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正和岛（ID:zhenghedao）
口 述：翟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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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国的本质是“杠杆”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图解美国政治经济”，通过三四十张图表系统梳理一下美国这个国家的一些重要方面。
第一张图讲的是美国盟友和军事基地的分布。美国在世界各地有大量军事基地，甚至在全球14个国家有各种军事行动、作战行动。有些国家跟美国有明确的同盟条约，而有些国家虽然并没有和美国签订正式的同盟条约，但实际上他们有一种深度的默契，在安全、战略、情报等方面深度合作。
比如以色列跟美国之间就是一种共生关系。有一种说法是，以色列及犹太资本集团控制了美国。我曾问过一些搞政治、安全和战略的以色列精英怎么看这个说法，他们说恰恰相反，美国人在控制着我们，把我们当作地缘战略的棋子，我们的安全操控于美国。
比如从2019年开始，美国每年提供37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给以色列，作为交换条件，以色列必须放弃自己独立的防务、军工体系，融入美国的整个军工供应链，双方的关系因此而进一步紧密捆绑，相互对对方的内政都有较大影响力。
美国掌握着一个同盟体系，它们向中国、俄罗斯施压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动辄就拉上一伙人，这些扈从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外包给了美国。
而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130多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许多国家跟中国在经济利益上的相互依赖要超过他们对美国的依赖。
于是，我们看到两种力量在许多国家身上的撕扯，有不少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多于美国，而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多于中国。
中美分别代表着两类力量：一种是暴力，美国可以在安全上伤害它们、也可以保护它们；另一种则是贸易、投资带来的经济利益，我们可以使它们更有钱，也可以通过经济制裁使它们变穷。
当这两种力量作用到同一批群体，尤其是作用到美国的盟友和所谓战略伙伴身上时，哪种力量更强大、更有效？
无论是回顾二十年来的中欧、中日关系，还是考察中国跟东盟、中东、北非等一些美国的伙伴国的互动，我们都会发现非常明确的趋势——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在过去，我们有很多战略家试图把欧洲、日本等国家从美国的同盟体系中拉出来。比如我们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位著名战略思想家时殷弘教授，他是国务院参事，但在互联网上经常为人所诟病和传谣。
他曾经主张对日外交新思维。20年多前，他提出通过外交和经贸手段把日本从美国的同盟体系里拉出来，从而瓦解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主张显然不是太成功，最终没能推得动。为什么？不仅是美国反对，而且日本国内主流政治力量也不配合。
我们通过量化统计发现，美国的盟国对中国的态度，与我们对它们的态度是好还是坏基本无关；中国向它们微笑或者怒目圆睁，并不会对他们的对华态度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
它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看齐意识”。向谁看齐？向美国。美国对华什么态度，这些国家就对华什么态度。
而且我们惊讶地发现，即便是特朗普时代的各种退群操作，都没有改变它的盟友们、战略伙伴们的看齐意识和站队意识。这跟我们此前所想象的大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初步结论就是，对于美国的盟友或者战略伙伴而言，经贸利益远不如政治和安全的利益重要。这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事实。
另一方面，我们看上图“美国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在过去五六年里，美国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这意味着什么？美国让全世界从它身上挣到很多美元。
如果地球村里有一个人特别慷慨、到处撒钱，拿着钱去买人家各种产品，大家从他身上不断地挣到钱，而且挣到的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大家对他的依赖就特别严重。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进口国，进口量和贸易逆差都非常巨大，所以它就显得特别慷慨，别人都愿意跟这个慷慨的、出手阔绰的土豪交朋友。
可问题是，它是在慷谁之慨？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讲到金本位的废除之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持续扩张的问题。大家先看上图，全球储备的增长主要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带来的。
二战结束后到1970年代前，美国是有大量贸易顺差的；但从70年代开始，它逐步地变成一个逆差国。
为什么原本最大的顺差国开始变成最大的逆差国？为什么昨天地球村里最抠门、最贪婪的家伙今天突然变得极其慷慨地让别人都来挣他的钱？背后原因在于：昨天的钱和今天的钱是两回事。
这跟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货币体系变革有关。1971年之前，你如果有逆差，意味着将来要还别人的钱，连本带息还的都是真金白银。因为整个货币体系是金（汇兑）本位的。
但1971年之后，全球的整个货币体系就变成无锚货币体系，是美国国债本位的。也就是说，美国欠的钱本质上来说不需要再还了，只要不断“借新债还旧债”，印钞还债，他的国债取代了黄金，成为钱背后的价值基准。
