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佘太君与隐蔽战线的杨家将

她出身于革命家庭，

一家九人投身革命,

是“现代版”的杨家将，

一门忠烈“尽是革命中人”。

“现代版”杨家将一家9人投身革命现代版”

 

淮安城内，原西门大街石库门（即今淮城镇成人教育中心校）内，有一户地主，兼营“杨元记杂货店”。

女主人姓肖名禹，1891年出生在江苏扬州，父亲私塾先生，十六岁嫁到淮安杨家，从夫姓，改名杨肖禹，30岁丧夫守寡独自抚养七个子女长大成人。

抗日战争爆发时，在次子杨述的影响下，她毅然变卖了田地、房屋和杂货店，带着全家老小离开老家淮安，奔赴武汉、成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四川临时工委的安排下，与长子杨道生慷慨解囊，租赁房屋，创办“成都战时出版社”，作为党的秘密活动地点。

她还资助了许多仁人志士奔赴延安以及敌后参加革命，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救亡母亲”、“革命妈妈”。

周恩来同志曾特地看望过杨肖禹，并说：

“杨老太太，你们全家参加革命，是一个革命家庭啊！”

1948年，杨肖禹因工作劳累得脑溢血在西柏坡中共中央交际处逝世。

中直机关党委向她敬送了挽联：

“您自己革命，儿、媳革命，孙子又革命；您是好母亲，好婆婆，好祖母。”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为她撰写墓志铭：“大慈大勇，吾党范型。斯人不萎，含哀永念。所生四子三女，并两媳两孙，尽革命中人。”

杨晶明大哥杨道生1938年在成都加入了共产党，担任共产党成都市西城区委书记，为党出生入死。1939年底，成都的国民党特务无端捣毁了战时出版社，逮捕了杨本基。

杨肖禹及时销毁了党的文件，敌人一无所获。敌人威胁利诱，逼她劝儿子投降国民党，被她严词拒绝，她反而告诫儿孙坚守革命气节。

1942年6月3日深夜，国民党特务在成都东门外沙河堡厚生农场附近用破布塞其嘴，用刺刀将其刺死，并用镪水将尸体腐蚀，草草掩埋。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陈野苹特为杨道生烈士题词，赞扬他宁死不屈的精神。

就义前留下了“中原大地起螣蛟，三字沉冤眼未消。我自举杯仰天笑，宁甘斧钺不降曹”的不朽壮诗，该诗收编在《革命烈士诗抄》中，充分体现了杨道生对党忠心耿耿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杨晶明二哥杨述，考入清华大学，1936年入党，积极投身爱国运动，中学时代就用进步思想影响母亲和兄妹走上革命道路。

他曾是“一二·九”运动组织者、参与者，参加过延安整风和重庆谈判，建国后，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等职，著有《青春漫语》、《记一二•九》等。

杨述爱人韦君宜，著名作家，曾任《中国青年》、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创作过《思痛录》、《洗礼》、《母与子》等优秀文学作品。

大弟杨黄霖，是我党隐蔽战线的杰出人物，曾参加破获过国民党重庆与延安之间往来的密电，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杨黄霖1937年16岁时到的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后被分配到保安处，在保安处的七里铺训练班第一期接受了侦察专业技术训练，开始从事侦察工作。

他小小年纪，机智勇敢，来交际处之前已有较丰富的谍报工作经历，曾受党派遣潜入阎锡山军队内部。

后来乘日军招收情报人员之机，奉命报考，打入日本特务机构，这段工作由赵君实同志单线领导，搜集了不少情报。

1940年，他奉命调到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任联络干事，仍做情报工作，出色完成了任务。

