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要转向了？

美国总统拜登近来在多次讲话中，频频鼓吹“大政府”，大大贬低新自由主义的“小政府”。譬如在4月28日的国会演讲中，他举了很多美国的经济成果，他说取得这些成果是“只有政府才能做到的”；他还点名批判了主张小政府的“下渗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又译“涓滴经济学”），他说“下渗经济学从来都不灵”。

拜登4月28日讲话视频截图

他的这些讲话得到了相当多美国人的赞同。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赞同率，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四十年来，“大政府”是臭名昭著的，而“小政府”则是香喷喷的金科玉律，甚至已经成为难以撼动的“真理”，深深镌刻进入绝大多数人的心中。

当然，也有人认为，美国并非“小政府”，公务员看上去不多，但吃财政饭的人一点不少，始终是个“大政府”。本文暂且把这类问题放到一边，主要还是谈经济思维上的“大政府”、“小政府”。

美国“小政府”的理论缺陷

四十年前，里根说过一句名言：“政府并不是问题的解答，而是问题本身”。这句话被新自由主义颂扬了四十年，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说法，政府干预市场是问题祸根，所以必须反对大政府，反对政府干预，必须让市场自由运作。

这种说法得到资本的大力支持，因为资本最反对政府干预它们，最希望自己能够在市场上自由自在、为所欲为。资本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们掌握大量资源，可以用来宣扬它们喜欢的理论，掩饰理论的缺陷，吹嘘理论的“真理性”，给大众洗脑。

人如果没有“实践检验真理”的反省思维，是很容易被洗脑的。美国大众中的大多数人缺乏反省思维能力，他们都接受了这种理论，把这理论固化到自己的思维习惯中，四十年来都习惯性地反对“大政府”。

当然，美国人里也有能够反省思维，能够看到这个理论中的缺陷。“信息不对称”理论就揭露了其中的一大缺陷，一些经济学家观察研究了市场的实践运作，指出市场中的各方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使得市场的无形之手很多时候不能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三位研究“信息不对称”的经济学家在2001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大声疾呼放任市场自由的危险性。虽然有诺贝尔奖的桂冠光环，但这些经济学家却无法唤醒大多数人，因为他们难敌资本的力量，也难抗衡多数人的固化思维的顽习。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理论中的缺陷，远不止“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比如还有“利益时间性”的问题（笔者在《优主治国》中对这个问题有详细分析）[1]。

新自由主义市场理论的一个核心理念是，市场可以高效率地把社会资源配置得有利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这个理念基于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理论。亚当·斯密认为，个人在市场上的逐利行为会“受一只无形之手的指导，……往往他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能够达到促进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且比他们有意追求社会利益时更有效率。”[2]

其推衍逻辑是，人是理性的，知道购买什么东西才能够满足自己的利益，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在市场上发出消费需求的购买信号，当某种商品的需求增大，该商品的价格也会增高，生产该商品的利润回报就会增加，追逐自我利益的理性会使生产者把更多的资源投入该商品的生产；当该商品的供给增加之后，其价格会降低，利润回报会减少，生产者也会逐渐减少对该商品的投入，转而把资源投入其它需求大、价格高、利润好的商品。

如此基于个人追逐利益的理性而形成的资源配置，正是无形之手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所造就的，最终使消费者得到了想消费的东西，使生产者得到了想获取的利润，是社会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

这个理论叙述中包含着一个漏洞，它对于市场配置资源所涉及的“利益”，没有作“时间性”的说明，无论是消费者的利益，生产者的利益，还是社会的利益，都没有明确地说明是现时利益，还是未来利益。

这个漏洞缺陷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很可能是不明显的，但随着生产力的发达、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漏洞就会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在不发达社会中，生产消费的大多数产品的现时利益和未来利益具有统一性，而在发达社会中，生产消费的大多数产品的现时利益和未来利益的统一性大大降低了。这个变化是和温饱满足、生活必需品丰裕相关的。

生活必需品，譬如满足温饱的产品，其现时利益和未来利益是非常统一的。这些产品既对人的现时利益有利，也对人的未来利益有利。但其它的许多产品和服务，就未必如此统一，譬如“教育”，接受教育往往需要寒窗苦读，是一件现时利益要减损的事情，但未来利益却会增加；又譬如“驾驶排污量大的汽车”，享受了现时利益，却损害了未来利益。

当人们消费的大部分产品是生活必需的温饱产品时，他们发出的市场需求信号会使市场的无形之手把资源配置到生产这些产品的地方，如此的资源配置，既有利于现时利益，也有利于未来利益，是合理的资源配置。

在亚当·斯密提出无形之手概念后的很长时期内，社会中大部分人的消费是以温饱产品为主，直到20世纪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譬如在1900年至1910年期间，美国家庭的食品支出在总消费中的比例是在40%-45%之间，到了1920年代，此比例下降为30%或以下。[3]

2015年，这一比例降低到了12.5%

当经济发展之后，社会逐渐从贫困变得丰裕，大多数人的温饱逐渐得到了满足，此时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也逐渐成为总消费中的小部分，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成为总消费中的大部分。

