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成三 (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名誉教授)
大平正芳,是中国人所熟知的日本政治家。2018年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有十个外国友人被授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大平是两位日本人获奖者之一,也是唯一获奖的日本政治家。
大平喜欢中国古典,属于“战争体验者”,对中国有一种“负疚意识”,这是他“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背景。
大平作为政治家才智过人、功勋卓著,但是作为大平政权,却深陷党内派系斗争的泥潭,以致本人不幸成为牺牲品,令人不胜唏嘘。
一、 “三角大福”中最后登上相位,不幸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大平正芳(1910-1980年),出生于香川县三丰郡和田村(现属观音寺市),香川县旧称“赞岐国”,论面积在日本43个县中排名最后。
大平的家乡“有山有水好风光”,大平在《我的履历书》中描述家乡时称,“向南仰望阿赞的山峦,向西俯视燧滩的银波”。大平当上首相后,提出“田园都市构想”,据说其灵感就来自家乡的“田园风光”。
大平“生为西赞(香川县西部)中农的二男”,靠父亲的高瞻远瞩与哥哥的宽宏大量破例迈进了中学的大门。父亲认为“家里没有什么财产分给老二、老三的,至少应该让他们多念点书”;年长一岁的哥哥看到二弟成绩优异,愿意支持二弟继续读书。
大平的求学之路一波三折,依靠亲戚的帮助和奖学金,读到东京商科大学(现国立一桥大学)。毕业前夕,时任大藏次官的同乡津岛寿一拍板,大平顺利进入大藏省。
日本投降前夕,津岛升任藏相,起用大平担任大臣秘书。时间虽短,大平得以见证军部的飞扬跋扈,他曾私下对人说:“军部如此独断专行,倘若获胜,也许世道会变得更加可怕”。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当时许多日本人痛哭流涕,大平“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反而沉浸在该来的终于来了的安心感中”(《我的履历书》)。
战后大平又遇见一个“贵人”–大藏官僚池田勇人,大平与池田结缘,影响了大平的人生。曾是大平“上司”的池田,,1949年出任藏相,大平当上藏相秘书,成为池田的得力助手。
1952年在池田的劝诱下,大平辞官从政,竞选众议院议员一举成功。后来池田创立自己的派系“宏池会”,大平自然成为重要成员。
1960年7月,池田接替岸信介登上首相宝座,大平被任命为内阁“大管家”官房长官。池田上台后断然“拨乱反正”,在经济上推进“收入倍增计划”,在政治上实行“宽容与忍耐”“低姿态”。
其中后者就是池田的幕僚大平与宫泽喜一出的主意,大平本人作为官房长官更是以“低姿态”而闻名。据说岸信介曾发感慨说:“我派如有大平那样的人,岸内阁一定可以再延续两三年”。
大平从政以后,一路顺风,历任内阁官房长官、藏相、通产相、外相和自民党政调会长。1970年大平60岁时,写了一篇题为“还历与自诲”的随笔,他回顾自己60年生涯说:“既没有飞黄腾达,也没有惨痛的失败”“有幸没有遇到大风浪”。
1971年,大平接替前尾繁三,被推举为“宏池会”第三代掌门人,“冲刺”自民党总裁和相位成了义不容辞的使命。1972年9月,大平作为派系领袖首次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形成“三角大福”(三木、田中、大平、福田)鼎力的格局。
在第一轮投票中,大平得票数排名第三,少于田中与福田,领先于三木。在田中与福田的“决胜”投票中,田中、大平、三木联手获胜。田中政权诞生后,大平作为其顶梁柱,先后担任外相和藏相。
1974年12月田中因搞“金权政治”下台,大平与福田争夺总裁椅子,互不相让,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一个“椎名裁定”让三木登上了总裁和首相宝座。
三木内阁末期,福田与大平联手把三木趕下台,随后产生的福田政权,被称为“福(福田)大(大平)体制”:福田当首相“管政”,大平当干事长“管党”。
大平与福田有个“密约”:福田先上台,两年后让位给大平。结果福田爽约,以“全世界都需要福田”的自信,谋求连任。大平与田中再次联手,福田留下一句 “老天也有说走嘴的时候”的慨叹,黯然下台。
1978年12月,大平终于当上自民党总裁和日本第68任首相。大平在漫长的“蛰伏”过程中思索治国方略,上任伊始提出种种“政策构想”,包括“田园都市构想”“多元化社会”“文化时代”“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综合安全保障”等。
