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焦点就是南京玄奘寺供奉牌位事件，从凌晨到下午，南京两次发布情况通报：
7月21日晚，我局接到玄奘寺供奉牌位有关情况的举报后，立即会同公安等部门连夜赶往现场调查。据初步了解，今年2月份，寺方发现相关情况后，已予以纠正。针对上述情况，我局决定对该寺开展整顿。
我们将对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一查到底，有关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公布。
此前，有网友发文表示，在南京九华山公园玄奘寺地藏殿内，一排长生牌位竟然供奉着侵华日军战犯。
这四名战犯中，包括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甲级战犯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首恶、乙级战犯谷寿夫，以及在南京制造了“百人斩”杀人竞赛的的丙级战犯野田毅和用军刀斩杀手无寸铁中国军民逾300人的田中军吉。
对于此事，今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方微博表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民族感情不容伤害，期待一查到底！
第一部分
玄奘寺位于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九华山公园内，北临玄武湖，东接太平门，西邻台城。地图显示，该地距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太平门遇难同胞纪念碑只有不到半个小时的车程。
牌位上将这些侵华战犯的名字上方标注了“友”的字样，落款为一个叫“吴啊萍”的名字，这个所谓的地藏殿是否属于南京九华山公园管辖？地藏殿的日常管理者是谁？为什么会放任这种行为？
说到玄奘寺，当然就说一下玄奘，也就是唐僧。
他去天竺成功取经归来后，62岁高龄圆寂于西安玉华寺，火化时烧出很多舍利子。
唐高宗下令新建兴教寺，将舍利供奉在这里长达数百年时间。
到了唐末的880年，黄巢大军攻入了关中，僧人将舍利转移到终南山紫阁寺供奉。
但到了北宋时期，紫阁寺已经荒废。
这时，一位关键人物出现了！
南京天禧寺住持可政云游修行，无意中来到空无一人的紫阁寺。看到唐僧舍利随意的置于寺内，没有人看守。
可政非常气愤，因为佛宝继续供奉于此很容易毁坏。
于是，他花费千辛万苦，将唐僧舍利带回了南京天禧寺供奉。
所以从宋代开始，唐僧舍利就到了南京。
到了朱元璋建立大明定都南京后，天禧寺改名为后来赫赫有名的长干寺。僧人们专修了舍利塔，放置在长干寺一角。
朱棣打败侄儿朱允文夺取皇位后，在长干寺原址上修建了旷古未有的大报恩寺，更为精致供奉唐僧的舍利。
但是，清朝咸丰年间的1856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与清军展开激烈厮杀。
辉煌的大报恩寺被一把火烧毁，唐僧舍利塔也一同被毁。
当时清军滥杀无辜，寺里僧人死的死，逃的逃，唐僧舍利塔被毁，舍利子由此消失。
1942年，汪伪政权统治时期，日军鸠占鹊巢在大报恩寺原址修建了一座日本神社。
挖地基时，中国民工挖出一个石盒，上面刻有文字，石破天惊，唐僧舍利重见天日。
日本鬼子立即进行秘密挖掘，果然发现了唐僧舍利，这等宝物自然被偷运日本。
爱国民工眼睁睁看日寇明抢义愤填膺，冒着杀身大祸将消息传了出去。
到了1943年，日本人盗走唐僧舍利之事已经纸里包不住火，引起了全国愤怒，连汪伪政权也觉得太过分，从而破天荒硬气了一回。
汪精卫派亲信伪外交部长兼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长褚民谊，向日本交涉要求归还佛宝。
出于舆论压力，日本人最终将部分佛宝交还给汪伪政权，包括：玄奘顶骨舍利、金佛像一座，纳骨小龛以及玉饰宝、古钱若干。
但是鬼精鬼精的日本鬼子，找借口私自就把唐僧佛顶骨舍利分为三份，一份自己窃取，一份留给华北伪政权，一份留汪伪政权。
汪伪政权将舍利又分为两份，一份葬在南京九华山三藏塔，另外一份则暂时库存，后来辗转最终供奉在南京灵谷寺佛牙塔。
于是，唐僧舍利被多次瓜分，最初始被一分为三，后来日本窃取的又被分为3份，北京的又被分为4份，南京的分为2份后，灵谷寺那一份又被分了多次。
因此，就是南京九华山下的舍利最为完整，从1943年至今没有再被动过，而九华山这里就是这两天出了大事的玄奘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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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在寺庙中有一种说法，牌位与门票类似，是入场参加法会及领受功德的依据。如果没有门票（牌位）硬闯的，就会被拦下。
因为冥界和阳界都有各自的规矩，冥界众生要想进入会场，就要拥有牌位这类通行证。
所以什么含义不言而喻。
