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略最危险的一环, 佩洛西式的拱火者只会更多?《外交事务》揭示 | 文化纵横

在美国总统乔·拜登上任的一年半时间里，国际秩序似乎被再次兴起的大国冲突所主导。中国和美国仍就保持激烈的对抗态势。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华盛顿及其北约盟友卷入了一场使“自由”的西方和“专制”的俄罗斯对立起来的欧洲大规模战争中。许多分析家指出，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军事和经济再次成为最重要的权力类型：美国持续限制“专制”对手威胁的能力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世界最先进的武装力量，同时美国也要确保其经济力量能够超过中国。

然而，人们经常忽略的是，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是如何依赖于国内社会的稳定的。拜登的民粹主义前任特朗普，曾利用日益增长的阶级、种族、性别和宗教分裂来达到其政治目的。他还有意回避了多边联盟，退出了国际协定，并且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建立了密切关系。所有这些，都是以拒绝自由主义精英和现存的西方权势集团的价值观，并提倡一个更加民族主义的“美国优先”愿景为名的。这样做的结果之一，就是今天美国的许多盟友对华盛顿维持现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信心大减。尽管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欢迎美国重新参与到北约和欧洲的事务当中来，但是它们怀疑如果2024年美国选出另一个民粹主义领导人，那么这种参与将无法持续太久。

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面临深度的社会极化（social polarization）的国家。在许多国家——包括西方世界和世界其它地区——阶级、种族、性别和宗教方面的政治与社会分裂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自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以来，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已经阻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等国，也发生在如芬兰、挪威和瑞典等以更加平等的财富分配著称的国家。自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来，美国和全球的反亚裔仇恨犯罪率急剧上升。近年来，印度的收入不平等也在加剧，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Global Gender Gap Index）中，印度女性的健康和生存排在末位。印度、匈牙利和印度尼西亚的宗教自由得分也有所下降。

这些紧张态势点出了一个关键：当西方各国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国际冲突、战略竞争和全球经济混乱上时，对世界稳定更大的威胁可能来自于削弱国家团结和力量的国内社会分裂。

这些力量就是所谓的“内部权力”（power within）——国内社会等级（social hierarchies）决定了谁拥有这些权力，以及为什么拥有。正如这些等级体系可以影响国家繁荣和社会稳定一样，它们也能够增强或者限制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对于一国的国际关系而言，内部的权力分配可能和外部的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力量一样重要，因为社会等级往往更加根深蒂固、无处不在、内生且持久。因而，如果美国及其盟友想要维护和重塑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秩序，就需要先解决国内的社会分裂问题。

▍内部权力

多年以来，国际关系学者通常淡化国内权力关系在塑造国际秩序方面的作用。即使人们已经越来越关注软实力和其它非直接形式的国际影响力，这种淡化仍然是事实：国际权力的概念——无论通过威压、说服、诱导还是合作来行使——根本上仍然是国家间的外部关系问题。的确，政治学家们一直都知道外交政策的目标和结果会被国内政治所影响。美国政治家们常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强调处理好美国内部秩序是维护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霸权地位的前提。拜登的说法是“为中产阶级制定的外交政策”。但无论在美国还是其它地方，这些言论都难以促成系统性和实质性的，对“国内的社会等级是如何影响国际权力”的理解。

这种忽视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往往倾向于围绕国家安全来塑造权力的概念。传统上来说，国家安全被定义为“保护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使其免受外国的军事威胁”。这种定义往往忽视了非军事和非经济的力量。其次，国际秩序的概念往往与各国间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分配相等同，而没有考虑到各国内部社会等级的变化。

但近来的历史表明，对这些内部力量的忽视是很危险的。目前已有大量的数据表明，社会分裂——无论是阶级、种族、性别还是宗教的分裂——对政治和经济权力都有很大的影响。例如，获得新技术和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加上经济管制的解除和福利待遇的削减，已经导致了社会顶层和底层群体之间的阶层分化越来越严重。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显示，美国最高收入10%群体和最低收入10%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在1980年到2018年间增长了39%。这一模式在中等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被复刻，据估计三分之二的全球人口正在经历着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一份报告指出，在2019年末，1%的世界成年人口控制着43%的全球私人财富；而另54%的成年人口只掌握2%的全球私人财富。

种族问题成为社会和政治分裂的另一源头。种族差异在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中一直存在，但近年来受到了更多的关注。“黑命贵”运动引发了全球范围关注，社会活动家们开始广泛开展运动。他们推倒了公共场所奴隶主和殖民统治者的雕像，为被殖民者的后代寻求赔偿，并将公开的种族主义者的名字从圣堂中删除。但这些要求同时也激起了美国和欧洲的本土主义右翼的反击，种族暴力和极端思潮逐渐成为主流。在美国，旨在保护少数族裔经济机会和投票权的法律已经被撤销。

