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抱有幻想到全面抗战：七七事变后的关键十日

作者：周渝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7月上，原标题为《卢沟晓月，雾掩庐山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有删节

卢沟桥，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桥；

最后关头已临到，牺牲到底不屈挠。

飞机坦克来勿怕，大刀挥起敌人跑；

卢沟桥，卢沟桥，国家存亡在此桥。

⋯⋯

快快拼起民族命，最后胜利是吾曹。

卢沟桥，卢沟桥，立功报国在此桥。

——卢沟桥歌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驻守在北平宛平卢沟桥上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士兵，照片中可以清晰看见他头戴英式钢盔，身后背着一把大刀，为第29军的标准装备

消失的士兵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有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但也有人认为“失踪”的确属实，是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

日本学界有种观点认为志村菊次郎的确在7月7日夜离队解手，黑暗中因走向与部队相反的方向，故而误了归队的时间，但不久后就找到其所在部队，而此时日军已向中方提出进城搜查的要求。耐人寻味的是，事件并未因志村的归队而平息，作为局中人的志村也跟着部队继续寻找那个“失踪士兵”。

紧接着，日方收到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回复：“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军未经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致起误会。惟故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按理说，中方的态度已经很配合了，但问题在于日军不完全是为解决问题而来，士兵失踪好像让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理由，一定要好好利用，继续与中方强硬对峙，当时已是7月8日凌晨2时，双方剑拔弩张。

我们常说“七七事变”，顾名思义地认为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于7月7日。实际上冲突爆发的时间是在1937年7月8日凌晨。

那个深夜，带头挑衅的日军队长一木清直声称部队遭到中国军队射击，并报告给他的上司牟田口廉也。牟田口这个蛮横的皇道派大佐当即给一木下达了“被敌攻击，当然还击”的命令。尽管多年来中日双方对谁开的第一枪问题上争论不休，但牟田口这个命令无异于下令开火，其战争责任不可推卸。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挑衅，驻守在卢沟桥头的第219团团长吉星文一夜未眠。吉星文是河南扶沟人，因儿时受到族叔吉鸿昌的影响，自幼怀有从戎报国之志向，1922年随吉鸿昌投效西北军。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第219团营长的吉星文曾带领全营官兵绕袭敌后，击退占领王家村、瓦房村等地的日军，因功被提升为219团团长。1937年的那个雨夜，他将再次走上历史前台。

7月8日凌晨3时30分左右，吉星文接到了副军长秦德纯发来的指示：“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得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吉星文接电后当即回复：“请长官放心，吾团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卢沟桥不是吾人之坟墓就是敌人之坟墓。”

一木清直终于按捺不住，欲强行入城，被吉星文当即拦阻，宛平城外顿时枪声四起。随后日军又炮轰219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指挥部，当场炸死士兵2人，炸伤5人。面对入侵之敌，吉星文团立即奋起还击，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1937年7月8日，驻宛平县城的中国第29军第37师，疾奔应战，支援卢沟桥守军吉星文团，抗击发动七七事变的日军

战斗刚开始，日军迅速派兵杀害了我军在桥头堡的执勤官兵，并占领桥头堡。为保卫卢沟桥，吉星文赶赴位于最前线的第3营金振中部，向该部发表了坚定的抗日宣言，并亲自挑选了150名精壮官兵，组成敢死队。敢死队被编成5个组，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悄然向桥头堡进攻。队员对地形十分熟悉，加上第29军中向来重视武术训练，他们很快摸上桥头堡，乘拒守的日军还比较少的时机一举将其歼灭，夺回阵地。日军失去桥头堡后以轻重炮向我守军猛烈轰击，由于吉星文团拼死抵抗，首次激烈冲突之后，中日双方进入打打谈谈的阶段。

或许当时连吉星文、金振中以及驻守桥头的第29军219团的将士们都没想到，7月8日的雨夜，他们坚定的抵抗意志已为中华民族揭开了卫国战争之序章。

战和之间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本营首先吵开了锅，日军高层对战事的主张分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当初作为九一八事变始作俑者之一的石原莞尔此时竟成了“扩大派”的反对者，他甚至提出日军立即停止冲突，让在场“扩大派”军人瞠目结舌。8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支持所谓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方针的一派占据优势。但也正是这个信息麻痹了中方领导层。

1937年7月19日，寻求和平解决七七事变冲突的第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中脱帽者）由天津返回北平

直接当事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同样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认为冲突可以靠和谈解决。宋哲元之所以有此自信，主要是在北平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日本驻屯华北的军队主力为混成第4旅，共6000人左右。而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第29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事变爆发后，他严令29军坚守卢沟桥，并将事变向南京报告。

同时，也派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军交涉。9日，宋哲元当局与日军达成协议：第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第二，日军撤退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撤至右岸；第三，卢沟桥守备由河北保安队石友三部担任。北平形势看似转危为安，宋哲元也认为在守住大原则的情况下息事宁人是最好的。但就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天，各方媒体纷纷报道，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有日军部队出现，携带有大炮、坦克等向卢沟桥前进。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最激进的主要是关东军，半年多前的绥远抗战让关东军一度吃瘪，终于等来这次“机会”，当然要亲自上阵，把“支那驻屯军”乃至整个日本军部绑上战车。大井村五里店等处被日军占领，平卢路也瘫痪，关东军来者不善。

