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2年7月7日，英国伦敦，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唐宁街10号外发表讲话，宣布辞职。视觉中国 图
这些事件看似互不相干，实则反映出一个共同现象：民众对现政府或政权的不满达到冷战后的最高点，各国内部意识形态差异高度分化，传统政客和政党已无能解决目前的各类挑战。可以说，全球众多地区已进入因社会群体分裂所引发的社会持续动荡的新阶段。催生这种全球性现象与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初代全球化陷入僵局
另外，以美国好莱坞和麦当劳为代表的西方软实力文化被推广到遥远的异邦，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被迫或主动发展从来料加工到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当全球化背景下主要经济体“欣欣向荣”时，学术界开始忧心忡忡地关注所谓国家主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它日益被地方团体、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分享或剥夺，不过也有相反的探讨认为这不足为虑，世界即将进入一个“美丽新世界”。
然而，大约20年后，自2010年代起，西方开始担忧全球化的所谓“双刃剑”作用，在其宣传下，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信奉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所谓“赢家-输家”的叙事逻辑，这一逻辑认为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全球化使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被日益边缘化——经济发展受阻、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数字鸿沟等族群分裂加剧、环境污染日重、全球气候变化带来了更多生态灾难……总之，它们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失败者”。
那谁是最大的“赢家”？新兴国家。这些起自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群体在全球化浪潮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球化最大受益者——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乐观的社会情绪、亮丽的经济成长数据、教育获得越来越多的投资……一切似乎都在良性循环的轨道上。
然而，自2010年代以后，曾经被西方大肆吹捧的基于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慢慢失去往日的荣光。以2017年美国特朗普上台执政为标志，初代全球化不但自此失去最强大国家的推动，而且遭到其最大的伤害——特朗普政府断然退出各类多边机构并发动“关税战争”，并由此催生了全球化早期所不敢想象的主要大国和国际力量的经济保护主义——以各种名义。
如今，全球化不再被国际社会主流学术、媒体和政客所谈论，它被其他概念所取代，诸如“碎片化、地方化、集团化、原子化”等含义不明的词汇。
尽管许多人不同意全球化已经没落，但可以肯定的是，冷战结束后发生的势头迅猛的初代全球化已经逐渐僵化，它或许正在浴火重生，但如今全球各国在意识形态争议和地缘政治对抗情境下，初代全球化在被不同规则、价值观、区域经济自由化和非关税技术壁垒的竞争所损害，这种竞争带来的不会是可预期的稳定性，而是未知。
全球主要大国的社会分裂现象加剧
接二连三的社会突发事件和经济发展颓势催生了许多国家的民粹主义乃至民族主义。在如今世界的主要大国中，这种现象均已无法避免，或已成为了现实。美国最近的民粹主义肇始于奥巴马执政时期“茶党”的兴起，途经“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酝酿，以至最后演化为本土主义对特朗普这种非建制派的拥护。尽管特朗普在冷战后的历史上罕见地失去了连任总统的机会，但从他开始所揭开的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纷争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这一纷争暗示美国不同群体和政党乃至于同一政党不同派别之间，它们所存在的理念与政策差距在日益扩大。如今，美国被社会内部众多议题的立场差异所撕裂，从种族主义、控枪到如今的反堕胎运动，等等。
除美国外，欧洲作为影响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也陷入民粹主义漩涡中难以自拔。近些年民粹主义引发的事件最早可追溯至2011年一位挪威人无差别对本国人群扫射。它如同一声惊雷，警示欧洲不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和平乌托邦，而是存在种族冲突的是非之地。而后来的种种大事件，从债务危机、移民问题、恐怖主义到英国脱欧，都揭示出欧洲也在一步步陷入自身问题的窠臼中难以自拔。如今，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屡屡得势，从法国到德国、从荷兰到意大利，莫不如是。
