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究竟是个什么鬼？

我在最近的几篇文章里一直用到“民粹”（Populism）这个概念，因此觉得有必要厘清一下关于“民粹”的几个问题。

解释“民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个术语迄今为止都没有一个能够令所有人信服的精准定义。由于这个词在最近的几十年被大量地使用，“民粹主义”所呈现的面貌非常多样化，根据其不同特征能够细分为诸多类别，导致了“民粹”一词的词义边界非常模糊。本文也只能对“民粹”的历史由来以及大致现状笼统地进行一下讲解，同时由于这个话题会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些政治敏感议题，一来不便深入展开，二来必须在政治正确的框架下讨论。大家可能会在文中发现一些自相矛盾的叙述逻辑，实乃不得已而为之，请各位读者自行甄别。

仅仅在欧洲就识别出四种不同类型的民粹政党

【一】

“民粹主义”的英文是Populism，直译过来即“平民主义”。这个词的词根源自拉丁语中Populus，字面意思是“人民群众”；但在古罗马时期Populus这个词指的是拥有公民权的成年罗马男性，女人、小孩儿、奴隶等都不算。

说起罗马，大家首先想到的估计就是“罗马帝国”，其实在罗马帝国之前的公元前509年到前27年的这段时期，罗马是个共和国，经历了凯撒、屋大维等人的独裁统治，才在事实上成为了罗马帝国。无论是 “罗马共和国”还是“罗马帝国”，这些名字都是后来人起的，罗马当时的正式名称其实叫做“元老院与罗马公民”（Senatvs Popvlvs Qve Romanvs，缩写SPQR）——从这个名字你就能看出来，在当时的罗马社会里，元老院和罗马公民是分离的两个阶级。罗马共和国采取了执政官、元老院、公民大会三权分立的政治形式——执政官是名义上的国家首脑；元老院基本由世袭贵族组成，是掌握国家实权的机构，代表了“精英政治”的理念；公民大会则由罗马公民组成，主要负责立法、司法、选举等功能，代表了“直接民主”的理念。

三权分立大家各司其职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很理想的互相制衡状态，可既然存在不同的权力机构，免不了就会有权力斗争。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就出现了两派人，一派叫做“公民派”（Popluares，也叫平民派），试图推动公民大会替代元老院来行使权力，打破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还有一派叫做“贵族派”（Optimates），主张限制公民大会的权力，加强代表贵族意志的元老院权力。

公民派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罗马共和国后期由于社会贫富差距加剧，元老院和罗马公民这两个阶级之间出现了矛盾，导致了阶级斗争——站在“公民派”的角度，认为集中的权力必然使人腐化，精英阶级只会追求自身的利益，不能保证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公民的普遍意愿应当优先于精英的偏好，国家各种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决策应当顺从民意，只有进行“直接民主”才能真正代表人民；而在“贵族派”看来，将权力直接交给民众是极其危险的，民众是一群无知、盲目、短视的群体，易于被煽动和利用，易受自身情绪的影响，在从众效应下由于害怕被孤立而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也缺乏做出正确政治决策的智识，更无法做出长期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追根溯源，当年“公民派”的观点，正是后来所谓“平民主义”、“民粹主义”的源头。这些主张和诉求本质上起因于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平民阶层当然会要求拥有更多的权利。然而自从罗马的共和制被帝制终结之后，“平民主义”便销声匿迹了许多年——因为平民首先要拥有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才可能进一步主张 “平民主义”。在漫长的帝国时代，平民压根儿没有政治权利可言，又谈何“平民主义”呢？

当整个世界普遍进入民主社会之后，“平民主义”才再一次出现，并很快演变为了“民粹主义”。

【二】

可是，“平民主义”难道不就是“民粹主义”吗？——我认为这两个概念应当加以区分。

“平民主义”和“民粹主义”在英文里确实是同一个词——Populism，英文中Populism原本是一个相对中性的词，对应的是Elitism，即“精英主义”。而中文里面的“民粹主义”具有很明显的贬义词性，“平民主义”或英文中的Populism都无法准确表达出“民粹主义”在中文语境下的这种贬义性的感情色彩。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要从“民粹”一词在中文中的由来说起。