任务完成后杨黄霖奉调回延安，在专门培养谍报工作人员的学校——西北公学进一步深造，是老三班的学员。

他是班上的小弟弟，而卓琳是班里的大姐姐，对这个小弟弟格外关心。

学习结束后又回到保安处，保安处处长和科长王凡分别与杨黄霖谈话，将他派入交际处监视、侦察联络参谋的活动。

他与王凡单线联系，在交际处的工作，直接受金城领导。

保安处有严格纪律，他与保安处派驻交际处的其他人员如刘坚夫、慕丰韵等，虽互相认识，但每人各有自己的侦察对象和任务，横向不许互相打听，不发生工作关系。

杨黄霖每天要到金城窑洞里汇报当天工作，并用金城的电话向王凡汇报。

杨黄霖一面认真做好服务工作，与联络参谋和国民党官员的随员交朋友，同时也用明亮的眼睛察言观色。

一次他为一个马夫看手相，告诉他未来命运非常好，那人很高兴；与此同时，杨黄霖也发现那人的双手细皮嫩肉，十分绵软，根本不是干铡草、拌饲料等粗活的手，识破了其真面目。

1944年的一天，他例行去金城窑洞汇报工作和打电话，不料从耳机中传来了“嘀嘀嗒嗒”的声音。怎么回事？哪里在发报？！

他警惕起来，马上记录了发报的电码，并立即汇报给王凡和金城。

他作为招待员，就住在联络参谋的小院里，第二天夜里，他在小院里转，忽然又听到联络参谋住的平房里传出的发报声。

第三天乘打扫房间时，他发现联络参谋床底下有一只皮箱，估计发报机就藏在里边。

根据杨黄霖的汇报，枣园社会部的电台也在同一时间收到了同样的发报信号。

交际处一般客人要发电报，都是到国民党所属县党部和县长领导的肤施县（原延安县的别称，今延安市宝塔区）邮电局去，而联络参谋却私下藏有秘密电台，直接和重庆的军统局秘密联络。

他们来往的电报枣园社会部全能收到，却苦于不知道密电码无法破译。

于是，破译联络参谋与军统之间往来密电，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实际上从1943年下半年就开始了策划获取密电码的工作，叶剑英参谋长亲自领导。

到1944年春，乘联络参谋徐佛观回重庆述职之机，金城担任了获取密电码的一线指挥，经过与保安处周密布置，指挥交际处三个科分工合作，采取调虎离山之计，成功获取了联络参谋的密电码。

总务科的小灶给联络参谋烹饪了烧鸡、卤鸡蛋、香肠等美食和自制的梨子酒……

联络科长周韧等陪同联络参谋郭仲容及随员们去到杜甫川延河边郊游和野餐；

警卫班战士每一里路站一个便衣岗哨，从杜甫川一直站到交际处，充当“烽火台”，以便一棒接一棒接力传递郊游者那边的信息。

而接待科几个写字工整、熟练的同志被委以重任，杨黄霖打开电台箱取出密电码本，给每人分了几页，抄写密电码，要求迅速而准确无误、万无一失！

联络参谋在延河边尽兴游乐、酒足饭饱，当日已西斜时，“烽火台”岗哨传回了联络参谋开始打道回府的消息……

金城立即指挥抄写人员将密码本原样装订好，放进电台箱，将屋子里收拾得了无痕迹。然而第一次只抄写了一半。

不久后，又安排联络参谋看戏，杨黄霖等招待员继续获取密码本，认真抄写，顺利完成了获取全部密电码的重要任务。

枣园社会部的同志拿到密码本后，顺利地破译了联络参谋与重庆军统之间的全部密电，这对抗战胜利后中共掌握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起了重要作用。

据此，毛泽东和有关领导不断发出一些烟幕信息，联络参谋发回去的电报传达的不少是他们自己的错误判断——他们误认为毛泽东不会应邀赴重庆与蒋谈判。

蒋介石信以为真，根本没有和谈诚意，更没有和谈准备，他算到毛泽东不会来，也不敢来。

于是他就更加上劲，故作姿态，连发三封电报逼宫，企图把假和谈的锅甩过来。

岂料毛泽东果断决定飞赴重庆，用事实戳穿了蒋介石的假面具，表明了中共的和平、民主诚意，此举让蒋逆极为被动！

由于成功获取密电码，杨黄霖也受到了社会部的书面嘉奖。然而他们的功绩却由于革命的需要而始终保密。

二弟杨显基，1939年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搞抗日救亡工作，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姐姐杨婺辉，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长期从事党的教育工作。