因此，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货币体系变化了，所以美国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它从原本整天琢磨挣别人钱的人，变成一个特别慷慨的家伙，但问题是它其实是在慷他人之慨。
美国占整个世界5%的人口，但全世界其他95%的人口都在努力地从它释放的贸易逆差中获得自己的顺差，大家都在努力抢它撒出来的钱，但1971年以来美国撒出来的不再是真金白银，而是绿色纸片，结果就是整个世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其中主要是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用这张纸片就可以获得全世界的资源、人才和劳动成果。
现在网络上有一些舆论，觉得美国好像不行了；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太强大了。其实当我们认真地去看美国内部的问题时，这两种观点都没错。
我们在挑战的的不仅仅是一个内部衰落的、出现严重问题的美国，虽然它内部的问题确实很大；但当我们真正去跟它对抗时，会发现它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
中国现在崛起所挑战的不仅是美国的3.2亿人，而是一个由曾经非常了不起的美国所塑造的全球资本主义、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人才的体系。它能够动员全球的人力、物力、智慧、资源。
帝国的政治经济学本质是一种杠杆。什么叫“杠杆”？就是除了动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还借助信用获得别人所拥有的资源来为自己所用。这就叫加了杠杆。
美帝国的力量正是加了大量杠杆的。将来我们在崛起过程中所面对的这样一个帝国体系，本质上正是一个“杠杆”体系。所以关于这点，我们要充分地评估我们所面对的挑战。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美国国内政治的分裂问题，包括两党的分歧以及精英和民众的分歧。
首先我们看一下“大象曲线”，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布兰科·米兰诺维奇所提出的，他以前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大象曲线，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从全世界来看，底边那是百分位，接近原点的就是世界上最穷的5%，接近顶端的是世界上最富的5%。以每5%作为一个单位。
它描述的是这一轮全球化时代，这个世界从最穷到最富的各个群体财富增长的比例。（这一轮狭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从1980年开始到2008年为止，包括贸易全球化、资本流动全球化，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它像大象的身体高高隆起，就是说原本这个世界上财富处于中等地位的群体往上增长的倍率非常高，最典型的比如中国、印度以及中东地区的国家，通过加入全球化获得较高收益，人均GDP、人均收入大幅增长。
另外，这个世界上原本最富的5%，他们的财富增长倍数也很高，最典型的就是华尔街、美国富人和欧洲富人。
但也有一些群体，就是那些原本在这个世界上比80%的人过得好、比10%多的人过得差一点的人——原本美国、欧洲的中产阶层、白人群体，认为自己输了。
他们曾经是美国的主人，过去三四百年里抢下北美的土地，然后通过所谓的“西进运动”，抢下越来越多的土地，在原本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建设了他们的新家园——美国。
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欧洲的这些白人群体，他们的收入在扣除掉通胀后没怎么增长，但与此同时很多东西却涨了，比如失业率上涨、离婚率上涨、破产率上涨、自杀率上涨、吸毒率上涨、犯罪率上涨，等等。
因此，这个群体就认为自己被资本所欺骗，尤其是被金融资本所欺骗了。从大象曲线来看，的确是这样的，这批人在全球化过程中相对的损失比较大。
于是在2008年后就出现一个政治上白人的反叛，在英国政治上的反叛表现为英国脱欧，而在美国政治上的反叛表现为他们选出了特朗普。
这个群体原本作为蓝领阶层，有许多是投民主党票的，但他们跟着特朗普跳到了共和党阵营。这个群体就是“MAGA派”（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而且他们挟2016年大选胜利之势控股、重组了共和党。
美国曾经是一个橄榄形社会。但在这轮全球化过程中，我们看到美国不再是橄榄形社会，中产阶层人数占比已经跌破50%。
也就是说，新世纪美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惠及中产阶层。我们看下面这张图，一个是人均GDP数据，在进入新世纪后，它继续保持着上扬态势，但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却是往下走的。
从1975年到2018年，美国最顶层10%的人口所分到的财富，跟剩下90%人口的财富是一样的，不再是“20-80”规则了，而是“10-90”规则。
这里面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前1%的人的收入份额。从历史上看，1870-1914年是上一轮全球化，是英国主导的贸易自由化、金币本位体系，那时候整个世界的贫富分化也是非常厉害的，到了1914年整个世界受不了了，然后开战。
直到二战结束后，才确立整个世界的新体系，此后美国顶端那1%的人所占据的财富比例持续下降，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搞了一个比较好的再分配，通过高额的累进税率等制度安排，让最富的1%的人口所占据的财富量降到11%。
但那是历史低谷，在那之后的40多年里，这个占比又持续上升，目前来到当年一战、二战最高峰的水平。
贫富分化带来了民粹浪潮。什么叫民粹？其中一个定义或表现是，大量的普通老百姓觉得精英都是坏蛋，“你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你们这些手里掌握着政治资源、财政资源、资本资源、权力、知识、人脉的精英，全是坏蛋，整天琢磨着怎么算计我们、欺负我们”。
这种认知一旦扩散开来，它就会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怀疑，表现为各种阴谋论，认为这是哪帮精英搞的阴谋，那是另一帮精英搞的阴谋，这些精英全不干好事。
