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 | 为什么莫迪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屡屡无视印度议会？

距离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过去即将60年，目前的拉达克边界危机也已持续两年之久，中印双方在边境处各自部署近6万兵力。上周是2020年6月15日至16日加勒万河谷致命冲突爆发的两周年，在冲突中，20名印度士兵和至少4名中方战士死亡，数十名印度士兵受重伤，约有70人被俘，其中一些士兵更被中方关押3天。

中印目前已就边境问题举行15轮军长级会谈并取得一定成效，如双方军队同意在部分区域脱离接触，但印度不得不直面无力扭转中国“入亲”拉达克的态势，只能尽力维持现状，避免进一步丢失领土。莫迪政府也不再坚持将拉达克局势恢复到2020年4月之前的目标。在最近的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上，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表示，中国正持续在“印度边境”上“巩固防御”。就在香格里拉对话开始前3天，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查尔斯·弗林在访印期间谈到，中国在拉达克地区的活动“令人大开眼界”。弗林称中国军队在边境的军事基础设施建设行为“令人担忧”。对于印度来说，如今的拉达克危机即使无法与1962年的中印战争相提并论，但毫无疑问是自1999年卡吉尔战争后印度面临的最大军事危机。

在香格里拉对话上，中国国防部长表示，边境冲突的责任不在中国，且已将中方这一立场准确传达给印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出席对话的印度代表——印东部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比斯瓦吉特·达斯古普塔并未反驳这一说法。在回答有关海上安全的问题时，达斯古普塔说，中国在印度洋的海上军事力量存在，即在亚丁湾附近的反海盗行动，并未对印度海军构成重大威胁。

莫迪政府在对抗中国时表现出的怯懦令人担忧。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莫迪政府拒绝公开承认边境危机的严重性，反而是采取了“不直面、不承认、不解决”的态度。反观1962年，当时的印中局势更加敏感和严重，尼赫鲁政府的回应却是公开和民主的。

印中边境战争于1962年10月20日打响，战争爆发6天后尼赫鲁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战争爆发后，当时的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作为印度人民同盟（Bharatiya Jana Sangh）的一员刚当选联邦院议员，他率领一个四人代表团会见尼赫鲁，要求立即召开议会会议讨论战争问题。尼赫鲁同意了，尽管当时国大党在议会中占有三分之二席位，这一决定符合其对民主准则的承诺。1961年8月至1962年12月，尼赫鲁在议会共发表32次有关中国的声明，就边界问题共计讲了数十万字。他还按照议会惯例发布白皮书，并在第一时间向议会通报事态发展。尼赫鲁执政时期，议会是至高无上的，政府部门从不对议会有所隐瞒，而如今莫迪却试图将“神圣的”议会变为“民主博物馆”。

1962年5月3日，尼赫鲁告诉联邦院，大约在20个月前，他曾与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讨论过边境问题。尼赫鲁说，“我向他们展示了我们的机密地图，说明我方人员在边境的位置以及我们设想的中方人员所在，并询问他们中方在巴中边境上的部署情况。”就在尼赫鲁透露秘密会谈内容的第二天，中国政府宣布他们将与巴政府举行谈判，磋商解决中巴边境问题。尼赫鲁在1962年8月22日联邦院的一次辩论中说道，“虽然我们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对中国在边境的‘亲略’行为采取一致的态度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难以置信的是，一贯反共的巴基斯坦现在竟要与中国结盟！”

1962年11月8日，就在印军面对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之际，联邦院、人民院两院在新德里召开会议，举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独立议员辛格维（L.M. Singhvi），他在30年后加入印度人民党（BJP），曾提议秘密举行此次会议，因考虑到边境战争的敏感性。但尼赫鲁予以否决，他认为议会面临的事务关乎“整个国家的利益”。相比之下，莫迪政府将当前拉达克危机列为敏感事项，拒绝在议会上透露任何细节。印人党领导层认为，在议会中就边境危机提出质疑的人是在反对印武装部队行动。莫迪政府在面对反对派提出举行公开辩论的要求时曾暗示道，在议会上讨论边境问题无疑是告诉外界我们国家内部是不团结的，我们没有坚定支持英勇抵抗中国“入亲”的士兵。瓦杰帕伊同样如此，他曾一度被认为是尼赫鲁般的坚定民主人士，但在1999年卡吉尔战争期间拒绝在议会上对战争问题进行公开讨论。

在1962年11月12日至14日的人民院公开辩论上，共有165名议员发言，执政党和反对党议员们就军事准备不充分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尼赫鲁等政府官员通常都会给出详细的回答。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尼赫鲁一再向议员们保证，不会隐藏任何一份和边境问题有关的文件。反观莫迪，仅让国防部长发表了几份信息有限的声明，且没有任何进一步讨论。人民院的议长也不允许议员讨论相关话题，这对于一个在过去三年内没有选出副议长的议会来说正常的，按照惯例，副议长来自反对派。莫迪自身很少出席议会，也拒绝在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他唯一一次接受的采访是同宝莱坞影星阿克谢·库玛尔的“非政治对话”。

有一种观点认为，议会辩论会招致公众的压力，使领导层在外交等决策上束手束脚。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外交秘书梅农（KPS Menon）曾在其《中国的黄昏》一书中写道，“尼赫鲁本人似乎愿意就边境问题（与中国）进行谈判，但由于内阁中一些人的反对和议会的批评，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并采取了相对不那么灵活的应对姿态。可以说，在中印边境战争期间，议会的态度对整体局势发展没有任何帮助。”他补充说，议会“寸步不让”原则使印政府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

尼赫鲁曾在辩论中表达对梅农所描述状况的看法。当自由独立党（Swatantra Party）议员德奥（PK Deo）要求尼赫鲁在中国结束武装“亲略”之前不与他们进行谈判时，尼赫鲁回答道，“我希望能够保持行动自由。首先，我们不会在没有通知议会的情况下做出任何决定；其次，我们不会同意任何有损印度荣耀的事情发生。除此之外，我希望能够在其他方面自由行事。”

印度总理，要有对议会负责和践行问责制的坚定信念。议员是人民意愿的代表，政府通过议会对人民负责。欺瞒议会即是欺瞒人民，这无疑是对民主的背叛。1962年自由独立党领导人拉贾戈巴拉查理（C Rajagopalachari）在马德拉斯（现金奈）公开集会上曾警告道，“在任何战争中，民主是第一个牺牲品，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最不该如此。”在60年后的今天，这些话语似乎变得更为真切。

本文编译自The Caravan杂志2022年6月20日文章，原标题为Modi’s alarming aversion to parliamentary scrutiny over the border crisis in Ladakh，原文链接为https://caravanmagazine.in/author/38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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