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Francis Fukuyama
翻译：歧路听桥
来源：American Purpose
▲ 搜查风波中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于8月10日离开纽约特朗普大厦，前往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作证。图源：美联社
我们目前面对通货膨胀、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犯罪、吸毒、气候变化、移民等诸多挑战。假如美国人根本不信任彼此，并力阻对方提供任何解决方案，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变得更难以解决，甚至不可能解决。
俄罗斯总普京等敌人更理解美国的这一弱点。普京尽其所能，扩大那些分歧，并已在一个他认为美国太过软弱和自私，从而无法有效应对的时刻，在地缘政治方面采取了行动。
许多人已注意到极化的中心地位，并就如何摆脱极化局面提供了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实施制度变革，尤其是在选举法方面，这将重整激励政界人士展开活动的架构；培养中间性质的第三大政党，这个党可以收拢现有两大政党各自极端派系之外的中间势力；展开基层运动，自下而上确立温和节制和相互理解的原则。所有这些方案都将是去极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都不足以单靠自身或尽快实施就能解决极化问题。
考虑到我们民主制度的性质，摆脱极化之路必定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说，在一场重组各方力量的选举中，一个政党决定性地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和总统大位，并在两到三个选举周期内持续掌权。如此重组固然史上罕见，但假如两大政党之一能打好手中的牌，那么在未来一些年，结合人们提出的其他方案，那或许是可以实现的。
第一条进路：推行排序复选制
我们来逐一审视涉及极化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先来看制度修复措施。
许多人士业已指出，美国“得票最多者当选”的选举制度往往形成两大对立政党，尤其是在与政党活动人士倾向于投票的大众初选混合在一起时。如政治学家李·德鲁特曼（Lee Drutman）和其他人所主张的那样，改变选举规则为“排序复选制”（ranked-choice voting），或更好的是，在多议席选区实施比例代表制选举，将减少那些曾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妨碍独立的第三大政党崛起的破坏性因素。
选举制度在美国宪法中未有具体载明，缅因州、阿拉斯加州和纽约市等个别州和市已采用多个版本的“排序复选制”。在这种制度下，选民选择的不是一个候选人，而是一批排名有先后的候选人，假如他们首选的候选人未能获得多数，他们的选票将投给下一个他们青睐的对象。这使得投票给第三大党候选人而不必担心这会帮到你最不喜欢的那位候选人变得完全可行。
“排序复选制”的麻烦在于，要令其发生重大效力，就必须在相当多州的政党初选和总统选举中采用这种制度。长期来看，这是可能发生的，但对“排序复选制”的抵制，目前在两大政党那里都比较强烈，它们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双头垄断地位遭到削弱。此外，“排序复选制”无法确保有利于第三大政党的独立发展，比如，在实行这一规则的澳大利亚就是这样。
第二条进路：培育第三大政党
这样，“排序复选制”的付诸阙如影响到第二条去极化进路即出现一个能独立发展的第三大政党的前景。
为给选民提供其他选择，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纽约市长杨安泽（Andrew Yang），与前新泽西州州长克丽丝婷·惠特曼（Christine Whitman）以及更新美国运动（Renew America Movement）一道，共同组建了中间立场的前进党（Forward Party）。杨安泽指出，民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不满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提供的选择。任何一个这样的第三大党的独立发展，终将取决于“排序复选制”的推广，而且作为推动现有政党接受选举法修改的工具，可能效果最佳。
第三条进路：基层民主动员
去极化的第三条进路始于基层，包括努力教给美国人文明和协商的艺术。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勇敢天使”（Braver Angels），该组织谋求在社区层面沟通红色和蓝色美国，并培养超越党派界线的信任。“勇敢天使”在全美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这表明普通美国人确实渴望摆脱目前的僵局。
另一个思路是詹姆斯·菲什金（James Fishkin）的协商民主实验室（Deliberative Democracy Lab），该实验室开发的一项协商技术是，在一段时间内将持不同观点的美国人聚集在一个房间里，为他们提供优质信息，并鼓励知情的讨论（这里可以披露一下，协商民主实验室刚刚加入了我自己在斯坦福大学的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过去一年进行的无数议后民意调查显示，当参与者摆脱了当下的泡沫，相互之间以文明的方式进行互动时，这一模式是能建立共识的。（詹姆斯·菲什金，原文写作Jim Fishkin，生于1948年，现任斯坦福大学传播系教授，以倡导协商民主著称。——译注）
