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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战神粟裕大将诞辰115年。

1907年的今天，他出生在于湖南怀化市会同县伏龙乡（今坪村）枫木树脚村。

192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后因省立二师进步校长被害，粟裕等进步学生被秘密转移到武昌，安排到叶挺24师教导大队，任学员班长。

1926年11月，粟裕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6月，粟裕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8月1日，粟裕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部警卫队班长。

1928年粟裕跟随朱德到了井冈山。

1929年后，粟裕因屡立战功相继升任营长、团长、师长，红四军参谋长、红11军参谋长，红7军团参谋长等职务。

粟裕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将之首，被誉为“战神”。

关于战神，想说的太多了，不是一篇文章能容纳的。

尤其是考虑到80年代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大规模的兴风作浪，我们要澄清事实，必须要深入浅出还原史实，所以今天就从几个具体事件入手，做一次比较细致的案例分析，有心的读者自会明白民生文化编辑部的用意：

第一部分：经济后勤战

1942年，苏中抗日根据地地处日伪统治核心区，粟裕领导下的抗日军民面临的困难更多，局面更复杂。

但苏中区在作战、群众工作、粮食及财经上都是华中区做得最好的。

所以1942年2月在华中局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苏中区得到了胡服的高度评价。

面对表扬，粟裕表现得十分谦虚和冷静。

4月中旬，粟裕在海复镇主持召开了苏中区军政党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指出除了中央和华中局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苏中区取得成绩的原因在于“全体同志们的努力”。接着又指出这些成绩还赶不上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存在很多缺点和弱点，并提出改正这些缺点的措施和办法。

粟裕在江南指挥部时即已认识到苏中地区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时间验证了粟裕当初对苏中地区的认识是科学的。

时隔两年，粟裕在这一总结中再次系统论述苏中的特殊战略地位和战略任务。

从经济上说，苏中区战略资源是十分丰富的，所以成为日伪、顽、我三方必争之地。苏中区在华中抗日根据地中又显得更为重要。

因为在华中敌后几个根据地里，苏中区物力和人力资源最为丰富。仅粮食一项，一年可产粮100万石，每石价100元计，则总值1亿元。除了能满足苏中区自己需要外，还能给其他根据地以有力支援。

从军事上说，苏中区地处长江水道北岸，直接威胁上海、南京。到战略反攻阶段，动用强大的兵力可将长江封锁，长江上游的日军将撤不出来。如果有更强大的兵力攻打上海、南京，能直接调动长江上游的日军。

然而当时主力1个师有3个旅，计1.37万余人（1942年2月一师上报华中局数据），地方武装1万余人仅4000多支枪。

敌方驻苏中区日军为1个混成旅团，共5个大队，约5600人（苏中地处交通要道，是日军调动的过往之地，所以随时有日军机动打击苏中新四军的可能）；

伪军共10个师，约3.2万人；建有168个据点。

另外苏中区尚有既抗日又反共的国民党军部张星炳部约2500人、1000支枪，“忠救”部有2个支队共约2000人、1000支枪，韩德勤残部等3股力量存在。

以上仅从武装力量对比就可见，一师要想完成粟裕设想的战略使命任重道远。

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和苏中的实际情况，粟裕在这次会上提出既要坚持原地斗争，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又要积蓄和加强力量，准备和迎接反攻。

为了长期抗战，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补充弹药，粟裕指示各县要建立榴弹厂，在旅和军分区建立兵工厂，在师部成立军工部。

其时新四军军部撤销军工部，将人员、设备和材料分散到二师、三师。粟裕得知后将军工部工务科长程望调到一师。

程望是同济大学的学生，是粟裕在浙南创办的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学员。他的到来让苏中军工部面貌顿然改观。

师部之前有个修械所，设备简陋，只有老虎钳、锤子和土造的锉刀。修械所有一台车床，但没有人能用。

程望来到苏中后设法修复了这台车床，并用于切削迫击炮弹壳、自制专用机床以及车制大件。修械所员工有30多人。

这些人有的是苏区时期的修枪工人，有的是乡镇手工业工匠，多数是从国民党顽军或起义部队过来的修械工人。他们能加工各种机步枪零件，但远远不能满足一师对日作战的需要。

粟裕正式组建军工部后，先令参谋处队列科为军工部配备读过大学和有专业技能的人才。

队列科受令后给军工部调了十多名大专院校的学生和数名技术工人。粟裕又先后从延安抗大和苏中大队调来几十名干部和技术人员。

军工部由罗湘涛任部长兼政委，程望任副部长兼工务科长，顾吉祥任副部长兼总务科长，吴本翔任材料科长。

 

下设修械所、子弹间和榴弹间。

罗湘涛

其时一师所属各旅中，叶飞旅及三分区、陶勇旅及四分区有制造手榴弹、枪榴弹和子弹的能力，二旅及各县正在筹建榴弹厂。

粟裕对军工部的要求是：除制造消耗量大的地雷、子弹外，还要负责研制各旅不能制造的迫击炮弹，修理技术要求较高、难度较大的枪支和火炮，制造小迫击炮。

为解决军工部原料问题，粟裕把后勤部军需科长张渭清叫到办公室，要他成立一个小组秘密进入上海购买部队紧缺的军用物资。

 

张渭清接令后到垦牧公司找到程望，说粟师长派他到上海为军工部采购物资，让程望开列货单。

 

程望开出了采购车床、刨床、钻床、刃量具、玻璃器皿、温度表、水银和其他难买的材料，以及一批机械、铸冶、化工、火药、武器等中外文书籍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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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望虽然给张渭清列出货单，但对张渭清能不能买得到货单上的东西并没有信心。

因为这些都是战略物资，苏中本地没有，要从上海买，而日军封锁很严。

在程望看来，这些物资买不到也运不到苏中。

程望以前在军部工作，在师部算是新人，他不知道张渭清的能耐。

张渭清是上海人，他利用本地人的优势，硬是从日军的眼皮底下购买到日军禁止买卖的战略物资，又与一些具有正义感、愿为新四军出力的运输个体户和一些不愿与新四军为敌、希望赚点钞票的“忠义救国军”小头目建立了联系，通过这些途径突破日伪军的封锁线，将物资顺利运输回苏中。

据统计，张渭清领导的这个小组先后从上海买来130多船军用物资。其中专供军工部的有20多台机床设备，300段两种口径的炮管材料，以及大批五金工具与化工原料。除了物资，张渭清还从上海的几家机械厂和船厂挖来几批有经验的技术工人——这些技术人员日后成为军工厂的技术骨干。