松井石根（1878年7月27日—1948年12月23日），日军甲级战犯，日本陆军大将。日军侵华期间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1937年至1938年间率日军侵占南京，并纵容部下展开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松井石根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几次发出大规模搜捕与屠杀中国战俘的命令，其中自然包括一切认为可疑的人—广大的中国普通民众。12月15日，他通过“华中方面军”参谋长田攻发出指令：“两军在各自警备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所谓“扫荡”， 就是屠杀的代名词。12月18日，松井石根命令：“混杂的军人都应予以‘纪律肃正’。”所谓“纪律肃正”，也是指屠杀。日军首先对在阵地上作战负伤、未及撤退而被俘的的中国军队负伤官兵进行了集体屠杀。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写道：“在那里，我第一次遇上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在25米高的城墙上站着排成一列的俘虏。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被刺刀捅落到城外。许多日本兵提起刺刀，呐喊一声往城墙上的俘虏的胸、腰刺去，鲜血溅向空中。这情景阴森可怕，看着这情景，我久久茫然呆立在那里。”
接着，日军以坦克车开路，从南京东部、南部、西南部的各城门攻入城内，迅速地沿着城内各条大小街道，向城北追击，对最后撤退的中国掩护部队官兵以及大量惊慌失措的普通百姓，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扫射屠杀，使得南京的主要街道成了“血路”。
再接着，日军对溃退到南京城北长江边、未及渡江、在陷入包围中被迫放下武器的大约10万中国战俘，以及无数的普通百姓，在长江边的中山码头、煤炭港、草鞋峡、燕子矶、三汊河以及汉中门外秦淮河边等地，分批进行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日军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延续了多日，进行了多次。虽然日军在屠杀后企图用抛尸长江、纵火焚烧等方法毁尸灭迹，但毕竟尸体太多，因而在1937年12月中下旬那些日子里，南京长江边仍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长江里则漂浮着成千上万的尸体，形成了极为恐怖的景象。
在日军完全控制南京城以后，松井石根命令“扫荡败残兵”，各部日军在南京城内外，分区进行挨家挨户的严密搜查，抓捕与屠杀已脱下军装的中国“便衣兵”。日军的“标准”是，只要额头上有帽箍，手上有老茧，肩膀上有老皮，就是中国“便衣兵”。日军依此“标准”抓到许多四散隐匿的中国军队官兵，但更多的是普通青壮年百姓，因为这些终年劳作的穷苦人，额头上有戴过草帽的痕迹，手上有使用锄头等工具留下的老茧，肩膀上有挑担留下的老皮，就被日军任意地抓捕杀戮：有些是被日军随意地零星枪杀，有些则是被日军集中到汉中门外秦淮河边、中山码头等地，进行大规模的集体屠杀。这种抓捕与屠杀一直延续到1938年1月底。
1947年3月10日，中国国民政府国防部组织的“审判（日本）战犯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集体屠杀共有28案，屠杀19万多人；零星屠杀有858案，屠杀约15万人。日军屠杀中国战俘与难民总计达30余万人。
1948年11月12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12月23日零时在东京巢鸭监狱伏法。
1937年12月17日，日军举行占领南京入城式。图为当日松井石根等骑马从中山门入城检阅部队。
野田毅，1912年生，日本鹿儿岛人，日本丙级战犯，日本下级军官，1937年攻入南京与向井敏明进行了杀人比赛，野田毅砍杀中国军民105人。1947年被中国盟军逮捕，12月18日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野田毅及向井敏明被押往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死刑。
1937年在攻占南京前后，与向井敏明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杀人比赛，野田毅使用军刀野蛮地砍杀了中国军民105人。当时的日本媒体对这场“竞赛”给予了连续的大幅报道，以宣传日本军人的“勇武”。《东京日日新闻》在12月31日的报道中还配发了二人手持军刀的合影。1938年1月1日，上海租界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转载了《东京日日新闻》刊载的向井敏明、野田毅二人杀人竞赛的消息，随后其他外国媒体也做了转载报道。1938年1月25日，《申报》（汉口版）也以《紫金山下杀人竞赛敌兵惨绝人寰》为题，转载了《密勒氏评论报》对“百人斩”的报道。同日，武汉《新华日报》也刊发了题为《南京紫金山下杀人竞赛，寇军暴行惨绝人寰》的报道。