这些基层举措对确立对更温和政治形式的支持至关重要，但面对两大挑战。其一是规模：这些群体及其技能的相应意义和效力有待全国层面认可。其二是所有基层组织都面对的挑战：它们需要充当动员平台，更直接地联络政治体制，并引导人们投票支持改革，而在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下，权力正存在于投票当中。为此，它们除了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独立生存下来，还需要强大、可见的政治领导，而这两点都很难实现。
实现去极化的长期方案
制度规则上的改变、第三大政党、基层组织，都是可能有助于去极化的重要手段。
但许多政治改革建言都面临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你不能通过立法去减少极化，除非你已经降低了极化的程度。谋求长期解决方案的进路，短期内会受阻。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民主进程本身: 也就是说，要有一个谋求推动严肃变革并能够实施变革方案的政党在一场选举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利用一场重组各方力量的选举实现去极化，这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自1876年蒂尔登大战海斯的选举（见证了残存的联邦部队从南方撤出），到1896年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当选总统，美国出现过一个可与今日相提并论的极化局面。那时的选举是密集的，对国会和总统大位的控制几乎每隔几年就换一次手。在许多方面，这个国家在从一个以家庭农场和小城镇为中心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大多数人居住在大城市的城市-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面对着类似的大规模社会经济转向。当时两党的立场是翻转的: 民主党是一个保守落后的政党，在南部和中西部农村地区拥有强大的支持，而共和党的权力基础在东北部工业区，代表正向全球市场开放美国的企业和银行业精英的利益。恰如今天，当年的社会经济变革造成的经济混乱催生了一场民粹主义运动，即内布拉斯加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领导的运动，布莱恩（以比特朗普礼貌得多的方式）猛烈抨击富有的东部精英的控制。（蒂尔登，即Samuel J. Tilden, 生于1814年，卒于1886年，民主党人。海斯，即Rutherford B. Hayes，生于1822年，卒于1893年，共和党人。在187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海斯以185对184的选举人团选票险胜蒂尔登，后者在大众选票方面胜出26万票, 这使得本次选举出现巨大争议。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生于1860年，卒于1925，曾三度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统。——译注）
今天，极化的基础是相近的社会经济分化：一方是主要立足于农村地区和较小市镇的共和党，另一方是以典型的城市居民为核心选民的民主党，那些市民受益于面向全球经济的开放局面。恰如十九世纪之交，近年来的移民水平已攀上新高，催生了本土主义者对涌入美国的新族群的强烈不满。但在1896年，美国实际上已经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它想成为的社会：它将国会和总统大位的控制权赋予了共和党人，接下来的十六年间，共和党人一直掌控国会和总统大位。这样的控制使进步时代的改革措施成为可能，那包括，美国成长为一个能够应对工业经济监管挑战的现代国家，同时拟定一套适合崛起中的大国的外交政策。
这样一场重组各方力量的选举，会发生在当代美国吗？假如两大政党之一在政策和言论上都采取真正温和、中间的立场，这样的选举就会发生。两个政党中，无论是更好还是更糟，必须是民主党人胜出才好。我不是作为一个立场强烈的民主党人（尽管我现在是一个民主党人）这么说，只是考虑到这些政党目前的状况。
共和党和民主党各自的问题所在
过去的几个选举周期，两党都被它们的极端主义一翼控制。但特朗普和他的重振美国运动（MAGA）对共和党的接管，要比民主党方面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彻底得多，并代表着一种毒烈许多的政治形式。
共和党的这一翼为有关特朗普以压倒性优势赢得2020年大选但遭欺诈手段夺走胜利的“弥天大谎”背书，并一直在设法安插能在2024年推翻一场民主选举的选举官员。许多共和党人知道这是错误的，但因为惧怕共和党选民，而无法公开与特朗普决裂。像国会女议员利兹·切尼那样确实敢言的人已遭到这个党排挤。重振美国运动的基础选民从未超过全体选民的35% -40% ，但确实构成了共和党选民的多数。因此，至少在开始不断输掉选举之前，当代共和党永远不会孕育出一个具有广泛吸引力的中间路线愿景。
