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瑞青”，你为何执意对抗中国？

作者丨王 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总理奇夫利领导的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以及之后的六届联盟党政府的对华政策主要基调都是不承认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尽管没有实现外交承认，但两国还是发展了贸易关系。起初，贸易规模很小，1949年、1950年贸易总量只有390万澳元。此后双边贸易持续发展，尤其是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中国开始进口澳大利亚小麦，并在60年代成为澳大利亚第六大出口市场。

当时的联盟党政府谋求的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要与之开展贸易。相比之下，反对党工党（尤其自1967年惠特拉姆成为党首后）则认为，紧密的贸易关系是建立外交关系的正当理由，而外交关系反过来又能促进贸易关系。1971年，惠特拉姆终于实现访问北京。巧合的是，此次访问与基辛格秘密出访北京同时发生。赢得1972年大选后，作为总理的惠特拉姆最先完成的任务之一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从此开启澳中关系新时代。

在惠特拉姆政府之后，弗雷泽领导的联盟党政府摒弃以往敌视中国的态度，并继承惠特拉姆时期友好交往的对华政策。双方各派武官更是凸显相互的热络。虽然双边政治关系逐渐升温，但经济合作却显得滞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邓小平的引领下进行对外开放，澳中经济合作才被注入新的活力，也使霍克领导的政府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处理澳中关系。霍克担任总理期间，展开经济外交，这也成为当时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直接促成力拓集团与中钢集团高规格的恰纳尔矿业合资项目。

上世纪80年代末，澳大利亚政府曾参与对中国政府的谴责表态。但澳大利亚方面还是尽量谨慎，避免破坏双边关系的运作基础，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比如堪培拉拒绝了美国要澳大利亚对华实施更严厉贸易制裁的要求。事实上，澳大利亚政治家和官员都在极力劝说美国同行，不要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中国的人权表现挂钩。

1991年12月，工党领导层进行调整，前国库部长基廷取代霍克，成为总理。1993年6月，基廷访华，这标志着两国恢复最高级别的双边交流，也为贸易及投资计划注入新动能。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有100多家中国公司及企业机构在悉尼、墨尔本、珀斯及其他澳大利亚城市设立代表处或分支机构。

霍华德在1996年3月的大选中击败基廷，开启迄今为止澳大利亚第二长任期的总理生涯。霍华德政府与中国的关系一开始就出师不利：首次澳美部长级磋商在悉尼举行，随之而来澳新美就加强21世纪同盟关系发表联合声明；陈水扁出席在布里斯班举行的首次亚太国家市长峰会等。中国决定停止与澳的部长级和高层领导人来往。

不过，事态很快发生转机。1996年11月，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边会上，霍华德同中国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霍华德当面保证，澳美同盟有其历史渊源，是为了加强澳大利亚自身安全而建立的，并非针对中国。霍华德强调，他将亲自致力于建设紧密的双边关系，并称其政府支持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重申，他的政府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并明确表示，中国参与地区事务将有利于维护稳定。

此后，霍华德于1997年3月访华，成为他11年任期内数次访华的第一回。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回访。胡锦涛主席2003年的访问尤其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就在同一周，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也访问了澳大利亚，两位国家元首均在堪培拉联邦议会里对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这是霍华德精心安排的结果，他决心向世人证实，澳大利亚政府不必选边站队，能够做到与北京和华盛顿都保持良好关系。

2005年4月，霍华德提议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这一举措对双边贸易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双边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腾飞。双向贸易增加6倍，即从1996年的不到80亿澳元增加到2007年的500亿澳元。

然而，经济关系看似紧密，政治关系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裂痕，这一发展有点出人意料，毕竟在2007年12月，澳大利亚出现了一位会说中文的总理。

陆克文开始总理生涯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为澳中关系带来波折。其中包括限制中国国有企业在澳投资；澳大利亚决定为热比娅发放入境签证等。北京方面为此停止与堪培拉的高层交往。不过，即使在澳中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双方也尽量不让政治恩怨阻碍贸易和商业活动。2009年8月，随着热比娅事件造成的紧张气氛，两国政治关系降到陆克文执政以来最低点，但两国还是敲定了迄今最大一笔交易，那就是中石油与埃克森美孚公司签订的50亿澳元大单，即从澳大利亚西北沿海的高更向快速发展的中国城市提供液化天然气。