在粟裕的领导下，一师很快就建成了拥有50多名干部、200多名工人的相当正规的兵工厂。到抗战后期，这个兵工厂已发展到具备制造迫击炮、月产1万发炮弹的生产能力。

程望学的是船舶制造专业。因外敌入侵，他所学的专业知识在当时无用武之地，所以暂时改行造武器。他后来研究设计了一种具有曲射、平射两种功能的迫击炮，在对日作战中大显神威，被日军误认为“俄国造的新式武器”。在他的努力下，军工部最大限度地为一师提供了弹药和枪械，从装备上有力地支持了粟裕一师的对日作战。

为了应付日伪“扫荡”，粟裕成立后方勤务部。

后方勤务部长由罗湘涛兼任，所辖军工部、供给部、后勤部、兵站、卫生部、海上炮兵部队（一师有一门75毫米山炮，因转移不便，所以将那门山炮装在船上。

粟裕在他《苏中海上游击部队的情况》电文中霸气地称之为“海上炮兵部队”）全部安置在海船上，对外称“渔民自卫队”。一旦日伪来袭，后方勤务部就向海上转移。

几乎在军工部成立的同时，粟裕着手对抗日军政大学苏中大队进行改造，将校址设在海复镇“通师侨校”。

为了高质量地且卓有成效地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优秀干部，粟裕为抗大九分校搭建了一个强大的领导班子。

粟裕本人亲自担任校长兼政委，又从区党委和师政治部选调一批能力强的干部担任领导工作。副校长由刘季平担任，教育长由张日清（后杜屏）担任，政治部主任谢云晖（后张崇文）担任。

这个领导班子成员中的大部分在当时属高学历，阵容十分强大。刘季平出自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谢云晖出自北京大学，张崇文出自上海大学。其他领导成员姚耐、鲍汉青、杨芝均有留学日本的经历。

刘季平

抗大九分校教师队伍中还有一位日籍人士。这人叫冈本进，是粟裕在芜湖附近伏击日军时抓的俘虏，后参加反战同盟。他在九分校教日语、刺杀和武器知识。

同时，苏中军区党政领导叶飞、钟期光、管文蔚，四分区地方领导季方、梁灵光等人都参与抗大九分校的建设。他们亲临学校指导，有的还直接承担教学工作。

学校设军事队、政治队、参谋训练队、青年学生队、地方武装队、电台训练队、会计培训队等7个队，另附设1个医务干部训练队，全校教职员共600多人。

粟裕对办学方针和教育措施做出指导，强调九分校的教育教学要从实践需要出发，从学员的具体情况出发。

叶飞

粟裕那时很忙，但经常去学校听课。有一次他听课时发现某教师讲战术课时照本宣科，讲得太宽太空，课后便找这位教员交谈，指出讲课一定要分清团营干部和连排干部不同对象，不能照搬教材，要有所取舍，使学员听得懂，用得上，求精、求实、实用。

在粟裕的重视下，九分校对教育方式和内容进行改革，在教育教学中根据不同的对象有所侧重。对有实战经验的学员，学校就帮助他们提高理论水平，特别侧重近战、夜战的教学。

在教学方法上，野外演练多于课堂讲授，研究战例、总结实战经验等。对文化水平偏低的学员，九分校便用50％甚至80％的时间对他们进行文化教育。

除教语文识字外，还教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常识等课程。这使学员们得以掌握了初步的文化知识，从而获得了学习军事政治和专业知识的钥匙。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抗日军政大学苏中大队于5月份正式改称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简称“抗大九分校”。

抗大九分校共举办5期，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培训了3300多名军政干部。

这批干部成为一师和六师的军事骨干，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还为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及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在武器装备和干部储备上着手外，粟裕还进一步重视和加强了日本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的工作。

这个由日军战俘组成的反战组织归敌工部陈超寰领导，里面有一个叫松野觉的。

日本人讲武士道精神，加上军官有意欺骗士兵，说共产党新四军抓到日本兵，是要挖眼睛、割鼻子、剥皮的，所以日本士兵往往拒绝投降。

松野觉也一样。他是日本广岛人，是三旅八团在保卫丰利时抓到的。被抓住时松野觉死死地钉在地上大声叫喊：“打死我，打死我！拿枪打死我！”未几又伸手抓住一个战士身上的手榴弹，差点拉开了弦线。

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十几名战士一起按着松野觉，把他结实地绑在一块门板上，然后抬着送到团部。

日本俘虏开始一般都想方设法逃走，但两个星期后就不跑了。因为过了两星期，即使跑回去也要被自己人处死。

松野觉不跑了，但思想上顽固不化，陈超寰多次教育，旅长陶勇也曾亲自出面教育，但效果一直不好。当时师部集中的其他战俘都身穿新四军服，积极地参加反战工作，只有松野觉仍穿长衫，袖手旁观，郁郁寡欢。

虽然松野觉顽固不化，但陈超寰对他一如既往的善待，帮助他认识侵略中国的罪行，唤醒他的良知。去留也由他自己决定：

愿意留在新四军就给他学习、工作的机会；不愿留在新四军就给费用安全释放。

后来，松野觉被新四军的仁义彻底感化，还宣誓加入了新四军，成为一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当时抗日战争仍处在艰难时期，为了更进一步坚定部队战士和广大群众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信心，粟裕利用通州师范学校在“五四”青年节举办运动会的机会，让师部教导队在操场上举行阅兵式、团体操表演和刺杀比赛，为全体师生和当地群众表演。

表演时学校附近的大路上都挤满了观众。雄壮的队伍、整齐的步伐显示了强大的军威，也坚定了广大群众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信心。

在海复镇，粟裕先后在《目前形势与苏中应采取方针的建议》《苏中区反“清剿”的准备和部署》《结合苏中实际，贯彻精兵简政》《实行精兵简政的决定》《日伪军“扫荡”企图及我之注意事项》《对日伪军基点争夺的作战方针和主要经验》等一系列报告中，为巩固、发展苏中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迎接战略反攻做了准备和部署。

5月中旬，日军调集12万余人发动浙赣战役打击第三战区国民党军主力。在苏中，日伪军加紧修筑横穿启东的公路，企图割裂苏中军区第四分区。为延缓启海公路的建成，粟裕命令第三旅第七团攻击这条公路上的据点三阳镇。

