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者: 一个重大信号表明, 拜登正把阿拉伯推向中国 | 文化纵横

拜登总统的中东之行结束得有点冷清——他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又称MBS）的首次碰面的回报，微不足道。沙特阿拉伯没有承诺增加石油产量，没有提及所谓“人权问题”，没有宣布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重大举措，美国和中东也没有出现新的安全联盟。

当然，拜登团队表示，中东之行有更大的野心，而且这些计划并不完全体现在这次短期成果中。他们认为，为了更好地处理一系列问题，需要重启并努力发展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地区盟友的关系。与伊朗恢复核协议的谈判可能即将结束、俄乌冲突带来连锁冲击等等，这些都迫使美国的中东政策做出调整。虽然此前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建立正式军事联盟的传言还为时过早，但拜登此行的目的，就是推动该地区在美国的指导下，建立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对抗伊朗统一战线，并由此建立新的地区秩序。

（原文截图）

拜登此行确实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一些小碎步，但其举措可能反而会增加该地区的不稳定。拜登政府所设想的安全架构并不新颖：几十年来，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反对伊朗的联盟，本来就在增强。特朗普执政期间首次促成的《亚伯拉罕协议》，更让阿以合作变得正式和公开，而且还明确地剔除了巴勒斯坦和人权问题。但是，美国在赌阿拉伯国家有能力接受一个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地区秩序时，却忽略了中东各国民众对这些政策的感受。当中东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不断升级时，美国的冒险很可能会适得其反——过去就是如此。

1991年，美国成功地领导了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的军事行动。打那以后，美国就对策划其领导下的中东地区秩序乐此不疲。但是，今天的中东地区已不再有接受华盛顿命令的条件。中东领导人更愿意在越来越多极化的世界，采取观望和保值的策略。他们拒绝站在美国和欧洲一边反对俄罗斯，就是明证。

如果拜登通过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统合为正式的地区联盟，进而让其按美国的意愿对抗伊朗，这其实只是重复过去的错误。这种强行粘合，将加速该地区秩序的崩溃，因为它逆转了正在缓和的局势，分裂了阿拉伯国家统治者和民众。

▍1991年“神话”

在华盛顿的DNA中，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中东秩序”的冲动，一直根深蒂固。美国外交政策界有一代人，尤其看重1991年时美国在中东地区构建的地区秩序，并认为这是值得效仿的理想。原因很明显。苏联解体后，美国的确迎来主导全球地位的高潮。1990-1991年美国军事干涉科威特后，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政府相继发起雄心勃勃的行动，围绕美国的单极化地位重新规划中东地区，并锁定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地区秩序。

曾经有一个短暂的时刻，所有的趋势都对美国有利。美国启动了马德里和平进程，以结束以巴冲突，同时希望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包括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中东地区秩序。叙利亚等前苏联盟友甚至想方设法通过与以色列的和平谈判，加入这个新秩序。即使是在与伊拉克的十年战争中精疲力竭的伊朗，也希望与欧洲和海湾国家重建关系。伊朗还在联合国发起“文明间对话”，逐步与华盛顿接触，并减少伊朗自身对中东区域的干涉主义。

积极的制度基础建设（包括军事行动和军事基地建设），确实短暂地造就了以美国为首的中东秩序。例如，美国领导的对科威特军事行动，是一个真正多边的、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和阿拉伯首脑会议授权的行动。1991年后，为实现阿以媾和并推进奥斯陆和平进程，美国也大量投资。这些似乎都为中东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潜在的积极愿景。

但这些制度基础并没有生根发芽。事实证明，美国难以实现并管理中东地区的秩序。美国始终怀念20世纪90年代的中东秩序，但即便在那个时期，该地区也并不像“神话”那样的井然有序。

为什么美国在其全球实力最强的时候（如1991年），也未能产生一个稳定的、合法的、由美国领导的中东秩序？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或许能为未来美国的中东政策提供更有益的经验。

▍美国在中东的“一事无成”

1991年后的中东秩序并没有实现“自我管理”。为了实现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双重遏制，美国需要在整个中东地区，特别是在波斯湾建立半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对比之前几十年的离岸平衡战略，这是一个巨大转变。在此期间，美国通过与地盟友维持该地区的治安，以避免大规模地建设永久性军事基地。但是，这也要求美国对该地区的问题投入过多的外交精力，每一次中东地区的危机似乎都需要美国给予更多的关注。处理这些无休止的危机意味着无视、甚至促进中东地区的专制政权，它们会最终反噬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

1990年代起，美国对中东地区进行“细微操盘”（micromanagement）的核心是对伊拉克的遏制，这需要维持一个严厉的、史无前例的制裁制度。在切断伊拉克的进出口后，美国造成难以计数的死亡和人道主义灾难；在阿拉伯人看来，这极大地损害美国的道德主张。反复的军事行动导致更大伤亡和冲突，例如沙漠之狐行动，这是美国和英国在1998年12月对伊拉克目标进行的为期四天的轰炸。然而，这些行动最终都没有奏效。最终，利用联合国的石油换食品计划，萨达姆依然确保了他自己的政权，该地区各国也开始侵蚀美国制裁的效力。

