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左翼当下的精神分裂, 着实耐人寻味｜文化纵横

帝国中心的左翼国际主义

全球秩序似乎已进入政治理论家乔治·舒尔曼（George Shulman）所说的“空位期”（interregnum）。二战后围绕美国国际领导地位建立的框架正在瓦解，但未来会发生什么，尚不明晰。正如舒尔曼去年所述——同葛兰西遥相呼应——“旧神正在消亡，新神尚未诞生”。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瓦解产生于美国决策的失败：无论是在中东发动的非必要破坏性战争，还是促进金融不稳定与贫富极度分化的新自由主义做法，抑或是因内部政治失灵而导致的美国防疫策略失效。

空位期提供了历史机遇，其中潜藏着真正的、或好或坏的替代方案。在美国，由于民主社会主义者被系统性地排除于政治权力（尤其在外交政策方面）之外，人们可能会认为，既有国际秩序的瓦解，可以为他们带来真正的政治机会。毕竟，长期被排除在权力之外，意味着美国两党国家安全机构的任何战略失误，都不能归咎于美国左翼。

然而在过去一年中，美国政治却不是这样发展的。相反，从美国撤军阿富汗，到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行动，事态的发展，使得左翼的外交政策主张处于守势。理解其中缘由，并化解左翼外交政策中的张力，至关重要。当前，我们的可能未来，明显是反乌托邦的：要么在老旧且破碎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中衰败，要么陷入新的、由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威权统治的多极秩序。倘若缺乏强大且连贯的左翼替代方案，就很难找到一条优于这些选项的全球路径。

纵观大多数政治派别，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评论者基本都认为，美国构建的安全体制，本质上是良善的。那种认为美国政府是个仁慈的历史驱动者、且有潜力建立和平稳定的国际社会的理念，被他们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本质特征——对于美国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认为，无论美国社会内部有何缺陷，无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不平等如何突出，美国制度根本上还是公正的，并且是围绕自由及自治原则组织而成的。因此，美国自由主义为国际主义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愿景：两党政策制定者追求的安全利益与世界利益是一致的。

所有这些，都为美国以推定的政治例外主义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行动，提供了辩护。对于这种例外主义——即里根主义关于美国独一无二的伟大特质的文化论点——如今多数自由主义者都会报以犹豫态度。尽管如此，他们大体都会同意，在一个民族国家彼此平等，且没有主体真正有能力执行现有安排的世界之中，充当全球安全最终后盾的责任往往落在美国身上。因此，按照这种逻辑，美国时而遵循又时而违背既有的法律约束，是能被接受的，只要这样做有助于确保体系的正常运行与生存。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者也承认美国有时会犯错，甚至会犯下灾难性的错误，例如越南战争和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但是这些插曲，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合法、道德的安全防范工程中的愚蠢特例。

作为回应，许多民主社会主义者对美国的主导地位，以及以国家安全体制为目标的信念提出批评。这些左翼活动者质疑那些关于战后秩序的浪漫叙事。他们指出，美国对于其他国家民族自决的侵犯，是冷战时代的首要现实。在此时期内，美国直接参与或共谋了世界大片土地上的令人震惊的大规模暴力活动，包括无数政变、政治暗杀和小规模干预。美国的权力并未创造出稳定繁荣的自由民主社会，而往往促进了经济剥削和非自由的威权主义（例如在智利、阿根廷、巴西、希腊、沙特阿拉伯、伊朗、印度尼西亚和南非，这里只举了部分附庸国的例子）。

1989年后，美国的单极性进一步强化了此种趋势。曾经驱使美国领导人珍视（尽管是部分意义上珍视）国际机构的那种压力，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而降低了。其结果是，美国政府系统性地撤出多边全球秩序。美国政治例外主义的逻辑——即这个国家拥有合法权利去挑选何时受到全球性安排的拘束——脱离了一切重要的外部限制。