抗战中后期，中共中央华中局实行“小省制”，苏中行政区算得上是一个小省，而其成立地点就在栟茶，且作为省会长达7个月之久。苏中区的前身是苏北区。

1940年11月7日，刘少奇、黄克诚来到海安镇与陈毅、粟裕等人会合，经过商议，于11月15日召开了苏北临时参政会，选举苏北民主人士韩国钧为名誉议长，选举黄逸峰为议长，朱履先、朱克靖为副议长，按“三三制”原则，成立了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简称苏北行政委员会），及区、县抗日民主政权。

选举管文蔚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苏北临时行政委员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此在苏北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

刘少奇对管文蔚提出：“你这里叫‘苏北’，太大，又管不着盐阜、淮海，以后要改为苏北和苏中两个战略单位。你们这里叫‘苏中’，盐城那边叫‘苏北’。现在暂时不要宣布，等明年宣布。”

11月，苏北区党委和苏北行政委员会首长陈丕显、管文蔚来泰东栟茶区浒澪小学视察，给予高度评价。

11月下旬，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与苏北区党委一起从海安迁驻东台。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随即将全军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其中，原苏北总指挥部（即后来的苏中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治委员。

2月，日军南浦旅团3000余人，协同伪军李长江残部向苏中北线反扑，如皋日军配合行动。20日，日军占领海安。21日，如皋日军达马联队和岗畸中队再次侵占东台城。

东台县党政机关、部队及一、二、三区区署随之转移至堤东的三仓一带。

苏北党政军首脑机关也从盐城转移至泰东地区的栟茶、浒澪。海安沦陷后，著名海安籍扬州评话艺人余少春来栟茶镇演出，在味园茶馆献艺时，有新四军干部前来听书，对余少春的技艺很为赞赏，后在数次群众大会上都邀他说上一段书，藉以鼓舞群众士气，并请余少春联络海安、角斜一带的艺人前往栟茶演出。

2月下旬，新四军一师政治部一度驻于栟茶东南的古坳乡缪姓地主庄园里，报社设在浒澪镇（时属泰东县角斜区）上，印刷厂一度驻于浒澪镇北边的谢家庄。

苏北区党委驻于镇东郊三官殿，苏北行政委员会设于镇东郊新坝桥徐宅，苏北行政学院设于镇东郊龙王庙及百子堂。苏北行政委员会民政处设在浒澪镇北巷口（处长宋日昌），保安处设在浒澪镇张氏宗祠（处长周林）。

3月19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为适应新的抗日斗争形势，抗日根据地实行“小省制”，划定东台、兴化、宝应以南，黄海以西，长江以北，运河以东为苏中区。

撤销苏北区党委和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的建制，建立苏中和苏北两个战略区。

苏中区党委书记刘炎，副书记陈丕显。

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改为苏中行政委员会（一说是军政党委员会），主任管文蔚。设立《苏中报》社。

同月，去年12月在东台建立的苏北交通总局改称苏中交通总局，派禹光到李堡筹建中心交通站。

4月，苏中交通总局从栟茶移到李堡，并建立三个干线中心站（局），东区中心站（局）设在栟茶，中区设在李堡，西区设在雅周。

4月10日，利用日伪在占领主要城镇（4月4日李堡沦陷）后忙于修筑据点，我军已顺利转入农村休整的短暂间隙，在浒澪杨堡北边的角斜旧场召开了苏中干部大会，作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问题的讲话，动员全党全军转变思想，提出一切工作深入农村。

4月26日，苏中军区成立大会在栟茶徐氏宗祠召开，陈毅、粟裕、陈丕显等领导出席。

粟裕兼军区司令员，刘炎兼政治委员。

栟茶教抗会代表何晴波、商抗会代表汪连甫等相继发言。

正式形成的苏中区，全境为2万余平方公里，自西向东划分为4个行政督察区（通称“专区”）14个县及1个特区，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专署”）视条件成熟情况陆续成立。

苏中军区在栟茶成立时就决定组建海防团，而且做出了组织安排，后勤部部长罗湘涛兼任政委，何振声任政治处主任。

5月4日，《江淮日报》关于“保卫东南区十余县人民，苏中军区粟师长兼司令”的报道中可见”新四军第一师为统一阜宁盐城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军事指挥……于四月二十六日下午假栟茶镇南头某祠堂的广场召开苏中军区成立典礼。”（原件藏安徽省档案馆）。

5月9日，《江淮日报》江淮银行出售申汇广告：

本行为应苏北各界需要办理汇往上海汇款，数目不论大小，并免收手续费，仅取汇水千分之五，各界如有需要，请驾临盐城本行或栟茶苏中分行、掘港支行、益林、李堡各办事处面洽可也此启。

5月25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发电指示：“各地应经常接受延安新华社的广播……，各地报纸的通讯社应同延安新华社发生通讯关系，并一律改称为新华社某地分社。”

为了落实中央指示，苏中区党委任命俞铭璜为社长、徐达为副社长，新华社苏中分社设在泰东县角斜区浒澪镇。

针对苏中通讯社仅有三人的情况，将在苏中行政学院学习的姚世虎（古坝人，后改为甄为民，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苏省新闻研究所所长）等四人调来，又调来胡定安等五人，包括报务员、译电员及电台。

由此，初具规模的新华社苏中分社在栟茶宣告诞生。

此时苏中分社不再隶属于《抗敌报》社，而是与报社并列建制。（当年，苏中分社、报社、印刷厂的驻地往往时分时合，电讯、稿件、清样的传送十分不便。情况紧张时，印刷厂从浒澪转移到东台弶港，以至于转移到海船上，在弶港到苴镇、北坎一带海面上游击出报。）

同月，苏中区委书记刘炎在栟茶召开了苏中区党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在全区范围内普遍开展二五减租的问题。

苏中区党委在栟茶开办了夏收“二五减租”运动骨干训练班，公布了胡服（刘少奇）同志“关于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开展夏收‘二五减租’运动”的一封信，组织了民运工作队，以栟茶、李堡、唐洋三区为重点深入发动群众。

同月，苏北行政委员会在栟茶召开粮食会议。会议由管文蔚主持，通过苏北行政委员会征粮条例，规定按土地等级，实行累进制征收。

同月，苏中区党委副书记陈丕显、章蕴在泰东县栟茶区新坝乡三官殿小学召开各乡乡长、青年代表、小学教师大会，部署农抗会筹建工作，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全区开展二五减租问题，做出统一的部署。

