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担心美国会损失一代“知华派”

       6月30日，王辉耀（右三）、苗绿（右二）同CCG代表团访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会长史蒂芬·欧伦斯（左四）等人士交流。

作者：王辉耀    苗绿

与政府间“第一轨外交”不同，“二轨外交”是特殊的非官方外交，如通过智库或学者进行交流，以灵活的方式、广泛的接触发挥重要的沟通作用。CCG此行先后走访了新加坡、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韩国。受疫情影响，这次非常之旅离我们上一次到美国已有两年零八个月。

从中美人文交流的角度看，因疫情陷入停滞甚至中断互访两年多来，双方在隔空对话中很容易积攒怨气，增加误解。但这次美国之行，让我们感受到美国各界对中美关系趋稳、重启人文交流的迫切期待。比如，原本计划在美国“独立日”假期外出的一些美国专家和企业界人士非常重视这次交流，都尽量调整日程赶来见面。

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约翰·桑顿专门从外地的家飞到纽约和我们见面。6月30日，桑顿和近30位美国商界CEO就中美经贸等问题和我们探讨交流。在长周末之前能聚集到这么多企业界知名人士，确实让我们感到有些意外。曾任高盛集团总裁的桑顿是中美民间交往中的重要人物，2008年被授予中国政府友谊奖。桑顿去年8月和9月访问中国，为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来华做先遣。他对中国智库来访的重视，某种程度上体现出美国企业界和智库界对中美加强沟通的期待。

为不错过交流机会，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主席、美国前贸易官员温迪·卡特勒在办公室大楼装修好的第一天接待我们。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了好几封邮件提醒会员参会。该会会长史蒂芬·欧伦斯见到我们就说，见面聊和通过视频会议软件交流效果完全不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场活动都超时了。在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黄育川开了很长时间的车赶过来，一口气又和我们谈了两个小时。

美国学者对当前双方缺乏交流的状态十分在意。受疫情影响，很多学者的访华计划更改或取消。专家们反映，更严重的问题是，许多有志于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美国青年现在只能选择去中国台湾留学。他们担心，如果美赴华学者长期“断崖式”减少，将使美国学界损失一代“知华派”，长此以往恐对中美关系不利。

中美关系是一个生态，需要不断培养新生力量，但在华盛顿，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了新生力量的缺乏。老一辈的“知华派”，如李侃如和包道格年事已高，有的已离开华盛顿，而新一代“知华派”对华认识因缺少深入交流和调研而显得相对片面。交流中，一些智库学者提出，由于长时间没有去中国，对中国经济发展等情况缺乏一手资料，与中国同行也缺乏深度沟通，这使他们的研究缺乏支撑和充分的论据，导致他们在美国发声力度不够，影响力也有所下降。对此，有学者表示感到有些压抑。

除学界外，美国企业界的反馈也大体如此。美国商会中国中心主任杰里米·沃特曼在交流时表示，美企非常担心受地缘政治和俄乌冲突影响，特别是担心美中关系下滑和台海出现危机，一些会员企业经常致电总商会要求提供相关研判分析，以便企业拿出应对方案。美企高层由于近三年不能赴华进行商务考察和访问，很多投资活动不能实施，也不能做新的投资计划。好几个美企CEO都表示，因为近期缺乏对中国的实际了解，他们很难向外界解释和澄清一些关于中国的误解，因此很想尽快到中国来走一走。

总的来看，美国企业界在处理中美关系上仍表现得务实和积极，对中国表现出极大兴趣，但也担心与中国关系过于密切而带来新的压力。我们在与美国工商界人士交流时了解到，英国军情五处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负责人7月6日在伦敦首次联合露面，并称“中国对英美两国利益构成的长期威胁越来越大”。美国企业界一些人士对此表示担忧，有的说“不得不在做中美冲突激化下的撤离或应急预案”。

长时间不见面也使大家变得更加直言不讳，就中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各抒己见。纽约企业界人士特别关心中国企业到美股上市和监管收紧问题、中国的防疫政策和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对此，我们都一一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解答，有时大家还展开辩论。从总体感受上来说，美国学者以前倾向于谈许多具体的问题，但此次很多人都表示，“中美关系很难再回到过去”，有的还流露出很强烈的负面情绪。这让大家都在思考，逐渐解决困扰中美关系发展的问题，从宏观上强调中美“双赢”和“合则两利”是必要的，但从具体的小事开始做起也很重要。

显然，在增强双边民间往来，促进访问、留学和旅游等方面，美国各界似乎都感受到了紧迫性。有人提出中美之间先把人文和民间交往恢复起来，稳定双边情绪再考虑下一步怎么走。他们甚至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解决方案。例如，在美中公共事务协会举办的午餐会上，有美国友人表示，考虑到中国防疫政策，对访华的美方人员也可以采用北京冬奥会时的闭环模式，“双方哪儿都不去，专门坐下来面对面地交谈就行”。