从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到《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美国精英们可能口头上对多边机构说三道四，甚至还主持了全球治理新条约的起草，但他们却选择不加入自己谈判达成的机构。美国的此种“叛逃”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十分明显，美国对于选择性的临时联盟以及对于单方的、先发制人的武力使用的偏好，愈发深远地塑造这片区域。其结果是，在当今的全球环境中，战后规则作为限制国家过度行为的框架似乎已不再具有意义。此外，美国在这些事态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美国内部政治机构的崩溃（以国会大厦暴乱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混乱响应为代表），使人对美国政策制定者在重新确立国际地位方面作出的新近努力产生怀疑。

为了与反“美国世纪”的叙事保持一致，左翼人士也经常挑战这样一个经典观点，即战后的国家安全机构，满足了国内外最受压迫者的利益。以20世纪美国的经济扩张史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了实际的国内经济增长，使美国从诸多全球参与者之一，转变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随着欧洲列强的大幅衰落，美国成为霸主，美元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国以发展援助作为“胡萝卜”，以军事干预和暴力政变作为“大棒”，按照自身形象重塑了其他国家，并在此过程中为美国商品打开市场。

因此，白人工会工人和中产阶级美国公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在20世纪50年代的确达到一个高峰。但从长期来看，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外交政策的决策，不是由劳动人民及他们的利益驱动的，而是由安全专家和企业精英驱动的。这些政策建立在促进商业市场的目标以及持续性军事干预的基础之上，而无论是通过昂贵和灾难性的战争，还是通过扩大公司权利并损害全球劳工地位，这些手段都侵入了美国国内领域。

叠加在一起，这些政策最终推动了保守性紧缩与私有化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在冷战后进一步加剧。到20世纪末，美国精英在海外（从东欧到拉丁美洲）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紧缩政策也成为了国内政治的基础，并摧毁了工人阶级尚存的一切成就。国家与商业的捆绑以及安全机构的极大扩张，最终加剧了各种不平等。对于许多民主社会主义左翼人士而言，这种全面批评，彰显了他们自己对国际主义的看法。正是因为美国的安全机构推进了维持公司权力以及阶级等级、种族等级的目标，其方案与被压迫群体的基本利益并不一致。因此，美国的工人阶级和少数群体应当制定一项独立的外交政策，强调同海外工人或历史上被殖民群体的团结。这种替代性的国际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不同，其将美国安全机构视为全球共同利益的障碍，有待根本变革。

美国左翼需要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国际转型问题：如何从现状出发，抵达一个转变后的全球秩序？当前秩序包含多个破坏性的行为者。其中许多行为者产生于美国外交政策选择的背景之下，即使它们的这种影响并非被刻意谋求的。这是一些左翼人士在讨论普京在俄罗斯的统治时一直强调的观点。美国推行私有化，以及国家机构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匮乏，再加上北约扩张等政策，不仅为企业-军事架构注入资金，还为经济寡头和好战的民族主义提供了支持——这正是普京接管俄罗斯的成熟条件。然而，这些历史分析还是没有回答“现在应当做些什么”这一问题。

国家安全机构（包括自由派的机构在内）对此给出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美国的安全体制，应借助其惯用工具，来施加干预，应使用激进制裁和军事化对抗的组合，来实现目标。对于美国主导地位的捍卫者来说，每一次国外爆发的不稳定性因素，都是美国政治例外主义之必要性的新证明。这种对美国独特责任的信念，意味着每一次出现新的威胁，历史都会重新开始。而美国首先会做的，并不是系统性地反思处处失败的原因，而是重新启动安全机构。

左翼对美国现有国家安全体制的批判，部分解释了一种广泛经验，即左翼在政治上的守势。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左翼人士放眼世界，可以看到一种新兴的、更加解放性的秩序，其标志是遍布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组织。诸如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这样的组织享有代表群众的权威，并推动了具有变革意义的经济和安全议程。牙买加的迈克尔·曼利（Michael Manley）、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等领导人煞费苦心地试图围绕国际经济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NIEO）等倡议召集全球多数群体。正如阿多姆·格塔乔（Adom Getachew）的研究所示，这些努力旨在用一种致力于克服全球经济中的剥削和依赖的多极地区主义，去取代冷战竞争。

