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桃花扇》，叹尽南明史

作者：刘瀛璐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2年8月下，原标题为《一出<桃花扇>，叹尽南明史孔尚任与他的“非虚构”传奇》，有删节

康熙二十九年（1690），北京宣武门外海波巷住着一位人物——时任国子监博士孔尚任。从三年治河生涯上退下来后，他就住进了这座由清初文学理论家王士祯题名的“岸堂”里，除了往返国子监工作两点一线外，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太平院（梨园）。

孔尚任看戏，多半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打磨自己的戏剧功力。当他发现南雅小班因为没演《招魂》一折而让《楚辞谱》的效果大打折扣时，便立定决心，要写一部能够“列之案头，歌之场上，可感可兴，令人击节叹赏”的双响杰作。

十年后（1700）的正月初七，红日映雪，气氛正好，52岁的孔尚任邀上十八友人齐聚岸堂，见证《桃花扇》首演。尽管他自谦“江郎才尽”，但仍难掩春风得意，似乎预见到这是一部将取得巨大成功的作品。果不其然，之后两月间，这把“桃花扇”在京城掀起了风潮，成为舞台上的热门剧目；故事本身也收获了“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洪词”——可与洪昇《长生殿》争辉的高度评价。

就在孔尚任自以为当年“叫好又叫座”的理想已经照进现实时，不到半月间官职先升后贬就给了他迎头一击。让人不禁疑问，这究竟是怎样一出戏，能让孔尚任的人生在高光即落幕，又为其赢得了“南洪北孔”的大家地位？

一出《桃花扇》，叹尽南明史

昆曲《1699·桃花扇》剧照，为“入道”一出。该剧由田沁鑫执导，将原著中的 44 出戏删减成 6 出搬上舞台，并忠于原作演绎了两位主人公侯方域（左）与李香君（右）双双入道的结局

“圣裔”的灵感

1644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不平静的年份。这一年，是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也是“闪现”的大顺政权永昌元年。山河动荡，人心惶惶。随着崇祯自缢，大明曲终，清王朝宣告胜利，南渡的弘光朝匆忙占下一隅，但已是疾在骨髓，无力回天。看似大局已定的4年后，也就是清顺治五年（1648），孔尚任在山东曲阜出生了。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清初诗人、戏曲家

清康熙十七年（1678），孔尚任30岁，去济南参加乡试，但考运不济，悻悻而归。在来年再战和退隐自修中间，他选择了后者。这可能与清兵入关后，各地持续的反清斗争大环境不无关系，但另一方面，围绕在孔尚任耳边的声音，不止有反清。孔尚任的族兄孔尚则，崇祯年间曾任洛阳知县，对福王朱由崧的劣迹早有批判。入清之后，孔尚则隐居在曲阜，恰巧孔尚任的内兄秦光仪在其府上流连，将他从孔尚则处听来的诸多南明遗事讲给孔尚任听。正是此时，孔尚任第一次接触到复社文人侯方域和歌妓李香君的故事。在《桃花扇·本末》中他自述：“族兄方训公（孔尚则），崇祯末为南部曹；予舅翁秦光仪先生，其姻娅也。避乱依之，羁栖三载，得弘光遗事甚悉；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盖实录也。”本就有意隐居的孔尚任，此时又得到了一个绝佳的传奇题材，康熙十七年前后，就在曲阜东北的石门山安定下来读书著作了。只不过入山的第四年，禁不住功名诱惑的他变卖田地，给自己捐了一个国子监生，并跟友人自嘲道“倒行逆施，不足为外人道”。出世的渴望和“不仕清”的道德压力让他很是拧巴，而这个细节在他的《桃花扇》里也得到了呼应。

选题是有了，用什么体裁呢？论诗歌，受过四氏学宫专业教育的孔尚任理应游刃有余，但诗歌显然不长于叙事；论小说，孔尚任也并没有过多偏见，反而认为“古今风尚，各擅一代，如清谈著于晋，小说著于唐，虽稗野之语，多有稗于正史。”（《在园杂志序》）但最终，他决定用戏剧来包装这个故事。据徐振贵在《孔尚任评传》中分析，这与孔府自来对戏剧的爱好和重视是分不开的。据说孔府内设有司乐厅，专门负责保管乐器舞具，管理训练乐舞生。为了便于观看戏剧演出，还配备了家庭戏班，从顺治十七年到民国初年，累计有30余个戏班。昆曲也是在明万历年间便传入曲阜，占据着孔府内戏台的主流。两相浸染，一部《桃花扇》就在孔尚任的脑海中初具轮廓。

