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政策现重大变化，情况正在好起来，对中国未来应抱持积极期待

作者：京南

本文转载自：杭子牙

6月2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优化调整风险人员的隔离管理期限和方式，将密切接触者、入境人员隔离管控时间从“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7天居家健康监测”调整为“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天居家健康监测”。次日，工信部宣布从即日起取消通信行程卡“星号”标记。该两项调整连同不少省市取消常态化核酸检测，以及国务院此前点名通报过度防疫、明令九不准等，被视为中国因时因势优化防疫政策的积极变化。

外界之所以异常关注中国防疫政策之变，一方面在于中国体量之大，牵一发动全身，政策影响已经只能从国内看，还要从国际层面看到其“外溢效应”，上海因疫情封控的两个月，不仅对中国整体经济造成很大冲击，也严重影响着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另一方面，则在于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国社会整体上因防疫疲态尽显，不仅经济民生成为越来越多人不可承受之重，社会心理层面也愈发无法忍受防疫之下的诸多不确定性，对未来的预期与信心也随之明显下降。

在看到中国防疫政策出现积极变化的同时，回看过去一段时间引发舆论普遍关注的事件，其中不同程度暴露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不得不引起重视，而理清这些问题，也是中国接下来更好精准防疫、走向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首先，对社情民意的把握有待进一步提升。

从上海宣布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到北京的“未来五年”争议，都不难看出，管理者对社情民意的把握有待进一步提升。虽然从城市管理的维度看，上海是打赢了保卫战，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沉重的，很多人至今没有从疫情的阴霾中走出来。而北京的“未来五年”，虽然事后证明是一场编辑乌龙，但这个乌龙能发生，至少说明一些人对普罗大众的承受能力极限，与持久战中的心态缺乏敏感度。

早在200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问香港时，在香港礼宾府讲话中这样说，“我因为在中国搞经济，半个世纪多了，50多年了，我对于中国经济的每一个脉搏的跳动，我都还是听得出来的。”对今天各地的执政者而言，也需要“听得出来社会脉搏的每一个跳动”，或者至少对疫情之下公众的普遍心态抱持着同理心，并适时调整与社会对话的方式，逐步增进官民互信。

其次，地方在防疫过程中如何守住法治的底线，理清公权力的边界。

此前引发舆论普遍关注的河南郑州红码事件，虽然官方给出了调查结果，但该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仍严重冲击着社会大众的底线。该事件之后发生的丹东父女袭警案，其中暴露出的公权在防疫过程中不断模糊边界，甚至侵犯民众正当私权的问题，亦再次引起舆情沸腾。虽然郑州红码事件与丹东袭警案彼此孤立，但又都通过舆情共振的方式，表达着人们对一些地方以防疫之名滥用公权力的不满，以及对防疫过程中如何守住法治底线的热切呼吁。

6月24日，被称为“中国律师界良心”的知名律师张思之去世，不少人纷纷通过转发的方式，来表达对中国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前景的关注。尤其是张思之生前那句“人权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成为很多人争相传播的“金句”，而此番追悼的一个大背景，就是地方上屡禁不绝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为了讲政治动辄层层加码、一刀切，置民众的基本权利于不顾。

最后，在算大账的过程中不能低估民众的小账和具体账。

在上海疫情最为严峻的4月，《香港01》在《上海疫情｜“算大账”正在消解具体问题》一文中曾写道，“对决策层来说，算大账、算总体账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与官方‘算大账’以及制度之争、文明之争等抽象表达相对应的，则是民间舆论场更为具体且琐碎的需求与问题。比如正处在封控中的上海，民众最迫切的需求是基本的物资保障和供应，是看病的需求能被及时满足，是能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但目前，抽象的制度之争、文明之争，以及统一性的‘算大账’、‘算总体账’，却在消解乃至盖过这些具体问题。”

虽然目前上海疫情已经告一段落，上海全市也已解封，但放眼中国，各地民众的小账和具体账的紧迫性、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封控中的上海。经济下行的压力，就业的压力，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破产的压力，房地产的压力、规模性返贫的压力等，都在集中涌现。2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考察时提到，“（要）防止发生冲击道德底线的事，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可见整体形势之严峻。

常言道，“大发展小问题、小发展大问题，不发展全是问题”，过去一段时间，各地不断发生引发舆情沸腾的事件，给人造成一种“全是问题”的错觉，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不发展”或者更准确来说是经济下行带来的。越是在这样的阶段，越要抱持同理心，越要守住法治的底线，越要避免假大空。

所幸，经历过轮番局部疫情的冲击，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本社会共识正在重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政治语言中又开始回归，“发展是解决我们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也成为自上而下反复强调和巩固的破局之道。而随着防疫政策的调整与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稳信心、稳预期的源头活水，再结合对以上三个方面问题的总结反思，人们有理由对中国的未来抱持积极期待。当然，如何效挽回社会信心，仍需更有效刺激和体制内外的积极互动与持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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