然而，此种国际主义制度的基础设施在当今已所剩无几。在其内部，解放力量在权力争夺后，往往坍缩为威权主义或财阀统治。的确，就像自由主义者必须拒绝对冷战历史的浪漫化呈现一样，左翼人士也应当避免自己特有的怀旧。在其外部，美国政治精英及其战略盟友系统性地破坏了这些运动和不结盟政治形态的稳定性。左翼国际机构并非只是逐渐衰弱；它们是遭到了武力对抗，并被击败。

对于当今左翼国际主义者而言，缺乏全球制度的基础设施以及团结的网络，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挑战。在同美国安全体制的特权争辩之时，或是在寻求表达一种替代性愿景之时，美国左翼人士面临着基本的困境。世界各地，解放运动被集权国家所取代，这意味着左翼分子几乎没有这样一种代表机构，能够为动员起来的群众发声，能够在制定跨国议程、制定适当的国际危机应对措施时与之密切合作。这意味着，左翼分子没有任何与美国政府相类似的明确的政治代理人，来充当驱动转变的引擎。

这些制度限制，助长了左翼圈内的两种严重适得其反的倾向。其一，是承认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之间的截然二分，这种二分，自冷战初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治的重要特征。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劳工领袖们基本上接受了一种政治妥协，即在保留自己来之不易的新政胜利的同时，将外交政策的主导权留给国家。这种分割，创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传统智慧，即国内事务（尤其是经济事务）是由美国国民处理的，而外交政策则是安全精英们的事务——除非是政府要向地面派遣大量军队。尽管外交政策选择深远地影响了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国内斗争格局，但这种分割仍然存续。

对民主党左翼的一些人来说，关于美国的一种基本的矛盾心理，促使他们愿意退回到长期存在的分割中去。在谈论国内政治时，他们聚焦于新政和民权时代的平等主义和社会福利主义项目，由此欣然接受美国国家体制。想要为社会民主主义争取选民支持的左翼人士，经常援引一种笔者称为“信条主义”的说法，或者说是对美国方案固有的包容性承诺的信念。然而，这种国内的左翼信条主义在批判国家安全体制时，面临一个政治难题，因为美国在海外的行动几乎总是建立在对抗威权者（无论是塔利班还是普京）的道德术语框架之上，而这恰恰代表了国内信条的价值观。

如果左翼信条主义者在国内接受国家主义方案的正当性，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国家安全精英在国外以同样的方式表达它呢？既然他们在国内乐意将美国国家体制作为一种道德力量，那么当所面对的国际人物往往非常明确地阻挠根本信条的价值观时，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国家体制的实力呢？在冷战时期，主流左翼的一种普遍回应，就是退出这场辩论，退回到被认为是国内事务的领域。

第二种明显的倾向，是回避由全球左翼组织和国家基础设施的衰落带来的困难。多数左翼国际主义流派在深层次上接受这样一种原则，即多极秩序比单极秩序更为可取。从以前的第三世界主义者对于促进联邦和地方主义的多边机构（如NIEO）的呼吁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随着战后框架的瓦解，出现了一些多极化的萌芽位点，但是其中最强大的是资本主义威权工程。这些工程与左翼的解放愿景是根本对立的，无论是对于第三世界主义者、还是对于更早期的国际工人阶级运动而言。

但是，在对美国实际且持续的帝国暴力提出异议、并在概念上拥抱多极化之时，有些左翼分子已经参与到了令人不安的政治宽容之中。正如格雷格·阿菲诺杰诺夫（Greg Afinogenov）最近在《社会主义论坛》（Socialist Forum）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所指出，在拒绝美国的单极化的同时，这些左翼人士对新兴全球秩序的潜在破坏性轻描淡写。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种路径可能无法同时对帝国主义和威权主义提出一贯清晰的反对。它批判美国帝国主义，但却为地方威权主义制造合理性，或者忽视了那些并非源自美国及其盟友圈的帝国主义实践。