6月11 日，《江淮日报》载：

“江淮银行苏中分行定期开幕行址暂设栟茶。本报讯：江淮银行自成立以来，业务进展甚速，该行以负有发展苏北农村经济，推进苏北生产建设之重大使命，该行为适应此项事业之需要，在苏中区筹设分行，并在栟茶择定行址，现在赶工装修中，订六月十五日开幕，该行营业项目为汇兑、存款、放款、储蓄、信托等。

此后非但苏中区农村经济发展得一动力，商业金融亦获调剂，并闻该行行长系由苏北财政经济部副部长李人俊氏兼任之。”

苏中行政公署财经处朱毅处长参加了建行典礼仪式，财经处李仁（人？）俊副处长兼任行长，日常工作由范醒之主持。行址设在栟茶镇西街仓廒蔡清述的住宅，宅名为“小绿云庵”，是当时较为新颖的一座建筑。

6月15日《江淮日报》载：

“各地助割胜利完成，政委会做到分区负责，阜县府全体帮割四天。栟茶特讯：苏北行政委员会、苏北民运部、行政学院、保安处、财政经济部等机关，为展开夏收运动，及推进民运工作起见，特组织夏收运动委员会。已于上月三十一日在此间正式成立。”

7月14日，上海中共地下党交通站把林醒民（曾任东台县交通员、苏皖边区交通局副局长、局长）送去苏北盐城新四军根据地，是日到掘港，他和一批上海学生，乘了人力快船，经过栟茶（苏中区省会）、大中集，直奔盐城的农村。

7月21日，中共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政治部，在泰东县栟茶镇缪家祠（栟茶启秀小学礼堂）召开苏中区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

会议的第三天，苏中区文艺工作者协会正式成立，选举产生了由15名理事组成的第一届理事会，周平任主任，何晴波（栟茶小学校长）为副主任。全县几十名代表参加大会。

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大会通过宣言，号召苏中文艺工作者团结一致，为开展抗日敌后文艺工作而斗争。

8月2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致电第一师并刘少奇、赖传珠：

“敌‘扫荡’苏中，可能集中力量对付黄桥区及栟茶、掘港两地”，

“黄桥地区应高度利用青纱帐以游击战对敌，创造歼灭敌人一路的良机”。

“栟茶、掘港均属水网，宜事先有塞河的工作，自己掌握桥梁、船只，选择埋伏地点，沿海一带芦苇可资隐蔽”。

同月，粟裕师长把在如东创建海防团的任务交给吴福海执行。

 

第二部分：真性情

粟裕将军的两大爱好

行军途中，每到一个地方，粟裕首先是挂地图，随后就是看地图——常常倒骑椅子，盯住地图，半天不动。

许多人大惑不解，好奇地问他：“地图究竟有何奥妙？”

粟裕笑笑说：“奥妙无穷！熟悉地图，熟悉地形，是指挥员的基本功，‘不谙地图，无以为宿将’。”这正是他百战百胜的法宝之一。

地图对粟裕而言，已不再是平面、抽象和静止的线条，而是立体、具体与运动的战场。面对地图，他仿佛在指挥千军万马，反复演习各种作战方案，最后遴选出最佳之策。

他的作战参谋秦叔瑾回忆，粟裕用图有一个特点，“不仅看1/50000的地图，还要看友邻部队地区的1/200000图，以及更大范围的1/500000图和全国1/1000000图”。

也就是说，粟裕不只考虑当时的战役、战斗，还从战略全局考虑问题。所以，“他总是把战役的局部和战略的全局结合得很好”。

粟裕不仅爱看地图，还能熟记地图上的内容。

一次战斗打响前，侦察员向粟裕汇报情况，粟裕忽然问：“那个村子有座石桥，还在不在？”

侦察员大吃一惊：“首长没有去，怎么知道？”

粟裕当然知道，他早就反复察看过这一带的地图，背得滚瓜烂熟了。

一次，参谋崔协祥标绘地图时，将一个山头上的一段道路遗漏了。粟裕发现后，马上纠正，严肃地说：

“地图正确与否，对部队作战有严重影响，过去实战有血的教训，不能有半点粗心大意。”

地图是须臾不离的珍宝，粟裕也就格外爱惜。

用地图时，他要求整洁平整，不许有一处污点，更不许将地图用作其他方面。

即使是废旧地图，他也提出不能随便乱丢，要交专门部门保密处理。

全国解放前夕，许多抗战初期用过的地图（不少还是粗陋的油印件），粟裕都十分小心地包好；有些已过时的破旧地图，他也依然“敝帚自珍”，带着它们南征北战，舍不得精简一件。

一张1945年天目山战役时的战役实施部署图，是粟裕亲手用红蓝铅笔标绘、注记的工作图，图幅早已破损不堪，经过修修补补，他仍一直带在身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粟裕虽然不再亲临战场前线，却依然对地图情有独钟，爱不释手。

他的办公室和家里，最打眼的是各种地图。世界哪个地区发生了动荡，他就把这里的地图挂起来，随时关注事态的发展。

不需要上战场了，但粟裕看地图时，还是带着分析研究看，带着发展经济的思考看。看完了就背，直到牢牢记住为止。

外出时，粟裕也不怕寂寞。他会找来当地的军事地图，反反复复地看，一看就是老半天。

粟裕家里除了地图，还有一样“镇家之宝”——枪。

枪是粟裕的另一大爱好。

少年时代，粟裕就请家里长工阿陀给他做过“土枪”。（战神身上的功夫也是此人所教）

在设在常德的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念书时，他应中共组织的号召，与同学一起自掏腰包，凑钱买了一支驳壳枪——这是他的第一把真“家伙”，后来因为形势严峻，被迫处理掉了。

参加叶挺部队后，粟裕可以堂而皇之地配枪了，并从此枪不离身。

 

即使后来成了野战军统帅，身边有专门的警卫，他腰里也总挂着手枪。

粟裕家里的枪几乎每支都有一段故事，有的来自他指挥战斗的战场缴获，有的则是部队或者国际友人给他的赠品。

枪的家族庞大，种类繁多，粟裕从不厚此薄彼，都一样感兴趣。

凡接触过的枪，他都试打过，而且一定要了解其性能。

一次，粟裕的长子擦枪时，出于好奇，将粟裕保存的狙击步枪的瞄准镜卸了下来。

粟裕一见，少有的大发脾气，说随便分解瞄准镜，会影响射击精度。

中国自行制造的枪，粟裕“爱恋”尤深。

粟裕担任总参谋长时，他的长子还少不更事，向父亲抱怨说：“咱们的枪不好，美国的卡宾枪又轻又灵活。”