1947年野田毅与向井敏明被中国盟军逮捕，被押到南京军事法庭受审。1948年1月28日，野田毅及向井敏明被处决于南京雨花台。
1937年11月下旬开始，野田毅等人在南京制造骇人听闻的“百人斩”比赛
谷寿夫（1882年12月23日~1947年4月26日），日本冈山县人，日本陆军中将，日军乙级战犯。1937年，12月12日由中华门攻入南京，与第16师团，18师团，114师团制造了南京大屠杀。1937年时任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归属于第十军，指挥所部参与南京大屠杀，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之一。1947年2月6日，南京军事法庭公审，3月10日判处死刑，上诉，蒋介石1947年4月25日，批示维持原判，4月26日在南京雨花台执行枪决。
1937年12月13日，谷寿夫率部攻入南京市，当时，逃难的南京市民拥挤在主要街道上，谷寿夫命属下官兵对无辜百姓狂掷手榴弹，用机枪扫射，数以万计南京市民被杀。谷寿天因此获得嘉奖。
1937年底及1938年初的南京，遭到旷古未有的浩劫。谷寿夫所率领的侵华日军第六师团是最早攻陷南京城的侵略者，谷寿夫师团驻扎的包括雨花台在内的中华门外一带，是当时日军杀人最多暴行最惨的地区之一。
1946年2月2日，谷寿夫因战犯嫌疑被盟军总部逮捕，关入东京巢鸭监狱。
1946年8月谷寿夫被武装押到南京后，南京国民政府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侦察室立即对他进行了询问。谷寿夫对南京大屠杀的情况避而不谈。他傲慢地说：“什么叫‘南京大屠杀’？我不知道！打仗嘛，死人是无所谓的，日本人也死了不少啊！”
1947年2月6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中山东路励志社礼堂公审谷寿夫。
4月26日中午，谷寿夫被押往南京雨花台执行枪决，被处死前这垃圾很怂，被吓尿了。
田中军吉（1905年3月19日 —1948年1月28日），1937年随侵华日军入侵华北，时任日军第6师团第45联队上尉连长。南京大屠杀期间，携“助广”军刀参与，斩杀手无寸铁中国军民逾300人。日本军官山中峰太郎所编《皇军》一书刊登了其军刀照片，照片上标载‘曾杀三百人之队长（指田中军吉）爱刀助广’等字样。1947年年12月18日，国防部军事法庭将田中军吉与“百人斩”的两名战犯并案审判。1948年1月28日，田中军吉被处决于南京雨花台。
1948年1月28日，向井敏明（前右一）、野田毅（前左一）、田中军吉（前左二）在雨花台被执行枪决。
发生玄奘寺事件这一惨痛的教训，再次证明了爱国教育不能放松，从业培训不能忽视，检查监管不能松懈。
在隐蔽的战争中，每个人都是战士，要承担起振兴国家，维护安全的重任。
南京九华公园玄奘寺，宋文帝刘义隆于元嘉年间，将药园垒、西池、北郊坛合并，辟为乐游苑，成为六朝盛极一时的皇家园林。
1942年，日本侵略者在雨花台大报恩寺三藏塔遗址挖到一石函，函内供奉有玄奘大师的顶骨舍利，记载了唐代高僧玄奘顶骨舍利来南京安葬的经过。日军妄想占为己有，在南京人民的抗议下，日军将玄奘大师部分顶骨舍利归还给南京人民。
1943年，汪伪政在九华山上建了一座砖塔，供奉玄奘大师的顶骨舍利，得名三藏塔。
2003年，南京市玄武区政府及区建设局在小九华山重修寺庙，即为玄奘寺，由栖霞古寺监院传真法师住持管理。
传真法师，法号正宏，俗名李义将，安徽颍上人。现为南京九华山玄奘寺住持、溧水无想寺住持、泗阳天后宫住持，江都万福禅林住持。
在2月份撤下说明什么？还需要宗教局的进一步调查。一个牌位3万-5万的话，那么日本人或者亲日、精日份子大部分是能够承担的起的，只是普通老百姓无法承担，四位战犯，一次性缴纳12万-15万，确实对于玄奘寺而言能够带来不小的收入。一般供奉人是在左面或者右面来说明自己的身份，从牌位上面有名字叫吴啊萍供奉时间为2018年-2022年
单是供奉一个牌位的花费就需要3—5万，如此重金供鬼伤害民族感情，始作俑者到底是谁？又出于何种目的？
寺内战犯牌位早于2018年就已供奉，但直到四年后才予以撤除，玄奘寺到底是失职失察还是选择性忽视？为何不上报宗教管理部门？
若不是游客无意中发现，战犯牌位势必依然享受香火，南京有没有第二所玄奘寺，是否需要对全市寺庙进行彻查？
这里可是南京，被日军烧杀抢掠的南京，被屠戮30万无辜同胞的南京，别怪国人上纲上线。
联想到这些年，国内精日分子屡见不鲜，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还有一定市场，这一切都值得警惕。
南京玄奘寺供奉日本甲级战犯不是一天两天了，从供奉时间来看，2018—2022年，也就是说应该2018年就开始供奉了，只是近期才被有心人发现。出资供奉人叫吴啊萍，也许不是真名。
这次事件是寺庙只顾收钱办事、管理不严，还是有人故意为之、甚至有更隐秘的情况，以及那个“吴啊萍”究竟是谁？希望当地能彻查并及时公布调查情况，给大家一个交代！
好一个未必，好一个火自凉，花这点钱就能灭却，大屠杀罪恶滔天的反人类重罪？
出席各种场子，真是辛苦忙碌呀！大师你可悠着点，别累坏了身子！
仅仅从部分公开报道就能看出，法师外联工作真的是千头万绪呀！
