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炮兵给美国人好好上了一课

作者：李思达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2年7月下，原标题为《从抗美援朝冷战热炮：核对峙时代的炮战》，有删节

雪夜中的森林格外黑暗，万物像在墓地中安寝，能够听见的只有被雪压断的树枝偶尔发出的“咔嚓”声。时针指向凌晨4点整，三颗信号弹毫无征兆地尖叫着划破混沌夜色，时辰到了！

森林中有东西蠕动起来，伪装的树枝被搬开，一门门重炮炮口指向天空。在它们周围，炮兵喘着粗气来回穿梭，扛着重达近百千克的炮弹箱跑向阵地。他们取出炮弹，徒手撸下弹丸上厚厚的黄油，然后将其塞入炮膛。炮口爆发出火光，整个森林瞬间放起盛大的烟花秀。除了震耳欲聋的炮声，人们听不见其他，只能根据炮长的旗语和手势机械地复位、装填、击发。几十分钟的火力准备，打完足足一个基数的弹药量，装填了近百发弹药的炮兵们又累又热。此时，公路上亮起了各种指示灯，轰鸣的坦克在暴风雪中咆哮着向炮火蹂躏过的阵地进发，让敌人措手不及的总攻打响了……

二战中，上述场景简直就是战斗基本操作：从东线的“十次突击”到西线的“守望莱茵”，几乎每一场战役都是以此般凶狠的炮火准备作为开端。残酷的二战让火炮及其技战术得到空前发展，重要性也获得公认，被统帅誉为“战争之神”。

但战争刚一结束，这尊大神的圣光就黯然褪去。当然，个中缘由并非是各国痛定思痛后决心铸剑为犁，而是因为出现了另一种更厉害的武器——核武器。

核武器制胜论VS实战利器

在“小男孩”和“胖子”两枚原子弹取得实战战绩之后，核战略成为军事专家的热词。战争在这些专家的设想中变成一种更为简单直接的方式：首战即终战，对战双方只需拿着核武器对轰，谁能扛到对方寸草不生无力再战谁便能获胜。在此种核战争框架下，陆军被削弱到可有可无，作用仅限于扮演战后维持秩序的警察，他们手中的火炮随之走下神坛也似乎成为定局。

核对峙的时代，火炮真会因为各种毁天灭地的核武器而变得无关紧要吗？就在一些美苏军事专家大谈特谈二次摧毁、三次摧毁等核战争概念时，冷战中爆发的局部热战却告诉他们，战争真正的主角还是常规武器，胜利女神心爱的法宝依然是“战争之神”——火炮。

1950年6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军一路北上打到了鸭绿江边，但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打击下遭受重创，被撵回到三八线附近。曾豪言“圣诞节前让孩子们回家”的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在战况不利时狗急跳墙，叫嚣着要将战争升级为核战争。他授意参谋人员拟定了一项核战争方案，计划要向中国各大城市投掷20到30颗原子弹以摧毁中国的工业潜力，之后在中朝之间沿鸭绿江设置一条放射性隔离带，从而一劳永逸地独霸朝鲜。

麦克阿瑟的狂妄计划未付诸实施，但美帝国主义也从未打消“核平”中国的念头。杜鲁门（Harry S. Truman）阻止了麦克阿瑟的“独走”，但他本人其实并不反对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特别是当时并无反制手段对中、朝两国使用核武器。事实上，在战争陷入不利时考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是美国上层的共识，杜鲁门之后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也在朝鲜战场及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时对中、朝实行核讹诈，暗中拟定了用大口径火炮向开城发射战术核武器，或是使用原子弹轰炸朝鲜及中国东北城市的核战争计划，甚至一度秘密将原子弹运到冲绳待命。