再发酵下去，人们就会认为官方的各种政治说教都不能相信，都是为了欺骗民众、为了给民众洗脑、为了掠夺民众的；再发展下去，大家更觉得主流媒体不可信，认为上面充斥着假新闻、假消息。
所以我们看上面的数据，在过去20多年里，原本民主、共和两党对于主流媒体的态度差不了太多，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民主党人对于主流媒体的信任度仍然是比较高的，尤其是2016年后还报复性地认为主流媒体比之前更可信了。
但共和党人开始愤世嫉俗，认为主流媒体是不可信的、充斥着假消息、是被资本或者被利益集团操纵的，所传播的意识形态、各种新闻都是被筛选过的，只报道资本和精英想报道的事情。因此，共和党人对于大众传媒的信任度越来越低。
所以我们说，美国表面上看非常强大，能够动员整个世界的力量，外部有很多盟友，有很多愿意搭他们便车、起哄架秧子的；但在内部，美国“精神分裂”了。
我们看下图，1994年时，有个问卷调查问，你认为自己是不是民主党人，如果是，那你就是蓝色；如果你投的是共和党的票，那就是红色。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从表面看两党好像有分歧，但实际在意识形态上是有大量共识的；从2004年起，两者之间开始出现分化；等到了2017年就是下面这样了。
美国社会的严重撕裂和民粹浪潮，正是源自其国内的贫富分化。我们面对的其实是一个“精神分裂”的美国。
捎带说一句，现在我们讨论美国怎么着、中美关系怎么着、美俄关系怎么着，我们要注意：“谁是美国？”其实并没有一个主体叫做美国。
你喊一句“美国”，可能有好几个不同的声音回答你“到”，而且他们相互之间都认为对方是敌国的奸细。
这种精神分裂既表现在两党的分裂上，也表现在两党内精英层和底层民众的分裂上。
民主党内的精英阶层代表资本的利益、代表华尔街金融资本、代表美国西海岸的科技资本，最典型的比如希拉里、克林顿夫妇、奥巴马，再比如现在执政的拜登总统，他们都是代表资本的利益。
而民主党内部代表人民大众利益、代表有色人种利益的，最典型的则是“四朵金花”，比如伊丽莎白·沃伦、桑德斯等，这样一些人在政治光谱上被称为“极左翼”。他们已经开始批判美国资本主义了，政治主张中甚至带有一点社会主义色彩。
剩下的群体都是支持资本主义的，无论是美国民主党的精英派还是共和党的精英派，抑或是美国共和党的极右翼“MAGA派”，都是支持资本主义的；只有民主党的极左派，可能已经开始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态度了。
那么美国共和党的右翼呢？这个建制派也是代表资本利益的，比如老切尼的女儿、美国西海岸的石油资本、布什家族等。
现在还出现这么一种情况，特朗普所领导的“MAGA派”，开始把整个右翼向极右转型，他们也是愤世嫉俗的，也认为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都是坏蛋。这个群体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带有原教旨主义的宗教保守主义，带有一定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精神。
这4个群体相互之间都认为别人是精神病，只有自己是清醒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面对的至少是4个美国。
比如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民主党建制派的势力，要利用乌克兰让俄罗斯放血，可是我们会发现，如果到中期选举后，当美国共和党的力量占据美国国会多数时，那可能美国对俄的态度就会有所变化。
尤其是到2024年美国大选，假如MAGA派的特朗普重新上台的话，那就有意思了，到那时美俄关系可能就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大不一样。
所以中国在权衡时机和方向时一定要注意这点，就是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利益主体叫做“美国”。
美国印出来的钞票，
都花到哪儿去了？
第三部分，我们讲一下美国财政的开支结构和收支结构，也就是钱从哪里收上来、花在哪里，利为谁所谋、权为谁所用的问题。
简单点说，就是从谁身上剪羊毛、然后给谁做毛衣的问题。
我们来看上图，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规模总体上是大幅增长的。为什么？因为钱越印越多、经济技术也越来越发展。
其中，个人所得税占美国联邦政府税收的占比稳定在45%左右，是美国财政收入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持续增长的是什么？社会保障与退休金。这是美国联邦政府获得的钱中很重要的一笔。当然了，它收这笔钱不能随便挪用，是有专门指定的用途的。
这里边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二战结束后，美国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的占比持续下降。曾经美国在工业化时代是靠企业所得税获得很多的收入；但二战结束后，美国企业界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非常大，以至于它可以不断地避税、减税，交的税占美国联邦政府税收的比例持续下降。
由此，美国社会从出口导向型、生产型的经济体变成消费导向型的经济体。虽然它的消费特别厉害，但它所交的消费税占联邦政府税收的占比越来越低，比如你在美国点一杯3美元的咖啡，里面可能百分之几的价格外额外收一个消费税，而且消费税的大头往往是地方政府获得的。
上图讲的是“美国有效税率及累进性”。什么叫累进性？就是你挣的钱越多、交的税越多。比如在中国，满几千块钱你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了，但如果你每年挣的钱超过一定数量，那交的就不是20%的所得税了，可能是25%、30%、35%、40%。
我一直提倡，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衡量一个（体制外）公民的人生价值？我认为不是看你挣了多少钱，也不是看你花了多少钱，而是看你这辈子给国家交过多少税，尤其是个税。
我们看美国的实际税率，在二战时期它的差异是特别巨大的，穷人交的税率相当低，万分之一那部分富人的最高所得税率是相当高的；而后来的趋势则是富人在不断地减税，穷人的税率总体上在往上走，导致它的累进性越来越低。
我以前看过一个数据，特朗普父母那时候，老一代要把钱留给下一代，遗产税税率高达90%，就是说比如你这辈子攒下1亿美元，你要交给孩子时，九成要交给国家。
而且如果你留的是一个大庄园或一大笔固定资产时，要想传给下一代，对不起，你得先卖掉它。这就导致富不过三代，财富传承特别难。
