠军，其中电影里的主角“伍千里”的原型就是李昌言。

在抗美援朝新兴里一战，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80师239团2营4连连长的李昌言，带队捣毁美军“北极熊团”团指挥所，缴获“北极熊团”团旗。

另一名叫李昌言的胶东八路军敌工干部，在抗战胜利后不久，被胶东军区敌工部派往国民党吴化文部潜伏，做他的投诚起义工作。

当然，有人说他们俩其实就是同一个人。但由于笔者手头资料有限，特别是这些资料大都是保密的，此李昌言是否是彼李昌言，实在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解放战争初期，敌整编96军军长吴化文错估了形势，追随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

作为原国民党西北军冯玉祥部下的吴化文是胶东人，在蒋介石的眼里属于“杂牌军”，在抗战时期也曾与日寇在山东战场上进行过血拼，甚至受到中共的赞扬。

国民政府在华北战场的收缩，让吴化文孤军难支，通过和戴笠沟通，获得了“暂投日伪，保存实力”的指示。其实是属于一个首鼠两端的人。

蒋介石发动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后，华东野战军主力由陈毅和粟裕率领，组成西线兵团，从鲁中通过鲁西南挺进豫皖苏，配合刘邓大军经略中原。

面对陈粟十几万西进兵团大军，国民党吴化文部竟然用一个团的兵力，就敢跟在后面紧追不舍，由此可见，这支“杂牌军”的势力一点不逊于国民党的嫡系主力部队。

在吴化文忙于参战的同时，我胶东军区敌工部委派李昌言，化名李三聚，打入吴化文司令部，对其进行策反工作。

当时李昌言的胞兄李正言在吴部任中校军需副处长，他为人忠厚，忠于吴化文，加上都是胶东老乡，所以深得吴化文的信任赖。

再加上李昌言和吴化文的太太林世英是中学同学，又是李昌言的姨表姐，所以李昌言很快便在吴部站稳了脚跟。

1947年的阴历四月，吴化文部由开封移防济南，增援潍县，5月林世英由徐州来济南，吴化文将潍县战役吃的亏说给她听。

林世英说：“张天佐被消灭，潍县鬼子建的工事也给打下来了，现在八路力量大了，你知道我不是共产党，但我替你害怕。”

此时，林世英每天和李昌言见一次面，李昌言常将各地战败消息告诉她，说是秘密电台得来的。

林世英回去和吴化文谈后，吴化文顿起怀疑，认为这些情况只有高级将领才知道，否则一定是八路方面的消息。

农历六月底，济南天气炎热，吴化文骗林世英说：“你无论如何要想法子给我找个出路，将来好不当俘虏，你如知道八路地下工作人员地址，叫他来见见面。”

林世英喜出望外，找到李昌言连说：“成功了！成功了！”

李昌言却不敢苟同，劝她切勿轻信受骗，千万要注意，不要吃亏。

在过于兴奋的情形下，林世英把李昌言的一些蛛丝马迹和吴化文谈了，吴化文听后默不作声。但第二天喝醉了酒回家后，向林世英发脾气道：

“你我多年夫妻，你今天真是共产党？我风里雨里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剿共。你如果和我还是夫妻，就招出李昌言住址，否则就此……”

林世英坚决的答道：“我就是共产党，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吴化文拔枪欲射，

吴父连忙抢进门来，将枪夺下。

七月底吴化文借口“部队即将南下，我同空军闹别扭，今后情况紧张，空运不便，故你们先走。”决定将父母、妻子、儿女送往上海。

林世英无奈之下离开济南，李昌言便写了一封匿名信给吴化文，内容主要是警告他，促其醒悟。

8月2日，吴化文急忙找到李正言，很客气地说：“我部队内发现匿名信，很可能有人暗算我，在目前形势下，不得不与他们拉关系…你知道有个名叫李昌言的同乡吗？他如有胆量，我们见见面，无胆算完。”

次日，一身是胆的李昌言便来到了吴化文的办公室。吴化文很是吃惊，过了两个小时后，辞退左右，将门窗关上，静悄悄地会见了李昌言。

吴化文客套了一番后，逐渐转入正题说：“和我联系你是否能保守秘密？”

李昌言回答说：“我保证能保守秘密，吴军长能深明大义，我一定能将你的意思转述给我军首长。近日我就要回去，军长是否能给几张谍报证？”

随后，李昌言拿着吴化文签发的证件，身着便衣出城，第一时间向上级进行了汇报。

为了争取吴化文，济南市委得到华东局和山东兵团首长指示后，成立了争取吴化文起义领导小组。

1948年8月初的一天中午，代号124的地下情报员辛光得到单线领导黄志平同志的通知，马上返回机关。

按照指示，辛光换上便衣，带好所有证件，和黄志平一起来到市郊南山中共济南市委所在地，参加了由市委书记张北华主持召开的紧急会议。

李昌言用一口浓浓的胶东口音，介绍完这几年在吴化文身边潜伏的经历。

副书记蒋方宇布置说：

“市委决定派黄志平同志为我华东野战军的军代表，辛光同志为黄志平同志的助手，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进驻吴化文司令部。昌言同志暂时不要暴露身份，有时还要以吴化文的心腹身份出现，帮着吴化文说话。上级批准你们三个发生横向的关系，成立党小组，由志平同志任组长。

谭震林政委还说，对吴化文要求不能太高，在战斗中他能让开一条路就不错了。

现在摆在吴化文面前有上中下三策：

上策，按他信上所说的，由他在内部单独解决济南问题；中策，让出阵地或通道；下策，是顽抗到底。”