美国最终没敢铤而走险，主要是慑于使用原子弹带来的严重后果——引发苏联反制。1950年11月30日，得知二次战役惨败的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口不择言地表示“美国考虑使用原子弹”。此言并未吓到中朝人民，反倒先吓坏了他们的小伙伴。西欧盟国首先绷不住了，纷纷对美国莽撞升级战争的言论表示焦虑，100多名英国议员集体签名，坚决反对使用原子弹，首相艾德礼不得不在一次内阁紧急会议上宣布将赴华盛顿与杜鲁门会晤。临行前，艾德礼与访英的法国总理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将阻止美国把战争扩大中国本土。在当时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西欧各国大使通过各种方式向美方表示了焦虑，有的大使甚至是“眼泪汪汪”地询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是否有机会避免战争扩大？在各方压力下，杜鲁门被迫正式声明“不使用原子弹”，此事才算大体平静下来。

正如此段插曲所揭示的那样，由于同样拥有核武器的苏联存在，迫使美国也不敢贸然将战争升级为核战争，从而使核武器成了一种停留在发射架上的“虚假”武器。在此大环境下，反倒是经过实战考验的常规武器在世界各地爆发的局部热战中成为克敌制胜的利器，火炮的地位依然不可撼动。不过，对于如何驾驭这尊“战争之神”，让其为己方服务取得胜利，不同的军队有不同的见解。有人迷信于口径与装备，认为一两种高端武器必然能保证胜利，但也有人并不相信片面武器论。

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就以自己娴熟的战术和对火炮的理解，给迷信火炮口径的美国人好好上了一课。

志愿军高射炮兵在掩体外的“阵地饭厅”吃饭。从1951年7月开始，美军发动了所谓“绞杀战”，对中朝两军后勤交通运输线发起疯狂空袭，志愿军高炮部队英勇作战，对来犯敌机迎头痛击，曾创下仅75秒、758发炮弹击落3架敌机的战绩，取得“反绞杀战”的胜利

以弱胜强：志愿军炮术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入朝作战的志愿军虽然在短短几个月中就取得辉煌的战绩，但装备精良的美军也给志愿军将士带来了极大麻烦。几次战役下来，志愿军将士对敌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火力强。参加过一至四次战役的志愿军50军就发现，美军光一个步师就配备了105毫米榴弹炮54门、155毫米榴弹炮18门、107毫米重迫击炮48门、81毫米迫击炮36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36门，加上配属的坦克，全师75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共349门左右。而与之相对比的是50军刚入朝之时全军仅有16门75毫米山炮和14门“九二式”步兵炮（口径70毫米），此外就是中小口径迫击炮、战防炮及少数美制火箭筒、无后坐力炮。

如果武器装备就能决定战争胜负的话，那么火力同敌人有着天壤之别的志愿军必败无疑。好在战争自有其规律，志愿军在同武装到牙齿的美军战斗时，并没有像“叫花子和龙王比宝”一样对拼火力，而是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他们敏锐地发现，美军虽然火力凶猛，能快速机械化移动，但也存在着严重依赖公路和后勤的缺点，因而富有针对性地大量实施穿插作战，利用地形和“法宝”六○迫击炮、八二迫击炮和“三六式”无后坐力炮，照样打得美军叫苦不迭。

美式M2迫击炮，现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志愿军使用的六○迫击炮主要是国产的“三一式”60毫米迫击炮和美制M2型60毫米迫击炮，均脱胎于法国布朗德60毫米迫击炮（Brandt Mle 1935）。“三一式”原为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由重庆第50兵工厂（后改名国营望江机器制造厂，简称望江厂）生产，由于量产配发部队的是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故而得名“三一式”。八二迫击炮全称“二十式”82毫米迫击炮，同样也是仿制布朗德81毫米迫击炮（Brandt Mle 27/31），只是口径略有放大，因定型于1931年（民国二十年）得名“二十式”。“三六式”无后坐力炮则来源于美国M18无后坐力炮（口径57毫米），抗战结束后，美国向蒋介石政府提供了该炮整套技术文件和样品供第50兵工厂仿制，由于研发始于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故而习惯上被称为“三六式”。非常讽刺的是，虽然这三款武器的研发和装备都同国民党政府有关，却在解放战争后大都被直接“运输”到人民军队手中，又被志愿军带到朝鲜，在战场上大放异彩。