妹妹杨静，1937年在北京华光学校读书，历任晋察冀边区妇救主任、晋察冀边区政治指导员、晋察冀热辽军区军工厂指导员、后勤部总支书记等职。

侄子杨欣（杨道生烈士之子），1945年参加革命，长期在中央军委和总参的直属机关工作。

杨家不仅是革命世家，还是情报世家！

杨晶明的堂哥杨肆是打入军统、军衔至少将的红色谍报专家，为我党提供了许多情报。他十分聪明，是一个数学奇才，对数字排列组合颇有研究，他不用查密码本，就可以破译许多密码。可惜，在解放后的肃反运动中，他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战犯，关入监狱，忍辱负重前后共计20余年……

杨肆，1933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数学系，曾在南宁的广西大学数学系执教两年。1935年，经其表弟王维钧（毕业于光华大学化学系，后来也为中共提供情报）介绍，进入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政司，经司长温毓庆博士考核录用。

温毓庆令其从事密电研究，成立了密码检译所。密码检译所设在南京宁海路西桥七号。杨肆主要研究日驻华使馆及其领事馆等机构间的密码组织机构，破译一些日本使馆与日外务省间往来电报。他还发现了安装于日本使馆内的大功率秘密电台。

杨肆预见到中日外交关系随时可能中断，日本外交密电码的报底来源也将断绝。杨肆建议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在鼓楼青云巷设一电台，侦察监视日本使馆内的秘密电台动向，获取其与日本外务省间通信情报；

同时训练专业技术人员，专门设台接收日本外交密电，直接获取日方密电报底来源，做好准备，一旦战争爆发，破译日本陆海空军密电。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研究进展，虽然日本外务省等单位发来的密电码不断变换，而杨肆的团队基本能跟上变化而破译获取情报。杨肆的出色工作受到司长的奖励。后来，在密码检译所下设了三个组，研译组、研究组和侦察电台，杨肆被任命为研究组组长。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后，电政司及其密码检译所迁往武汉，继续进行科研工作，对外称军委会特训班交通队，是一个半公开机构。中共在武汉设立了长江局，王明任书记，李克农任秘书长。杨述到武汉工作时，常常住在杨肆家。

杨述的到来，为杨肆联系共产党架了一座桥。杨述曾带领杨肆和王维钧去见王明，深谈后他们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十分敬佩。杨述又带他们到汉阳临江的一座茶楼上与李克农见面。

杨肆将日本密码组织的情况告诉了李克农，王维钧将自己负责保存的最新密码总结报告交给了李克农。

报告中绘有日本外务省国际无线电台通信联络网，有在华日军的军用电台联络网、电台呼号、通报时间及文字说明，这种总结报告每月更新一本，由王保存。

李克农拿到这些资料如获至宝，这对八路军研究破译日方密电帮助极大。自此，杨肆和王维钧经常向李克农提供日本情报。杨肆也经常到杨肖禹家去，杨肖禹也经常鼓励杨肆的抗日热情和抗日工作。

当武汉即将失守时，电政司奉命撤往桂林，途经衡阳时，杨肆和温毓庆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吵。

杨肆就与王维钧密谈，想投奔延安参加革命。

几经辗转，密电所随电政司迁到了重庆。

中统和军统多次想与电政司合并，但均遭到温毓庆拒绝。

戴笠不死心，就找温要两名密电专家为军统作专业指导。

温毓庆无奈，就把常常顶撞他的刺儿头杨肆派去工作。

杨肆却一直拒绝前往。

那时杨述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得知戴笠的意图后报告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他根据周恩来等人的意图，多次劝说杨肆，让他乘机潜入军统，可杨肆就是不同意。

最后，李克农秘密约见杨肆，劝说他乘机打入军统内部，可以更有效地为党的抗日工作出力，提供更多的情报。

杨肆这才同意，奉李克农之命潜入了军统局。

此后，杨肆与中共地下党人员每两周接头一次，向党提供情报。

1940年夏，杨肆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怡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就与周怡单线联系。

后来，杨肆成功破译了日军太平洋舰队的12种密电码，日本关东军的17种密电码，还掌握了日本海军航空兵、特种兵、陆军乃至中国派遣军第十一、十三军等若干种频频变换的密电码……每获得一个成果，他都要冒死秘密提交给周怡一份。

由于杨肆杰出的才干和成绩，戴笠对杨肆很器重。

1943年，戴笠将杨肆从中校破格提拔为特技研究室少将衔主任。

然而正是这个国民党军统少将衔主任一职，解放后给杨肆带来了后半生的牢狱之灾。新中国成立初，杨肆曾到北京去找他的入党介绍人和单线联系人周怡，不料周怡已经病故。

在运动中，公安部按照划分历史反革命和战犯的有关条例，把杨肆这位曾在国民党军统中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情报人员划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10年徒刑。