江苏省泰州市凤城河桃园景区内的陈庵，因孔尚任曾在治理水患期间居住在此而知名

桃花扇底系南朝

那么，这部“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桃花扇》究竟讲了怎样一个故事？作者本人总结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一生即侯方域，一旦即李香君。

《桃花扇》的故事设定发生在明崇祯十六年（1643）到清顺治二年（1645），一次影响深远的朝代更替期间。在明亡后的南明弘光朝中，以侯方域为代表的复社成员和以阮大铖为代表的阉党相持对立，阮大铖想笼络侯方域，便从其私事上突破，请杨龙友为侯备下“梳拢”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礼金。不成想李香君原则分明，将钱物悉数退回，概不受阮大铖一分一毫。后世态惊变，侯方域与李香君离散，李香君被新贵田仰看中，欲胁迫其做妾。李香君誓死不从，撞头明志，血洒与侯方域定情诗扇。后李香君义母李贞丽代其出嫁，压下了风波。杨龙友赶来救场时，顺势将折扇上的血点画作桃花。后来清兵南下，南明灭亡。侯李在栖霞山重逢，受张瑶星点化，双双入道。

李香君小像，陈清远绘。李香君作为“秦淮八艳”之一，侯方域为其撰有《李姬传》，而《桃花扇》更是将她的忠烈形象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孔尚任的创作野心没有停留在侯李爱情线之上，勾出桃花扇底的南朝兴亡事才是他的终极理想。历史一线上，从崇祯末年的忠奸斗争、弘光朝建立后的昏君亡政，再到四镇不合、忠臣退场，最终推导出南明灭亡的终局。全本44出剧目，有40出都涉及南朝兴废的原因和历史经过，男女主角的戏份与多位出场人物不相上下，与其说是“一生一旦”的离合故事，不如说是群像支撑起的南明记忆。孔尚任通过两种努力，实现了与听者、观者的共情：一为历史真实，一为艺术真实。

所谓历史真实，在今天看来，更像是“非虚构”写作。在正式刊印的稿本前，孔尚任严谨罗列了其征引过的一百余种史料，即便是儿女私情，也非凭空杜撰。如在第一出《听稗》中，吴应箕、陈贞慧等复社公子一登场，就提到阮大铖在南京蓄养声妓，交结朝绅，于是他们作了一篇《留都防乱揭帖》，声讨其罪。这个细节在《清史稿》中亦有记载：“方域既负才无所试，一放意声伎，流连秦淮间。阉党阮大铖时亦屏居金陵，谋复用。诸名士共檄大铖罪，作《留都防乱揭》，宜兴陈贞慧、贵池吴应箕二人主之。”侯方域所写的《李姬传》也成为李香君形象塑造的最佳蓝本。对“有名三忠”史可法、左良玉、黄得功三人的是非功过，也是“事必证实，语必有据，而且用笔极有分寸”。如黄得功拼死护卫弘光的《劫宝》一出，就与《明史》所记大体相同。孔尚任以作史的笔法编剧，虚实之间留有余地过渡，这才能在之后达到深入人心的效果。反之，如果“满纸荒唐言”，怕是有心一看的遗民们也会被劝退。

所谓艺术真实，则是要归功于孔尚任对诸多人物的立体塑造上。孔尚任推崇明鉴、平衡之法，将剧中30个姓名人物分成了3部，以“色”“气”“星”定性。“色”即色相，包含了妓女、公子、三教九流，用以演绎世事离合；正、间、合、润分别代表了角色主导、离间、撮合、修饰等职能。“气”即气数，包含了帝王、文臣、武将等人物，用以推导国运兴亡；中、戾、余、煞分别代表了角色忠义、暴戾、无用、恶煞等人格。“星”即星宿，包含了老赞礼和张道士，“赞礼串联离合场景，道士总结兴亡之案”，是打通阅读、“总揽经纬”的关键人物。