这两种倾向对左翼国际主义者构成真正的困境。正是因为有这些潜在的陷阱，美国左翼对于发展出一种普遍而有效地将反帝国主义和反威权主义伦理相互联合的国际主义视野和政治观点，义不容辞。

首先，这需要对当下发生的危机事件作出连贯、有条理的反应，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危机在削减国家安全体制看似不可避免的开支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美国外交政策辩论的术语将每一场新的紧急情况都描述为一系列非此即彼的选择，在其中左翼处于明显劣势。此种态势被这样的事实进一步强化，即美国官员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鲍里斯·约翰逊等同盟国家的行为者一同商讨制定议程。全球左翼声音缺乏政治力量，且仅拥有有限的跨国机构，因而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彼此隔绝的。没有任何机制能够用于发展什么共同的替代性提议，因此毫不奇怪，美国的左翼话语听上去是分裂的、不和谐的。所有这一切促成了这样一种环境：“采取行动”意味着支持安全体制的路径，而质疑此种路径就等同于“无所作为”。

出于这一原因，美国左翼不可避免地必然采取一种艰难的平衡做法：真实可信地解释安全体制可以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处理手头问题，与此同时强调美国的地缘战略优先事项是如何易于对民主促进或平民保护造成破坏。这一点在中东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那里，战略目标——无论是支持还是推翻政府，无论是将地区力量平衡向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盟友倾斜以追求针对ISIS等行为者的反恐目标，还是确保以色列的利益——与所声称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之间，仅具有一种最多不过是偶然的联系。

最近发生在乌克兰的事件便是一例，证明了此种平衡做法所涉及的挑战。俄罗斯的行为是一种野蛮的帝国主义行为，违反了民族自决这一基本原则。参与决斗的乌克兰人是在进行一场合法的武装抵抗战争。美国支持他们的抵抗，但这种支持却是通过有缺陷的政策框架来实现的，这一政策框架回到了20世纪中期对盟友和敌人二分看待的观念之下。

这一策略的基础，是推进在欧洲的军事主导地位（当前欧洲大陆上的军队数量是过去20年以来最多），并在整个地区逐步加强军备。伴随着一项旨在放宽武器供应的“租借”法案——这一名称使人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注：1941年，美国出台《租借法案》，用以援助抵制德军的国家）——国会刚通过了一项新的涉及巨额资金的军事援助方案（在先前的14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400亿美元，这甚至超过了拜登要求的数额）。据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 Press）报道，这些资金的总和几乎相当于整个国务院的预算和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正如历史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所指出的，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资助的完全是一场全面战争”，此种担忧被泄露的（后来又被否认的）情报进一步强化，即美国正在提供专门针对于杀害俄罗斯将军的情报。

此类政策还与激进的制裁措施齐头并进，实际上是为了将俄罗斯同大部分全球经济相阻隔——尽管学术证据指出，制裁在迫使平民付出沉重代价的同时，几乎无益于使战争终结。与此同时，美国正在支持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且众所周知地，对第三方试图谈判达成外交解决方案的努力一直态度冷淡。

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反帝国主义斗争，但这是经由现有的一套国家安全范式和制度实践过滤而来的。美国的行动被背景地缘政治假设深度影响——在当前讨论的语境之下，这种假设便是要在一个相对外围的战场上削弱全球对立者（至少对于美国人而言是如此）。问题在于，这种框架性的驱动力——特别是当它们与维持全球主导地位密切相关时——往往会反复创造出一连串在危机出现之时便自动就位的通用政策。作为一个整体看来，这些政策时常朝着一个逐步升级的方向推进，这一方向可能与人道主义保护和和平解决争端的目标背道而驰。这些政策往往弱化对维持冲突所需成本的关注，只要冲突有助于削弱俄罗斯相对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实力。