粟裕严肃地说：“你就知道洋人的好！告诉你，咱们也有好枪——半自动步枪！”

 

随后，他又耐心地讲道理，说要立足于以自己的武器消灭敌人。

20世纪60年代，粟裕收到一件珍贵的礼物：解放军某部赠送的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欣喜万分，当即就摆弄起来。

粟裕的左手因战伤残疾，握枪不大方便。他后来想到一个办法，请人在枪的下护木上安了一个握把，果然可以自如射击了。

解放军准备装备一种新型步枪，粟裕知道后，仔细研究了很久，认为这种枪目前还不太适合装备部队。他说：“枪的射速太高，弹药供应有一定的困难，现在的后勤保障能力跟不上。”

粟裕的长子这时已在部队工作，听说后，不大相信，赶紧翻阅资料，查对了许多数据，最后不得不心服口服。

按这种枪的射速，一个士兵携带的子弹，最多只能打两分钟，如果远距离出击，后勤供应困难，的确后果严重。

显然，粟裕的考虑是正确的。

战神严肃指出：看不出问题，或者不敢把看出的问题讲出来，一旦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兵就会成为历史罪人！

然而，这样一个爱枪的老兵，最后也不得不与枪道别。

20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决定各级领导私人保有的武器一律上交。

粟裕的“珍宝”——枪，自然也不例外。

他把枪擦得一尘不染，恋恋不舍地交给接收的人，再三说请他们保管好。

接收的人走后，战神颓然而坐，怅然若失。

粟裕爱枪，当然不是猎奇或者有收藏癖，而是对逝去的战争岁月深切的怀念，也是“枕戈待旦”，时刻准备再上疆场。

粟裕既爱研究地图，也喜爱枪支，这体现了他作为军事家高超的指挥艺术，也体现出一名革命军人的炽热情怀。

淮海战役粟裕如何指挥上级陈毅邓小平

1948年10月31日，粟裕提议并与毛泽东逐步确认，由华野先行承担的淮海战役即将打响。

鉴于陈毅、邓小平的中原野战军靠近徐蚌战场，毛泽东电令“陈邓方面亦请于虞(7)日或齐(8)日同时动作”，策应、配合华野行动，这天凌晨，粟裕致电毛泽东并告陈毅、邓小平，说：“淮海战役，当遵令于齐(8日)晚同时发起战斗”。

他还询问：“但不知道陈军长邓政委所部（即中原野战军）能否于齐晚发起战斗，请陈邓示复”。

 

电报的最后，他提出了一份著名的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

陈毅、邓小平比毛泽东先回复粟裕。

当天晚上，他们回电毛泽东、粟裕，说：预定11月6日集结徐州西南永城地区，“齐夜与华野同时开始进入战斗”；关于配合华野作战的方式，提出了三种预案；并拟另派地方部队攻击津浦铁路徐蚌段。

他们没有明确说明是否收到了粟裕当天早晨的电报，但从回复中针对粟裕询问的内容回复来看，似乎已收到无疑，况且粟裕电报已发出了18个小时以上。

但这份电报中，他们对粟裕另一个内容——“请陈邓统一指挥”淮海战役的建议，却不曾作答。

第二天黄昏，也就是24小时左右之后，毛泽东回复粟裕的电报出台：同意“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兄弟野战军粟裕的电报可以不理，但毛泽东这个“上司”的话不能不表态。

又一天后，也就是11月2日中午，陈毅、邓小平致电毛泽东并告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对“统一指挥”问题表态。

 

电报说：“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

 

这的确是一份可来可往、充满睿智的电报。

此时的中野一分为二，刘伯承率中野2、6两个纵队留在豫西，陈毅、邓小平率中野前方指挥部辖有1、3、4、9四个纵队，是野战军的绝对主力。

后者虽然“用陈（赓）谢（富治）电台”，但陈赓谢富治的部队此前曾长时间独立行动，直属中央军委指挥，被称为“陈谢集团”，后来又与刘邓、陈粟一起并驾齐驱，经略中原。

 

他们的电台与中央军委、刘陈邓司令部乃至粟裕的华野司令部之间，一直电报来往，畅通无阻。

这与毛泽东“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的“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相比，条件自然并不很差。

学者洪小夏、刘俊平分析这份电报说：

“陈、邓抽象地接受了指挥权，具体又要求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华野，实际推卸了“统一指挥”淮海战役的责任。观察在此之后中央军委的电报，对华野的指示仍旧如前，既直接又具体，并未通过陈邓来“统一指挥”华野。”

 

他们认为：“陈邓统一指挥”仅是一个没有贯彻的过渡性构想（洪小夏、刘俊平：《淮海战役总前委辨析》，《史林》2009年第三期。）。

 

陈毅、邓小平有指挥的“难言之隐”，但粟裕并不在意，仗还要打。

11月7日，即粟裕发起淮海战役一天之后，他与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议论，认为不论战局如何发展，孤立徐州，截断徐州之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

他除了致电毛泽东，判断淮海战役发起后“有提前夺取徐州，使敌不能南撤可能”外，还致电陈毅、邓小平。

这就是《粟裕文选》上的《请令豫皖苏军区立即破击徐蚌铁路》。这份抬头是“陈邓并报军委，告谭”的电报说：

“此间（即华野）已无部队可派，建议钧部令豫皖苏军区部队立即对徐蚌段破击，并攻占可能攻占之小据点（但不破坏），力求控制一段或游击控制。可否请考虑决定。”

这份电报有五个特点：

 

一、粟裕申明了有求于中野的原因（无事不登三宝殿）：此间已无部队可派，请兄弟野战军通力配合。

 

二、虽然才提请了“陈邓统一指挥”没几天，粟裕并未向这两个上司请求他们安排自己任务，反而给“领导”安排任务。

 

三、粟裕也未将中野当上级机关，而是按友邻部队之间的规矩，尊称为“钧部”，即“贵部”。

 

四、粟裕不但给“领导”安排任务，而且时间上要求很严——“立即”，内容规定也很具体，要人家“攻占可能攻占之小据点”，却用小括号标明“但不破坏”。

 