果然，到了11日，日军的大炮就对准宛平城一带轰击，造成不少平民伤亡，吉星文将城内居民向城外比较安全地带疏散，自己也在炮击中负伤。随后，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等处也燃起战火。日军的飞机开始在北平上空频频出现，四处侦察。日军这么一打，平津当局在交涉中姿态放得更低了，与之达成协议，即：一、第29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二、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三、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宋哲元是打算向日军让步妥协了。

蒋介石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相信日本关东军必会增援日军华北驻屯军，要第29军加紧备战。次日中午，蒋又电话告知秦德纯，“据确息，关东有五列车今日上午十一时到达天津与塘沽之间，请注意。”同时致电宋哲元，要他对卢沟桥的日军就地抵抗。从解密的第一手电文和手令来看，难免会觉得北平当局软弱，而身在南京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深谋远虑，知道全面抗战关头已来到，一再督促29军抵抗，不要再做和平幻想，着实高瞻远瞩。如此下定论恐怕还太早，翻开蒋介石的私人日记，委员长会亲自告诉你，他的强硬态度并非为了要和日本人大干一场，而是打着另一个算盘。

七七事变期间，利用步兵炮抗击日军的第29军士兵

以战止战

前文说过，七七事变真正爆发冲突的时间是7月8日凌晨，蒋介石接到消息的时间自然也是8日，但他与宋哲元一样，都没有意识到全面战争会打响。蒋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日本人在卢沟桥挑衅，是想达到逼我屈服的目的？第二，或许他们是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第三，现在是与日本人决战的时候了吗？最后他还是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全面战争不会爆发。

七七事变发生后，第29军士兵在北平城内用沙包构筑防御工事

7月9日的日记显示，蒋介石将卢沟桥事变看作一次与日方博弈的机会，之所以要用强硬姿态唬住日军，是想“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蒋介石“积极运兵北上备战”“准备动员，不避战争”等计划的动机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意识到卢案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真的在积极备战。其二，备战的目的是为了像绥远那样，好好地打一场局部战争，打赢了即以外交手段迫使日本从丰台撤兵，再干掉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结合现有史料来看，第二种可能性高于第一种。10日，蒋介石得知日军反攻卢沟桥后，在日记中云：“惟我已积极运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11日至13日，蒋介石发给北平的电令几乎都是寸土不让，不要做和平幻想，不要避战等等，态度颇为坚决。但在他自己留下的日记中，这一系列动作又显然不是真正的在准备全面抗战，而是想以战止战，火中取栗。

蒋介石将七七事变视为中国在华北问题上重新立于主动地位的机会，对宋哲元保守避战，生怕扩大事态的态度尤其不满。他始终相信日本挑衅的目的在于华北，而不会波及整个中国，日方增兵是为了迫使中方屈服，所以他偏要出兵华北，甚至不惜在华北打场小仗，只要中央军大军一到，日方或许就会停战。这种莫名的自信持续到12日才出现变化。这天，蒋介石接到情报，得知日本内阁宣言决定支持增兵中国，关东军也已抵达天津，他终于意识到卢案引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做出七七事变“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的推测，但仍坚持“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

箭在弦上

7月12日夜到7月13日晨，日本“支那驻屯军”高层与国民政府的领导者蒋介石都彻夜未眠。13日凌晨，日方参谋会议连夜草拟的《七月十三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出炉，其中有增援部队到达后，“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的计划。蒋介石经过一夜的考虑，也在13日决定：抽调高射炮部队增援，弹药武器立即启程送往华北。外交方面，他已经于两日前与英国大使说明运兵北上的原因是“日本关东军进入天津、丰台作大规模之战争，故不得不运兵预防”，打消列强势力的疑虑。接下来就是要发表对日宣言，公开中央军进驻保定的消息。

事态发展至此，日本与南京的态度都转向强硬，唯有处于风口浪尖的北平当局成了主和派。13日，中日双方在永定门外发生冲突，“支那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乘机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七项要求：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撤去驻在冀察的排日中央系统各机关；四、撤去冀察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和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七、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可以说完全是个城下之盟。

针对事变恶化，第29军高层召集会议，会上主战派与主和派发生争执，最后张自忠等主和派占了上风。平津当局最高负责人宋哲元也是倾向主和的，他在会后的公开谈话中说了一通大道理：“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做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任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也。”

1937年7月8日，驻宛平县城的中国第29军第37师，疾奔应战，支援卢沟桥守军吉星文团，抗击发动七七事变的日军

对北平当局一系列妥协政策，南京方面大为惊骇，当天军政部长何应钦就给宋哲元发出紧急电报，告知“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催促其到保定去作战。同日，宋哲元还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文：“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许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伪政权）。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国家与个人之人格……”