话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大革命期间，有一群反对沙皇统治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为了将农民动员起来干革命，推翻当时的君主制，他们主张搞公社制度、加强农民自治。他们的意识形态明明是“农业社会主义”（Agrarian Socialism，一种基于农业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为了拉拢农民阶级的力量却刻意强调自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并自称为“平民主义者”（Narodniks），组成了“平民派革命党”。当时有一波俄罗斯“平民派”革命失败之后流亡到了日本，遇到了也在日本的中国同盟会，同盟会受“国粹”一词启发，创造出了汉语里的“民粹”一词，将他们称为“民粹派”，所以“民粹”一开始其实是个褒义词。

后来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翻译了很多列宁著作。列宁并不待见那些主张农业社会主义的平民派革命党，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连带把那些革命党自我标榜的“平民主义”一块儿给批判了。这就让当时翻译的同志犯了难——咱们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路线正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是把列宁批判的意识形态翻译成“平民主义”那不是打脸吗？于是直接用了早年同盟会“民粹”这个译法，只不过这一下子使得“民粹”从褒义词变成了贬义词。说来也巧，二战时候德国搞出了个臭名昭著的“纳粹”来，于是乎“民粹”这个词被贬义化之后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为“民众中的纳粹”。

但问题是，列宁批判的俄罗斯“民粹派”跟当初罗马的“公民派”不是一回事儿，跟西方民主国家的Populism也不大一样——打一开始那些俄罗斯革命党就不该自称“民粹派”，中文里的“民粹”这个词也不该对应Populism，这一切根本就是混淆概念以讹传讹。于是乎，当初这种具有政治色彩的译法，使得中文语境下的“民粹主义”独立演化出了一种偏离本意的含义；或者也可以认为，中文语境下的“民粹”是一个被重新发明过的概念。

因此，经常有人据此认为“民粹”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下并不成立。私以为，对词义进行扩大，或者给词汇赋予新的含义，在语言的应用和发展中十分普遍。既然“民粹”这个词在中文里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用法，并且能够用来解释一系列的社会现象、行为和动机，那它就有其存在的价值。

“民粹”的概念在中文语境下大致可以这样解释——在民众之间流行的、更多基于情感而非理性的、对后果估计不足的激进主张。中文语境下“民粹”一词跟政治的联系并不算特别强烈，这是中国的制度决定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后面会再展开讲。

【三】

在英语语境下“民粹主义”的定义则要加复杂笼统得多——归根结底在所谓的民主社会，只要是打着“人民的名义”搞事情，都可以被称为“民粹主义”。

现代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始于19世纪末美国一个叫做人民党（People’s Party）的左翼农业主义政党，就跟俄罗斯那帮人一样，他们也把自己称为“平民主义者”（Populist）——但这两者同名只是一个巧合而已，“人民的名义”实在是一个太好用的幌子。美国的这个人民党，应该说是根正苗红的“民粹主义”，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影响。现代的民粹主义出现在美国有其必然性，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早采取民主制的国家之一，这是民粹主义得以兴起的前提条件。话说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新的货币政策造成了通货紧缩，对农民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偿还债务困难，于是农民组成联盟揭竿而起，他们的目的是想要削弱大资本家和金融家的影响力，让小企业主、农民、劳工有更大的权益。

民粹主义大爆发是在二战以后，一方面全球开始了民主化的浪潮，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改革期间，大量的传统农业、手工业劳动者面临着被社会边缘化的危机……原本中性的“平民主义”被污名化为“民粹主义”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民粹主义者针对的目标是资本主义精英阶层，但是当时的舆论媒体大都被这些精英掌控着，这些舆论媒体特别强调民粹主义的煽动性和威胁性，认为民粹主义具有反现代化和地方保护主义等特征，把“民粹主义”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在那段时期，民粹一般都不会承认自己是“民粹”，就好像“极左”、“极右”、“极端主义”不会用来自称一样；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同一个国家里经常会有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民粹组织——左翼或者右翼、保守或者激进、白人或有色人种——纷纷指责对方才是“民粹”。