既有的美国政策具有棘轮效应的危险倾向，这并不意味着，左翼应当在俄罗斯帝国主义背景下主张不予干预。但它的确要求人们作出针对性的分析，以将合并起来会导向破坏性后果的一系列常规安全政策仔细拆分。此种分析抵制那种“或是接受，或是反对”的立场，后者将左翼的任何对官员们声称能够在海外促进自由的政策组合拒绝签署的行为，都习惯性地定义为左翼的阻挠。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这要求左翼支持乌克兰民族自决，并支持以防止非法政权颠覆为目的的真正防御性的军事援助。美国的霸权地位及其过往的失败干预行动，都强烈指向对美国军事介入的反对，特别是倘若以“不造成伤害”这一视角作为评价政策选择的基本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左翼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反对美国的任何形式的军事支持。例如，笔者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波斯尼亚遭受入侵的情况下，美国未能向其提供类似援助，便是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失误。这为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埋下了伏笔。后来，也正是因为未能提供防御性支持，美国和北约才在科索沃进行了非法轰炸——此事是几十年来美国持续性背离国际规则的预示。

关键之处在于，任何防御性援助都必须用于缓解而不是加剧敌对与暴力。这意味着要在实际的自卫需求与地缘战略冲突的借口之间仔细分辨——并拒绝为转向后者提供资金。这还需要拒绝使用广泛的制裁措施，并代之以针对性的措施，仅针对于俄罗斯的同谋者。若达到了需要执行更广泛的经济制裁政策的程度，这些政策应当借助于多边努力，以将那些任何寡头（不仅仅是俄罗斯人）有利可图的避税天堂封闭。最重要的是，防御性军事援助必须同时伴随着对于促进和平的外交谈判的有力承诺。援助——通过看似无限的资助——不应当作为一种使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泥潭的途径。此种目的虽然可能对美国在“新冷战”中的目标有所助益，但是也会加剧当地的人道主义灾难。

此外，左翼的分析也应当深切关注于欧洲大陆的进一步军事化。此种军事化与任何真正的和平秩序背道而驰，后者以共同裁军与联合决策为标志。那种让欧洲在未来更加受到美国主导、且由大量强悍的军备来构建的想法，带有极度反乌托邦的可能性，尽管欧洲去军事化的前景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渺茫。

俄罗斯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行为者，但在军事和经济上，其明显被美国在欧洲的盟友胜过，这在俄罗斯于乌克兰的挫败之中进一步突显。与此同时，威权民粹主义在整个欧洲大陆兴起。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美国、或许还有法国以及其他许多欧洲国家，都由极右翼统治。在此种背景之下大幅扩张军费开支，会促进好战的、排外的各方敌对势力之间的恶意对抗。而且，这似乎还建立在一种隐含的例外主义基础之上，即认为美国和欧洲核心盟友并不会经受民主倒退的影响，尽管过去10年它们确实发生了民主倒退。

此外，美国的左翼国际主义者不应止步于质疑美国的地缘战略，以及提供一条某种程度上重新规划的政策路径。左翼国际主义的核心是对全球性团结的重视，这需要在思考冲突时拓宽关注视野，这也会取代传统的安全叙事。就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而言，这意味着敦促实现公民的人道主义保护——通过重建援助，通过给数百万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主义支持，通过给面临饥饿的乌克兰人提供食物。

最后一点提示我们，左翼可以积极追求政策目标，并扩展有意义的国际社会的边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UN World Food Program）报告称：“乌克兰和俄罗斯占全球小麦出口的30%，玉米出口的20%，以及葵花供应的76%。”除了广泛的能源危机，这场战争也大幅加剧了世界饥饿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表示，当前有17亿人“严重遭受”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其中非洲和中东都有人正处于极度饥饿的边缘。

