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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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文人地位远远高于武人地位。《明季北略》中记载：“明制最重进士，可仕至六部。进士中，翰林为最。一入翰林，则不屈膝，虽拱揖，腰背不甚折，所以养相体也。举人止可仕至太守而已。故进士观举人颇卑，虽同处不甚欵接。至岁贡荫官，又无论矣。若武职则微甚，虽大至总戎，自文臣视之，抑末也。”
在文臣眼中，武将即便官至总兵，也不过一介武夫罢了。当然，这是太平盛世的规矩，到了王朝末期，朝廷朝不保夕，大小军阀的养寇自重，往往成为皇朝面临的棘手问题，这既与末世的秩序瓦解有关，更与军人权力的过度膨胀有关。
不过，明朝武将地位低，很多重要的武职常常由文官来担任，这样既提高了武将集团的受重视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职业军人尾大不掉。因此，总体上说，虽然崇祯朝后期军队同样出现失控的现象，但从未达到威胁皇权的程度。
影视剧中的洪承畴，是典型的统领军队的文官。来源/电视剧《谁主沉浮》截图
这确实是明朝在军事制度上先进的一面，象征军队最高权力的兵部只有调兵权，没有统兵权；掌握着实际兵马的五军都督府则只有统兵权，没有调兵权。但这种军事体制有一个弊端——有点水平的人不愿从军，武将的指挥能力大幅滑坡；军队的整体素质下降，战斗力更是远不如前。
明朝体制如此，加上崇祯皇帝颇为勤政，始终牢牢地控制权力，且对军队的事情事必躬亲，不放过任何微末的细节，甚至对军人的养寇自重敏感到杯弓蛇影的地步。
所谓“养寇自重”，字面意思就是故意放过敌人、不去剿灭，以显示自己的重要性。说白了，军人的养寇自重就是尾大不掉，想搞独立王国，不拿皇帝当回事，这是所有王朝的大忌，也是崇祯皇帝最为担心的事情。为了防患于未然，崇祯皇帝便时常以“养寇自重”的罪名，来敲打与警示那些手握重兵的将领们，对他来说，养寇自重甚至成为一个万能的帽子，只要看谁不顺眼，或是谁打仗不积极，就送他一顶并借以惩戒。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朝臣之间的相互攻讦、军人之间的彼此指责，也必会擎出“养寇自重”的帽子来压人，乃至崇祯一朝，深受“养寇自重”之苦的将领不乏其人。
所以，尽管崇祯朝不乏军事强人，他们却很少能有完美的结局，或遭到朝廷的冤杀、或被皇帝间接逼死、或者死于萧墙之祸——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前方的敌人，同时还要面对来自后方皇帝的猜忌、朝臣的打压、同侪的拆台，以及党争的倾轧……打仗原本是军人的天职，而崇祯朝的军人要面对的远非打仗那么简单，无论他们怎样卖力，打过多少胜仗，均无法解决皇帝个人的问题和朝廷的种种痼疾，以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为例，明朝很多军事强人，并没有败给实力强大的后金，而是败给了崇祯皇帝强加给他们的“养寇自重”的罪名。
崇祯朝第一个被“养寇自重”这一罪名击倒的军事强人是平辽总兵官毛文龙。不过，击倒毛文龙的并不是崇祯皇帝本人，而是后来同样以“养寇自重”被治罪的蓟辽督师袁崇焕。
毛文龙其人，算得上明末传奇人物。天启初年，后金以席卷之势扫荡辽东，时任练兵游击之职的毛文龙却率领197名明军深入敌后，出其不意地攻取镇江，占据皮岛，且以皮岛及周围的岛屿为基地，招募流民，招徕降卒，整训军队，奔袭后金，从而形成对后金的牵制之局，让努尔哈赤如鲠在喉、如芒在背。吴国华的《东江客问》所谓：“朝野之人，无不壮之，牵制之名，于是乎著。奴屠一城归，战一胜归，终不敢窥关一步，谓非毛之功不可。”当是对毛文龙以及东江军的客观评价。
当然，与关宁军面对的正面战场不同，孤悬海外且势单力薄的东江军起到的主要作用是牵制后金，使之无法放开手脚投入正面战场，并与驻扎在山海关和登莱的明军形成犄角之势，构成一个攻防一体的立体网络。东江军的主要战术，则是派出细作，安插眼线，遣将四出，据险设伏——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是最典型的毛氏打法。然而，因为要养活数十万东江军民，向朝廷催粮催饷，就成为毛文龙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可朝廷发来的粮饷总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东江军民的基本需求。毛文龙别无他法，有时不得不以海上贸易的所得，来贴补饷银的不足。