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对未来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有的有利，有的无利，有的甚至有害。以生活必需品为主的消费结构，一般来说会对未来发展有利。而以非生活必需品为主的消费结构对未来发展的影响则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如果其中对未来发展有害的成分很大，就会对未来发展不利；如果其中对未来发展有利的成分很大，就会对未来发展有利。

当市场中的消费结构，从以生活必需品为主转变为以非生活必需品为主之后，无形之手的性质会发生变化。之前的无形之手可以把资源配置得对未来发展有利，之后的无形之手就未必能够保证具有这种性质。

无形之手的这个变化可以从市场调节经济危机的情况中观察到。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导致经济萧条，物价大跌，失业巨增，然后经过调整逐渐复苏，就业增加，物价上升，经济上涨。无形之手在危机中调整了资源配置，制止了非理性的生产过剩，让经济理性复苏。

在1920年代之前，西方的经济危机都通过无形之手进行了调整，萧条之后经济都重新复苏。但是，1929年的大萧条，无形之手却无能为力了，后来是靠罗斯福新政的“大政府”有形之手，才使美国经济摆脱萧条、实现复苏。

1920年代，正是美国的消费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上文引用的食品支出数据显示，食品支出在总消费中的比例下降到了30%或以下，显然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需求已经高于50%。在这些非生活必需的产品和服务中，有相当部分是只有利于现时利益、却有害于未来利益的。这些有害于未来利益的东西的过剩性地大量生产，大大伤害了未来经济的发展，使复苏加倍困难。

当无形之手无能为力的时候，罗斯福新政的有形之手发挥了大政府的威力，把大量资源配置去修建公路、桥梁、水坝、机场……这些公共设施都是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时候，无形之手很少把资源配置到这些地方，因为无形之手是受大众消费需求拉动的，而美国大多数人的消费是重现时利益、轻未来利益的。

罗斯福当年的连任竞选海报

美国“大政府”的实践难题

四十多年来的小政府新自由主义政策，给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很多问题，譬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整体经济的脱实向虚、贫富差距的日益增大、1%人的独吞经济利益、中产阶级的萧条、国家的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越来越严重。尽管新自由主义百般掩饰，但问题终于累积到了临界点。大大小小的社会经济灾难终于撼动了在固化思维中沉睡的大多数，很多人正从新自由主义的迷梦中惊醒。

这是大火烧到门口后的惊醒，那大火已经造成了很多损害。当大火在远方燃烧的时候，有清醒的人敲了警钟，譬如指出“信息不对称”的经济学家们，但那时大多数人沉迷于短暂的甜蜜梦乡，不愿意从舒适的固化思维中跳出来，因此延误了时机，让大火从远方蔓延过来。

如果那些清醒的人得到大政府“有形之手”的助力，是可以提早采取措施的，在大多数人还没有清醒的时候就开始防火灭火，降低可能造成的损害。这些清醒人还可以利用大政府的力量来“唤醒大众”，让大多数人早点清醒。

现在拜登正在推动形成大政府，他把希望寄托在大政府身上。希望这个大政府能解决美国的问题，让美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21世纪”。当然，如果美国大政府中的决策者都是清醒聪明的人，这个大政府是可以给美国的国际竞争以巨大帮助的。但是，大政府中的决策者一定都是清醒聪明的吗？

以美国构建政府的程序方法来看，结果未必如此。美国一人一票的“选举制”，使不清醒的大多数对选择执政者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另外，掌握大量资源的美国资本集团也总是能够蛊惑选民来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这些都妨碍了清醒聪明的人成为决策者。

美国的选举历史显示，清醒聪明的高端优秀人士往往不能当选，多数能够当选的人是趋于中等水平的人，或者是为资本集团服务的“聪明人”。即使拜登想要改变新自由主义政策，国会里还是有很多那样的“聪明人”在反对。

当一个大政府中缺少清醒聪明的优秀人士，这个大政府就难以为这个国家的长远利益作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服务。

目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未有”中的一个特点是，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需求在总消费需求中的比例前所未有地增大了，也就是说，可以对未来产生“有利”或者“有害”影响的成分更大了。一个国家如果有大量的需求是有害于未来利益的，这个国家的未来将会惨淡。一个国家如果有大量的需求是有利于未来利益的，这个国家就可以崛起，可以在国际竞争中胜出。

大政府只是一个框架空壳，这个框架能够给国家发展带来什么影响，取决于框架中的人选素质。如果是清醒聪明的优秀人士在大政府中治理国家，这个国家就可以获得优越的发展；如果不是清醒聪明的优秀人士，这个国家就不会获得良好的发展。“有形之手”确实如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所说的那样，不会永远正确，甚至可能犯下严重的错误，这就体现出人才的重要。

因此，选拔清醒聪明的优秀人士进入大政府，让优秀人士来治理国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美国能够解决这个关键难题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难以做到。而中国的治理模式，则具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优势。

注释：

1. 尹伊文：《优主治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

2. A·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ed. Kathryn Sutherla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1998年，第292页。中文参考郭大力、王亚南的翻译。

3. 此处的食品消费包括烟酒，参阅Stanley Lebergott：《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New Measures and Old Motiv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普林斯顿，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