晚间新闻极少呈现这些影响，而是密切关注于俄乌战争对于欧洲和欧洲人的影响。战争报道，以及美国及其盟友的反应，当然会利用种族主义情绪来评判谁值得、谁不值得道德关怀。竭力争取将大规模、持续性的国际努力予以重新分配，用以缓解战争带来的饥饿和极端能源冲击——那些轻易投入到军备上的资金表明，这在财政上是可行的——能够强调受到威胁的群体绝不仅仅是欧洲人。这样做还将否定那种认为世界分裂为相互竞争的帝国的二分幻想，即认为外交政策的目标是支持盟友、削弱敌人。

然而，当具体的危机最终平息，美国左翼将面临一个更宏大的制度困境：他们缺乏强大的有组织的跨国权力机构，也缺乏促成全球革命性改变的实际行动代理人。这一切都让他们更加重视这一问题，即在外交政策领域，解放性的、而非威权式的多极化是如何产生。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政治的复兴已经在国内的运动组织——无论是黑人生命运动、日出运动、基层全球正义联盟还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与海外的组织之间建立了初步联系。伯尼·桑德斯本人也参与了与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等人的对话，讨论建立国际进步政党（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意味着什么。但是，要构想出革命性的、或者说“非改良主义”的革新，从而通过促进全球左翼机构的力量来改变现有的国际权力关系，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非改良主义的革新这一想法已经愈发成为国内左翼政治想象的核心，特别是在关于监狱和警察废除主义的讨论之中，如阿姆纳-阿克巴（Amna Akbar）所述。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不是思考全球背景的常用框架，更不用说在这种框架之下开展国际主义制度建设了。此种革新需要什么？一个关键的压力点是巩固全球劳工的地位。近年来，左翼在选举中最大的成功事例，或许是加布里埃尔·博里奇（Gabriel Boric）在智利赢得总统大选，并推动以工人阶级要求为基础的新智利宪法。这些胜利是2019年反抗紧缩政策的结果，包括教师、矿工、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会在内的劳动者集中参与了那场反抗。这一切并不令人意外；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左翼取得成就的历史都与劳工运动的活力紧密相关。这凸显出提升工人及其组织的议价能力对于左翼跨国力量的重要性。

与这些目标相关的革新，包括对公司的跨国产权施加实际限制。这些革新要求实现国内的充分就业和有保障的就业计划，与此同时通过执行环境和劳动标准、让企业对其供应链上发生的事情负责、对违反法律的企业提起诉讼，以终结商事活动在海外的免罚。这些政策本身是好的，而且它们也会扭转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在瓦解左翼政治的制度基础设施及全球团结方面发挥的作用。

与此相关的是，将跨境行为去刑事化——并大幅扩张移民在美国的法律和政治权利——应被视为左翼外交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正是因为移民是美国工人阶级如此重要的组成部分，增强其在美国社会中的力量，不仅为国内阶级政治提供支持，而且还建立起与跨国劳工组织的更深厚和广泛的联系。

然而最重要的是，只有美国左翼国际主义目标具有产生大规模民主压力的力量，且能够被美国地方选民理解为实现社会变革之关键，其才能够有效地反击国家安全体制。实地的有组织运动必须认识到，国际主义与其核心物质需求相关。日常政治经验之中对于国外和国内的旧有划分，必须予以否定。

安全预算是作出此种努力的最佳领域，因此任何国际主义雄心壮志的核心应是大幅削减现有的安全机构。争夺预算对于改造国家基础设施以及获取实现社会民主目标的资源（如普及医疗、教育、住房和就业）都是必要的。此外，预算这一政治问题也说明了为什么劳动人民应当关心美国政府所维持的大规模、破坏性地缘政治联盟。安全支出相当于一笔给企业的巨大馈赠（在阿富汗私营企业身上被浪费的、对于维持当地军队或具有内部信誉的政府几乎毫无作用的数十亿美元，象征了这种馈赠的完全失败）。其促进与世界的军事化关系，并通过武器销售和财政援助，为特定地区盟友的极端暴力提供资金。

