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达利欧：中美存在"宁死也不愿放弃的不可调和的差异"

文化战

人们彼此如何相处，是决定他们将如何应对共同面临的情况的最重要因素，而他们所拥有的文化，是决定他们彼此如何相处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人和美国人分别最重视什么，他们对人与人相处之道的看法，决定了在应对冲突时，他们彼此将如何对待。因为美国人和中国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规范，他们会为之战斗，为之牺牲，所以我们要想和平解决我们的分歧，双方就必须理解这些分歧是什么，如何妥善处理这些分歧。

中国文化促使其领导人和社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大多数决策，奉行高标准的文明举止，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要求每个人知道自己的角色以及如何好好扮演角色。他们还寻求“无产阶级统治”，通俗地说，这意味着机会和回报的广泛分配。

相反，美国文化促使其领导人自下而上地治理国家，要求高水平的个人自由，崇尚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赞赏革命性的思考和行为，不因人的地位而是因人的想法的质量而尊敬人。这些核心文化价值观决定了每个国家选择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类型。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差异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泾渭分明，相对于美国人和中国人共同持有的很多信念来说通常并不是很重要，也不是所有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有这些差异，正因如此，很多美国人在中国过得很舒服，反之亦然。而且这些差异并不普遍。例如，新加坡的华人，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的中国人，拥有类似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治理体系。

但这些文化差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几乎所有事情，在发生巨大冲突的时期，这些差异是决定性差异，决定了双方是战斗还是和平解决争端。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主要挑战来自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理解和体谅对方的价值观与行事方式，不允许对方做他们觉得最好的事。

虽然两国的开放增加了它们的互动，两国日益共享的实践（例如，两国类似的经济自由带来了类似的愿望、产品和结果）使两国环境和民众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似，但两国做法上的差异依然显著。

这些差异反映在各自政府和民众的互动方式上，以及两国人民的互动方式上，特别是从领导人到决策者的层面上。这些文化差异有些很小，有些则很重要，以至很多人愿意为之战斗牺牲。例如，大多数美国人信奉“不自由，毋宁死”，而对中国人来说，个人自由远不如集体稳定重要。

这些差异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例如，中国规定未成年人能玩什么类型的电子游戏，每天能玩多少个小时的游戏，而美国并不管这些事，因为这被认为是由父母个人决定的。两种做法的好坏也许见仁见智。

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中国人较易接受政府确定的方向，美国的文化则使美国人愿意就要做什么与政府展开对抗。同样，因为文化倾向不同，所以当被告知面对新冠病毒必须戴口罩时，美国人和中国人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中国人听从指导而美国人不听从，又会带来进一步的影响，包括发病人数、死亡人数、经济影响等。

受这些由文化决定的对待问题的差异影响，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很多东西会做出不同反应，如信息隐私、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等，最终使得两国社会的运行方式有很多不同。

尽管这些对待问题的不同文化思路各有利弊，在此我不深入探讨，但我想表达的是，美国和中国的决定性文化差异都是根深蒂固的。

鉴于中国出色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背后文化的根深蒂固性，就像美国人不会放弃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一样，中国人也不会放弃中国的。试图迫使中国人及其制度变得更像美国，在他们看来将意味着放弃最根本的信念，而为了保护这些信念，他们不惜战斗至死。

为了与中国和平共处，美国人必须理解，就像美国人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和践行这些价值观的方式是最好的一样，中国人也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和践行这些价值观的方式是最好的。

例如，我们应当接受这个事实：在选择领导人方面，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让有才能、明智的领导人挑选领导人，比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让大众挑选领导人要好。很多中国人认为，大众会一时兴起地选择领导人，不是根据自身利益，而是根据候选人为了赢得支持会给他们什么来做决定。

同时，中国人认为，就像柏拉图认为的和许多国家所发生的那样，在情况非常差的时期，随着人们围绕不同的政策方向展开争斗，而不是支持坚强能干的领导人，民主国家容易陷入功能失调的无政府状态。

中国人还认为，他们的领导人选拔制度有利于做出更好的跨代战略决策，因为任何一个领导人的任期，只占沿长期发展弧线前进所需时间的一小部分。[1]中国人认为，集体利益至上，也对国家最好。中国的治理制度更类似于大公司的典型治理制度，尤其是跨代公司，所以他们不明白，美国人及其他西方人为什么难以顺着这个思路理解中国制度的合理性，难以和他们一样看到民主决策程序面临的挑战。

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想探讨这些决策体系的相对优越性。我只是想说明双方都有理由，并想帮助美国人和中国人通过对方的视角看问题。最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明白我们面临这样的抉择：是接受、容忍甚至尊重对方有权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决定，还是让中国人和美国人为他们认为的不可妥协的东西争斗到底？