虽然与种族差异有所不同，但是种姓制度——基于职业或者血统的社会群体分级制度——也在世界很多地方持续影响着政治和经济权力。亚洲达利特权利论坛（Asian Dalit Rights Forum）——一个致力于维护低种姓群体权利的组织——估计世界范围内大约有2.6亿人因为其种姓的身份遭到歧视，他们大多生活在印度和尼泊尔。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统治下，印度的歧视和霸凌在近年来不断加剧，这其中也包括对于低种姓女性的暴力行为。

性别差异和宗教压制也继续广泛存在。尽管这些年来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全世界仍约有24亿工作年龄的妇女缺乏充分的经济权利。在95个国家，女性没有同工同酬的保障；在76个国家，女性的财产权被限制。在宗教方面，压迫性的行为不但持续存在而且似乎愈演愈烈。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2007年到2017年间，实施“高”或者“非常高”级别的宗教限制的政府从40个上升到52个；而经历高度“涉宗教敌对行为”的国家从39个飙升到56个。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越来越多地提倡其文明历史（civilizational past），并鼓励对于少数群体和信仰的歧视。不妨看向印度，那里对穆斯林企业和基督教学校的袭击急剧增加；而土耳其则经历着世俗价值观被不断侵蚀、对宗教少数群体的压制日益严重的现实。

这些社会断层对于国际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一个能够有效处理其社会等级分裂的国家往往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经济发展水平，并加强政治稳定，从而增强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相反，一个不能很好处理其内部社会分裂的国家很可能导致其国际地位的下降和衰落，因为它削弱了其它国家对其国内稳定或其对社会和人权相关国际规范承诺的信心。此外，一个不平等或者社会限制性的内部权力分配可能影响一个国家长期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自由民主国家的国内社会差距居高不下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不断扩大的事实是令人担忧的。

▍收益递减

国家内部的收益分配对于国际秩序至关重要，因为它具有深远的经济影响。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一项2014年的研究指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使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的经济下降了6%-9%；对墨西哥和新西兰来说，这一损失甚至超过了10%。相同的研究也发现，法国、爱尔兰和西班牙这些对收入不平等问题控制得较好的国家，获得了较高的GDP增长。

许多国家也被种族差异所阻碍。虽然奴隶制的实施曾经推动美国和西方获得世界的主导权——通过压低劳动力价格和促进整体出口的方式——但目前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一不公正系统的长期影响已经导致了经济增速变缓、社会不稳定加剧以及持续的“种族等级”（racial hierarchies）问题。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 & Company）预计，在2019-2028年间，美国黑人与白人间的财富差异将会使美国经济丧失1万亿-1.5万亿美元的消费和投资。在印度，种姓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尽管种姓制度在短期内可以通过种姓内部的网络和相互支持带动经济活动并提高效率，但其创造的严格的社会等级限制了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持久的种姓制度很可能会降低印度的增长，因为它破坏了减轻贫困和实现进一步收入平等的努力、并且拖慢了印度向成熟的工业经济进行转型的进程。

性别歧视在国家产出上的影响也是一样大的。限制女性进入教育、商业、政治和其它的经济活动领域，也会限制劳动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尤其如此，因为女性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限制女性的劳动参与使低收入国家很难摆脱贫困。但是性别壁垒也会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一项2016年的报告估计，性别歧视使全球经济的损失高达每年1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16%。

宗教限制也使得许多国家的营商环境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例如，埃及经济活动的主要来源是旅游业，但是该部门受到宗教冲突的负面影响——包括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以及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和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政权之间的暴力冲突。许多阿拉伯国家实行的广泛的宗教限制——例如把金融工具置于伊斯兰法律委员会武断且随意的监管之下——已经促使年轻的企业家不得不投奔海外。有些时候，国家所采取的压迫性宗教措施也会干扰主要的国际商业协定。1999年，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建议对苏丹违反宗教自由的行为进行制裁后，高盛公司不得不重组其与在苏丹有投资的中石油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协议。重组交易后，高盛与中石油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只在中国运营。由此可见，在上述事项中，社会分裂可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产生直接影响，从而成为影响国际权力的核心形式之一。

▍从分裂到冲突

社会分裂的影响其实不仅限于经济增长。当社会分裂开始扩散，它很可能会威胁到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最近在缅甸、斯里兰卡、叙利亚和也门等地发生的冲突都是由其内部的宗教冲突引起的。2021年，学者蒋位玲和伊戈尔·马泰克的研究指出，在74个发展中国家中，宗教紧张局势是影响外国能源投资的四个“重要的政治风险因素”之一。在收入严重不平等的国家，公民也更可能起来反对政府，以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平等。促进或者维持种族和宗教歧视可能会鼓励更多的暴力和极端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大流行中，平均每10分钟就有一个低种姓的印度人成为犯罪的受害者。