保障劳工权利、跨境去刑事化、缩减安全预算，这些只是在美国建立有意义的左翼国际主义的几种可能途径。它们是更宏大的美国左翼议程的一部分，该议程可能包括众多措施，如气候正义，美国区域联盟关系的改变（例如在中东的区域联盟关系），对制裁制度的基本改动，以及以解决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等级制度为目的的真正全球性投资。此处列举的也并非详尽的清单。

而笔者之所以将重点放在前文述及的三项革新上，是因为它们与建立跨国力量具有直接联系。全球劳工保护与跨境去刑事化能够增强左翼工人阶级选民的谈判地位和集体制度。当这些群体在其特定的政治斗争背景下享有更大的权力时，便会产生涟漪效应，强化更广泛的跨国左翼力量。至于安全预算，当美国国内工人阶级选民看到自身物质利益与外交政策变化之间的关联时，便会助长围绕国际事务的群众运动能量，以及与海外工人的共同目标感和更广泛的全球团结。

正如左翼的其他议程一样，这些目标也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艰苦战斗。这些目标的部分意义还在于改变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看法。左翼人士需要对国外事态做出具体的反应，但是迄今的太多集体想象都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外交政策主要就是美国去扑灭凭空冒出来的大火。与质疑此种观念框架的道德纯真性同等关键的，是认识到国际关系结构构成了国内政治斗争的环境。美国社会当前的可行选择与过去确立的国际框架紧密相关，例如国内的新自由主义壁垒本质上即是同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欧洲对于不结盟和第三世界主义的全球共享理念的否定相联系的。一项旨在改变此种总体结构的政治议程，对于任何国内的自由项目都至关重要。

归根结底，美国的任何左翼国际主义都面临这样一种挑战，即国家霸权角色对美国生活的象征性重要意义。近一百年来，美国人已经习惯了一种被威廉·阿普尔曼·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称为“帝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全球事业。政治文化理所当然地认为，即使安全体制有所缺陷，它仍然完美符合自由国际主义对其的设想：世界变革的正当代理人。

美国人可能乐于接受对特定战争的批判，甚至是对反恐战争的整体性批评。然而，质疑安全体制在国际秩序中地位的本质合法性，则是另一回事。国家安全精英之所以能够不断地重新使人相信美国主导地位的必要性，并忽略美国的过去行为与当前困境之间的联系，部分原因便在于这种背景文化经验。对许多美国人而言，美国的概念本身就与这样一个事实紧密相连：在人们一直以来的记忆之中，这个国家都拥有能力和权利去重塑世界。

任何忠诚的左翼外交政策都需要坚定地放弃美国主导地位的象征与实际力量，即那种认为美国在所有全球事务中都应当处于中心地位的理念。这一切表明，左翼外交政策包括要为实质性分散力量而创造条件。在当前的全球体系中，少数富有的行为者垄断了全球公共领域的话语，我们又应当如何挑战之？

在美国大声提出这样的主张，会同民族自我认知与集体自豪感的深层潮流相抵触。后者相当于现代帝国的核心，维持反帝国主义伦理的具有内在的张力。此种张力解释了为什么过去许多最重要的左翼国际主义形态——包括从漫长的反殖民斗争历史中一路走来的那些——都主要出现在边缘和大都市中心之外。历史上很少有帝国会心甘情愿地放弃那种与唯我独尊的权威相伴随的力量。在美国身上，这一事实可能也不会被超越。

尽管如此，努力改变美国的自我认识并推动具体的政策变化，仍然至关重要。从疫情流行，到正在显露的生态灾难，世界陷入了一系列深刻的考验，这需要对国家的健康和福利义务进行深刻的反思。无论是美国还是其敌人当前所推行的框架，都拒绝承认开展任何反思的必要性。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构建替代性的外交政策绝不只是一种左翼愿景。不作出真正的变革，就不存在保障世界共同未来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