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两国存在历史差异，以及历史差异导致的文化差异。

经济学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中经典左派的观点是支持政府拥有生产资料、支持穷人、支持财富再分配等，中国人称之为社会主义；经典右派的观点是支持私人拥有生产资料、支持系统中的获胜者、支持极为有限的财富再分配等。

这两种观点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存在，而且所有社会里都存在从一种观点到另一种观点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国，所以说中国人在文化上是左派或者右派都是不对的。美国人的偏好在其短得多的历史中也存在类似的波动。我怀疑，如果美国历史更长，我们就会看到更大的波动，就像我们在历史更长的欧洲所看到的情况一样。

由于这些原因，这些“左”与“右”的倾向似乎在更大程度上是围绕革命性趋势的大周期波动，而不是不断演化的核心价值观。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波动在两个国家发生，所以可以说，像资本主义这样的右派政策可能在中国比在美国更受欢迎，反之亦然。无论如何，当涉及经济体系时，似乎并没有太多植根于深层文化偏好的明显区别。

与经济体系相反，中国人自上而下/等级制而非自下而上/非等级制的倾向似乎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文化和政治体系中，而美国人强烈倾向于自下而上/非等级制。哪一种做法最有效并将最终胜出，我将把这个问题留给其他人讨论，希望是不带偏见的讨论，但我将指出，大多数博学的历史观察者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说任何一个体系总是好的或者总是不好的。

怎么做效果最好取决于环境和运用这些系统的人将如何彼此对待。没有一个系统能够持续良好运行，事实上，所有系统都将崩溃。持续良好运行的前提是系统中的人超越个体意愿尊重系统，系统有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时代而不崩溃。

当我们想象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如何处理他们共同的挑战——在这个人类共享的星球上最好地发展时，我试着想象他们强烈的文化倾向，最重要的是他们宁死也不愿放弃的不可调和的差异将把他们引向何方。

例如，大多数美国人和西方人愿意为拥有和表达观点（包括政治观点）的权利战斗牺牲。相比之下，中国人更看重对权威的尊重，这反映在以下两方面：个人及其所属组织的相对权力、让集体组织对集体中个人的行为所负的责任。

这样一次文化冲突发生在2019年10月，当时的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图片，表达对香港暴徒的支持。他迅速撤下了这条推文，并解释说，他的观点不代表休斯敦火箭队的观点，也不代表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观点。接着，莫雷受到了中美双方的批评：美国媒体、政治家和民众批评他不挺身捍卫言论自由；中方则停播比赛，将相关产品下架。

莫雷事后回应（资料图/外媒）

这次文化冲突发生的原因是，美国人非常重视言论自由，他们认为不能因个人的行为而惩罚个人所属的组织，而中国人却认为这种有害的攻击必须得到惩罚，个人所属的组织应当对个人的行为负责。

对人和人如何相处，中国和美国存在根深蒂固的观念差异，所以以后还会发生比这严重得多的事，造成更严重的冲突。其中一些文化差异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双方满意的结果，但一些最重要的差异将很难通过谈判消除。

我认为需要认识和接受的要点是，中国人和美国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会为自己做出不同的选择，而非对方所希望的。

例如，美国人和中国人可能彼此不喜欢对方处理人权问题的方式。那么对此应当怎么办？是美国人与中国人互斗，将各自的意愿强加给对方，还是他们同意不干涉彼此的行为？在我看来，强迫其他国家的人去做他们坚信不好的事，是非常困难的、不合适的、几乎不可能的。美国对中国施压的能力和中国对美国施压的能力，将取决于两国的相对实力。

虽然我只是探讨了中美战争问题，分享了我所知道的东西，这只是我需要了解的东西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我想提醒读者，这些战争比一对一的冲突复杂得多。这些战争就像多维象棋，因为其涉及许多方面，牵涉许多国家。

例如，当我考虑中美关系时，我必须超越双边关系的层面，考虑在许多重要层面上的多边关系，例如与亚洲、欧洲和中东所有重要国家和私营部门的关系，以及这些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重要关系，等等。

换言之，为了思考中美关系，我必须思考沙特阿拉伯与美国的关系以及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的关系，为此我又必须思考在所有重要的方面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关系、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关系、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的关系，以及许多其他关系，再加上其他类似的关系。

没有一台好的计算机和大量数据的帮助，就不可能跟踪更不可能理解事态的发展状况。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而且坦率地说，当我和世界领导人交谈时，我发现他们对这盘多维棋局中其他人的真实想法知之甚少，这让我震惊。