进入21世纪至今，民粹主义再度兴起。最近一二十年，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时期，世界秩序重新洗牌，一些老牌经济大国的优势不再，人们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增加、传统价值观受到侵蚀，边缘化群体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各地的民粹政治势力变得异常活跃；与此同时，精英阶层对舆论媒体的垄断被互联网打破，普通民众的话语权变得越来越大。

不管在哪个时代，普通民众的数量都是占多数的，但过去他们的话语权受到压制，缺乏自我表达的途径；一旦民众的话语权被释放出来，必然会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强大政治力量。

正所谓人多势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者对自己的主张感到理直气壮，试图为“民粹主义”正名。欧洲的一些政治家开始毫无顾忌地用“民粹主义者”自称——这就好像“原教旨主义”在我们看来不是啥好东西，但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当事人却还挺骄傲的——他们相信普通民众是一个拥有权利、智慧、道德的群体，让民众普遍参与政治决策的民粹主义是一种解放社会的力量，能够重新构建国家的权力结构。

由于中文语境下“民粹”长期以来都是个贬义词，我们很多人也对民粹存在一定的误解。在现实世界中，民粹主义不一定就是狂热激进的喊打喊杀，他们的根本诉求通常只是为民众争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民粹主义理论上是可以很温和的。但问题在于，民粹主义往往都是在已经无法实现共赢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的，利益的重新分配会导致零和博弈，为了满足某些群体的诉求就不得不去伤害另一些群体的利益，会难以避免地产生冲突。

因此，民粹主义归根结底是“政治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精英阶级与底层民众之间的矛盾。精英政治和直接民主究竟哪种更好，这一争议恐怕永远不会有结论——在绝对理想化的情况下，假设所有参与政治决策的人都见识非凡品德高尚，那么无论精英政治还是直接民主都能够确保社会的正常运转。但“人”本身作为一种不确定因素，精英政治可能会演变成独裁世袭的寡头政治（Oligarchy）——罗马共和国最后不就变成了罗马帝国吗？而民粹主义也可能演变成暴民政治（Ochlocracy）——大家可以想想美国的攻占国会山、印度的印穆宗教冲突等事件。

我不得不说，从前精英阶级控制的舆论媒体所塑造的“民粹主义”负面形象不无道理——民众普遍缺乏独立政见，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非常容易被诱骗和煽动。人民群众本是乌合之众，想要凝聚在一起成为一股政治力量，没有一个“领袖”来发号施令是不可能的。民粹主义的力量就好像火，强大而危险，有控制地使用，可以让民众团结一心；火情失控也可能爆发出吞噬性的破坏力——民粹主义政客正是“玩火”之人。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政客中，川普和莫迪都是大家所比较熟知的民粹主义政客，这两位在民粹政治的道路上走得相当远。美国由于其社会发展水平比较高，国内的精英派和民粹派势均力敌，虽然说川普2020年底被选下了台，但很难说过两年他会不会又在民粹的支持下东山再起；而印度的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民粹主义势力占据了绝对优势，莫迪通过一些迎合民粹的强硬政治手段，在印度总理的位子上坐得稳如泰山。

然而在当今世界，民粹主义政客的数量远比我们所知的要多。除了川普、莫迪之外，韩国的文在寅、菲律宾的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巴西总统博索纳罗（Jair Messias Bolsonaro）等人也都是公认的民粹主义政客，还有一些小国家的领导人就不一一罗列了。

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普遍有其必然性，甚至已经成为了民主国家的一个常规特征。在传媒发达的现代社会，魅力型政客越来越受欢迎，而民粹主义政客大部分都是长袖善舞的魅力型政客。在许多民主国家，政客是否能够迎合民众的喜好，比他们是否拥有卓越的政治智慧更重要。相比吃力不讨好的长期规划，民粹政客更青睐那些能够使普通民众即时受益的短期政策；尽管他们明知有些政策是杀鸡取卵饮鸩止渴，但对政客来讲，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以确保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才是最重要的。这种做法古已有之，早在罗马时代，有些所谓的“公民派”未必是真的拥护下层民众，只是利用民众的支持来为自己牟取利益；近年来也有很多打着“草根运动”的民粹政治，看起来似乎是民众自发，背后实际上都有利益集团在推动策划，一旦有了所谓的“民意”做后盾，何愁不能成事？