基于性别的暴力在许多国家由来已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的报告，世界范围内15-49岁的女性群体中，有27%在恋爱过程中经历过伴侣的某种形式的虐待，无论是身体暴力还是性暴力。在发展中世界，女性由于传统的社会习俗——如要求嫁妆和荣誉杀人（honor killing）等——遭受着特定形式的暴力。但是对女性的暴力不仅限于穷国。例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就已经把澳大利亚、瑞典和英国列入了性暴力报告率最高的国家的行列。而美国的强奸案发生率也明显较高。

国内的社会紧张很可能在国际舞台上体现出来。经历暴力和社会不稳定的国家将难以展现软实力，也可能制造双边的紧张关系并且破坏自由贸易谈判和其它形式的多边合作。种姓紧张是印度政治暴力的一个长期原因，这削弱了印度的全球声誉。

▍更多宽容，更多权力

尽管在世界的许多地区，阶级、种族、性别和宗教的分裂正在加剧，但是已有的证据已经表明，当这些紧张关系缓解的时候，将有助于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实力。例如，给女性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权利和更好地获取医疗、教育、金融服务和高科技的机会不仅有助于人权事业和社会公正，还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根据乐施会（Oxfam）的数据，在2000-2010年期间，拉丁美洲地区有偿劳动力中女性人数的增加为30%的减贫做出了贡献。2015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预测，到2025年，将女性完全纳入有偿劳动队伍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好处高达28万亿美元。

各国可以通过消除种族差异获得类似的收益。智库政策链接（PolicyLink）和南加州大学的一份研究表明，消除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将使得美国经济增长14%；公平成长华盛顿中心（Washington Center for Equitable Growth）预计，减少种族、民族和性别差异将可以使美国GDP每年增加7.2万亿美元。这些收益需要与政府为实现平等而付出的成本相互权衡，但回报仍然是巨大的。

增强宗教容忍度和宗教自由也能够影响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被皮尤研究中心列为具有“非常高”宗教限制的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朗、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都不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前20名的国家之列。

▍对西方的警告

意识到内部的权力结构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外部实力，为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经验。对西方来说，不断加剧的社会分裂应当是一种警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西方式的民主并不必然导致基于收入、种族、性别或者宗教的等级体系的减少。西方民主国家在这些方面都没有做好。恰恰相反，西方民主制度掩盖了社会分裂并且允许这些分裂被政治利益所利用，近年来在美国和其它地方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此外，随着社会分裂越来越显，有学者已经发现，不断增加的收入不平等已经使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吸引力越来越弱。

这些趋势并非不可逆。与它们的“非民主”对手相比，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有能力自我纠正并且挑战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等级。由于西方民主社会有更高的透明度、更自由的表达能力和更开放的文化辩论，西方民主社会可以曝光这些分裂，它们的选民可以改变那些被认为不愿意或者不能解决造成社会分裂根本原因的政府。然而，在美国、欧洲和其它地方，西方民主已经被政治极化和不断兴起的右翼民粹主义所限制，它将越来越难以形成一个政治共识，来解决由阶级、种族、性别和宗教所导致的社会分裂。与此同时，许多发达国家都有既得经济利益，而这些利益可能加剧现在这些做法。

诚然，内部的权力结构也限制着许多非西方国家。巴西、印度和南非是非常令人瞩目的例子，这些国家拥有庞大的经济，但由于种姓、性别和宗教身份而存在巨大的社会经济差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南非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南非最为富有的1%的人掌握了全国80.6%金融资产。这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因为收入不平等和低增长之间的联系，还因为它刺激了腐败和社会不稳定。此外，在很多国家，不同类型的社会等级体系往往同时出现，并且相互强化。例如，收入不平等往往和种族、种姓、性别和宗教歧视相联系。种族偏见是宗教不容忍的诱因，反之亦然。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制定一种策略，来超越特定的差异，解决所有导致社会等级化的问题。

减少社会分裂，并不能消除国家间权力和地位的差异。但那些以更公平的工资分配和减少歧视的做法，来更好地发展和利用其内部权力——从而实现最大化增长——的国家，更可能保持长期稳定和影响力。这样的努力需要从国内开始，包括在美国国内和其许多的欧洲盟友国内。但考虑到这些分裂在许多国家都已经泛滥，单靠国内政治，也不太可能获得长久进展。我们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包括加强国际人权协议和其它旨在防止基于种族、种姓、性别和宗教信仰歧视的国际规则的集体努力。既然所有的国家，无论贫富，都被这些分裂所伤害，改革的努力，也应该指向人类的共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