以法国为例，今年4月的总统选举折射出极右翼势力比过往有了长足发展，极右翼政党代表“国民联盟”党首勒庞在第二轮总统选举的得票上与现任总统马克龙只相差约15%的选票，这与2017年两者相差约30%的选票非常不同。这种差距的缩小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表明民粹主义与极端政党的支持者在法国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气候。在今年6月法国国民议会的选举中，执政党所代表的中右翼力量尽管依然占据多数席位，但已丧失了法国执政党很少失去的主导地位，而紧随其后的是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显然这是对马克龙欧洲主义雄心的重大打击。
欧盟的另一大国德国的极端政党另类选择党也成为联邦议会的重要力量，绿党这种极左政党则已成为执政伙伴，其政党领袖也已入阁，被主流社会所接纳。若放眼整个欧洲，实际上民粹主义几乎无处不在，各国政坛多多少少被形形色色的具有极端色彩的力量所侵蚀，从纳粹主义、民族主义到反移民的种族主义或极端宗教分子，不一而足。
民粹主义的兴起在各国各有不同的渊源和理由，但概括而言，大体都与本国经济发展不顺及孤立和排外主义意识形态沉滓泛起有关。可以说，民粹主义是对初代全球化的反动，它在全球各主要国家（包括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兴风作浪，引发社会分裂和价值观混乱。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已受到严重打击，其后果就是社会共识越来越稀薄和难能可贵，族群撕裂却愈发常见。在情况最严重的国家，甚至产生出不同族群间不共戴天的仇恨情绪，以至于社会戾气广泛蔓延，道德普遍滑落及社会治安犯罪行为高发。
它首先表现为西方国家自私的经济保护主义，然后引导出它们内部的对外经济孤立主义和反全球化的种种措施。经济保护主义使西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将意识形态嵌入到它们对外经济关系当中，从而使经济关系政治化，使经济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动被区域主义的经济自由化所取代。美国或欧盟正在或将要用有选择的自由贸易区去实现其政治目的，或通过政治指导寻求特定经济伙伴以建构有特定政治含义的自由贸易区，这显然也是地缘政治的催化与建构过程。
其次，西方国家在直接催生地缘政治竞争。美国在印太地区建构排除特定国家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欧盟则从更早开始就通过各种“伙伴关系”来寻求其地缘政治影响范围，诸如针对南高加索国家的东方伙伴计划、针对北非的地中海伙伴关系计划，及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伙伴关系”（EPA）谈判，甚至还包括2021年制定的“印太合作战略”与“全球门户战略”。
当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重新追求自身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或化身为地缘政治棋手时，其他国际力量在这种剧烈的国际格局变动中的反应出人意料。其中最令人惊愕的是俄罗斯在2014年针对乌克兰克里米亚采取的行动以及今年2月针对乌克兰顿巴斯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将地缘政治竞争和由此带来的冲突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
无论如何，此前欧美所采取的种种地缘政治行动及俄美与俄欧围绕乌克兰和北约问题所加剧的矛盾，使之前萌芽的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变成明晃晃的事实并日趋严峻。它促进了各主要大国追逐势力范围、寻求大国影响力、强化对外软实力渗透和信奉权力政治的古老地缘政治格言的重生。全球化时代基于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政治演绎中的乐观气息，被一种冷峻的现实主义逻辑和悲剧色彩所逐步掩盖。
在大国地缘政治竞逐中，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也会加剧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动荡。在地缘政治推手追逐势力范围和外部支持的斗争中，广大发展中国家被迫卷入国际冲突之中，并可能在全球地缘政治竞争图景中迷失或丧失国家发展方向。无论如何，全球主要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会严重挑战平静的国际秩序，并在一些特定国家间落下类似冷战的帷幕。
人类社会能走出日益动荡的局面吗？
当今之计，无论对西方还是非西方而言，让几乎寿终正寝的初代全球化复兴，在高质量基础上推生出全球化2.0将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只有在自由主义的、反地缘政治竞争、反权力政治的运动中，才能让曾经引导人类社会团结、珍爱和平和追求经济繁荣、如今却有所暗淡的火炬重新发出耀眼光芒，每一个国家、民族、地区、族群和个人都去努力推进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重构，以开放、包容和理性的精神共同应对全球问题，恢复后冷战时代早期那种乐观主义情绪，人类社会必定会走出今天日益动荡的局面和颓势，从而开创光明的新纪元。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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