借个体离合悲欢演绎历史兴衰，孔尚任并非开先河者，白朴《梧桐雨》、马致远《汉宫秋》，乃至洪昇《长生殿》皆有暗合。但直至《桃花扇》，才将其推上一个更加宏大的高度。是阮大铖的奸、侯方域的怯、弘光帝的昏、史可法的忠，直至李香君的烈，共同将南明山河破碎之感推至顶点，从而在观者心中激荡起“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无限唏嘘。

从案头走向舞台

回到《桃花扇》首演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月，元宵节这天，此剧又被搬演到了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柟的府中，邀请了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天馥的家班“金斗班”排演。“名噪时流，唱《题画》一折，尤得神解也。”从此，“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孔尚任自述演出效果：“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炧酒阑，唏嘘而散。”据说扬州上演《桃花扇》全本时，有一个盐商曾花了16万两银子置办服装道具。这样的市场反馈，让孔尚任颇为欣慰。

《桃花扇》之“却奁”，现代，戴敦邦，国画

将时间跨度拉长了来看，尽管《桃花扇》的文学流行程度常被后人认为超过舞台脚本，但其能在舞台上取得如此成功，必定是有相当竞争力的。作为非专业音律人，孔尚任曾因“有佳词而无佳调”被诟病。事实上，情节立意之外，孔尚任创作之余颇为舞台效果所考虑。

在全剧曲律的使用上，《桃花扇》以婉转南曲为主，但逢描写兴亡之处或人物壮怀激烈之时，则多用遒劲北曲，或南北合套。如《寄扇》一出，虽讲的是男女情深，但扇上桃花乃因李香君血溅而成，托寄了其贞烈抉择，为此作者使用了激昂慷慨的北曲双调。此外，在曲律上，孔尚任还坚持“曲名不取新奇”的原则，多袭用熟套。这样做便于伶者演唱，也容易被观众接受。难得的是，孔尚任虽用旧律，却多配以新词，“旧瓶装新酒”似的编排在戏剧场上反响颇佳。

孔尚任也非常重视声韵的运用，在《凡例》中说：“词曲入宫调，叶平仄，全以词意明亮为主。每见南曲艰涩扭挪，令人不解，虽强合丝竹，止可作工尺字谱，何以谓之填词耶。”也就是说，孔尚任选字入曲，遵循的是“叶平仄、词意明亮”的原则。《桃花扇》文词优越，素有“以词入曲”的说法。但词、曲的押韵方式却截然不同，戏曲的押韵要求更加精确，韵脚的合适与否也更见作者功力。以李香君退阮大铖礼金的《却奁》一出为例，各曲牌末韵字为“帐、榜、尝、藏、望、忙、香、洋、娘”，用的是江阳韵。江阳韵为重鼻音，适合抒发爽朗、豪放的气派。这一韵脚的选择，与情节设定相得益彰。这也是《桃花扇》的长处，即在不背事理的前提下，为表演效果考虑，选择应景韵脚。这才使得《桃花扇》能够呈现“豪迈、沉郁、旷达、调谐、淡逸、绮艳、空灵、悲怆”的丰富曲词之美。梁启超在《饮冰室丛话》中就写过：“《桃花扇》沉痛之调，以《哭主》《沉江》两出为最……此数折者，余每一读之，辄觉酸泪盈盈，承睫而欲下。”

《桃花扇》之“传歌”，现代，戴敦邦，国画。这一出演绎了苏昆生教李香君唱《牡丹亭》中《皂罗袍》一曲的情节，可谓是戏中有戏、曲中套曲，也从侧面反映出此曲的深入人心

《桃花扇》一经上演，收获了大量文人点评。如肯定其文学价值的“新词不让《长生殿》，幽韵全分玉茗堂（指汤显祖）”；肯定其历史价值的“作史传观可，作内典观亦可”“谱成抵得南朝史”。但在当时，真正影响其艺术生命的，并非上面提到的优劣。这个初春，《桃花扇》红遍京城，孔尚任也因“恪勤奉职”被晋升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双喜临门。