民粹政客一般都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民粹政客通常会将一些社会矛盾归咎于外部原因，因为人民永远是对的，造成人民苦难的是那些大资本家、新移民、新殖民主义、境外敌对势力……

第二，民粹政客虽然不一定是真的为了人民的利益，但他一定会声称自己代表了真正的“人民的意见和利益”，所有反对者都是“居心不良”的，不是“真正的民意”。

第三，由于无法同时代表整个社会所有人民的利益，民粹政客会对谁是“真正的人民”进行定义和划分，将利益有冲突的对方划为“人民的敌人”。

第四，民粹政客往往一边鼓吹民主，一边破坏民主，以“民主”之名实行“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他们还会设法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以此来阻挡反对的声音来进行更有效的煽动。

第五，民粹政客热衷于宣扬阴谋论，比如西方一些政客声称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是在给发展中国家设置所谓的“债务陷阱”就是很典型的阴谋论，阴谋论能够让民众产生恐慌情绪，使他们更加易于被操控。

因此，民粹主义政客往往一边在国家内部制造撕裂，一边却被其拥趸视为“救世主”，至少在表面上他们确实维护了一部分民众的短期利益。民粹主义和国家内部的撕裂本质上互为因果——国家内部客观存在的阶级对立，给民粹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而民粹政客利用这种对立来谋取政治利益，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立。

可以这样说，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本身并没有错，民众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理所当然；真正使“民粹主义”被污名化的，其实是激进和短视的民粹政治带来的倒施逆行。在民主国家，政客的政治生命是有限的，对国家的责任心也是有限的。虽然客观上也存在那种对国家具有责任心的民粹政客，但由于他们本身就是民粹的产物，决定了其施政难以跳脱民粹的短期利益框架进行长远规划。印度总理莫迪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我对莫迪做过相当多的研究和分析，我虽然不认同他的宗教理念，但我相信他确实是一个无私的、有理想的政客，是真的想要长远地规划印度的未来。他在农业、土地、劳务等方面的诸多改革措施，原本能给印度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却由于得不到民众的支持而难以推进；假如强制执行则可能失去民心，从而丧失执政合法性——一旦选择了民粹政治，就注定要一条道走到黑。

【四】

在避免民粹政治的问题上，我们中国的政治体制有着举世无双的优越性。

可以断言的是，中国不存在民粹政治——因为在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国的政治权利完全属于中国人民，这种情况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

但我们无法否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依然存在剥削人民的资本家，存在贫富差距，存在阶级对立，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在完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我们国家也将在客观上持续存在部分民众对社会现状、国家决策不满的情绪。比如在房价调控问题上，已经买了房的人自然希望房价继续上涨，没买房的人肯定希望房价能够回落——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房和没房的人，就属于两个对立的阶级（当然这种对立远未到激烈的地步），无论如何调控，不满都会客观存在。为了缓解这种不满，政策上即使已经给予了没房的人各种购房优惠措施，也无法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

另一方面，限于民众的智识水平，有时由于无法理解一些国家政策、法规的制定逻辑，也会产生不满情绪。比如，有一个很典型的民粹式主张就是“人贩子一律枪毙”。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特别容易引起普通民众的共情，每个人都害怕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主张“人贩子一律枪毙”作为一种情感宣泄，在普通民众群体中有着相当大的市场；不唯如此，每次发生什么热点恶性案件——丰县也好、唐山也好，都会引发主张“枪毙”犯罪嫌疑人的呼声。按照普通老百姓的脑回路，能够想到的最简单粗暴的减少犯罪的方法就是通过严刑峻法来提高违法成本，对罪犯形成震慑作用。他们不会去细想这样的量刑会让人贩子全都成为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反而使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陷入更危险的境地；也不会去考虑拐卖人口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应该从“买方市场”这一根源来着手解决。