刑满释放后，杨肆在上海滩靠卖菜、打零工度日。“文革”开始后，他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就主动跑到公安局去要求坐牢，理由是自己知道的人和事太多，机密太多，为了保守机密，坐牢最保险、最安全。

“文革”结束后，他继续为自己的冤案申诉，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上海市有关单位予以平反，却一直没能得到原定罪单位公安部的平反。

杨晶明爱家庭、爱子女，每年都会拍下与孩子的合影照片

历尽艰险步行900多里　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杨晶明是一名知识分子。她从小读过私塾，后一路求学至“北平光华女中”，1937年，她参加了光华女中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并担任小组长，加入了革命的队伍。当时的主要工作是深入民间宣传，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杨晶明除了带领“民先”队员深入民间宣传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参加抗日运动外，还和队员一起学习护理知识，为伤员包扎伤口。随着北平局势日益紧张，杨晶明和同学被迫来到南京“平津学生流亡招待所”避难。

在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之下，杨晶明等10多位热血青年逐渐看清了形势，坚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怀着抗日救国的抱负，步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杨晶明在90岁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当时已经是冬天，二哥杨述说“我们还是到延安抗大去吧”，于是，在熟人的介绍下，先到西安办事处找联系人，然后，一行10多人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一道道封锁线，一站一站走了900多里路，走了10多天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根据杨晶明90岁时的口述，杨晶明他们走900多里路，身上还都背着行李。后来体力不支，大家一起雇了一辆马车，把行李放在马车上。由于太吃力了，杨晶明最后坐在马车的行李上前行，谁知马受到对面一辆车的惊吓，将她从车上摔下来，腰部受伤，从此落下了腰部的毛病，在阴雨天就会酸痛。

陕北公学是在党领导下创办的第一所战火中的大学，到达延安后，杨晶明等知识青年先被安排到陕北公学学习。在陕北公学，杨晶明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说：

“你们为了民族解放，为了革命，不辞辛苦，万里步行……”

这杨晶明激动不已。

她在回忆中说，在陕北学习的课程有《中国问题》、《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革命理论课，还有一些军事知识，如游击战争等，还学习了一些战术动作。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在窑洞里，天气寒冷的时候，钢笔墨水都会结冻，平时吃的是小米饭、生南瓜，节日里才吃白馒头和肉。但这些艰苦的生活条件没有击退杨晶明等人的革命斗志。

儿子、女儿看望杨晶明

在敌人重重包围中死里逃生

1938年7月，杨晶明服从组织分配到新四军教导队从事民运工作，主要任务是组织妇女参加识字学习。

1940年5月，她又担任新四军五支队民运工作小组长，发动和组织农民、妇女、青年参加抗敌协会，并向他们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年6月，杨晶明调任盱眙五区工作。

杨晶明在盱眙百米岗工作期间曾遭遇过敌人的突然袭击。据她回忆，当时我军的主力部队正在前线抗敌，敌人突然来袭击距离盱眙10多公里的百米岗，

当时正在工作的她和20多位战友遭到敌人重重包围，双方对峙了一天一夜，

幸亏通信员报信及时，部队增援很快到达，才把敌人赶出了百米岗，杨晶明和战友才转危为安。在革命战争年代，类似的险境，杨晶明不知经历过多少次。

1942年，敌人大扫荡，刚随部队到达盐城的杨晶明被迫转移到阜宁八区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她又调到淮安石塘区任区委书记。1948年，根据组织安排，她到华中工委民运队工作。一年后，她又来到苏南农村，曾在句容、原吴县等地进行土地情况调查。

“组织安排我干啥，我就干啥”，解放后，杨晶明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毫无怨言。1950年到1952年，她担任吴县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1953年1月至1958年6月，先后担任苏州市产业党委副书记，第一丝厂副书记、苏州总工会组织部部长、机关党委副书记，直到1958年7月，她来到吴江，任吴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监委副书记、吴江中学党支部书记。1970年退休，1979年根据相关规定享受红军待遇。

杨晶明曾反复说：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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