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不能搞“猎巫”运动那一套

据媒体报道，8月18日，反中乱港分子戴耀廷、黄之锋等29名被告，承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将交付香港高等法院判刑。看微博评论，对于这一进展，几乎人人拍手叫好。

与这一舆论反应相关联的社会背景是，自2019年香港出现黑暴事件以来，内地社会对于港澳台人物在爱国问题上的态度越来越敏感——明显的反中乱港分子已受法律制裁，其他港人又是什么立场？也因此，在内地互联网上，众多港澳台公众人物过往的言论被重新挖出。

爱国热情高涨本是一件好事，不过笔者在舆论场上同样感知到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即在爱国这个议题上搞泛化、扩大化，搞非黑即白，要求人人表态、个个过关、划线站队，甚至在部分问题上直接上升为“爱国不彻底，就是彻底不爱国”，开始查成分、抠字眼、揪辫子、搞批斗、组织黑材料捕风捉影，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搞文字狱，施行网络暴力。

举个简单的例子，提“香港”“台湾”，前面不加“中国”两字，就会被视作在搞分裂，所以香港人自我介绍“我是香港的”，不行，必须说成“我是中国香港的”；因为“香港加油”这字眼曾被黑暴分子用过，所以即使是一直爱港爱国的歌神也不能再这么喊……

不客气地说，这是不对的。

洪金宝儿子洪天明回应“我是香港的”争议：还有很多人不知道香港是中国的吗？（图截自视频）

“猎巫”

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当时仍愚昧迷信的欧洲曾爆发过大规模的猎巫运动。

那时欧洲人奉基督教为唯一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一切非基督教的民间思想持暴力打压姿态，并对怪力乱神之说深信不疑，尤其是每当发生社会灾难时就认为是魔鬼在作祟。

于是，从教廷到民间，整个欧洲社会发起了大规模的猎巫运动，开始在全社会搜捕隐藏起来的“巫师”“异端”“魔鬼崇拜者”，并对被抓获的人施以酷刑。

需要指出的是，猎巫运动最初虽由教廷发起，但是热情度最高的恰恰是民间自发团体。

尤其是16世纪到17世纪，欧洲发生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新教的二元对立和激烈对抗导致整个欧洲社会沉浸在划线站队和非黑即白的社会氛围中，宗教狂热充斥整个社会，民间自发组织起来镇压子虚乌有的“巫术”“异端”行径，一切不合常理的言行举止都被视为巫术行为的蛛丝马迹，捕风捉影式的迫害比比皆是。

此类暴行有时发展到许多人仅仅因为日常行为与一般人略有不同就遭逮捕。

比如，有些人仅仅因为脸上长瘤子，就被指控为巫师；有人在十字架下打了个喷嚏，就被认为是魔鬼上身；甚至有人因为用猪油、蜂蜜和草药熬制治疗烫伤的民间土方药膏，就被指控为“巫术行为”，被吊死后尸体还要被焚毁——我们今天在奇幻作品中常见到的“魔女熬魔药”的场景就来自于那个时代。

据BBC报道，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末，欧洲有4万至6万人被处死（资料图）

后来，猎巫行为已疯狂到民间自发组织的私刑团体把被指控“受到巫术污染”的整个村庄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处死的地步。火刑架遍布村镇，教堂广场上滚滚浓烟遮天蔽日，受刑者的惨叫声不绝于耳。

猎巫运动越来越荒谬，闹到以至于运动发起者教廷反而要派出审判官去民间阻止过激的猎巫行为，为一些冤假错案平反。

现在舆论对“爱国”议题的热衷虽远不至于到猎巫的地步，但方式方法上颇有当年猎巫的意思。

我们是一个21世纪的东亚现代化国家，不应该让自己的行为方式倒退回中世纪的教权欧洲。

任何事情一旦扩大化、泛化，不论这事的初衷是什么，都会对正常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特别是当事情扩大化、戒律化、泛道德化，以至于万事万物都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事事都上纲上线之后，事情的初衷是什么就不重要了，它造成的破坏才是这件事情的主轴。

爱国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怀，它是不能被逼出来的；强迫爱国的表达必须一板一眼、毫无漏洞，不然就逼人“剖腹证粉”，这是对爱国主义最大的伤害。

就像早年国内发生自然灾害后，一些人看到灾区惨状，热血沸腾地打算捐出自己一个月的工资，结果接到通知，说单位已发了公告，要求每人最低捐五百，热情一下子被浇灭了十之八九，最后一个月工资也不捐了，只按单位要求捐五百应付了事。