所以就催生出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产业——捐赠，我把钱、庄园捐给一个基金。从理论上来讲，我并没有传给孩子，但这个基金由我的孩子、孙子们在里面受益，从中捞回多一点比例来。
我们看上图“1870-2020年美国的增长和不平等”。总体上来看，在上世纪90年代前，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是往上走的、不平等是往下走的；但自所谓的“后冷战时代”开始，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是持续往下的、不平等是持续往上的。
这背后恰恰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经济主张、基本经济理念——就是说，资本主义内在的核心矛盾是什么？是持续扩张的生产能力和不断萎缩的需求。
由于贫富分化，劳动者或者普通家庭所能获得的分配比例越来越小，这就导致总需求扩张不了、需求的增速有限，但供给能力的扩张又非常大时，这时就会导致两个现象：一是经济增速下降，二是不平等上升。这两者之间是有内在相关性的。
而在经济增长和累进税收上，我们看到的也是类似的关系。我们经常听到这么一种说法，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收的税越多越打击企业家精神，或者当企业家、富人交的税太高时，他就不愿意去挣钱、不愿意去努力干活了。当他们不努力之后，穷人就挣不到钱了。所以我们不能收高的税，要扶持企业，不能养懒人，不能给穷人发福利，因为“福利是一个陷阱”。
尤其是在1980年代之后，这些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念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大家都在向美国看齐、学了很多美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
但上面这两张图告诉我们这个逻辑是错的，限制经济增长的其实是需求的不足，那么当累进税率越高时，财富的分配就越均衡，那么经济的发展就能惠及更多的人，因此经济增速也就越好看一些。
接下来我们看美国的财政开支，其中有三大项——社会保障支出、医保支出和国防支出。这三项加总起来占美国联邦财政总支出的占比，总体上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国防支出占联邦支出的比例其实是在收敛的。过去在大众舆论中经常流传这么一种说法，美国为什么不行了？因为它穷兵黩武。
但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我们看它到处打仗，但其实美帝国它从来不敢碰硬钉子，比如现在的俄罗斯，即便它的国力在不断衰弱，美国也不敢硬碰硬。
它不敢打大老虎，打的全是小松鼠，而且往往是某个地区的中等国家，比如伊拉克、伊朗，并且它都不是上来就打，而是先把它们饿上个十年、制裁个十几年，让它们各方面都已经被拖得疲惫不堪时，自己再进场。
很多人以为美帝国衰弱是因为穷兵黩武，但如果真是这样，那美帝国的国力很快就可以恢复，只要战略收缩就够了，一收缩它的体能就缓过来了。
但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出了问题，美国联邦财政经常没钱，为了搞钱需要弄各种幺蛾子，比如贸易战、比如琢磨要没收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
而且美国政治有一个特点，当白宫和国会被同一个政党控制时，它就可以不断地提高债务上限，也就是发债，除了盟友来买，自己的央行也出来兜底。换言之，就是央行印钞票交给白宫，“去花吧”。
这个的前提是国会是由总统所在的那个党所控制，这时他就可以干这件事；一旦总统变成“跛脚鸭总统”，也就是国会掌握在对方手里时，比如总统是民主党的、但国会掌握在共和党手里时，那对不起，没钱，想花个几十亿、几百亿美元可能都没法批准。
上图中，什么因素导致美帝国联邦财政越来越缺钱？是什么东西在持续扩张吞噬财政资源？答案是医保支出。它的规模甚至大过军费开支。美国政府财政支出中很大的一个比例，近30%，也就是1万多亿美元是医保支出，超过社保支出和军事开支。
所以美帝国的白宫执掌者、历届政府都会想办法搞医改，因为他们其实也明白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
在我看来，他们并不是因为穷兵黩武、到处跟人打架而气喘吁吁，那他们为什么开始变得虚弱、周期性地没有力量了呢？其实是因为得了“肝病”。
我认为就是“肝癌”。什么叫做癌症呢？其实就是你的一个重要器官上长了一些癌细胞，它不断地分裂、占据越来越多的能量和空间，只生长、不消灭，最终严重失衡了。
我们刚才看到的上图那条绿线（医疗医保支出），美帝国的生命力正是在被这条曲线所挤压。它的这个“恶性肿瘤”在持续增长着。
美国医疗体系明显有问题，表现就是整个国家在医疗上花钱多，人均寿命却不长。上面这张图的横轴是各国的医疗费用占GDP的比重，也就是这个国家花了多大的百分比在老百姓的医疗开支上；纵轴是各国的预期寿命。
按道理来讲，应该是你花的钱越多，你的老百姓活得越长。
实践中这两者的确是正相关的，但有一个国家例外，它花在医疗上的钱占GDP的百分比，远远高于其他OECD国家、其他正常国家，但它的人均寿命居然跟那些比较“吝啬”的国家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也就是说它了很多冤枉钱，这就有意思了。
按理说，如果你持续花了很多年的冤枉钱，你这个国家的总统应该能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应该会去修补这个漏洞。但我们看历届美国总统都会搞医改，最终却都以失败告终。
原因何在？就是美国公私两部门一起被医疗、医保部门吸血了。上图蓝色部分是公共部门，也就是联邦财政所花的钱；绿色部分是它的家庭部门为了医疗所支付的钱。
总体上来看，美国在医疗上的支出是持续扩张的，但人均寿命并不是特别理想，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那这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
在美国学习和生活过的可能会知道，美国的医疗水平是高的，但问题是账单也实在是贵。
有这么一个段子，有美国人在街上晕倒后，路人给他叫了个救护车，在被抬上救护车那一瞬间，一旦这个病人醒了的话，他会吓得一激灵，赶紧逃离救护车。
所以总体上来说，由于大量钱财被浪费在许多问题上，美国联邦的赤字率是持续扩大的。
最后小结一下，美国联邦的财政收入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和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财政赤字已经变成了它的收入。