三六式无后坐力炮，现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三种兵器中，最先闯出名头的是六○迫击炮和“三六式”无后坐力炮。二次战役时，志愿军第13兵团多方穿插，成功地分割包围了美第8军团。战斗打响之后，他们便是用六○迫击炮对敌人进行奇袭。当时，美步2师的一名坦克手在睡梦听见炮弹袭来时还感觉很懵：为什么己方炮兵居然打到自己阵地上？等他反应过来是志愿军攻击时，吓得抓着靴子穿着袜子就跳进坦克车。这仅仅是开始，被包围的美步2师很快就发现，虽然志愿军只有迫击炮和机关枪，但“他们能把迫击炮发挥到极致”。溃败的美步2师试图在坦克掩护下从军隅里撤往顺天，途中遭到了志愿军第38军顽强阻击，爆发了著名的松骨峰战役。

1950年11月30日拂晓，参与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112师335团1营3连穿插抢占松骨峰北侧的无名高地，还未来得及修筑工事，便跟败退下来的美步2师部队打了个“照面”。美军用5辆坦克开道，中间夹着卡车，而步兵则在坦克旁协助压制志愿军火力。3连将士沉着应战，用望江厂生产的“三六式”无后坐力炮重点照顾敌人车队，对其实施“打头、拦腰、截尾”战术。狭窄的山路成了机械化美军的障碍，一辆车被击中便会挡住所有车队，美军迅速陷入混乱。为了逃命，有些车辆甚至直接从己方伤员身上碾过去，军纪荡然无存，溃不成军。最终，美军丢下上千辆坦克和汽车辗转从山上遁逃，志愿军也顺利完成了切断美步2师退路、围歼敌人于清川江一带的目标。此战成就了38军“万岁军”的美名，也让望江厂生产的“三六式”无后坐力炮声名大噪。

五次战役后，战争转入阵地战。志愿军在面对美军优势空中力量和炮火时，调整作战方式，一方面利用坑道隐藏己方力量，另一方面则开展冷枪冷炮运动快速机动地杀伤敌人。通常，志愿军火炮阵地一般设在山后，各类火炮放置在手工开凿的坑道山洞中，当出现有利战机之时，志愿军便会迅速拉出火炮，将炮弹精准投射到美军阵地上，然后再将火炮拉回山洞。正是此阶段，八二迫击炮不仅在冷枪冷炮战中大显神威，更在上甘岭战役中一战封神：1952年10月14日凌晨5时，美军对上甘岭发起疯狂进攻，用密集的炮火封锁了志愿军的北山阵地。猛烈的炮火让志愿军通信联络一度中断，后方无法提供有效的火力支援。此时，身处前沿阵地的志愿军炮兵战士唐章洪，用一门金陵兵工厂生产的八二迫击炮不断向高地前沿发射炮弹。短短2个小时内，唐章洪打出了200多发炮弹，炮筒滚烫，他双手也被烫伤，但他依然同战友们配合默契，用猛烈炮火一次次地击退敌人，取得歼敌400余人的辉煌战绩，荣立特等功，而他所使用的八二迫击炮也成为名副其实的“英雄炮”，后来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成为志愿军不惧强敌、敢打必胜革命精神的见证。

其实，志愿军的三种“法宝”不过都是些轻型连排级火炮，同敌人各种口径重型火炮相比，只能算得上是一些迷你炮。然而，正是在志愿军手中，这些小型火炮同战术紧密结合，取得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战果。在朝鲜，劣势火力的志愿军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发挥己方擅长机动和夜战的优势，常常需要实施大范围机动穿插，而足够轻便简单的连排级火炮恰恰能满足志愿军的作战需求：六○迫击炮仅重18千克，弹药每枚重1.5千克，三六式无后坐力炮重22.04千克，即便是三炮中最沉的八二迫击炮也不过是56千克，非常适合长途行军携带。此外，对于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的志愿军将士来说，这些单兵炮操作简单更是一大优点。在上甘岭上用八二迫击炮立下赫赫战功的战斗英雄唐章洪学历不过是初中二年级，他上了阵地后，将阵地周围的远近目标测定距离，确定了诸元，写成一块块的小木牌戳在炮位上，让全班战友随时都能看到并默记，形成了团队作战能力。志愿军办法虽土，然而战果却不容小觑，他们的胜利清晰表明了一个事实：只要能结合自身战术特点，充分发挥火炮性能，哪怕是轻型炮也能取得胜利，决定战争胜负的绝不仅仅是火炮口径，更重要还有背后操作武器的人。