逐渐自给自足的毛文龙部，确实有了一定的独立性。毛文龙治军也开始在军中设置亲军，其中重要的将领均被赐予毛姓，甚或被其收为“养子”与“养孙”。在明军单兵素质普遍下降的境况下，培养私军，原本是提高战斗力的一条有效途径，虽然弊病明显，但除此则不足以笼络人心，尤其处在非常时期，私军往往是王朝唯一的可用之军，像袁崇焕、卢象升、洪承畴等人治军也莫不如此。然而，毛文龙所做的这些，本人自然问心无愧，却很容易授人以柄，所以，自毛文龙开镇东江之日起，朝中对他的攻讦之声即不绝于耳。更为关键的是，朝中大臣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胜利，毛文龙的游击战术很难产生立竿见影的功效；朝中大臣看不到毛文龙经营皮岛的辛苦，却只看到了毛文龙悬踞海上，养寇自重，并借以向朝廷冒功糜饷……
崇祯二年（1629）六月，毛文龙被新上任的督师袁崇焕以十二条大罪斩于双岛。抛开毛文龙个人的是非功过不论，毛文龙被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东江军再难形成一个领导核心，毛文龙的旧部或死、或逃、或降——毛文龙的心腹将领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全都投靠后金，成为深受皇太极倚重的 “三顺王”，他们帮助后金攻陷旅顺，占领皮岛，征服朝鲜，使明朝最终丧失了战略进攻的可能性。
至于袁崇焕本人，他的矫诏擅杀埋下了日后的祸根，他的悲剧命运就此注定。
崇祯二年十月，明朝爆发了著名的“己巳之变”，毛文龙被杀仅仅四个月，袁崇焕即被推上风口浪尖。
“己巳之变”的过程是这样的，皇太极吸取了强攻宁、锦坚城导致战败的教训，便率领后金军避开明军的宁锦防线，转以蒙古喀喇沁部骑兵为向导，绕道蒙古的领地，分兵三路从龙井关、洪山口、大安口突入关内，攻占遵化，直逼京师。而彼时的蓟镇疏于防务，后金军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便顺利突破关口。因为此前袁崇焕曾向崇祯皇帝许下“五年复辽”的诺言，此时的崇祯皇帝正眼巴巴地等着袁崇焕从前线带来的好消息，但万万没有想到，他等来的并不是袁崇焕辉煌的战绩，而是后金兵围城的消息。
面对突然降临的灾难，崇祯皇帝惊慌失措，急令各地兵马驰援。袁崇焕先是派遣赵率教率部增援遵化，试图将后金军挡在遵化一线。不料赵率教在遵化城下身中流矢阵亡，遵化随即失陷。袁崇焕本人亲率大军进抵蓟州，准备在蓟州构成第二道防线，不料皇太极并没有在蓟州与袁崇焕交战，而是绕过蓟州，进至通州。至此，袁崇焕已经先机尽失，他试图在中途拦截后金军的计划全部落空，战火不可避免地烧到京城之下。
京城乃是王公贵族聚居之地，京郊更是到处遍布王公贵族的房产和地产。在这些人看来，袁崇焕退保京师，无异于纵敌深入，置他们的家产于不顾，自然引起他们极大的不满，于是纷纷上疏朝廷，声言：“崇焕虽名入援，却听任敌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贵园亭庄舍，为敌骑蹂躏殆尽。”因为此前袁崇焕曾与后金有过和议，很多朝中大臣便怀疑袁崇焕故意“纵敌拥兵”，将战火引至京师，以实现与后金达成城下之盟的目的。
按照明朝的规定，外镇之兵，若没有皇帝的旨意，不可轻易进抵京城。所以，当袁崇焕与诸将商议进驻京城时，副总兵周文郁便极力反对，但袁崇焕的回答是：“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遂将兵马驻扎在广渠门外，配合大同、宣府等地的援兵，与后金反复拉锯，交战于京城之下，并互有杀伤。
然而，此时的崇祯皇帝已对袁崇焕起了疑心，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却断然拒绝了袁崇焕想要率军进城休整的请求。关键时刻，皇太极所施的反间计起到了作用，再加上袁崇焕一再渲染后金势大，难以力敌，崇祯皇帝开始严重怀疑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密约在先，袁崇焕实是养寇自重、大胆要挟，目的就是与后金达成和议，借以塞“五年复辽”之责。是以，崇祯皇帝终于下决心将袁崇焕逮治下狱，并于次年八月以“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等多项罪名将其凌迟处死。
影视剧中，袁崇焕被押上法场。来源/电视剧《碧血剑》截图
《明史·袁崇焕传》所谓：“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就崇祯朝的军事将领而言，毛文龙和袁崇焕的悲剧显然是影响深远的——袁崇焕杀毛文龙，他的手下或逃或叛，东江军分崩离析；崇祯皇帝杀袁崇焕，明朝的将领人人自危，为了摆脱养寇自重的罪名，真正用命的大将，有时不得不以一死来剖明自己的心迹。如果说毛文龙被杀造成的只是局部影响，那么，袁崇焕的被杀则严重破坏了明朝的政治生态，以至到了崇祯朝末期，所有的人才资源都被消耗殆尽，很少再有军人愿意为朝廷出力，而崇祯皇帝则落到无人可用的地步，最终铸成王朝的灭亡。
比如崇祯四年（1631）的大凌河之役，明军被后金军围困在大凌河城中等待救援，老帅孙承宗在一个月内分四次派兵救援，结果四次救援均以惨败而告终。作为一名久经战阵的军事将领，孙承宗自然知道，以添油战术让不擅野战的明军去救援大凌河城，无异于给等待围点打援的后金军送人头，但他不能从单纯的军事角度考虑救援问题，同时还要从政治的角度考虑救援问题。所以，孙承宗既不能违抗朝廷的命令，又要照顾到被围明军家属的情绪，即便在大批援军未到的情况下，他也不得不做出一种积极救援的姿态，以获得各个方面的认可。