强调通过具体问题具体解决来“重启”中美关系在部分美国人士中有一定共鸣。在拜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主席、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素时，他提出双方的“麦克风外交”——即两国通过公开发言进行隔空辩论的做法可以降低调门，少谈大事，把注意力集中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之上。

在美国很明显能感受到不同区域和党派之间的分裂，唯一能让民主与共和两党达成共识的却是对中国的更敌视态度。两党对中美关系的态度强硬已相当普遍，他们谈及中国时，言必称香港、台湾和新疆，而且指责的声音远远高于解决问题的声音。但部分知华学者和商界人士在尝试避开这些障碍，用务实态度解决问题，至少摆出解决问题的姿态。

7月7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美国保险业“教父”格林伯格的文章。他代表美国14位政商界人士宣布成立特别小组，推动美中恢复对话。有意思的是，这14人中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和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裁何慕理等人跟我们在文章发表前一两天也讨论过类似问题，说明美方还有务实派在对美中关系进行理性思考。

在美国国务院，我们与包括一位副助理国务卿在内的美国外交官交流。交流将要结束时，对方很认真地问我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通过他们“向上反馈”。我们提出，希望以后到美国访问的中国人能够顺利入境，不再受到更多手续上的干扰。

在我们拜访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时，他也特别强调双边民间交流的重要性。与我们交流的一些美国朋友说，秦刚大使到美国整一年，深入到地方州市，促进了中美各方交流。

美国的现状也是我们此行关注的重点。代表团一些成员来到曾经生活过的美国，还是能感觉到周围多少有些变化。特别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当天，全国多处发生造成人员伤亡的枪击案，这让我们走在纽约街头时，一度也多了些紧张的感觉。不过，纽约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一些新的基建项目正在施工中。但美国基建“欠债”太多，恐怕“还”起来尚需时日，这从我们的手机常常只能收到3G信号就能看得出。

赴美交流前夕，美国最高法院在堕胎问题上推翻了此前判例，引发轩然大波。到美国后，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讨论到美国身份政治、控枪和族群对立等问题。很多美国人士坦言，美国的政治对立特别厉害，大家找不到建立共识的方式。这种情况下，“甩锅”中国反而成为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做法，也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在彭博社纽约总部，该社记者和编辑表示，在美国新闻报道中也存在因身份政治对立带来的极化现象。他们同样希望能加强中美民间，特别是企业和媒体界的交往。在华盛顿，原彭博社CEO贾斯汀·史密斯对我们说，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假新闻，他在今年初创立了更加“透明”的全球新闻平台Semafor。

谈到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时，一部分美国专家认为，在民主党方面，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的竞争力比较强，在共和党方面，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比较有优势。也有的表示，不排除特朗普时期的副总统彭斯参与竞争，前国务卿蓬佩奥也可能跃跃欲试。

此次美国之行，我们还观察到一个新现象，那就是随着俄乌冲突升级，美国官方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在华盛顿走访大西洋理事会总部时，我们与该智库主席弗雷德里克·肯普等人进行了交流。大西洋理事会成立于1961年，早期称为“大西洋联合委员会”，由美国北约理事会、大西洋研究会美国委员会、大西洋协会公司等合并而成。从这个智库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的研究方向集中在美欧关系上。会谈时，相关专家透露，大西洋理事会今年从各界获得的资金支持至少增加三成以上，这让研究美欧关系的专家觉得受到重视。

与一些研究中美关系的老专家不受支持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因为预算增长，大西洋理事会还设立了全球中国中心，担任中心高级主任的大卫·舒尔曼此前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师和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高级顾问，重点关注中国外交政策和大战略、美中关系、中俄关系以及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

美欧对加强军事同盟的重视显而易见。当我们离开美国来到欧洲时，看到布鲁塞尔机场此前的广告牌上写的是“欢迎来到欧盟的中心”，现在已变成“欢迎来到北约的家”。这让我们有些担忧。

夏季的华盛顿高温潮湿，当我们在烈日炎炎下穿梭往来于各个机构时，有美国朋友看着我们的行程说：“这真是一场智库界的‘破冰之行’和‘旋风之旅’。”他们接下来关心的便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到中国去？”

在美国资深媒体人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提议下，我们参观了他的妻子安·弗里德曼2020年筹建的星球文字博物馆。看到展馆中各种古今中外的文字，我们不禁感慨，文字增进了人与人、文明与文明交流的作用，但只有文字交流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面对面交流，需要在线下会晤中体察彼此的真情实感，只有从高层到民间都深入交流起来，才能为稳定中美关系重铸坚实基础。▲（作者分别为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和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

来源：环球时报|王辉耀    苗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