同理，在解决一些国际纠纷的时候，民众也总是偏好强硬、暴力、不计后果和代价的方式。普通老百姓的心中，除了藏着一个动不动就杀之而后快的“暴君”之外，多多少少也存在着某种“士可杀不可辱”的浪漫主义幻想——战死是壮烈而富有诗意的，认输则是可耻的。我们国家在进行政治决策的时候，要以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为重，当然不可能使用这种情绪化的思维方式，因此也会造成意见上的分歧。

所以，哪怕是像中国这样的和谐社会，社会上也依然客观存在对立和不满，这种对立和不满正是可以滋生“民粹”的土壤。

有民粹的土壤，这在任何国家都很正常，不用太担心；需要留心的是对这些“土壤”进行浇灌、让“民粹”茁壮成长的人。那么既然中国没有民粹政治，为什么还需要留心呢？——尽管中国没有民粹政客，却有着许多民粹自媒体。这些民粹自媒体，和西方世界的某些民粹政客，其存在的逻辑几乎一模一样。就好像在一个生态圈中，假如某种生物灭绝导致生态位的缺失，必然会有另一物种进行相应演化来填补这一生态位——中国的民粹自媒体正是填补了以“民粹意志”为养料的民粹政客生态位。

民粹自媒体和民粹政客有以下相似之处：

第一，民粹自媒体产生的背景，就跟这些年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民粹主义政客一样——民众话语权越来越大，舆论观点不再被精英媒体所垄断；

第二，民粹自媒体经常会评论国内外的热点问题，主张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许多复杂的问题，特别能够煽动民众的情绪，动不动就“伤害中国人民感情”、“虽远必诛”、“正义不会缺席”；

第三，民粹自媒体一定会用“爱国”、“正义”来包装自己，声称自己的观点代表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心声——虽然他们自己可能正忙着移民，或者已经身在国外；

第四，民粹自媒体会对谁是“真正的爱国人士”进行定义和划分，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将反对自己观点的人划分为“恨国党”或者受“境外敌对势力”操控；

第五，民粹自媒体在言论自由问题上往往具有双重标准——支持自己的言论可以畅所欲言，反对自己的言论则是误国误民必须举报封锁；

第六，民粹自媒体热衷于宣扬阴谋论、崩溃论、必胜论，这类奇谈怪论易于形成传播效应和煽动效应；

第七，自媒体一旦选择了迎合民粹，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变得越来越激进——假如有一天民粹自媒体想要回归理性，习惯了激进言论的粉丝会视其为背叛，毫不犹豫地调转枪头群起而攻之，将其反噬。

当然，中国的民粹自媒体和国外的民粹政客也有一些不同之处——

首先，中国大陆地区只有左翼民粹没有右翼民粹，右翼民粹由于其反华立场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这些人一般都在国外平台上谋生，比如油管上就有相当多的右翼民粹中文自媒体；

其次，国外的大部分民粹政客都打着反对现有或旧有体制的大旗，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在民众要求体制改革的诉求下诞生的；中国的民粹自媒体则无条件拥护体制，跟着大旗走，以更激进和情绪化的方式进行表达；

最后，国外的民粹政客有能力影响国家政治决策，甚至逼迫国家放弃一些符合国家长期利益的决定；中国的民粹自媒体基本停留在口嗨，虽然能煽动民众情绪，但难以影响决策。

那他们图啥呢？——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的支持。

民粹政客也好，民粹自媒体也好，两者本质上都属于“自我营销”。民粹政客有了吃瓜群众的支持，就能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在政坛兴风作浪；民粹自媒体有了吃瓜群众的支持，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就有了强大的吸金变现能力。

我毫不怀疑，假如中国突然间改制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人人都能自己组建党派参加竞选，某些民粹自媒体一夜之间就会变身为“政治新势力”，因为他们早已具备了一个民粹主义政客所需要的各种素质——编造能力、煽动能力，以及最关键的一点——大批盲目追随他们的民众。

当大家觉得民粹自媒体混淆视听的时候，不妨想想——幸好这些人不是政客，对国家的祸害终归有限；同时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国外那些在底层民众中人气很旺的政客，可能也就是国内一些自媒体的水平。