2021年10月23日上午，传真法师作为特殊电影人，随南京市领导，参加“中国科普科幻产业研讨会暨2022年中国(南京)科幻展启动仪式”活动。
2021年11月18日上午 ，传真法师参加溧水区无想山景区提档升级和环境整治工作会议。
传真法师随团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曲阜基地,,参加2021年度南京市民宗系统团体负责人培训班暨“五教同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教学培训班学习留影。
居然还是出品人？
传真法师，安徽颍上人，1968年出生，俗名李义将，法号正宏。现为南京九华山玄奘寺住持、溧水无想寺住持、泗阳天后宫住持，江都万福禅林住持。
李义将高中毕业后，1987年在南京栖霞寺出家，1988年在栖霞山佛学院学习，1990年在常州天宁寺受戒。
1993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习，研修历史、中文、佛学及外文等课程，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大学（非佛学院）学习的僧人。
2004年，他作为主要“出品人”和“制作人”，参与电影《栖霞寺1937》 的拍摄。该片讲述了1937年底到1938年初南京沦陷前后，南京栖霞寺和尚寂然法师带领寺庙僧人自发创建难民护难所，不畏日军的压力与打击，保护两万多难民的故事。
《栖霞寺1937》由南京三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南京精汇科技文化有限公司于2005年7月5日推出后，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名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住持的南京玄奘寺，竟被曝供奉日本侵华战犯，南京大屠杀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谷寿夫、松井石根、野田毅和田中军吉。
《栖霞寺1937》
人物原型
1937年，日军疯狂屠戮整个南京城。三九严冬，在南京城郊的栖霞寺，成为24000多名难民的庇护所。栖霞寺当家和尚寂然法师带领寺庙僧人，与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周旋，不但保护了难民的生命安全，还为他们提供了生活保障。这既是日前在南京公映的影片《栖霞寺1937》的主要剧情，更是当年发生在南京栖霞寺的真真切切的历史事实。影片中美国人马丁拍摄下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参栖霞寺僧人的帮助下，胶片被成功送到上海租界，使得日军的暴行被揭露。马丁的原型，就是当时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美国牧师约翰·马吉。“修行之法，日食两餐，补济饥饿，救难民生命为第一修行大要。”殊不知，这不仅仅是修行，更是舍身救护苍生的无上功德。花费巨大心力解决了寺内粮食难题后，寂然法师还面临着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侵华日军沾血刺刀的咄咄威胁。寂然法师听说其他“安全区”在地上写了“安全区”三个大字就能保安全，于是也效仿而为。但这也只让寺院免遭空袭，却仍未能将残暴的侵华日军阻挡在寺门之外。侵华日军开始侵扰寺院，轻则强抢牲口粮食，重则奸淫杀害。面对这些惨无人道的兽行，寂然法师一面控制着寺院里的局势，避免更多无辜的人受难，一面费尽心血地做出争取寺院安全的尝试。他先让寺院内曾留学日本的月基法师与日军交涉，让寺院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安全。但好景不长，不久日军又接连侵扰寺院，肆意杀害儿童和强奸妇女。面对敌人的残暴，寂然法师毅然拿起手中的笔，记录下了日军在栖霞寺内所犯的种种的罪行。1938年1月，他愤然写下一封“万民抗议书”–《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其中记录了日军在21天内在寺院里的残暴行径，并且托人将这封“万民抗议书”转交给在南京工作的德国人约翰·拉贝先生，并向日本大使馆表示强烈愤慨和抗议，呼吁世界各国关注此事。在“万民抗议书”的最后，寂然法师写道:“我们请求你们，不管是谁，只要能帮助我们阻止重现这种惨无人道的残暴行径即可。”后来，这封信被约翰·拉贝先生收录于《拉贝日记》中，成为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铁证。在前往栖霞寺避难的两万多难民中，有200多人曾经是南京抗日军队的军人，其中官职最高的是国民党第二旅中校参谋主任廖耀湘。
当时廖耀湘承担的是守护南京城的责任，南京失守后，来不及撤退的他搭一个农夫的马车躲过日军搜捕，跟随前往栖霞寺避难的人群藏进了寺里，随行的还有5个军人。
寂然法师把廖耀湘等藏到了藏经楼里，不让他们出来，每天亲自给他们送饭。
但是，寂然法师和廖耀湘都明白，呆在栖霞寺不是长久之计，要想栖霞寺的难民们彻底安全，廖耀湘必须离开。