它要想花钱靠哪里来钱？靠借钱。这也是一种收入。因为回过头来看，美国就是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它是不会还钱的；第二，挤占美国财力空间最大的项目是医保医疗体系，而非军事上的穷兵黩武，因此美帝国的衰落不是因为扩张，而是因为内耗。
美国政治体制，
容易被利益集团绑架
第四部分，我们讲一下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和游说集团。
上图是“美国最大的游说集团排行”。2019年，第一名是美国商会，花了7700多万美元去游说；排名第二的是开放社会基金会，也就是索罗斯办的一家搞政治捐赠的机构。
剩下的不少跟医疗行业相关。刚才讲到整个医疗行业和相关上下游，为什么能从美国的社会公共部门以及私人部门获得那么多财富，但却并不真正地帮助美国人民提高寿命，或者说产生的绩效不太好？原因在于，他们是一个最重要的游说方。
接下来我重点讲一下索罗斯和科赫兄弟。乔治·索罗斯是匈牙利裔的犹太人，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学，但他嫌这个专业太庸俗，所以整天逃课，逃到隔壁系去听课。听谁的课呢？卡尔·波普尔。索罗斯是波普尔的小迷弟，他的人生理想也是做个哲学家。
本科毕业后，索罗斯在他同学父亲的一家券商公司找了一个活，后来他被派到美国华尔街的机构里，在一家叫“first eagle”的机构打工，这是由一家好几百年的著名犹太金融家族创立的。
他白天就在公司摸鱼、划水，不知道在干啥；到了晚上，回到他自己的小阁楼里就来精神了，他就在那认真地奋笔疾书，书写自己的哲学思考。
相当于白天混碗饭吃，晚上自己做研究，就这样干了3年。有一天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不是哲学家的料。因为有一次，头天晚上他写了很多，但第二天早上起来读自己头天晚上写的材料，发现看不懂自己写了些什么，那一瞬间他就明白了，自己不是这块料，“非上上智，无了了心”。
他对自己非常失望。做不了哲学家，那怎么办？这辈子自暴自弃了，干脆做一个炒股票的吧。
于是，他就真正开始炒股票去了。等到他把自己之前学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自己的哲学思考，运用到资本市场时，他惊讶地发现这些同行怎么这么傻、想问题怎么这么简单、这么有意思的事情怎么想不透，他发现自己可以轻易地“屠杀”市场上的其他玩家。
大家要注意，我们不要把索罗斯这哥们庸俗化，他其实是个所谓的有情怀的人，一方面他是金融大鳄，操纵全世界大量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在外汇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进行了很多搏杀，获得了几百亿美元的收益。
另一方面，索罗斯是民主党背后最大的金主庄家。他有句名言，说花钱比挣钱难。为什么？因为他花钱是有要求的，是要去实现卡尔·波普尔的理论和自己的人生理想的——把所谓的封闭社会改造成开放社会。
所以他搞了开放社会基金会，以他老师的“开放社会理论”命名。他把挣到的很大一部分钱拿去资助世界各国的非政府组织。
我看过他的一本传记，作者这么描述索罗斯，说：假如你是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有幸在网球场上遇到索罗斯，一块休息时你告诉他说，你来自一个封闭社会，理想是要把自己祖国从封闭社会改造成开放社会。
那他就会说，告诉我，你需要多少钱？你说，我希望你每年资助我100万，资助20年，我就可以实现，通过搞非政府组织、搞传媒、搞教育，来“改造”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
索罗斯就会打断你说，太慢了，这样，我现在就给你3000万美元，两年搞定它。
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什么？有所谓的情怀，但是又极其自大、蛮横。因为有钱，他就想把自己学来的半拉子理论拿到别的国家做实验，包括他自己的祖国匈牙利。
然后，他现在是民主党最大的金主。2003年左右，他曾经掏过几千万美元，公开叫板小布什，想把小布什干下去。
上图右边这两位可能不如索罗斯有名。一个是大卫·科赫，另一个是查尔斯·科赫。他们是兄弟4个。父亲老科赫怎么起家的呢？二战开始前，老科赫曾帮苏共建立了现代化的石油部门，从中挣到50万美元，然后他就回到美国，开始办自己的科赫家族企业。
查尔斯·科赫是老二，大卫·科赫是老三。老二老三继承了他们父亲的政治理念——极端地搞自由主义。所以大卫·科赫曾跟自己的几个朋友一起创建了美国自由党，搞了个第三党，想要烧钱当政治家，结果根本不行。在美国“赢家通吃”的政治游戏规则中，他根本冒不了头，得票率也特别低。所以后来这兄弟俩，第一先是家族内战，把老大、老四的股权买断赶出局，查尔斯·科赫和大卫·科赫就控股了整个科赫家族，且他们的公司绝不上市。
他们干的是什么产业呢？跟石油、跟传统制造业有关，所以他们搞的产业往往是有一定污染性的，经营过程中就被美国的环保监管机构罚款。
他们并没有选择就范，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认为说公共部门是听政治家的；政治家听美国人民的。那美国人民凭什么要给你投票，不就是因为我给你捐赠打广告嘛？所以他们俩就“霸王硬上弓”，不再自己组建政党了，而是开始设局，一是用自己的钱去捐赠政治家、养政客，但毕竟他一家的钱是很有限的，更好的办法是设局当庄家，然后邀请许多倾向共和党的富人一块来参加他们的俱乐部，大家一起掏钱下注，看共和党阵营里哪些政治家值得投资、扶持。
不仅如此，他们还捐钱给大学，但不是为了促进正常的学术研究，而是以所谓大学科研、专家机构的名义来搞政治宣传。他们还“养媒体”，让这些媒体带着摄像头去挖掘他们需要的新闻、丑闻，不是为了打击民主党人，而是打击共和党内部不听他们话的共和党政要。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民主党内部受索罗斯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共和党受科赫兄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为科赫兄弟集结了美国最主要的亲共和党富人，大家一起整合和筛选共和党内的政治家。比如上一届特朗普政府中的副总统彭斯，后来跟特朗普关系搞僵的那位，他就是拿科赫兄弟的钱的。但是，他还不属于科赫真正的铁杆亲信。那亲信是谁呢？此前特朗普政府的“马前卒”——蓬佩奥，原本是西点军校、deep state出身，后来被科赫兄弟选中，重点培养。