【五】

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在进入信息时代之后，精英阶层能够做出相对而言更好的决策。倒不是说负责决策的精英阶层一定能够无私地为国家利益或人民利益着想，而是因为他们所能够掌握的信息量——或者说对整个事件全貌的把握程度，是平民阶层远远无法企及的。地缘政治也好，两岸关系也好，中美博弈也好，这些当代重大议题的全貌由于涉及到了太多的不同专业领域，需要由精英组成的信息决策团队来研究分析。无论哪个时代，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谁的手里掌握最充分的信息资源，谁就能拥有决策的优势。尤其在当今的大数据时代，看起来似乎谁都能获取信息，但事实上由于信息量的暴增，掌握完整信息资源的门槛对平民变得几乎不可企及，平民甚至都无法判断许多信息的真伪。掌握了大数据信息库的精英阶层，所能进行的决策、模拟和推演能力，相对于普通的平民阶级而言，其差距不亚于天神和凡人。

英国脱欧通常被视为实现了民粹意志的典型案例，然而投票要求脱欧的民众，对信息的掌握其实非常不充分，根本不了解脱欧这一事件的全貌，更没有预见到脱欧的种种后果，因此很多人投完票就后悔了。最后脱欧这件事儿，还是得靠精英阶层综合大量信息、权衡各方面的利弊来制定具体方案，帮着擦屁股。

最近斯里兰卡国家破产有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执政党为了迎合民粹主义诉求，长期以来实施与该国经济水平不相匹配的高福利，靠着拆东墙补西墙借钱维持表面上的“繁荣”；2019年为了实现竞选承诺又推出了让财政雪上加霜的减税政策，死要面子活受罪……结果疫情这几年由于经济状况未能达到预期，各种因素累加起来，借的钱还不上了，最后导致了国家破产。

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记得2005年中国各地爆发的反日示威活动，起因是日本侵占钓鱼岛、篡改教科书。那次游行闹得还挺大的，上海这边的群众冲击了日本领馆，我虽然没参加，但游行队伍经过徐家汇的时候围观了一下，听说参加的群众一路上砸日料店、掀日本车；那阵子“抵制日货”的口号在国内也叫得很响，很多人认为“抵制日货”能够一石二鸟——既能打击日本的出口经济，又能支持我们自己的中国制造。最重要的是，凭啥咱们中国人辛辛苦苦的血汗钱，让可恨的日本资本家给赚走？

我记得我从小对日本的感情就很复杂，一方面，日本人以前侵略中国的时候做了那么多奸淫烧杀的坏事儿，非但不承认错误还老想否认抵赖，简直可恶至极；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孩子却又觉得日本动画片、日本电子游戏真香！中国咋就做不出这种水平的动画片和游戏呢？2005年我二十多岁刚参加工作，大家都在说“抵制日货”，我第一反应也觉得应该抵制；但我的第二反应是——不用日货，那用啥呢？当时日本品牌的小家电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的市场，索尼、夏普、松下、日立这些品牌的口碑都非常好；国产品牌要么只能做些低端产品，要么压根儿还没能力做出来，比方说数码相机、随身听这类数码小产品，日货几乎是当时的唯一选择……虽然日本可恶，可就是离不开日货咋办呢？

我的第三反应是——既然日本这么可恶，我们都不应该买日本东西，可为啥国家还要允许进口日本产品呢？国家搞个贸易限制，不再进口日本的东西不就能够重创日本的经济了吗？假如国家继续在跟日本做生意，光是咱们小老百姓抵制日货有啥用呢？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那种想法，就是很典型的平民老百姓看待问题的方式，觉得只需要中国仗着自己巨大的消费市场，不跟日本进行贸易往来，让他们东西卖不出去，就能让日本服服帖帖；完全想不到这一做法对中国自身的经贸发展、对国际关系、对地缘政治的诸多影响。

