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教会毛泽东打仗？

1929年的争论

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刚从一场大病中痊愈。

与疾病相伴的是一次挫折，他因为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而遭到反对。反对的声音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他们主张“司令部对外”。

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改选前委，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

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前往闽西指导地方工作。在那里，他患上严重的疟疾，极为虚弱，甚至有他已经病故的谣言传出。

·古田会议会址——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曙光小学。

毛泽东关于“政治建军”的实践，源于两年前所受的另一次挫折。

1927年9月，秋收起义，这是他第一次带兵打仗。但这场意在占领长沙的突击还没攻到目的地，大部队便已被打散。

毛泽东带着幸存者向湘南进发。

在湘赣边界小镇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坪上，他向会师的部队讲话：

“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

“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但不是所有人都像毛泽东一样坚定。

离开文家市后，一路连续行军，战斗频繁，伤病员增加，打骂士兵等旧军阀习气依然存在，一些士兵掉队，一些士兵自行离队，“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

9月29日抵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这支不足千人的秋收起义余部已经到了溃散边缘。

毛泽东给出了稳定部队、凝聚军心的方案：

遥远而抽象的党，化为每名士兵日常可见的人和事。

新的氛围在军队中形成。

一名连长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油画《三湾改编》，许宝中、李泽浩作于1977年。

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与毛泽东会师后，红四军成立，气质与旧军队截然不同。

不过，军队内部的思想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集中体现在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上。

毛泽东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坚持主张“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他的观点没有被一些人接受。

于是，有了1929年的争论和毛泽东的落选。

毛泽东前往闽西后，红四军在“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出击东江又遭遇失败，部队思想混乱，士气低落。

中央政治局成立了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

1929年9月28日，政治局通过了这封信，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明确规定红军由前委指挥，并将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其职责是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政治领导、部署命令等；明确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重新团结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28日，古田会议召开。

会议决议规定，中国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奋斗。

国防大学科研部原编研部研究员周炳钦对《环球人物》记者表示：“《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阐明了坚持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和重要性，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实现这一原则的制度和措施。这一原则后来被毛泽东通俗地称之为‘党指挥枪’。”

与红军中很多将领不同，毛泽东从没有进过军事院校。他此前的军事经历不过是在18岁时参加了湖南新军，时长只有半年。

没怎么当过士兵的他，在指挥革命战争的过程中逐步锤炼成了军事领袖。

·1937年，部分参加了秋收起义的同志合影，后排左三为毛泽东。

他熟读史书，一部《资治通鉴》读了17遍。

他说：

他引用《左传》中齐鲁长勺之战的例子，说明弱国如何抵抗强国。

他说：

他还直接引用了《孙子兵法》。

他分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

对国外的战争著述，毛泽东也认真研读，比如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多兵种配合作战等。

《战争论》是毛泽东在1938年3、4月间精读的，每天读了多少页，他都记下来，并留下读书笔记。

这本书对毛泽东有不小的影响，他引用和阐发书中“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等观点，还对书中“集中优势兵力”“防御和进攻是互相转化的”等战略原则非常关注。

“毛泽东读书从来不是作从概念到概念的学术推理，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推动社会革命运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主任李珍评论道。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建教研室主任王涛认为，毛泽东善于从具体战例战报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新闻这种公开资料中搜集分析信息，通过汇总各方资讯情报，对敌人的战略意图做出研判。

比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到10个月，毛泽东就写出《论持久战》。“这背后是他既能根据前线反馈的战况等各方面资料精准剖析抗日战争内外部矛盾，又能吸收消化总体战、内外线作战等已有理论成果，为己所用。”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撰写《论持久战》。

正是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创立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思想，包括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等部分。

周炳钦对记者总结道，毛泽东不仅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十大军事原则”等诸多著述，还有许多经典概括——

在战略方面，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在战术方面，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等；

在作战形式上，毛泽东还提出灵活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

同样的军队、装备，别人指挥不行，毛泽东指挥就能赢。为什么？

“因为在物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人的主观因素是决定性的。”王涛分析道。

李珍也认为，在革命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如遇到重大转折或重大挫折时，毛泽东的坚定信念、必胜信心，往往能起到极为重要的鼓舞士气、引领方向的历史作用。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

全面抗战爆发后，“亡国论”“速胜论”流行，人们普遍看不清方向。

这时，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旗帜鲜明地驳斥上述两种理论，又清楚阐明为什么是持久战，持久战的三个必经阶段等问题，坚定明确地告诉人们：中国不会亡，日本必败，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这部著作大大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全面内战爆发之际，国民政府获得了大量美国援助，又接收了日军装备，国民党军队在装备上占据了绝对优势。

即使国共军力对比悬殊，战场胜负未明，毛泽东依然坚定：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

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他提出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极大增强了人们的决心和信心。

此后，面对不断变化的战场，毛泽东指导解放战争迅速实现了从游击战到带有很大游击性质的运动战、再向大规模正规战的连续转变，其间又果断领导全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实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转变。

这些转变，几乎都“超前一步”，足见毛泽东强烈的历史主动性。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右）与周恩来在西柏坡商讨最后几次战役的作战计划。

在王涛看来，毛泽东的理论修养与革命实践，不断交互作用，让他越来越敢于做出战略判断。而如果没有一支伟大的军队，毛泽东的这些判断也无法实现。

“从狼牙山五壮士到刘老庄连，从沂蒙到吕梁，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气神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是我们军队和我们党一种同频共振的精气神，是一脉相承、传承到今天的。”

“在当下这个伟大时代，面对伟大斗争，我们更要自觉继承和弘扬这种历史主动精神，面对复杂局势要看得清、拿得住、扛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