五、粟裕给“领导”安排任务倒还罢了，却还同时“报军委”，即上报毛泽东，有“狐假虎威”之嫌。

 

收电报者内心如何感受，已无从知晓。

 

某人晚年豪情满怀地说：“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口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主持决定的。”

 

以完整、全面、准确的原则，这又如何说起呢？

 

而在当年，他或许没这样的“豪情满怀”吧？

收到粟裕的“安排“任务电报，在8日10点回复粟裕，说已经让豫皖苏军区3个团去破击宿县南北段的铁路了（您就放心吧），但现在还没有消息（这砍脑壳的干啥子去了，也不回个信，害我们受别人指手画脚）。

电报说：“豫皖苏三个团，原定昨虞夜开始破击宿县南北段，尚未得报。”

 

同时表示：“我主力即出宿县及其东北。”

这是淮海战役史上

攻占宿县重要的一次文电对话。

 

历史无可奈何地证明，收电方给粟裕安排任务的事情几乎为零，而在主要作战方向上的粟裕，为了大局，直接建议或者通过军委安排他们干这干那的事儿却不少。

第三部分：独有传奇

粟裕将军封神之战中，曾有四渡长江壮举。

战神戎马生涯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就是曾率部四次横渡长江，执行战略任务。

众所周知，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横贯华中腹地，江宽水深，风大浪高，自古称为天堑。

战争年代过江绝非易事，但他每次都顺利完成任务，这在我军高级将领中是罕见的。

一渡长江，开辟苏北

1939年11月7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江苏溧阳县水西村成立，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陈毅政治上有远见，粟裕长于指挥作战。两人优势互补，很快开创出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加紧推行反共政策，使江南新四军发展受到极大限制。1940年春，抗战形势日益恶化。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让苏南的新四军挺进苏北。1月5日，毛泽东给项英发出“准备应付华中事变”的电报，明确陈粟部“应力争江北”。此时，新四军主力能否尽快北上，成为争取战略主动的关键。但在这个问题上，项英一直犹豫徘徊，迟迟不能定下决心。

作为江南指挥部副指挥，粟裕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方针，认为向北发展时不我待。4月初，江南指挥部对准备渡江的主力部队指挥员集中整训。16日，粟裕为整训班学员讲授“关于组织战斗”的军事课时，反复提醒“可能不久将来，我们要打更大规模的仗”，引导大家作好思想准备。果不其然，6月上旬，国民党第三战区第六十三、第四十师等部队在冷欣指挥下，突然对新四军苏南部队实施包围。江北的韩德勤步步紧逼，断绝了江上交通线。大敌压境，此时若不跨江北上，势必陷入敌人重围。

粟裕坚决主张挥师北上。6月15日，陈、粟将商讨结果急电中央：“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或者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皖南军部方面宜速部署”。

部队北移后，冷欣连夜调集两个团前来堵截。6月18日，粟裕调兵遣将，在茅山脚下的西塔山指挥战斗，歼灭顽军两个团各一部。接着，他巧施“金蝉脱壳”之计，引诱前来“扫荡”的日军和顽军打了几个小时，双方才发现上了当。冷欣气急败坏地说：“粟裕真厉害，我们吃了大亏。”

冷欣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江南尚未摆脱危险，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又大举围攻驻郭村的新四军挺进纵队。陈、粟紧急商议后，两人分头行动。6月28日夜，陈毅着便衣由扬中过江，赴江北处理事端；粟裕则率部摆脱顽军围堵，择机跨江北上。

就在部队准备过江时，郭村战斗打响。（这次战斗非常有特色，能让生活在岁月静好中今人，迅速捕捉到战争年代的气息，尤其是弱小的人民军队如何老是能转败为胜、以弱胜强，民生文化编辑部会在后续发文中详细讲述）

陈毅退至长江中的新老洲写信给粟裕：“速派主力部队，克服一切困难，渡江支援。”

粟裕立即加快北移。他深知电台和机要人员的重要性，7月初，他亲自先把十几个机要人员化装送过运河和铁路，一直看着他们平安过去才返回。

郭村战斗胜利后，长江的封锁被打破，渡江时机成熟。

7月8日，粟裕率江南指挥部机关及第二团、新编第六团近2000人，一路通过运河及铁路封锁线，抵达长江边。

因天气炎热，部队不停穿插，抵达江边时有些疲惫。时中共扬中县委江防大队长曹雨化、宣传部长柳肇珍、妇女部长陶云霞、抗敌委员会主任李培要等悉数在南岸迎接。

当时，日军在长江各个口岸都驻有重兵，并派军舰在长江巡弋，控制严密。为使行动隐蔽，只能选择偷渡，部队悄悄登船，在夹江中逆水而上。

这天是农历六月初四，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河道一片漆黑。

在江心，完全靠摇橹和顺水驶向对岸。从港汊转向大江，总还是有些担心碰上日军兵舰，船工们很小心，先观察江面有没有敌人巡逻艇。

等看清后，渡船才进入主航道，由西南向东北顺流而下。船漂得很慢，直到后半夜抵达北岸七圩港，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粟裕随即抓紧时间整理部队，跨铁路、渡运河、过公路，直抵吴家桥地区江都塘头，与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顺利会合。

二渡长江，发展苏浙

1944年秋，中国战场转入局部反攻。党中央认为，长三角地带是抗日反攻的重要方向，必须坚决夺取。

9月27日，中央电示华中局：“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

粟裕立即主动请缨。

因为红军主力长征时，他曾在浙南坚持了极为艰苦的三年游击战，对这一地区有特殊感情。

华中局经慎重考虑，同意了他的请求。10月24日，中央军委致电新四军军部：“同意粟裕率两个团南下发展苏浙。”