然而，孔尚任才就任不到半月，贬官的消息就毫无征兆地来了。

难以超越的悲剧美

《桃花扇》的成功惊动了宫禁，康熙帝遣内侍索观稿本。

事关南明这种“近代史”，清帝到底如何看待《桃花扇》呢？据清末戏曲理论家吴梅在《顾曲麈谈》中记载：“圣祖最喜此曲，内廷宴集，非此曲不奏……每至《设朝》《选优》诸折，辄皱眉顿足曰：‘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往往为之罢酒。”可见康熙是将此剧作为反面教材，来告诫当朝勿蹈南明覆辙。

《桃花扇》之“守楼”，现代，戴敦邦，国画

孔尚任初衷亦如此。他曾明确提出作《桃花扇》这一出传奇是以站在兴朝的角度看整个南明王朝究竟是隳败消歇于何处，从而惩创今日之人心，起到教化之作用，并最终达到“警世易俗，赞圣道而辅王化”的功用。尽管通篇书写南明故事，但并未忘记“赞圣道”。第一出《先声》中，就借老赞礼之口，将康熙帝比为“尧舜临轩，禹皋在位”，并称赞此时是“处处四民安乐，年年五谷丰登”的盛世，列出了12种祥瑞。但看起来这并未取悦清圣祖，毕竟，《桃花扇》不仅有南明没落的前车之鉴，还不合时宜地赞誉了史可法之类抵抗之功。在好友的提点下，孔尚任才看清上意，黯然离京返回曲阜。而随着他的罢官，《桃花扇》的热度也逐渐褪去。

顾彩曾在1706年改编《南桃花扇》，将结局改为侯李团圆，两相比较，更显孔版余韵悠长。乾隆末年“四大徽班”进京，嘉庆年间将《桃花扇》搬上舞台，但后期随着花部戏曲兴起并逐渐取代昆曲而占据主导地位，即便是上演，其被关注的也是曲作所表现“离合之情”的部分。光绪三十四年（1908）怡庵主人张氏所编《六也曲谱》，为习曲者提供传习之范本，也收录的是《访翠》《寄扇》《题画》等表现侯李感情的剧目，此后便难见《桃花扇》全本戏演出。

作为经典剧目，至近现代，《桃花扇》不断被改换形式，搬上舞台、银幕。20世纪初，近代戏剧改革先驱汪笑侬率先将《桃花扇》改编为京剧，此后越剧、闽剧、黄梅戏、话剧等版本悉数登场。抗日战争爆发后，由欧阳予倩改编的《桃花扇》大受欢迎。欧阳予倩将侯李入道结局改写，结合侯方域真实人生，让他参与了清朝科举，将其软弱妥协与李香君的大义凛然作强烈对比。以此为基础，1963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桃花扇》电影，剧末当侯方域一身清装出现时，更加重了李香君身上的悲情色彩。

昆曲《1699·桃花扇》剧照，“沉江”一出，演绎了史可法（中）因寡不敌众，于扬州沦陷后，在对家国将破的绝望中沉江殉国的情节

《藤花亭曲话》曾赞《桃花扇》：“写南朝人物，字字绘声绘色；至文词之妙，其艳处似临风桃蕊，其哀处似着雨梨花，固是一时杰构。”其中的许多文词都对后世影响至深。对于孔尚任的宏大笔力，王国维的评价最为恰当：“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

《桃花扇》写就后，一直以抄本流传，孔尚任“归家清贫甚”，根本无力将其刊刻。好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诗人佟鋐出游山东时，经过曲阜，特地拜访孔尚任，索借《桃花扇》抄本阅读。深觉不虚此行后，佟鋐“倾囊五十金，付之梓人”，《桃花扇》介安堂刻本得以问世。这让孔尚任以离合之情所写的那些兴亡旧事，终于不再只是“付与风月闲谈”了。

（参考资料：徐振贵《孔尚任评传》，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翁敏华《桃花扇选评》，《〈桃花扇〉中的南明书写》，《孔尚任和〈桃花扇〉新论》等）

END

作者 | 刘瀛璐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2年8月下，原标题为《一出<桃花扇>，叹尽南明史孔尚任与他的“非虚构”传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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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桃花扇》， 叹尽南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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