寂然法师在想方设法保护着廖耀湘的同时，努力与当时南京安全区的外国人取得联系。历尽艰辛，最终栖霞寺僧人联系上当时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辛德贝格与京特，偷偷将廖耀湘用小船送到了江北。
抗战胜利之后，廖耀湘带领了一些当年躲避在栖霞寺的同僚，到栖霞寺进香还愿，并且还在栖霞寺留了一幅字以示感谢。
1945年抗战胜利后，廖耀湘重游栖霞寺感谢众佛门弟子的救命之恩，并且题下了“凯旋，与旧友重还栖霞”条幅。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马吉牧师曾冒着生命危险，用一部贝尔牌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拍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残暴情景。
两天中，马吉摄下了南京大屠杀期间有关栖霞的15个珍贵活动镜头，后来他又写出了著名的《栖霞山之行报告》。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财务主管克勒格尔也于1938年1月13日在《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中，记录了日军在栖霞山的暴行：
(1937年)12月28日我第一次开车去栖霞山，一路上所见让我感到震惊。当时是严格禁止我们出城的，但是我急需粮食，因此我还是开车去了那里，我一路畅通，没有遇到困难。我原先以为，日军的报复行为只发生在南京，因为它是抗日运动的首都和中心，但是现在我才发现，日军在这里的所作所为即便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是丝毫不亚于城里的。
千佛山(栖霞山)下形成了一座难民营，逃到里面的约有1万多人，全都是附近地区的农民。然而日本士兵在这里也没有丝毫收敛。他们任意拉出年轻小伙子枪毙，任意强奸少女。喝醉酒的士兵见到哪个人不顺眼就用刺刀捅死或捅伤，以此取乐，而这一地区恰恰又没有任何医治救护条件。寺庙里的佛像或被抢走或被破坏，就连和尚他们也不放过，也要加以虐待。
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博士将克勒格尔《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发给了撤退到汉口的德国驻华使馆，该使馆发往柏林外交部的信中援引了上述内容。
抗战胜利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汉口驻华使馆给柏林德国外交部的信》作为4039号检证，在法庭上宣读，马吉提供的证词《栖霞山之行报告》中，同样列举了日军在栖霞山的暴行。
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利用各种方式在制造认知混乱。硝烟虽然退去，但战争从未停止，在以更隐蔽的形式继续。国内的很多人已经被和平、安逸麻痹，缺少基本的国安常识，政治警惕性不高，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日本一直不肯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恶行，并试图在国际上制造舆论乱象，试想如果有人将供奉牌位的资料拿到国外，作为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佐证，将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历史不能够被篡改的前提是需要不断的证明，不尊重真相的人很容易被蛊惑。
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敌人在不断制造新的犯罪形式，不惜一切手段来达到险恶的目的，卑鄙无下限，其行可憎，其心当诛。
敌人苦心积虑寻找漏洞制造事端，我们也要引以为戒，提高警惕，对于一些敏感场所从业人员要进行重点教育和培训，同时也要汇总禁忌词语库并公之于众，让民众了解哪些人名，哪些词句是不可以出现在公共场所的。亡羊补牢犹未晚矣。
对于此次事件，绝不能够以疏漏为由结论，一定要彻查到底，坚决抓住肇事者，予以严惩，杀一儆百，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此次事件令人愤怒，更令人痛心，因为各方的失职、失察，从业人员缺乏专业常识，疏忽大意，让我们的阵地屡次失守，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和巨大的损失。
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爱国教育不能放松，从业培训不能忽视，检查监管不能松懈。在隐蔽的战争中，每个人都是战士，要承担起振兴国家，维护安全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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