向苏浙敌后发展，粟裕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率领大部队通过长江天堑。

四年前，粟裕曾率江南指挥部及部队渡江北上，但毕竟人数少。

这一次他率部队、地方干部及机关人员近万人，在同一时间内偷渡，之后还要穿越数道封锁线，须慎之又慎。

当时，日军对长江封锁十分严密，江中有巡逻艇在游弋，沿江有据点监视。

更重要的是，日军为了自身安全，命令江上的船只白天凭条出港，晚上进港封存。

时值严冬，徒步涉水几乎不可能，即便有船，由于江面水位低，泥滩宽阔，船只无法靠岸，困难不言而喻。

渡过长江是所有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

1944年12月5日，粟裕作出部署，成立南下司令部，具体筹划部队渡江行动。

主要包括对南下部队

补充武器装备，

加强针对性训练；

派得力人员渡江侦察，

选择南进的行军路线；

秘密集中渡船、组织运力；

提前安排地方党组织接应。

粟裕要求从南京到江阴之间设若干观察站，24小时不间断地观测长江、侦察江面和敌情，包括日伪军舰船往返航速、巡航方向路线和岸上敌人活动，切实掌握敌人行动规律。

他实地勘察长江流速、潮汐，走访沿江船工、渔民，查阅水文资料。

最后，粟裕亲自选定两处渡江地段，决定兵分东西两路渡江。

东路由刘先胜、陶勇率领第一、第四团和机关人员从江都嘶马、大桥地区南渡长江；

西路由粟裕率领第七团和干部团，从淮南出发，在江苏仪征、东沟（六合城东南）间渡江。

一切准备就绪，粟裕又把敌工科长曹慧民叫来，问道：“你那方面怎么样？渡江能做配合吗？”

“师长，你放心好了！”曹慧民很有信心地说，“我都安排好了，沿线的伪军到时大部分会拉出去打猎，只留下少数可靠的在据点里为我们放风。”

“日军据点呢？”粟裕急切地问。

“我让几个伪军头目到时请他们去吃喝，保证岗楼上一个日军也没有。”曹慧民回答。

“你要提前过江去掌握情况，”粟裕指示道，“万一有什么变化，要及时报告！”

1944年12月27日，是西路军渡江的日子。

37岁的粟裕身穿一件黑色短皮大衣，头戴棉军帽，站在江边注视着波涛汹涌的长江，不时从口袋里掏出怀表看时间。透过冷月清光，他的神情竟是从容、沉稳，这就是

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每临大事有静气吧！

粟裕指挥侦察分队先行过江。他们悄悄登上南岸的龙潭码头，控制敌人据点。

龙潭西靠伪首都南京，东邻江苏省会镇江，均有重兵驻守，铁路与江岸平行，中间地带很狭窄，地形不利。

也正因如此，敌人想不到新四军敢从其眼鼻子底下通过。

接着，大部队从沙窝子乘坐木船，分批向南岸进发。

由于人多船少，天亮时还有一个营没有过江，直到次日夜，该营才渡过长江。

东路部队也顺利过江，甚至有两艘日本商船也被巧妙调用参加运输。

粟裕过江后，很快到达江苏溧阳陶庄地区。

1945年1月上旬，部队安全抵达浙江长兴西北地区，与坚持江南抗日斗争的新四军十六旅会合，胜利完成南进任务。

三渡长江，回师江北

1945年1月13日，苏浙军区成立，粟裕任司令员，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的军事行动。

在其率领下，至8月下旬，苏浙军区已经解放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的11座县城、100多座重要集镇，使苏浙解放区面积扩大到11万平方公里。

此时，重庆谈判正在进行。为尽快实现全国和平，党中央决定向国民党作出让步，同意撤出长江以南的8个解放区。

9月16日，党中央指示华中局：“你们苏南、浙东、皖南三地区部队，如果和平局面出现，有转移到江北的可能，望你们立即注意控制北上道路，保证北上安全，准备于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

4天后，党中央再电华中局：“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

根据中央指示，9月22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对苏浙军区北撤作出具体部署：

由粟裕率苏浙军区第一、第三纵队迅速集结北撤;

由叶飞、金明率第四纵队、江南全部可能转移的部队及地方干部，第二批北撤;

第二纵队以大部及高级干部为第一批转移，经苏南至江北，愈快愈好。

9月下旬，粟裕率领苏浙军区党政军机关从浙江长兴仰峰矶地区转移到江苏宜兴张渎地区。

在这里，粟裕主持留守工作会议，决定

成立新四军留守处，

领导当地党组织和群众坚持斗争;

配备精干武工队，

保卫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发放《江南新四军北移告别民众书》，

使群众了解新四军这次北撤的意义。

看到了吧，我们从来就不是一撤了之！

至10月上旬，苏浙军区部队在完成长江以南对日伪军全面反攻作战后，迅速收拢，开始北撤的各项准备。

这次北撤人员多、时间短，又面临恶劣气候和顽军封锁堵截，组织工作任务繁重：

既要做好撤离人员的工作，

又要处理好隐蔽下来人员的工作;

既要组织撤离必要的战略物资，

又要妥善安置留下人员的生活资料;

还要深入教育民众，如何开展长期斗争……

粟裕高度重视渡江北撤工作。

他特派作战科长严振衡率领部分参谋人员和侦察分队沿北撤路线侦察敌情，征集渡船、架设浮桥;

派陶勇率部保护北上道路;

组织接应远在浙南的部队归建。

当时粮食供应十分困难，粟裕要负责供应工作的黄志远拿出从江北带来的黄金，派便衣侦察员赶到归建部队途经地点，预先采购粮食，确保顺利归建。

自10月3日起，苏浙军区及所属部队和地方干部共6.5万人，分批渡江北上。

粟裕带着几个参谋，一部电台，在江边指挥。他亲率第一、第三纵队主力和部分地方武装渡江。

当时，长江航道上虽不时有日寇汽艇巡逻，但因日军已经投降，所以不敢对新四军渡江进行阻拦。

而国民党军正忙于接管沪宁杭等大城市，一时间很难抽出兵力进行堵截。

部队通过后，粟裕乘坐一艘小船，与苏浙军区直属队和第八、第九支队指战员一起，于10月上旬渡过长江天险。

然而，不幸还是发生了。

按计划，叶飞率领第四纵队从富春江以东返回苏南地区，再行组织渡江。

10月15日夜，第四纵队司政后机关、苏南二地委干部队和十支队两个连所乘的轮船行至泰兴天星桥西南江面时突然漏水，由于风大浪急，发生倾覆。

尽管全力抢救，但纵队政委韦一平、苏南二分区行政专员李建模等800余人不幸遇难。

这是我军渡江北撤遭受的一次重大损失，粟裕无比痛心。

事后调查，主要是商船七天七夜连续运载部队北渡，致使轮机损坏，加之人员超载，导致发生事故。（此事争议很大，还有其他各种法，甚至少数人还牵强附会出灵异事件）

粟裕率部登岸后，从七圩经毗卢寺、季家市到达黄桥地区，与陈丕显、管文蔚领导的苏中军区部队会师。

至1945年11月中旬，苏浙军区机关、苏南、浙西、浙东地区主力部队胜利到达各根据地，圆满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北返任务。