到2010年，也就是陆克文总理任期最后一年，中国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澳大利亚也成为这种增长的受益者。中国于2007年，也就是霍华德总理任期最后一年，成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并一直保持这一地位。2009年，中国还超过日本，成为澳大利亚最大出口市场。

继陆克文之后，来自两个派别的继任者——工党的吉拉德和自由党领导人阿博特，都曾试图重新提振与中国的政治关系，但均收效甚微。

在日益担忧中国影响力的背景下，2015年9月，特恩布尔接替阿博特，担任总理。特恩布尔上任一个月后，接待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达尔文港被租借给中资企业岚桥集团。此事引起美国奥巴马政府及澳大利亚民众的担心。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媒体经常炒作中国影响带给澳大利亚更彻底的冲击。特恩布尔政府对此的回应是制定反外国干涉的新法律。该法案于2017年底提出，于2018年6月获得议会通过。《反外国干涉法》标志着澳中关系来到转折点。自从1972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中国一直被澳大利亚认为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国家，而随着《反外国干涉法》的通过，中国成了一个需要提防的国家。

在外交层面，此举是一个败笔。北京方面再次停止与澳大利亚政府的所有高级别交流。这种局面令许多与中国市场有利益关系的澳大利亚人焦虑不安。2018年8月，特恩布尔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发表了一个语气缓和的讲话。然而，他还没来得及采取什么行动，就在自由党领导人之争中被扳倒，将总理位子让给了莫里森。

莫里森政府时期，澳大利亚成立大学外国干涉问题工作小组等一系列事件将双方的距离越拉越大，两国关系持续恶化。

堪培拉为何执意与中国作对？其中两个原因尤其值得关注。首先，尽管澳大利亚多项对华出口受限，但在整个贸易活动中，堪培拉仍握有一张王牌。澳大利亚出口产品中数量最大、收益最好的是铁矿石，也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必不可少的原材料，至少目前如此。加之国际铁矿石价格居高不下，截至2021年上半年，澳大利亚对华出口总额继续保持增长。其次，莫里森及政府主要部长已经从当年特朗普政府对盟友飘忽不定的承诺中定下神，认为拜登政府一定会支持盟友，因为他们要共同对抗中国。澳大利亚签订“奥库斯”协议就是将自己更牢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此举也标志着澳大利亚告别霍华德时代。当年澳大利亚成功顶住压力，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在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中，很难再找出像澳大利亚与中国这样一对截然不同，却又难舍难分的国家。作为实力较弱的一方，澳大利亚在双边关系中扮演着更积极的角色，时常展现出“赖瑞青”的特质。（注：“赖瑞青”来自澳大利亚英文词larrikin，最初指流氓无赖，后来演化成澳大利亚人自嘲的昵称。“赖瑞青”往往顽皮泼辣，像小痞子和无赖那样喜欢恶作剧，性格叛逆，爱吵吵嚷嚷。热心肠的“赖瑞青”时常爱管闲事，但好心未必能办成好事。）作为实力强大的一方，中国在关系发展顺利时会对澳的言行举止保持耐心和从容淡定；但被招惹时，中国也会深感错愕，大为恼火。

作为一个崛起的巨人，中国着眼于更远大的发展目标，将澳大利亚的作为解释为对美国战略利益的跟随，从而经常会为“赖瑞青”的胆大妄为而愕然。它没有意识到，堪培拉的这些行为可能是出于对巨人快速起身意愿产生的焦虑。

无论如何，澳中关系到现在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从1972年正式交往，到霍克时期的情投意合，两国关系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霍华德时期以及之后的岁月，两国又一起实实在在地做了不少事情。然而，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彼此开始出现芥蒂，两国渐行渐远。

这种隔阂是否会发展到双边关系彻底破裂，还是会从目前的恩恩怨怨中发现新的生机？这是对两国领导人智慧的考验。如果历史可以借鉴，那么澳大利亚可以学习惠特拉姆的勇气和远见。

（作者现执教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本文基于作者发表在Far East and Australasia 2022年鉴的英文原稿翻译摘编而成。译者戴宁，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