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削减法案》欲“限制中国”，新能源“美国化”能实现么？

近日，拖延已久的《通胀削减法案》被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正式生效，这是拜登去年推动的1.75万亿美元“重建美好未来法案”的“缩水版”。

《通胀削减法案》预计将在10年内增加740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并将投入超过4300亿美元在气候、清洁能源以及医疗保健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气候法案，因为其中3690亿美元与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有关，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气候投资。也有分析认为，这是美国在新能源领域试图“限制中国”的又一个举措。

当地时间8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总价值为7500亿美元的《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

《通胀削减法案》可简单总结为“一升一降一增”：通过“升”税对大企业征收15%最低税等内容，致力于在未来十年内创造近740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在医疗保健领域投入约640亿美元，以“降”低处方药价格、强化医疗保障，降低医疗成本来减轻通胀的影响；以“增”补贴来鼓励新能源和新能源车的发展，以应对高油价带来的通胀问题。

美国通胀自一年多前开始加速上升，今年3月以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均超过8%。美国劳工部本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CPI同比上涨8.5%。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拜登将降低通胀列为首要经济议题

彭博社称，由于通货膨胀是当下许多美国人特别担心的问题，《通胀削减法案》这一名称最终胜出并不奇怪。这有点像“标题党”。

该法案在两党之间争议巨大。虽然民主党声称该法案能缓解通胀、削减赤字，但批评者认为，抑制通胀实质作用并不显著。此前，美国参议院仅以51-50的微弱优势通过该法案，最终由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投出了关键一票。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岳翔宇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经济学角度讲，通常增加投资是助推通胀（更多的钱通过财政流入居民或企业手中），削减财政赤字是有助于削弱通胀（居民或企业手中资金减少）。

那么，这部法案要如何在扩大投资的同时削减通胀？

“主要有两点：第一是法案提出要投入资金增强税务部门针对大企业和高收入群体的执法能力，而且设定利润超10亿美元的公司的最低税率不得低于15%，也就是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增加财政收入，法案预计可以削减财政赤字超过3000亿美元；第二是美国本轮通胀源于俄乌地缘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因此清洁能源投资可以丰富能源种类、增加供给总量，提升能源独立性。”岳翔宇说。

富而德律师事务所全球交易业务部合伙人沈育欣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法案对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毕竟几千亿的补贴要花五至十年的时间。此外，法案是通过增加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把收入里面的大部分再反过来投资。加税后，企业会减少生产或减少供应，能否降低通胀不好说。

瑞士百达财富管理宏观经济研究主管杜泽飞也对该法案降通胀的短期效果存在一定的疑虑。“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石油、天然气以及汽油的价格还在上涨。法案确实创造了一个机遇，可能会让美国更接近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但是时间可能需要十几年”。

国泰君安期货宏观总量及能源研究负责人王笑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法案的内容和名称并不相符，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法案中的措施将会降低目前美国处在历史高位的通胀。重心放在新能源领域投资上可能会持续抑制美国传统能源的资本开支意愿，而新能源的占比又难以一蹴而就，反而无助于降低能源价格和通胀水平。另一方面，尽管白宫宣称新法案是美国历史上对气候和能源最大的一次投资，但实际上，法案提出的在2030年将碳排放量减少40%并不及美国退出又重返的《巴黎气候协议》中同一时间框架下减排50%的目标。

新法案加码“美国制造”，要求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必须在北美组装，电池中的材料和“关键矿物”必须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国家。

韩国《亚洲日报》表示，相关政策为优先购买美国货制定了更加详细的框架，有分析称，这是美国继《芯片和科学法案》后在高科技及未来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上对中国进行的又一次围堵。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连续七年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中国的新能源产业链也是全球最大的，拜登多次在演讲中针对中国，表示美国要在新能源这个领域赶超中国，新提出的政策确实在压制中国，培养美国本土的新能源核心产业链。这将对中国零部件供应商的出口制造阻力和障碍。

