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奴隶制幽灵的现代面目

文 | 张一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美国有着漫长的蓄奴史。据统计，1525年至1866年间，累计有超过1250万非洲人被贩运到美洲从事强迫劳动。美国的发展史，浸透着奴隶的汗水、血泪和生命。

2019年8月24日，美国弗吉尼亚州汉普顿，人们在海边参加仪式，纪念第一批被奴役非洲人抵达英属北美 刘杰摄

　　早在北美大陆作为英国殖民地时期，当地社会便已将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生产方式完全内化，北美革命的根本动力是放手与母国争利。使用奴隶被认为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利润的“最佳选择”之一。奴隶不被赋予基本人权，因此不必为其承担基本生存以上的物质成本。奴隶不被允许拥有复杂情感，因此不必为其提供用于生产以外的精神愉悦。甚至当奴隶数量足够多时，奴隶的重伤、死亡对于资本家而言也不过是“机器报废”。

　　欧洲宗教革命之后，新教各派都试图解决一个基督教世俗化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普通人如何确定“我已被上帝选中，将在死后进入天堂”？加尔文派提出了一个“无限增加被上帝选中概率”的方案，即增加财富。它宣称，劳动致富是普通人荣耀上帝的途径，事业越成功，财富越增加，被上帝选中的概率越大。其自然推论是，事业不成功的穷困人群当然是上帝的“弃民”，因而无足轻重，死不足惜。如此，新教伦理便与资本主义精神发生了实质性关联，前者为后者提供宗教合法性，后者为前者提供世俗合理性，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为资本家卸去了奴役人类的心理负担。作为当代加尔文派的大本营，美国资本家对成为“选民”有着天然向往，对奴役“弃民”心安理得。

　　显性奴隶通常是最受正义之士和国际组织关注的对象，但若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和种族主义等奴隶制的思想根源来看，美国政治精英一再自我标榜的“民主、自由、平等”精神只是美国政客和资本家炮制的统治策略，他们真正分配给美国人民的角色是隐性奴隶。

　　首先，美式民主的本质是让富人永远掌握权力，保证美国的政治权力落入富人圈子或被富人严密操控，并以此维护其阶级利益。拥有更多财富的人可以操控主流媒体、收买地方政府、控制选举流程，使国家公器永远在各大富豪之间“左进右出，右进左出”。普通民众看到权力没有固定在某个人或者某个政党手中，却容易忽略权力始终固定在垄断资产阶级手中。

　　其次，美式自由的本质是让富人永远掌握财富，美国狂吹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对人民的好处，是试图将财富固定在特定人群手中。完成了财富原始积累的垄断资本家们不仅拥有更强的能力抵御经济风险，还有更多的渠道使钱生钱。资本家决不允许国家权力过多干预他们在市场上的自由发挥，采取限制贫富差距的政策，或完全接管核心产业。他们惯以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使普通民众认为，在被允许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自己的悲惨境地是自身能力和努力不足的结果，却忘记了自己没有“不被剥削”的自由。

　　如果说强迫劳动和阶级剥削尚在美国国内治理范畴之内，那么美国对国际秩序蓝图的设想则关乎全球亿万生民。早在冷战期间，美国便开始构建“霸权稳定论”，试图以维护国际秩序的名义掩盖其奴役全球的真实意图。

　　冷战结束后，美国宣布“历史终结”，为求资本增值肆意践踏他国尊严，不断扩张势力范围。

　　在美国的理想世界蓝图中，美国以军事基地、美元和意识形态维持绝对优势、无限财富和至高权威；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美国赐予的合法性下充分享有体系红利；与美国积极合作的盟友、伙伴国家通过依附制度性特权，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广大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国家提供资本增值所需的各类条件，包括物质材料、低端服务和消费市场。

　　因此，同属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五眼联盟”不断扩张其功能性合作的范围，并在舆论与政策上保持高度一致；欧洲国家既追求战略独立，又暂时不敢脱离北约体系而独立寻求安全保障；美国制定“印太战略”，发动印、日、澳与其组成四国机制共同制衡中国，但该机制的军事功能却被美、英、澳组成的奥库斯（AUKUS）联盟意味深长地分走；发展中国家逐渐认清美国本性，团结程度上升。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对世界民心与国际形势闭目塞听，汲汲于趁优势尚存之际维护其霸权地位。

　　随着美国逐渐从相对衰落走向绝对衰落，霸权红利将愈发减少而维持霸权的成本却将日渐攀升。美国资本家不会以长远的态度对国家整体发展顾全大局，放缓剥削和扩张。同时，为了占有尽可能更多的廉价资源和利润空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将更加紧张，一方面，盟友、伙伴国家的既得利益者身份可能因长期无法“分红”而名存实亡，对美国产生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强烈地要求改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刊于《瞭望》2022年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