那段时间尽管民间对“抵制日货”的呼声极高，然而在国家政策层面没有给出任何回应；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尽管许多人在情感上还是觉得日本可恶，反日情绪时有爆发，但“抵制日货”四个字几乎再也没人提了……因为如今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日本的三倍，中国制造在这些年里已经变得足够强大，中国人民再也不觉得日本或者日货会对中国产生任何威胁，大家都会自发地选择和使用国货，自然也就不需要再去“号召”大家“抵制日货”了。

口号喊得越响，文章写得越是像檄文，抵触越是激烈，越是反映出内心的自卑与不确定性——为什么我们在公众媒体上讲上海、广东的时候，不会去强调“中国上海”、“中国广东”；可是提到香港、台湾时，却必须写成“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假如一时大意忘加“中国”二字，就会有人上纲上线指责你居心叵测——可是字面上多两个字少两个字，难道会对现状产生影响？这难道不是内心不自信的表现吗？

民粹主义之所以会变得激进，有时候正是因为自卑情绪作祟。

在那次反日示威游行之后，中国依然跟日本有着密切的经贸合作，从未在大的政策层面上对日货进行抵制；然而这些年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积累，中国制造已经占领了整个世界，不仅在事实上“抵制”了日货，甚至还威胁到了日货的生存。现在回过头看，当时的中国政府就表现出了一种战略上的稳定性和自信心，完全不受激进的民粹意志影响，脚踏实地遵循着自己的战略节奏，最终实现了逆袭。

而如今被民粹主义牵着鼻子走的印度，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刚好选择另一条路——抵制中国产品、抵制中资。他们可不仅是一群愤青喊喊口号，而是真刀真枪落实到了国家政策层面，恨不得把一切跟中国有关的东西都赶尽杀绝……他们简单地认为，只要对外资企业进行限制，“印度制造”就能够顺利崛起。

我们可以等着看看印度的这条路最后会走向何方。

【结语】

那么难道民粹主义就一定祸害国家吗？这倒也未必，群众是国家的基础，民粹主义可以为国家的治理提供另一个视角，对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好的民粹主义能够对精英主义进行平衡；当激进的民粹主义与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平均主义（Egalitarianism）、种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相结合，却有可能把整个国家和民族带入歧途。

民粹主义虽然源于民主，但激进的民粹主义却与自由民主背道而驰。民粹主义往往排斥多元文化，认为只要是人民的“普遍意志”就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它在本质上信奉的是“多数主义”，为了将所谓“人民的意志”付诸实施，不惜践踏少数人的权利——而真正的自由民主则是建立在保护所有人权利之上的。

中国制度的一大优势正是在于——既能够不受民粹情绪影响，又能够最大限度维护人民群众的长期利益。

当其他许多国家正忙于民粹派与精英派之间的内耗时，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水涨才能船高，一旦倾巢则无完卵，民众利益的根本在于国家实力，任何可能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激进措施都是反人民的；只有持续提升国家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实力，才能让所有民众、所有阶级共同受益。

这其中隐含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富裕”的智慧。正如邓公所言：“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相结合的社会，资本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往往会跟进行决策的精英阶层相勾结，使得大多数下层民众不得不通过民粹主义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导致了结构性的社会矛盾；而社会主义制度能对两极分化的状况进行自行纠正和提前预防，对资本的权力进行约束，对民众的权益进行保护。

中国目前有相当一部分民粹情绪主要还是来自于某些方面的不自信——假如你一听到这话立马想要跳起来反驳，恰恰证明了这种不自信。真理不会因为他人的攻击、诋毁、反驳而不再成立，“台湾”不会因为没有加上“中国”的前缀就不属于中国，越是不自信，越容易反应过激，越想要千方百计证明自己的优越和正确，反而越可能造成战略上的误判……

提升自信的根本依然在于提升实力，喊打喊杀虚张声势的恰恰是势弱的表现，真正的强者何惧流言蜚语？当有一天，我们回头再看如今一些对“辱华”、“反华”的声讨时，能够像现在回头看曾经“抵制日货”的口号那样一笑了之；媒体和个人能够不用如履薄冰地发表自己的言论，能够不需要再害怕被人上纲上线地围攻和讨伐，就是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的时候了。

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

作者：随水

您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