四渡长江，直捣“总统府”

1949年1月15日，粟裕升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此时，淮海大战硝烟刚刚散去，当人们正在欢庆胜利之时，粟裕又开始谋划渡江作战方案。

国民党军作困兽之斗，在西起宜昌东至上海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加紧构筑长江防线。共部署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以及大批军舰、空军战机。企图依托长江天堑，阻止我军南进。

人民解放军既无空军，又无舰艇，要想突破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立体长江防线，难度超乎寻常。粟裕此前三次率部过江都是偷渡，这次则是强渡，还要进行作战。

而指战员多来自北方，大都不谙水性，指挥员缺乏指挥大兵团强渡江河的经验。

不少人心存疑虑：有的担心风大晕船，无力作战；有的担心江宽水深，难以渡过；有的担心负伤后在江中不好救治。

这些思想“疙瘩”都要在战前予以解决。

2月9日，粟裕赶到河南商丘张菜园，参加总前委会议，初步商定渡江作战计划。

11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并重申：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战役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

2月18日，粟裕在徐州贾汪主持召开第三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进一步部署渡江作战准备。19日，三野前委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统一作战思想。

20日，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联名签发《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明确各部队的行动部署。

随后，部队开始紧张地渡江准备。粟裕了解船只筹集遇到困难后，亲自找船工谈话，要求制定船工伤亡优抚条例和船只损坏赔偿规定，最大限度减轻船工后顾之忧，船只征集效果立即改观。

据秘书崔协祥回忆：“短短一个多月，部队就征集民船8000多条。”

粟裕到江边训练场视察，听说经过20多天的训练，95%以上的山东籍官兵掌握了游泳、划船、泅渡射击、船上救护等作战技能，他马上要求其中一条船进行实战演练。

看着原来的“旱鸭子”在水中摇橹操舟娴熟默契，他满意地说：“打过长江去，我心里有底了。”

就在渡江准备紧锣密鼓进行之际，粟裕因淮海大战过度操劳引发的美尼尔氏综合症再次复发。

三野前委决定送他到济南短暂疗养。但粟裕身在济南，心在前线，仍在考虑渡江作战问题。

3月7日，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等人一起赶到济南，看望正在养病的粟裕，商谈渡江作战准备。

21日，总前委和三野指挥机构南移，两天后进驻凤阳县孙家圩子。

28日，粟裕匆匆赶到孙家圩子，当日下午听取了张震参谋长关于渡江战役准备工作的汇报。

4月1日，粟裕率领三野指挥机关由孙家圩子出发，冒雨东移，经4昼夜行军，到达泰州以南的白马庙（这里后为人民海军诞生地）。

4月6日，粟裕主持召开第八、第十兵团军以上干部会议，检查各部队渡江作战准备情况。此后，各部进入临战准备阶段。

至4月上旬，渡江作战各项准备全部就绪。长江北岸的柳树丛中，杨树底下，隐藏着一尊尊威武的大炮，炮口虎视着南岸目标。

在沿江的内河、湖汊，排列着整整齐齐的大小木船，披着青枝绿叶，远看好似一块块树丛，一片片竹林。

百万大军整装待发，只等军委号令一下。

就在粟裕和广大指战员枕戈待旦之际，中央军委4月10日来电：

“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4月15日左右。……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粟裕考虑，如果作战时间后推，雨季来临，江水上涨，渡江会增加许多困难。认为仍按原定时间4月15日前后为好。

他立即召集前委开会讨论，大家一致同意。

当日，他就将上述看法电报中央军委及渡江战役总前委。

4月12日，粟裕再次“斗胆直陈”，致电中央军委：“为渡江便利计，拟以4月20日前后渡江为最好，不要推迟到22日以后。”

毛主席最后采纳他的意见，确定“20日开始攻击，22日开始总攻。”

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悍然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当日傍晚8时许，等待在七兵团、九兵团指挥部电话机旁的王建安、谭启龙、宋时轮、郭化若等，听到话筒里传来了粟裕向中集团下达渡江命令。

粟裕宣读命令后提高声音说：

“告诉部队的同志，毛主席今晚不睡觉，在总部等我们的捷报。”

21日，陈士榘、叶飞和韦国清也分别接到粟裕下达的东集团渡江的命令。

渡江作战开始后，粟裕通宵坚守在指挥所里。他对身边人员说：

“今夜你们谁也不能睡，我也不睡。你们不要考虑我的休息，有什么情况马上告诉我，我就守在电话机旁。”

滚滚波涛中，无数战船早已从许多小港汊芦苇丛中通过河渠驶入长江。

千军万马从扬州至江阴段，催动帆船，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像无数利箭直插江南。西从湖口东至江阴，千里战线，百万雄师渡江作战全面展开。

粟裕指挥三野组成的中集团和东集团分别于20日和21日一举突破江防，敌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顿时土崩瓦解。

几个小时后，聂凤智首次登上长江南岸，给粟裕发回电报：“我已胜利踏上了江南的大地。”

22日13时，总前委向中央军委报告：“七、九兵团大部过江，二野主力亦已过江，粟张东集团估计有三个军已过江，至此渡江任务业已完成。”各突击集团在渡江后，向预定的突击方向前进。

23日，粟裕所部第35军104师312团（此团前身是山东八路军，而不是吴化文老部队）攻占总统府，将红旗牢牢插在总统府的门楼上，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南京解放后，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已完全被突破。

当晚，粟裕、张震和苏中军区党委书记陈丕显等同志一起，乘一条小艇过江。夜色朦胧，江风拂面，胜利的喜悦激荡人心。粟裕立在船头，感慨万千：

“这是我第四次渡江了。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这次要彻底结束了。”

渡过长江后，粟裕遵照《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规定的作战任务，指挥三野连续作战，出色地完成后续阶段作战任务，为中国革命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

总结

战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除了毛主席，没有第二人能够相比，林彪、刘帅还是明显要差一大段的，朱老总重在前期育种示范和后期精神带动，其他人不多说了，包括彭总在抗美援朝之前，都没有多少统帅大兵团的经验，邓华、韩先楚、杨得志这一层级差距更明显。

有希望能比一比的，唯有陈赓大将，可惜也是因献身隐蔽战线导致带军过晚被压住了。

可以说，战神是我们唯一的无冕元帅！

注：文章中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有些来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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