爆发不必要战争的风险

愚蠢的战争往往因针锋相对的升级过程而发生，在这样的过程中，对敌方哪怕是小的举动做出回应都要比被视为软弱更重要，特别是当双方并不真正理解对方的动机时。历史告诉我们，对正在衰落的帝国来说，这尤其是一个问题，衰落的帝国倾向于投入不符合逻辑的战斗，因为任何撤退都会被视为失败。

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例。尽管美国为台湾地区而战似乎是不符合逻辑的，但如果中国统一台湾地区而美国不插手的话，这就会被视为美国地位以及对其他国家影响力的巨大损失。此外，这样的失败会使领导人在本国民众眼里显得软弱，从而使其失去继续掌权所需的政治支持。

当然，当冲突迅速发生时，误解造成的误判是危险的。所有这些都会引发强烈的动力，致使战争不断升级，尽管这种相互毁灭的战争比以更和平的方式合作和竞争要糟糕得多。

还有一种风险就是不真实、情绪化的言论在美国和中国都占据了上风，为局势升级营造出一种氛围。

例如，在皮尤中心的一项调查中，创纪录的73%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73%的人认为美国应当让中国改善人权，50%的人认为美国应当让中国为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扮演的角色“负责”。尽管我手边并没有反映中国人对美态度的民调数字，但许多人告诉我，中国人对美态度在恶化。也许不久之后，这些人就会要求将冲突升级。

最终，对两国领导人和民众来说，明智之举是认识到美国和中国正处于一场制度和能力的竞争之中。两国都不可避免地会实行它们认为最适合自己的体制，美国在实力方面略微领先，但其实力在缩减，而且美国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尽管历史表明，人数多寡很重要，但其他因素更为重要，所以即使是人口少的帝国，如果治国有方，那么也能成为世界强国。

这些都意味着，一个国家要强大，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和自己的关系。

自我交战的战争：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最大的战争是与我们自己的战争，因为我们的强弱主要是由自己控制的。由于决定各国强弱的因素很明确，以及这些优势和劣势是可以衡量的，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衡量各国的现状。

在此之前，我们来回顾一下打造伟大帝国所需的具体因素。这些因素包括……

……足够强大和有能力的领导层，能为成功提供必需要素，这包括……

……强大的教育。我这里说的强大的教育不仅指教导知识和技能，还包括……

……性格坚强、有礼貌、强烈的职业道德，这通常需要学校和家庭的共同教育。这能带来公民素质的上升，反映为如下因素……

……腐败少，高度尊重规则，如法治。

……人们能融洽合作，对如何相处有共识，并团结在这一共识之下，也很重要。当人们有知识、技能、良好的性格、文明行为素质并融洽合作时，就会出现……

……良好的资源分配制度，以下因素能显著完善这一制度……

……开放接纳全球最好的思想，这是让一个国家成功最重要的因素。这将让它获得……

……全球市场上更强的竞争力，这能带来高于开支的收入，这将让它获得……

……强有力的收入增长，这将让它获得……

……更多投资来改善基础设施、教育体系和研发。这将让它获得……

……快速提高的生产力（每小时经济产出的价值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将使财富增多，生产能力增强。在一国获得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后，它将能大量发明……

……新技术。新技术既有商业价值也有军事价值。随着该国在这些方面变得更具竞争力，它自然会获得……

……世界贸易中显著且不断上升的份额。这要求它拥有……

……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保护本国贸易路线，并影响对其重要的域外国家。在成为经济强国的过程中，它发展出……

……被广泛使用的坚挺货币、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在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其货币自然被当作首选的全球交易媒介和财富储存手段，被广泛使用，从而成为储备货币，因此开始建立……

……至少是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吸引和分配资本，在全球扩展贸易。

凡是利于这些因素提升的东西都是好的，相反则是不好的。因此，明智的做法是所有国家的国民扪心自问，他们共同以及他们的领导人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来促使这些指标上升。我还希望他们能记住因果关系，避免导致衰落的过度行为和分歧。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中美两国的内部斗争和挑战比外部冲突和挑战更重要，也更大。其中包括国家领导层和各级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不同群体（如富人和穷人、农村和城市、保守派和进步派、不同族裔群体等）之间的斗争、人口变化、气候变化等。

幸运的是，上述因素中最重要的大都在我们的控制能力范围之内，而且是可以衡量的，因此我们可以评估我们国家的处境，如果发现处境不佳，那么做出改变，使之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总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如当年丘吉尔对英国人说的：“努力赢取胜利！”

注释：

[1]事实上，在中国人看来，美国人选择的代表自己的领导人，以及由此反映的他们对公众利益的认知，似乎在不断发生随意的变化，这导致美国的政策和发展方向缺乏连续性，应对这种情况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挑战。

《原则2：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瑞·达利欧 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