民主党被其进步主义一翼的接管得远不是多么彻底，且在某些方面更费解。尽管在2016年和2020年，进步主义火炬手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都有出人意料的出色表现，但他两次都未能获得提名。相反，是乔·拜登在2020年以中间派候选人身份当选，这样的候选人可能在特朗普卸任后回复国家到一定程度的常态。
但当选总统后，拜登的施政没有基于国家的中间立场，而是基于他所在政党的中间立场，且向“正义民主党人”（Justice Democrats）和“小分队”（The Squad）这样的团体做出的让步远远多于他的很多选民的期待。这始于一系列大规模支出法案，其中高潮是最终失败的“重建更美好未来”法案（Build Back Better），其累积效应增加了通胀压力，民主党此时此刻要为之承担主要责任。民主党的行事就好像，眼下是1932年，而非2020年：2020年，他们没有在两院都占据绝对多数，只在参议院有微乎其微的优势。进步人士认为，参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和克里斯汀·西内马（Kysten Sinema）这样的中间派要为失败负责，但错误更在于他们获得的授权太过薄弱。（正义民主党人，成立于2017年1月，倡导竞选财务改革和仅对誓言拒绝大财团捐献的候选人提供支持。小分队，是对持有进步立场的六位民主党国会众议员的统称。——译注）
在文化领域，民主党的失败最具破坏性。因应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遇害事件，民主党的许多进步人士接受了“削减警察部门经费”（Defund the Police）的口号，这是有史以来在政治和实质政策方面设计最愚蠢的口号之一。波特兰、西雅图、旧金山和其他深蓝城市的许多当地民主党人随后采取了行动。在移民问题上，这个国家的显著多数人口一般来讲支持移民，同情寻求庇护者，但也希望移民过程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但强力的移民执法仍不受民主党激进一翼的欢迎，也不获拜登行政分支的支持。最后，在批判性种族理论和跨性别意识形态等议题上，一些进步立场确实是成问题的。打着种族正义的旗号瓦解基于学生表现的公共教育，是在亚裔美国人等关键选民当中动员反对力量的可靠方案。保守派媒体利用并夸大了一些怪异的文化立场，这是事实，但主流民主党人假如果断与党内其他人士推崇的极端立场切割，拥有“修女索尔佳”（Sister Souljah）时刻原本不应太难。（修女索尔佳，本名Lisa Williamson，1964年生于纽约，美国作家、活动人士、音乐家和电影制作人。修女索尔佳时刻，指对被认为与某位政治家或其政党有某种联系的极端人士或声明的公开否定。——译注）
认为2020年投票给唐纳德·特朗普的七万以上美国人中，绝大多数是受种族主义和厌女症驱使的死硬“重振美国”派人士，这绝非事实。事实上，西班牙裔和其他少数族裔数量庞大，特朗普曾加以诋毁，但他们仍对拜登的文化和经济政策持谨慎态度。许多保守派人士反对特朗普，就像反对他们认为立场极端的觉醒派民主党候选人。事实证明，即使在波特兰、旧金山、西雅图和纽约这样的深蓝地方，进步主义文化政策在选举方面也是有毒的；在那些地方最近举行的选举中，极左翼的民主党候选人输给了中间派候选人，或者遭学校董事会和其他选举岗位罢免。无论如何，动员进步派活动人士并升级加州和纽约州的选票统计，是赢不下总统选举的；要赢得总统选举，得在摇摆州说服中间派选民和独立选民。
最近一段时间，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拜登总统开始加码其中间立场的记录。国会在德州尤瓦尔迪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后通过了一项温和的枪支管制措施，以及美国半导体制造业的芯片法案，且在参议员曼钦和舒默之间达成出人意料的妥协后，可能很快会对一项缩水后的气候法案采取行动，该法案将严肃应对能源转型的部分问题。国会通过的这些法案吸引到共和党人惊人程度的支持，这使得它们很难被说成是可能搞砸经济、立场极端的左翼提案。
那些拜登没有强力采取行动的领域会将他自己定义成文化上的中间派。严格来讲，他说过一些正确的话，比如批评“削减警察部门经费”，但他并不经常且大声说出那些话；在移民执法等问题上，他也完全保持沉默。
杨安泽是正确的：人们对现行两党制普遍不满，此外，大批未被俘获的中间派选民厌恶政治光谱两端的两党极端势力。考虑到我们的选举体制，他能做出改变的最大机会不大可能是在全国层面赢得权力。相反，在全国层面赢得权力将威胁到民主党人，他们将失去自己的中间派选民，这将迫使他们转向他的方向。但这场游戏可能是危险的，或许只会分化那些重振美国运动以外选民的选票（杨已誓言不会这么做）。
总而言之，走出极化的最直接进路，是民主党人明确采取行动，占领美国政治的温和中心，并在此基础上赢得选举。
通过颁行明智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证明有效治理的可能实现，并与他们自身的左翼文化议程彻底决裂，他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这正是我们许多人希望乔·拜登在2020年后会做的。他和民主党的现任领导层是否有能力做成任何一丁点这样的事情，尚不得而知，而且时间非常紧迫。也不清楚党内是否存在可以独立行事的其他领导层。
假如民主党人要收复失地，开始更一贯地赢得选举，共和党人就必须认识到，特朗普把他们带入了死胡同，他们必须吸引的不是自己的极端选民，而是中间派选民。
1896年，极化正是这样结束的；2024年，极化也可能这样开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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