他跟科赫兄弟是什么关系？在从政前，蓬佩奥是科赫集团底下一家分公司的老总。有人曾跟我这么说，除了特朗普本人不是科赫兄弟养出来的，其他美国共和党的各派头面人物，基本上都跟科赫兄弟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我们看上图“游说支出”。美国有一个著名的K街，在K街上有大量公开注册的游说机构。我认识几位搞游说的。有一位是一家有一定实力的游说公司的老板。大概2005年时，我在北京接待过他。晚宴上，我就问他，你具体是怎么做游说的？他说很简单，主要工作是跟议员助理沟通，把事情、时间约好之后，议员可能会在某天早上、开会前拨冗出10分钟，我俩在国会大厦的走廊上找个椅子坐着聊。我就给他讲我的委托方的诉求道理何在，为什么您应该这么投票；一边讲、一边写支票。
我问，写给谁？他说，不是写给议员个人，而是给他的竞选基金。我说，那岂不是贿赂、腐败吗？他说，法理上讲不算腐败，这是我们的法律规定、允许的。
我印象中，他说的好像是超过2000美元就是非法的，那就这次捐赠2000美元，下次再派同事去再捐2000美元，积少成多。
所以这就导致，谁捐赠得越多，谁的政治意志、诉求就越能够得到白宫和国会的支持。这里边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美国的政治家们最主要的心思都放在筹钱上。至于说考虑到选民或者自己的社会形象，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投什么票、那个问题上投什么票，主要是由他们的助理们——那些二十几岁、名校毕业的小伙子们来决定。
上面这张图是我们详细统计的，二战之后美国白宫30个顶级岗位，比如副总统、财长、国务卿、国防部长、商务部长、总统贸易代表等，其中有多少人来自华尔街。总体上是一个上行趋势。最夸张的是克林顿政府的第二任期，居然有60%的顶级高官来自华尔街。
大家想想，华尔街里正儿八经做金融投资的才50万人，而美国一共有3.2亿人，但美国最顶级的30位高官里居然有60%来自这么一个小小的50万人的特殊部门。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件事是美国政治变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它跟游说、政治捐赠的关系非常密切。
这里回到上文讲的，为什么美国的市场化医保治理体系出了大问题？花了很多钱，但大家的寿命并没有有效地、相应地增长？
下面这张图，是我指导博士生做的美国医保体系的研究，它的市场监管机构监管医院、医疗保险公司、药房、制药商和PBM等。
什么是PBM？就是保险公司付钱给PBM，雇佣它来帮助自己管理药品成本；但PBM两边收钱，不仅收了保险公司的钱，还从制药商那里获得回扣，因为PBM可以帮制药商将药品安排进推荐目录中，存在这样一种利益关系。
理论上来说，从医生、医院、保险公司、药房，到制药商和PBM，它们之间本来应该能够实现某种内部制衡，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它们实现了一种共谋。
不仅如此，它们还一起通过政治游说和捐赠来“俘获”政府，尤其是那些功能型的市场监管机构，从而使得监管失效，最终导致药费、治疗费和保险费越来越贵，然后大家上下游一起“分赃”。
谁受损了？第一是消费者受损；第二是国家财政受损。
当我们以行业来区分、计算它们的政治献金时，会发现自1998-2020年，医疗保健行业的捐赠金额居然超过金融加上房地产行业的总捐赠金额。
所以总结一下，美国的游说和政治捐赠体系，是一种合法化了的制度性腐败。
首先它在法律上给予规定，这样做是可以的，因此出现像索罗斯、科赫兄弟这样的，可以合法地、大规模地去资助或者反对某些政要。
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大概20年前，美国通过一个法律，允许成立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去公开反对某人。比如索罗斯掏了千万美元成立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到处做广告、揭露和批判小布什。比如两位政治家竞选一个议员席位时，原先你需要动员你的选民群体，让大家给你捐钱、投票，你才能获胜。后来就不一样了，不再需要走人民群众路线了，只需要找到几个大金主，成立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让他们给自己捐赠一大笔钱，然后拿着这笔钱到处打广告，铺天盖地地去攻击对手的形象，为自己助选。
所以，通过一步步的法律体系变革，这就变成一种制度性腐败。实际上它就导致美国的政治体制越来越容易被一些利益集团所绑架和俘获。
因此特朗普才会说，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潜台词是什么？美国不再伟大。
为什么不再伟大？
为什么贫富严重分化？为什么出现政治的极端对立？包括为什么政策来回替换？比如小布什上台后的“ABC政策”——Anything But Clinton，只要是克林顿做的，我全部否掉，来回翻烧饼；再比如希拉里等人精心设计的TPP，特朗普上来后坚决地把TPP给废掉了。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就跟前面讲到的美国制度质变有关。
2060年碳中和，
打的是什么“算盘”？
第五部分，讲一下美式资本主义的变化。
从制造业立国，转变成金融立国，再到消费带动美国和全球金融、经济增长，而其消费则由杠杆周期驱动，这是美式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
自1970年代后期，或者说进入全球化时代后，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的绝对值是下降的，从4000万人左右一路下降到目前2000多万人。
现在我们国内舆论出现一种倾向，认为美国已经完全“空心化”了，这其实是不客观的。它的制造业产出值仍然位居世界第二，并且控制着全球最重要的核心零部件、核心技术，因为它有创新体系，能吸引全球顶级人才，而且有全球最富集的资本，所以在科技战中它能制裁我们，而我们很难反过来制裁它，原理就在这儿。
大家看上图黄褐色的线“制造业就业在非农就业中的百分比”，二战结束时曾达到35%，而到了今天，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8%左右。
无论是奥巴马提出的“制造业回归美国”，还是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或是贸易关税战，都没有能够使得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占比有所反弹。