南京方面的态度不仅是催促第29军作战，从13日起，驻扎在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队陆续收到蒋介石下达的正式动员令，命令这些地区的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铁路沿线集结。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也收到防卫津浦路北线的命令。此外，平汉、陇海、津浦三个铁路局奉命集结军用列车，所有轮船公司也将船舶回航到指定地点待命。局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最后关头

庐山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名山，南京酷暑，适合避暑的庐山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夏都”。从1937年6月23日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名流巨卿们，相继收到一份特殊的请柬，邀请他们到庐山开会。按照原计划，7月15日起的一个月内，分三期邀请200余人到庐山参加谈话，目的是为了征询各界对内政外交的意见。但因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的炎夏，齐聚庐山的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已没有游览避暑胜地的闲情，空气布满紧张的气氛，大战即将来临！

7月15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这一天，蒋介石接到北平宋哲元的来电，得知宋有想放弃天津的意思，蒋严令制止。

7月17日，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现场气氛严肃，主席台两旁“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对联格外醒目，所有人的关注点都聚焦在委员长蒋介石身上。一身戎装的他以激扬的言辞发表了头一天起草好的抗战宣言。对于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表明立场，任何解决都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因为“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宣言中，他总结了自九一八事变到塘沽协定后的教训，中国已无路可退，言明我们希望和平但不要苟安，我们决不求战但随时准备迎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宣言

7月20日，庐山抗战谈话一经公开发表，全国哗然，充满抗日热情的军民士气为之一振，纷纷表示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战。但另一些对抗战前途持悲观态度的人士认为此宣言将使中国大祸临头，“低调俱乐部”的一干文人、政客甚至将蒋介石等力主抗战救亡的论调讥讽为“歇斯底里的风气”。

从7月7日夜的日本士兵失踪案到7月17日庐山抗战宣言，是中日两国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

抛开自七七以来半个多月的打打停停，北平真正的激战只有4天。从7月25日晚起，大量前来增援的日军对廊坊第38师发起攻击，次日进攻广安门，北平形势急剧恶化。7月27日，蒋介石已经预料到北平凶多吉少，并开始郑重考虑“万一北平被陷，则战（宣战）与和（停战）以及不战不和（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国策”。这一天夜晚，第29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奉命抵达南苑，与副军长佟凌阁部署与制定作战计划。次日早上8时，日军对南苑展开了猛烈进攻，在空中与地面炮火支援的掩护下，日军第20师团高木义人旅团迅速攻至南苑机场。赵登禹闻讯，急忙赶往机场督战。第29军以大刀闻名，但此次面对强敌，仅凭血肉毕竟不能筑成真正御敌的长城，日军猛烈炮火攻势下，第29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入南苑主阵地，赵登禹也接到撤入北平城内的命令。

佟凌阁，第29军副军长

由于汉奸出卖情报，赵登禹撤退的路线被日军获知，“支那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事先进行埋伏。28日中午12时40分左右，当赵登禹将军的车队途经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伏兵的袭击，赵登禹身中数弹，不幸牺牲。同日，第29军副军长佟凌阁将军率200余人撤退至大红门附近，忽然枪声四起，埋伏于此的日军展开攻击，混战中，佟凌阁腿部被日军的机枪射中，血流如注。卫士劝他先撤下火线，利用庄稼地撤出日军包围圈，但佟凌阁心系随行学生的安危，拒绝了这一建议。一场血战下来，佟凌阁身边仅剩数十人，祸不单行，部队刚突围至时村就被日本关东军飞行团的轰炸机发现，遭到猛烈轰炸，正在指挥作战的佟凌阁不幸头部中弹，当场牺牲，甚至没能留下一句遗言。而在其殉国后，报纸误将“佟凌阁”写成了“佟麟阁”，此名一直误传至今。

南苑失守，赵、佟两位将军殉国，宋哲元撤离北平……一连几天南京接到的都是坏消息，蒋介石闻之焦心如焚。29日，北平沦陷，第29军被迫撤离北平。同一天，天津也被日军占领。消息传来，蒋介石哀叹“可悲孰甚！”平津相继沦陷，举国震动，也使蒋介石意识到抗战之必要，彻底放弃和平幻想，明言：“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赵登禹，第132师师长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再由华东蔓延华南，中国并未如山杉元所断言的那样，一个月就被征服。北起卢沟桥，南至惠通桥，一寸河山一寸血，抗战从未停止，直至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最后，说说七七事变中几名日方关键人物的结局，罪魁牟田口廉也，二战后以战犯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3月被释放回国，死于1966年；侵略卢沟桥的急先锋一木清直，从侵华战场打到太平洋战场，1942年在瓜岛的泰纳鲁河口之战中，一木清直支队遭美军围困，一木本人于绝望中切腹自杀，该支队全军覆没；“消失的士兵”士兵志村菊次郎，七七事变后还是冲锋陷阵的士兵，一直活到1944年，随部在缅甸作战时被中国远征军击毙，这个影响历史的小人物终究还是成为昭和战争的祭品。

END

作者 | 周渝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7月上，原标题为《卢沟晓月，雾掩庐山走向全面战争的关键十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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