志愿军炮兵正在进行榴弹炮操作训练。入朝初期，志愿军的大口径火炮主要为缴获的日、美式火炮，其中以美式M2A1式105榴弹炮最为典型。1951年后，志愿军才开始大规模换装苏式122毫米、152毫米火炮

敌人是最好的老师。在朝鲜，志愿军见识到了闻所未闻的炮火强度，通过战争的磨炼也逐渐成长起来。到了朝鲜战争末期，志愿军炮兵部队已经可以同敌人放手一战。1953年6月，金城战役爆发前，志愿军第20兵团预先在对敌正面方向集中八二迫击炮以上火炮1483门，其中山炮、野炮和榴弹炮约400门，在朝鲜战场上少见地形成了炮火优势。

7月13日21时，志愿军的炮火拉开战役序幕，不到半个小时的火力急袭就向敌人发射1900余吨弹药，直接摧毁了南朝鲜军30%的表面工事。炮火准备后，步兵1个小时就突破了南朝鲜军4个师所有的防御前沿阵地。战斗中，就连美军也抵挡不了志愿军的步炮协同作战：14日深夜，志愿军第21军33师在83门八二迫击炮以上火炮支援下，以1个连又2个班的兵力向驻守黑云吐岭附近一个无名高地的美步45师1个连发起进攻，仅20分钟就全歼守敌、占领阵地，在次日战斗中又击退美军多次反扑，配合了金城以南地区作战。

志愿军第15军第135团八二迫击炮连炮手唐章洪。在上甘岭战役中，他和战友使用一门金陵兵工厂生产的八二迫击炮在2 小时内打出200多发炮弹，歼敌400余人，荣立特等功。八二迫击炮口径82毫米，为法国布朗德81毫米迫击炮仿制产品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城战役的炮火对冷战时代的局部战争和中国军队而言都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此战中，志愿军在炮火支援下基本做到了“打必歼，攻必克，守必固”。战斗中，敌人工事有30%到40%在炮火准备时被摧毁，而打反扑时，敌人有近四成的冲锋是被炮火打掉。战绩清晰地表明，在冷战时代的局部热战中，大炮兵主义依然是王道，建设成熟的火炮体系将是加强新中国国防的不二法门。

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炮兵给美国人好好上了一课

志愿军炮兵部队正在训练。战争让志愿军炮兵逐渐成长，在1953年7月爆发的金城战役中，志愿军强大的炮火准备直接摧毁了南朝鲜军30% 的表面工事。在该战役中，志愿军共消耗了1.9万吨炮弹，相当于前五次战役总和的2.2倍

另一方面，金城战役也标志着人民军队的炮火上了一个新台阶：战役我军中集团正面平均每千米42门火炮，西集团每千米32.6门，东集团每千米84门，第24军每千米73.7门，虽然还无法同苏德战场上苏军每千米100至120门的标准相提并论，但已足以让美军惊呼志愿军“在7月11—20日内共发射了197550发炮弹！”实际上，志愿军在整个金城战役中共消耗1.9万吨炮弹，相当于前五次战役总和的2.2倍。他们通过炮火展现出来的无穷无尽的战争潜力，让美军体会到“一旦有需要，敌军（志愿军）就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打一场类似于1951—1953年期间的这种有限战争”，最终不得不悻悻然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END

作者 | 李思达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2年7月下，原标题为《从抗美援朝冷战热炮：核对峙时代的炮战》，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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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炮兵给美国人好好上了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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