与之相反，金融业利润在美国企业利润中的占比是在持续上升的；并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许多制造业企业其实也在悄悄地变身成带有金融业色彩的企业，比如通用公司，原本是靠生产汽车、卖汽车挣钱，现在它的主要利润来自于汽车信贷方面。
在这个过程中，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持续大幅扩张，已经到了9万亿美元的规模。
在此前的金融危机下，美联储不得不大幅印钞票购买国债。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把纸片印成美元，然后交给美国联邦政府，后者拿着这笔钱去拯救金融机构。这个量化宽松政策伤害了谁？又补贴了谁？它最大的补贴对象其实正是华尔街金融机构。
2007年次贷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后，包括雷曼、高盛在内的金融机构，它们的资产负债结构都是一样的，都已经资不抵债；但雷曼和高盛的命运却截然不同，雷曼破产，而高盛非但没有破产，后来反而挣了大钱。原因是什么？很简单。当时做出拯救哪家金融机构这个决策的人是时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做财政部长前，保尔森的上一份工作是高盛的总裁。所以他决定救高盛，而不救高盛的竞争对手雷曼，这就是美国实际的一个治理过程。
那么，高盛当时也资不抵债了怎么办？在上一轮拯救金融危机时，美联储把央行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从9000亿美元扩张到4.5万亿美元，扩了5倍，通过买入金融市场的资产托市，从而使得美国金融机构从破产状态尽快地恢复。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并没有陷入高通胀，因为这个钱根本没有进入到老百姓口袋中；但这次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美联储从4.2万亿的规模直接扩张到了9万亿，这次一部分钱到了老百姓手中，这就导致短期内通胀飙升了起来。当然，美国金融机构也得到了补偿，因为它们也花钱补贴了市场。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美国的消费。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消费？大家仔细想一下，消费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正是能量的转化，比如出去旅游时乘坐飞机、乘坐火车，是不是都有消费能量？吃东西、穿衣服是不是也是能量转化？
因此，大家看一下上图“消费：人均能源使用水平的中美欧对比”，大概是这么一个比例关系。
中国以前是农业社会，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江苏农村已经算是比较富裕的地方了，但家里电灯的电压还是非常不稳定；上世纪80年代，我家里最先买了一部电视机后，到晚上，电压都无法支撑电视机播放，全是“滋滋滋”的那种声音。
因此，中国的老百姓都养成了一种习惯，比如今天我们讲完课离开会议室，肯定是要关灯的。
但我在美国发现，许多大楼到了晚上人都下班了还是灯火通明的，然后夏天他们的空调都开到16度。我对这件事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有一年夏天我去他们的办公楼拜访时，穿了件衬衫，结果进楼后冻得受不了。
欧洲的人均能量消费不到美国的一半，中东欧地区的能量消费比较低、西欧地区的能量消费比较高。我记得2006年夏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工作时，有一天下了点雨，温度大概20度以下，我回到自己的公寓发现，管公寓的负责人居然把暖气给烧了起来。
到今天为止，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正在迅速地向欧洲平均水平靠拢。这表明什么？工业化的成功。
当然，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现在都在强调节能减排，比如日本和欧洲承诺2050年实现碳中和；但要注意，它们在国际上的承诺往往是不算数的，什么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等等。为什么？因为它们的政府老轮替，后人不认前人承诺的东西，新官不理旧账。
而我们的政府一旦在国际上公开承诺一件事，往往是不折不扣地落实，因为重信用。比如我们已经公开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
人均能源使用量，跟人均生活水平是高度正相关的，这是其一；其二，不用碳、转而使用新能源的过程，带来的挑战是比较大的。
2006年左右，我在欧洲工作时，一直认为欧洲人推动节能减排是它们的阴谋，或者说是一种阳谋。为什么？因为当时在政治上，他们高举绿色旗帜，这使得他们在跟美国政治家谈判时，握有一个谈判筹码、有一个独特的价值“绿色和平一体化”。
另外，在经济、产业上，欧洲在太阳能、风能等与节能减排相关的技术、产业方面处于相对领先地位。所以他们推动了全球节能减排、碳达峰、碳中和的政治议程，对他们的政治、经济都有好处。这是我当时的认识。
而现在出现了一个新趋势，中国在上面这些产业中已经具备很大的优势，比如在太阳能设备、动力电池、储能、核能等领域。所以特朗普居然公开说，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的阴谋。美国民主党主张搞节能减排，但是共和党是坚决反对的，所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反复摇摆的。
原本能源是具有资源禀赋属性的，也就是你这个国家有没有能源，得看老天爷赏不赏饭吃，比如我们国家的煤炭供应还行，但天然气、石油就要靠大规模进口，毕竟老天爷没给那么多。而当未来进入以太阳能、风能、核能为主体的能源生产方式时，比如在西部等很多地方，是很适合这些绿色产业的发展。因此，随着技术进步、制造规模的大幅度增加，中国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风能等产业，就变成制造禀赋的一个行业，不再是资源禀赋了。
也就是说，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制造优势，大规模地制造太阳能电池板，并且利用广袤的西部国土获得绿色清洁能源的供给；并且这个绿色清洁能源的供给，又将使得我们的能源使用成本越来越低，形成良性循环。
过往很多人说，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要去推动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是不是有点在自我伤害？