这就是过犹不及，强迫爱国的后果。

“爱国热情的朴素表达”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内地社会对于港澳台公众人物在爱国问题上的敏感，确实也事出有因。

领土主权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敏感神经，香港在历史上一度为外敌所占据，我们好不容易才拿回来；而这些年来香港地区乱象丛生，一些“港独”分子频频做出刺痛内地民众的行为却未受应有惩戒。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社会是否具备足够稳固的国家认同，在内地民众眼中就显得至关重要。

香港公众人物的公开表态，一定程度上被内地民众视为香港社会总体意识的风向标，因而变得极其敏感，内地民众对此抱有异常严苛的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

失而复得之物最怕再失，内地民众自发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对香港爱国教育的缺失进行补位，这也可以说是爱国热情的一种朴素表达。

“反装忠”

但港人在爱国问题上容易面临舆论风波，其实还有一方面因素——不能排除某些居心叵测的人“反装忠”的可能。

要知道，香港素来是“反装忠”的重灾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某些所谓的“民间保钓人士”。

追溯过往历史，这些人士总是早不爱国晚不爱国，偏偏在某些敏感时刻出来蹦跶得欢；而在平日里，这些所谓的“爱国团体”又常摇身一变，成了“港独”分裂势力和反华势力的急先锋。

例如2012年8月15日，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入深水区的敏感时刻，所谓“香港保钓运动委员会”成员乘坐渔船“启丰二号”前往钓鱼岛海域登岛。

新闻报道截图

当时的内地民众以为这是一次保家卫国的壮举，纷纷欢欣鼓舞。然而实际上，这些登岛人员的来历颇为复杂，他们登岛绝非出于一腔爱国热忱那么简单。

比如“保钓运动委员会”发起人何俊仁，他是泛民派系的立法会议员、前香港“民主党”主席、原“支联会”秘书，可谓铁杆反华分子，属“祸港四人帮”之一。其因在2014年香港立法会召开会议期间用平板电脑看色情图片而被港媒戏称为“AV仁”，同时他也是另一乱港分子黎智英的担保人。2019年8月21日，新华社曾刊发《请看投机政客何俊仁的真面目》一文，揭露其嘴脸。

参与登岛活动的其他人员，如曾健成，别名阿牛，“社民连”成员，原为地盘判头（工地承包商），也是激进派民运人士，因常与其党友、绰号“长毛”的梁国雄一起抬棺参与示威游行而在香港知名。

比如古思尧，也是“社民连”成员，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抵达香港时，曾试图用灭火器熄灭奥运火炬，更曾在香港中联办门外焚烧中国国旗。

再就是鼎鼎有名的“长毛”梁国雄，一直是泛民派系的急先锋。此人曾是足球节目主持，组织过2010年香港的“7.15大游行”；其五度当选香港立法会议员，并在任职期间常借“拉布战”影响立法会正常运作，在第五次当选后因宣誓无效丧失议员资格。他虽没有直接参与登岛，却是所谓“香港保钓运动委员会”的发起人之一。

当时其他参与登岛闹剧的人员，如陈裕南、王化民等人，也大多是“港独”分子或泛民派极端分子。

早不爱国，晚不爱国，平时反华，敏感时刻亲华——这“亲华”，可信度有几分？

此处值得一提的是，在反中乱港阵营涉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人名单中，就有梁国雄的名字；何俊仁、古思尧等人如今也与监狱有“不解之缘”。

具体到歌神等一些香港艺人面临的舆论风波，要说没有此类人借着香港回归25周年纪念的时间节点出来煽风点火，搬弄是非，用扩大化事态来激起民众的反感，打着红旗反红旗，我是一万个不信——当然，其中也不排除“1450”以及恰流量饭的营销号的身影。

用“反装忠”来围攻真爱国，大奸似忠这种戏码，中国历史上实在是见得多了。而且此类奸佞之辈平日里的言行举止做派，往往比真正的忠勇之辈还要逼真，因为这种伪装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本钱。

结语

香港社会的爱国教育难以朝夕速成，所以如今确实仍存在“反装忠”隐藏在群众中的可能，对此我们需要警惕。

在此之外，我们也要尽量避开一些极端风气，避免成为一些居心叵测之人围攻真正爱国力量的工具人。爱国没错，但需理智，这样中国社会的巨轮才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