不过中信证券分析称，中国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企业具备较强的先发优势，供应链成熟，成本优势突出。无论是在电池还是正极、负极、隔膜及电解液等锂电材料方面，预计中国企业在供应链中的份额短期内难以被完全替代，仍将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王笑认为，法案可能是主观上试图“限制中国”，也可能是重塑美国制造业、引导制造业回流的必然之举。比如法案中对于新能源车税收减免的要求是须在北美生产，电池中的材料必须来自美国之外国家的新车将会获得较少的税收减免等，都是在强调新能源产业的“美国化”。

“当然美国想在新能源领域进行追赶的话，就必然会与中国新能源上下游产业链产生竞争，‘竞争’可能比‘打压’的说法更准确一些。目前我国在新能源领域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体系，在光伏、水电和风电发电等领域都连续多年排名全球首位，机组、部件等环节自主度较高，也具备深厚的终端消费市场，先发优势和市场规模还是处于扩大阶段。”王笑说。

《华尔街日报》直接指出，民主党人告诉美国人该法案将对中国造成打击，但当美国人发现真相时将会猛然醒悟：美国新能源制造业的税收抵免无法消除中国在规模经济、劳动力和能源成本方面的巨大优势。

近年来，美国愈发看重新能源的战略地位。“新能源的战略地位归根结底是能源的战略地位，在削减碳排放的全球趋势下，新能源势必将会和传统能源一道，成为大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一环。”王笑表示。

王笑指出，美国可以视作传统能源大国，但在新能源产业链上看，与其长远的碳排放目标是不匹配的。尤其看到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能源自主性和安全性显得愈发重要，以欧洲近期的能源危机为例，便是在新旧能源转换过程中缺乏能源自主性的体现。

王笑说，法案确实体现出拜登政府在新能源领域的野心，其中许多措施我们也并不陌生，长期来看，确实对美国新能源结构调整、新能源领域加快追赶会有着较大影响。比如在企业端，对投资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核能、氢能和电池储存等领域的企业提供税收抵免；对传统化石能源进行碳捕获技术投资的企业提供税收抵免。而在消费端则是鼓励选择清洁能源，对于在住宅上使用清洁的消费者提供税收抵免，包括屋顶太阳能、热泵和小型风能系统；对于购置电动汽车的消费者提供税收抵免，其中新电动汽车最高7500美元，二手电动汽车最高4000美元。

不过美国想实现新能源“独立自主”并不会一帆风顺。中金公司认为，短期因美国本土及自由贸易协定国锂电、光伏产业链配套产能不足，仍需向中国进口。中长期将加速国内锂电、光伏产业向美国本土或贸易协定国转移。

王笑表示，未来还是在于“美国化”和“市场化”的矛盾逐力。市场终究会在政策和效率两方面权衡，政策的能否最终转换美国在新能源产业链上的成本优势，是很不明朗的。比如特斯拉上海工厂已经生产了超过100万辆汽车，占比总产能1/3，供应链的本土化率已超过95%，这样的格局可能很难因为诸如税收抵免这样的政策而改变。

岳翔宇认为，新能源是面向未来的战略性科技。长期看化石能源储量不断减少，以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法案肯定会加速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尤其是光伏、风电、新能源车、氢能、储能等领域。但是通过对新能源的支持性投资来提升产能需要数年的周期才能看到是否奏效。况且美国的锂电等产业链发展配套不足，短期内肯定有很多中间品和原材料需要进口。另外，美国的最大挑战未必在于技术、贸易层面，而是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如果民主党今年中期选举落败、或者2年后共和党赢得总统大选，那么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能否延续下去是个未知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李峥认为，法案追求的“独立”和“自主”存在内在矛盾，难以兼顾。“独立”主要针对产能，较容易通过产业引进实现。而“自主”主要针对技术，需要长期积累和持续研发。法案从覆盖时间段、激励领域上更侧重前者，即在短期内带动美国新能源扩产。具有成熟技术、产业链和市场分布全球的外国企业将更容易从中受益，借此巩固其技术领先地位。从长期看，美国能否在政策激励期内塑造出技术优势仍存较大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