曾定石接着话茬说：“虽然你们三位同志深入虎穴，但也不是孤立的，华东局饶漱石政委很关心此项工作，他要经常听汇报。我们外部也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组长就是方宇同志，另外有饶政委的秘书和我。”

说着，他把一本电报密码本交给黄志平，“这是我们搞的电报密码，是乱码。给你们一本，另一本在方宇同志那儿。电文用这两个本子上的乱码编译，其他人谁也译不出来。你们进入吴部后，首先争取弄到一部电台，这样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天不亮，三人小组便启程进入到济南市区，装扮成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趵突泉西邻张家花园会见吴化文，并从吴化文那里接到电台。

电台架设在吴公馆西南角的小平房里，他们三人围坐在桌子旁译出电文：“吴化文将军：请注意十六日和十七日。”下面落款是陈毅和饶漱石的代号。

就这样，靠着一部电台，敌方的情况得到及时传递。

在虎穴中潜伏的我方三人情报小组，一直与吴化文翻来覆去的态度周旋。

有一天晚上，三人决定召开党小组会议，分析吴化文的动态，商讨对策。他们攀上楼顶，俯瞰着将要被我军解放的济南城，心情无比激动。

党小组长黄志平宣布开会，他说：“我们的处境十分严峻，可能会被杀害，但未经批准我们不能撤退，倘若马上撤退，就等于逃跑。”

“对！”李昌言也坚定地小声说到。

黄志平接着说：“我们现在不但不能撤退，而且还要像膏药一样紧紧贴在吴化文身上。现在请同志们起立，举起右手，面对万家灯火的泉城人民宣誓：为了济南的解放，我们准备献出一切，甚至不惜牺牲我们的生命！”

三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在李昌言等三名我军敌工干部的积极争取下，吴化文于8月29日送去密电码，与济南市委沟通电台联系。但时时不忘保存实力的吴化文，思想极为复杂，多次徘徊反复不定。

功夫不负有心人。吴化文在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周密安排下，从极度矛盾的思想状态中解脱出来，在其发动战场起义的天平上增加了重重的砝码。

1948年9月16日夜24时，华东野战军发起了济南战役，按照原来的约定，西线兵团没有对吴部发起攻击，而是等待吴举行战场起义，配合我军行动，可吴部一直按兵不动。

吴化文的摇摆直接影响了整个济南战役的进程，时任华野济南战役西线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认为，对于来回拉锯的吴化文来说，不对他施加一定的军事压力，是难以推动他最终走向革命道路的。

18日夜11时，华野西线部队对吴部发起猛烈攻击，用大炮向吴化文发起了喊话，在短短20分钟内将其在簸萁山义合营的守军消灭，死伤600余人。

由于吴化文的炮兵阵地设在司令部大院里，炮兵开火十几分钟后，我军的炮火就跟了过来。炮弹一个接一个呼啸着在司令部大院周围爆炸。

顿时，司令部大院里硝烟弥漫，飞沙走石。大地在颤抖，不一会儿，电线被炸断了，整个司令部大院一片漆黑，人喊马嘶乱作一团。

吴化文厉声质问李昌言三人：“你们口口声声欢迎我退出内战，你们就这样欢迎？！”

黄志平将局势向吴化文讲清后，最后通告他：“我再一次忠告你，北上增援不会成功，邱清泉想八月十五日来济南赏月是白日做梦！我奉劝军座还是执行我军命令，否则将会影响我军整个战役的进展。倘若你的96军不执行我军命令，最后必将被全歼！”

在一场紧张激烈的争执后，最终吴化文的理智战胜了怒火，连声说：“撤出阵地！起义！”

为了表示起义的诚意，吴化文提出：“请你们把我的父母、太太、子女全部送到解放军司令部去！”

偏偏这时电台遭遇故障，黄志平、辛光、李昌言立即奋不顾身，冒着双方炽烈的炮火，穿越布雷区到达西线兵团司令部，宋时轮司令员听到汇报后，西线全面停火。

19日拂晓，黄志平、辛光、李昌言返回吴部，向其转达了兵团首长指示：希望吴明察大义，归向人民，走光荣起义道路。

此时，吴化文真切地感到，只有率部起义才是唯一出路。

当天晚上9时，吴化文在孔家营房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宣布举行战场起义，率领两万余人撤离战场。

济南解放后，黄志平、辛光、李昌言三人被华东军区、中共济南市委分别授予一等功和特等功！

吴化文率国民党整编96军两万余人战场起义后，毛泽东主席亲自发电，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宣布：吴化文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吴化文为军长。

1949年渡江战役发起后，吴化文率领第35军作为先头部队，迅速占领了南京。其中第一个杀入南京“伪总统府”的，是第35军103师部直属侦察连和104师312团3营。

想当年，蒋介石靠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起家，没有想到22年后，是国民党起义部队一把扯下了其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旗，升起了解放军火红的战旗！

以正义、真理瓦解敌军，是我党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作战方式，依靠的是正义和真理的力量，争取的是人心向背，分化的是敌人阵营，体现的是我党领导下人民军队政治上的先进性和感召力。

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既是我党我军军事斗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又是我党我军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的胜利。

“敌军工作部”这一伟大的创举，将永远载入历史的史册！

台军的反正、投诚或起义，都是正确选择，我们一直鼓励和赞赏，负责这些工作的，就有新时代的敌工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