但如果从上面这个角度、从全球议程设置的角度来讲，这反而使得我们可以摆脱别人的议程和优势，拉着全世界玩一个有利于我的新游戏。
在传统化石能源时代，玩的是什么游戏？比如中东手里拥有着权力、俄罗斯手里拥有着权利，美国页岩油、页岩气产业也发展了起来，所以他们手里握有大牌。
现在我们相当于把原先的牌局全破掉，以前玩的是梭哈游戏，现在我们给它变成麻将游戏。我们因此拥有了一个优势，当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开始玩碳达峰、碳中和时，我们的新能源可能就拥有了比较强的竞争力。
美国正陷入进一步的社会分裂中
最后我们说一下美国的人口结构。
上面我们讲到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除了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日益对立、内部不断分裂之外，还出现一个新的趋势：
民主党的拥趸，越来越不成比例地是有色人种；而共和党的支持者，越来越不成比例地是非西班牙裔、非拉丁裔的白人。
我认为，从长期来看，美国社会内部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严重分裂，因为它的这种意识形态对立跟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挂起了钩，就是种族矛盾。
有人说，可能10几年内，美国社会就要崩盘；但我认为时间可能要更长一些，因为看它目前的人口结构，闹得凶的是黑人。
黑人是美利坚的“原罪”，因为他们最早是英帝国这个殖民帝国的一部分，源自英国、德国的殖民者抢了印第安人的土地，购买了非洲的黑奴来帮他们种地。这是他们立国前后所干的事，结果就导致目前美国人口中有百分之十几是黑人。某种程度上，今天美国社会的这些矛盾是美国人在为祖辈当年的原罪还债。
但是，我认为最终导致美利坚出大问题的可能不在黑人。
真正厉害的我认为是拉丁人，就是整个中美洲、南美洲的大量人口，有的从陆地、桥梁上过来，有的从海上过来，翻墙打洞到了美国，并且不断地生孩子。
而且他们有自己的宗教、语言和种族特点。比如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拉丁语，其中以西班牙语为主；有共同的宗教——天主教；还有相似的种族特点，有着文化、身份上的一种共同认同。
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那年，最让我吃惊的事情就是，你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有一部分人居然是不说英语的，只要会说西班牙语，依旧可以生活、工作得很方便。比如美国地铁使用的文字有两种，一种是英语，另一种就是西班牙语。
当一个社会一旦变成双语社会时，我认为它的这种民主选举的适用性就会大大下降，或者说社会面临的麻烦就会越来越大。
有一些政治学学者曾指出，在双语或者多语社会里，要想玩民主制度不是不可以，但必须要做重大修整，得搞比例代表制，而不是搞赢家通吃的选举制度。因为一旦搞赢家通吃，那民主制度就玩不下去了。
到目前为止，美国宪法所规定的那套游戏规则跟美国变成了一个双语社会的现实，这两者是不兼容的。
美国的种族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如上图所示，2016年，美国白人总占比是60%多，但白人新生儿比例跌破50%。
按目前的变化，这个趋势有可能会加速，除非特朗普或者MAGA派长期执政，否则就很难逆转这个趋势。
照这样发展下去，到2060年，白人只占44%、西班牙裔占27.5%、黑人占15%、亚裔占9.1%。整体上来讲，白人就成了一个“少数民族”。
这个问题就像亨廷顿所说的，到时候“谁是美国”就是一个大问题。帝国的“蛮族化”从来就是一个大问题。从历史上来看，帝国的“蛮族化”往往发生在帝国崩盘的过程中，或者是崩盘前所发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像罗马帝国末年、汉帝国末年、唐朝后期、晋朝后期，其实背后都有这么一个历史性的趋势。
美国的总和生育率——每个育龄妇女在一生中所能生的孩子数量，它是所有工业化经济体里最健康的之一，达到1.8%。
但如果分种族来看呢？会发现生育率最高的是西班牙裔美国人，达到接近2%，然后是黑人的1.8%，接着才是白人的1.6%，白人家庭的生育率其实是很低的。
最后总结一下：
第一，我们说，美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不是一个普通国家，它是一个帝国，它的力量不仅源自美国的3.2亿人，还源自融入它的体系、跟它结盟、努力挣它美元的参与者们。其实从广义来讲，整个地球70多亿人都在它的体系里，因为它可以动用的资源是70多亿人的资源。美元体系给美国带来的代价则是通过外包和逆差，扶持其亚洲的竞争对手。
第二，为了“共富贵”，全球人口都涌向美国，比如亚洲、欧洲的精英人口都到那儿留学，留学后一些水平比较高的、能够找到好工作的往往就留下了。
因为它那边有一个开放、思想多元、鼓励创新以及资本充裕的地方，所以能够付高薪、能够承担风险让优秀人才去搞创新。但是也有很多普通人跑去通过低端服务业蹭油水，尤其是拉丁人。这就埋下了潜在危机，就是那么多人口都跑到美国共富贵来了，那么它原有的就业结构、种族结构、政治基础以及政治制度的稳定性都出现了问题。
第三，美国的制度体系已经出现了问题。比如游说和捐赠的泛滥，使得资本压倒中产社会。并且它的税制、各种监管制度等，越来越不利于劳动阶层、越来越不利于中产阶层，而是越来越有利于资本，这使得金融、医疗等相关行业大发其财。
美国联邦财政的赤字已经从本世纪初的5万亿变成了现在的30万亿，一代人时间里扩张了6倍，一是因为2007年次贷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中，为了救那些为非作歹的金融机构而借了很多债；二是在新冠疫情过程，借了很多钱。
美国的赤字背后，除了金融利益和货币特权的作用之外，也离不开内部的大漏洞。它的财政开支中有一个非常大的肿瘤消耗了它的能量，就是医疗、医药、医保这“三医”构成的失血点，这使得联邦财政大量的钱被耗费在这种领域上，所以它的国力越来越受损，它的生命力相对于上世纪80-90年代而言，不再那么健康有力。
而且贫富分化还导致民粹加剧，各种阴谋论、政治对立，等等，还包括利益集团对它相关监管政策、财富的俘获和窃取，像科赫兄弟、索罗斯这些财团，很多人跟着他们一块“下注”。
这样一些利益集团和大蛀虫的长期存在，就使得今天的美国，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不再那么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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