尽管在外交上花费了大量精力，美国也未能兑现巴以和平的承诺。克林顿政府当然为谈判付出了努力，但却无法应对1995年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被暗杀、哈马斯连续的恐怖主义浪潮、以色列在西岸独断地扩大定居点。华盛顿也同样未能实现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和平。

20世纪90年代，由于担心教派主义获得选举胜利，美国淡化了中东地区的“民主进程”。华盛顿假装相信阿拉伯国家会自发地培养公民社会，并让该地区的人民最终迎接真正的民主。当然，今天大多数阿拉伯政权依然在采取这种“渐进民主”的话术，而拜登也没有兴趣进行反驳。事实上，在美国“用民主换秩序”的稳步推进中，阿拉伯专制制度中的所有问题都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并非巧合的是，20世纪90年代是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主义叛乱时期，也是基地组织的孵化期。

以美国为首的中东地区秩序的并不像表面那样光鲜。美国遏制伊拉克、推动阿以和平等所作的努力都失败了，与阿拉伯世界合作并最终实现民主转型的想法，也破裂了。但是，美国在所有这些失败中的“突出表现”，反倒使它成为基地组织的最有吸引力的攻击对象之一，因为美国的弱点和问题都在其细微操盘行动中被放大。

▍美国在21世纪的重蹈覆辙

克林顿之后的几届总统政府都试图重新设计中东地区的秩序。“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开始实施“美国优先”的战略，而新中东秩序的核心是“全球反恐战争”。美国与中东地区安全部门的密切合作，促成美国在该地区的大规模和侵入性的扩张。

为清除萨达姆而入侵伊拉克的行动，被证明灾难性的，因为这在中东的中心地带制造了长期真空。此外，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释放了残酷的教派主义，增强了伊朗和逊尼派的圣战运动，如新生的伊斯兰国（又称ISIS），并产生了数百万难民。伊拉克战争耗尽了美国在中东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和能力，它的结束不是美国胜利，而是伊朗在伊拉克及周边国家中实现结盟并占据了的主导地位。

在这种混乱中，也可以找到一种秩序。在2006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战争中，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创造了“新中东”这个概念，而其背后充满了暴力和激烈竞争。从结构上看，当下的中东秩序与“新中东”非常相似：一方是美国官员所称的“温和派轴心”，包括以色列和美国安全保护伞下的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另一方是“抵抗轴心”，包括伊朗、叙利亚以及哈马斯和真主党等非国家行动者。

最初，沙特拥有的媒体支持以色列在2006年对真主党攻击，因为它对伊朗支持的什叶派运动怀有反感，但是公众的敌对反应迫使媒体改变编辑路线。美国领导下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极不受欢迎，这也使得土耳其和卡塔尔在这一时期通过充当摇摆国，采取了更符合阿拉伯公众意见的立场，并取得了巨大的政治收益。

奥巴马提出了一个真正不同的中东秩序愿景，即通过核外交和减少美国的军事存在，在伊朗及其邻国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和可行的权力平衡。但显然，奥巴马的“自由主义幻想”误判了形势，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几乎反对奥巴马政府的一切尝试，包括伊朗核协议。这很能说明问题，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已在“新中东”秩序下蓬勃发展——海湾国家不希望与伊朗分享中东地区，更不希望拥抱所谓“美式民主”，更不会支持“阿拉伯之春”的异端想法。同时，以色列领导人也反对奥巴马关于重启和平谈判以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想法，更反对将“两国解决方案”作为与阿拉伯国家建立关系的必要条件。

事实证明，在伊核协议签署后，伊朗也不愿意缓和其利用代理人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等地作战的地区政策，这也进一步破坏了奥巴马建立新的地区秩序的努力。

因此，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连同其他许多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热烈欢迎特朗普政府重新回到小布什时代的“新中东”模式。特朗普不再就阿拉伯国家的人权问题进行施压，也不再催促它们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特朗普政府放弃了伊朗核协议，转而对伊朗进行所谓“极限施压”。

但是，美国对中东区域强加秩序的企图，再一次适得其反。特朗普紧密拥抱这些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最终刺激了这些政府最糟糕的本能，其中就包括侵略性的干涉主义。事实上，从也门到利比亚和叙利亚，美国的强行干预，不可避免地加速了整个地区的内战和国家失败。海湾国家不断加强其国内镇压，而以色列也在迅速加快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夺取，这些都为进一步的危机埋下伏笔。

令这些美国的中东盟友感到失望的是，特朗普的拥抱和支持，最后被证明是有限的。2019年，当沙特阿拉伯境内的两个关键石油设施遭到史无前例的袭击后，特朗普拒绝报复伊朗。这一点，尤其让该地区的领导人感到清醒。如果不能指望记忆中“最友好”的特朗普政府对这种越轨攻击作出军事反应，那么中东国家还能信任美国提供的任何安全保障吗？