另外，比较突出的例子还有卢象升。在明末军事强人中，论勇猛善战和忠勇双全，卢象升无疑能排到前几位。然而，就是这样的人物，在明末战事中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是在战场上被白白牺牲了。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月，在卢象升平生的最后一战钜鹿之战中，面对占有绝对优势的清军（此时后金已经改国号为清），卢象升本来有机会突围，却最终选择慨然赴死。因为有袁崇焕的前车之鉴，卢象升已然认识到崇祯皇帝的猜忌多疑和刻薄寡恩，他明白自己即便拼尽全力，也依然得不到好的结果，他才会在与清兵决战的最后关头拒绝突围，并悲愤地说出：“我不死疆场，死西市耶？”
与卢象升相比，后来因苦战力竭而降清的洪承畴的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决定明朝命运的松锦之战中，洪承畴本来打算步步为营、稳打稳扎，以消耗战应对清军擅长的闪电战。而且清军的粮草经不起消耗，只要固守阵地，假以时日，清军将不战自溃。但兵部尚书陈新甲却出于“兵多饷艰”的考虑，希望明军速战速决，以减轻朝廷的负担。而支持陈新甲的崇祯皇帝则为了防止洪承畴养寇自重，派出兵部职方司郎中张若麒出任监军，督促洪承畴尽快进军。无奈之下，洪承畴只好抱着侥幸的心态与清军决战，最终因被清军切断粮道，十几万明军在突围中土崩瓦解，松锦之战以明军惨败告终。
崇祯十一年的清兵入塞，同样是“明末最后一位名将”孙传庭命运的转折点。崇祯皇帝同时调集卢象升、洪承畴和孙传庭进京勤王，对于当时的局势，孙传庭虽然不同意杨嗣昌、高起潜等人的主和之议，却也不像卢象升那样试图与清兵决战，毕其功于一役。孙传庭既清醒地认识到明军的实力不济，以及“一言北敌，遂无人色”的事实，也对钜鹿之战的失利进行过深刻的检讨，他以为“钜鹿之失，缘当事者计无复之，惟思谢责朝廷，罔顾贻忧宗社，真堪令人切齿痛心也”。所以，孙传庭主张对清军“断不宜轻言进战，饰报捷功”，而是应当在做好防守的前提下，伺机反击。
然而，孙传庭“不轻出、严守备、伺机攻”的御敌方略，却遭到内阁首辅刘宇亮和关宁总监高起潜的严厉指责。他们对孙传庭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说孙传庭指挥的官军从来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大仗，强调扬长避短，其实只是消极避战的借口；其二是说因为孙传庭的调度不周，他指挥的官军只是避实就虚、疲于奔命。面对他们的责难，孙传庭百口莫辩，急火攻心，突然罹患双耳失聪的病症。崇祯皇帝则认定孙传庭并不是真聋，而是借以推卸责任，竟下旨将他革职下狱，孙传庭就此开始了将近三年的监狱生涯。
孙传庭获释出狱时，已是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此时中原板荡，局势糜烂，先是李自成和张献忠重新起兵，杨嗣昌、傅宗龙、汪乔年等人相继败亡，崇祯皇帝无人可用，只好放出了关在狱中的孙传庭。重新带兵的孙传庭初战失利，他亲眼目睹民军的实力，认识到以一役剿灭“流贼”，已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于是痛定思痛，开始清军清屯，修造器械，制造新式装备，储备粮草，扩大募兵规模，作为与民军的长久周旋之计。但是，孙传庭以强硬的手段督促豪强士绅捐献粮钱，势必会得罪陕西的豪门巨族，他们便纷纷传言孙传庭按兵不动是为了养寇自重，以促使孙传庭尽快进兵。
崇祯皇帝既怀疑孙传庭按兵不动的动机，更幻想着以最快的速度剿灭“流贼”，遂“下手敕催战”。接到手敕的孙传庭“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禁仰天长叹：“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孙传庭的喟然长叹，不禁让人想起卢象升慷慨赴敌时所说的：“我不死疆场，死西市耶？”可以说，卢、孙二人同样抱有义无反顾的赴死之心，那种壮志难酬却又万般无奈的心情也并无不同。
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孙传庭战败身亡。孙传庭死后不足半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大明王朝落下帷幕。《明史》曰：“传庭死而明亡矣。”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
《卢象升疏牍》卢象升，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
《孙忠靖公全集》孙传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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