▍别再“口惠而实不至”

拜登政府对中东地区的构想表明，尽管华盛顿和该地区的领导人造成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冲突和人道主义灾难，但他们依然希望在中东地区建立秩序。对于阿拉伯政权而言，面对美国提出的中东政策和要求，他们也已经有非常有效的对策。拜登团队的成员大多是克林顿政府的创建者，他们坚信自己已从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学到正确有效的经验教训。但讽刺的是，他们的方案，更像是要回到老布什试图建立的地区秩序。

拜登团队拥护布什时代的中东秩序，意味着其对“自由/民主化议程”的忽略。在最近的沙特阿拉伯之行中，拜登完全放弃了有关论点。我们可以理解，拜登政府希望与阿拉伯领导人修补关系，并避免任何可能的对立，但其做法并不能真正带来秩序。

在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头十年，阿拉伯政治体制都是维系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的粘合剂。然而，2011年的阿拉伯之变破坏了这一局面，而美国也没有在全球任何地区产生可持续的民主过渡。直到2021年7月的突尼斯之变，美国一手造就的少数几个“民主国家”，都相继终结。

如今，阿拉伯国家已经迫使华盛顿相信，他们已牢牢夺回控制权，并完全恢复旧秩序。与此同时，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指标依然令人沮丧，伴随新冠疫情等而来的经济困难，社会持续动荡。无论是进是退，美国的中东政策实在是“首鼠两端”。

▍新中东的旧秩序还能走多远？

今天的中东地区与过去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已大不相同。如今，中东内部是多极化的，阿拉伯权力中心从传统核心黎凡特和埃及转移到了海湾地区，土耳其、以色列和伊朗等非阿拉伯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在2011年的冲击之后，阿拉伯国家的政权安全性下降，失败国家增加和内战扩散，而美国改变了原有的干涉逻辑，最终也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平衡。奥巴马拒绝直接干预叙利亚，特朗普拒绝回应沙特石油袭击事件，拜登从阿富汗撤出，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阿拉伯领导人对美国作为安全提供者的看法。

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已经过去。虽然，世界上尚未真正出现新的两极化甚至多极化——俄罗斯始终不遵守美国秩序，但依然不是美国霸权的竞争极；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体量，也没有转化为政治或军事影响力，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中美在中东或有共同的核心利益，如保持海湾石油的流动。

但是，即使在中东地区没有真正的同级别竞争者，美国也根本没有资源或政治能力继续扮演中东霸主的角色，该地区的大国也不再相信美国能够或将采取军事行动来保卫它们。阿拉伯之变让这些该地区的国家领导人明白，即便服务美国利益，华盛顿也无法保证他们政权的生存。这些国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姿态和抱怨，已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美国武器和政治支持而讨价还价，它们真正反映了阿拉伯国家能力的提高和他们深刻的不安全感。试图无效地安抚这些国家将一事无成：他们的疑虑已经太深，而美国的能力和政治意愿显然不足。

对美国而言，这或许听起来像一件坏事，但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与其试图重建一个基础已被侵蚀得无法修复的秩序，不如鼓励各国在没有美国领导的情况下，自行采取行动来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去年，阿联酋重建了与卡塔尔和土耳其的关系，在也门和利比亚实现了停火，沙特阿拉伯甚至与伊朗举行了初步会谈。

相反，为建立反对伊朗的统一战线，美国采取的行动（如加大武器销售和重申对阿拉伯的安全保障）可能会对这些地方内部的努力，产生严重的反作用。无数案例已证明，华盛顿越是扩大其军事和政治承诺，并试图领导一个新的地区秩序，该地区就越是不稳定。

自2011年以来，中东地区一直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其问题也是数不胜数。重建中东秩序具有深远的影响，但采用过时的秩序概念将迅速促成更多的失败。今天，海湾地区是一个更加独立的地区，阿拉伯国家愿意、并能够在不考虑超级大国的赞助下采取行动。但在少数富裕的海湾国家之外，中东地区依然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地方，依然是一个需要强大独裁者勉力应对大规模严重经济问题的地方。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是烂摊子一片，并正在被政治内斗和两极分化所吞噬。华盛顿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促进“民主”或“人权”的幌子。抛开“道义”话术的《亚伯拉罕协议》或许提供了阿以合作的愿景，但所有证据都表明，如果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公众必然拒绝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化关系。

2018年，特朗普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严重破坏了奥巴马建立“替代秩序”的努力，拜登也无法克服其中的深远影响。随着伊核协议的夭折，有人曾设想美国将稳步滑向支持伊朗的政权更迭。可以肯定的是，拜登一直避免讨论对伊朗动武，他从阿富汗撤军，也进一步表明他决心避免另一场大规模战争。但是，解决伊核问题的选择范围缩小，拜登采取果断行动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无论这届美国政府计划采取何种措施重建中东秩序，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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