但是,以往总裁选举中留下的“新仇旧恨”在暗中发酵,以大平派、田中派为中心的“主流派”与以福田派、三木派为中心的“反主流派”之间冲突不断,自民党内的死斗甚至使社会党提出“内阁不信任案”得以通过。
为摆脱腹背受敌的困境,大平使出最后一招:利用首相的“专权”宣布解散众议院,众参两院同时选举。
选举拉开帷幕当天,大平身先士卒,走上街头发表演说,结果累倒紧急住院。
内政外交的繁忙日程与国内政局带来的心劳,把大平搞得疲惫不堪,加上70岁的高龄,身体已经超过极限。
1980年6月12日,大平因心肌梗塞引起心力衰竭去世,享年70岁。
大平的猝死救了自民党:“反主流派”偃旗息鼓,两派恶斗变成“举党一致”,选举成为“吊唁选举”,自民党获得大量被称为“香典票”的“同情票”。选举结果是自民党大获全胜,在众参两院获得了远远超过稳定多数的议席。
7月9日,日本内阁与自民党在日本武道馆举行联合葬礼,包括108个国家、两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在内,共有六千人参加,在馆外有近四千名普通市民排起长队。在此之前,大平的家乡在香川县观音寺市民会馆举行了“联合葬礼”,有四千三百人参加。
二、 喜欢中国古典的“知性派政治家”
大平谦逊憨厚,表面“木讷”,绰号“钝牛”。因是香川出身,被称为“赞岐钝牛”或“香川钝牛”,其实他是“战后政界屈指可数的知性派政治家”。
大平的知性源自博览群书,读书是大平最大的爱好,从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宗教到历史、小说,其阅读范围极广。大平在《我的履历书》中说,“我不管有多忙,每周都去一两次近处的书店,大多数情况下,都要买两三本新出版的书”。
大平喜欢中国的古典,认为中国的古典“有一种感人肺腑的力量”。他在青年时代就爱读《老子》《史记》《十八史略》等中国古典,深受老庄哲学的影响。
大平对老子的“不论人非、不记人过、不忘人恩”的教诲身体力行,他在任职大藏省时,被同僚称为是个“不炫耀、不抱怨、不说人坏话”的人。大平的女婿的森田说大平“从未对人大喊大叫过”,称大平的人格魅力近于神。
大平对于中国的古典诗词造诣很深,在文章和讲话里引用自如,在谈到如何应对政界的风云变幻、“与狼共舞”的态度时,随口说出“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的诗句。
大平的盟友田中评价大平时说,“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宗教家和哲学家。
大平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讲话时经常引用圣经。由于接连经历疾病和父亲去世,大平求助基督教的精神支持,不到20岁时接受了洗礼。在日本的前首相中,基督教徒并不罕见,但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被认为只有片山哲与大平。
大平与美国前总统卡特很合得来,据说这与海军军校出身的卡特也是个“虔诚的的基督教徒”有关。大平去世后,卡特特意赶到东京参加了大平的葬礼。
说大平是个“哲学家”也非虚言。大平善于思索、思想深刻,曾经发明过一个名为“椭圆哲学”的理论。
这个理论说的是:正圆形只有一个中心,椭圆形则有两个中心,只有使二者处于紧张而平衡的状态时,事情才能顺利进行。
“椭圆哲学”用于国内政治以及国际政治,就是立场不同的人时而对立、时而相向而行,“在适度的紧张感中并存,结果会像椭圆那样取得和谐”。大平的“椭圆哲学”包含辩证法与调和中庸的色彩,反映了他主张宽容的为人处世原则。
大平终生不失对学问和人类知性活动的敬畏之心。他上台伊始就网罗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及其他有识之士,成立了九个“政策研究会”。大平内阁的这些“政策研究会”对于后来的政权也有很大影响。
据大平的秘书森田一回忆,中曾根当上首相后的第二天,就把森田叫到官邸,表示要“利用”大平智囊团提出的“报告书”。民主党出身的前首相野田佳彦,上台前夕也曾秘密拜访过森田,请教有关“政策研究会”的经验。
大平就任首相之前,曾经勾画过关于将来的“理想”:“放弃从政,另走自己喜欢的路。”
他所说的“自己喜欢的路”,是指办一家由一批彼此情投意合的学者和新闻界人士组成的研究所,研究思想及社会、外交、历史问题,过一种“半学究生活”。他向往与“年轻后生们商量问题”“适当地出个主意”。
大平的这些“理想”,8年后被就任“世界和平研究所”会长的中曾根康弘实现了。中曾根曾经当过三届首相,活了101岁。
大平的遭遇令人感慨唏嘘,同时也告诉人们“人生七十”与“人生百年”的不同。
三、 战前就是“中国通”,战后四次出任外相促进中日交流
大平与中国的“缘分”很深,战前就与中国“结缘”。1939年6月到1940年10月,大平受日本大藏省派遣,到中国张家口担任“驻蒙疆联络部”经济课长。
“驻蒙疆联络部”是近卫文麿内阁于1938年底设立的“兴亚院”的分支机构。日本设立“兴亚院”的目的,是适应“日中战争”的全面爆发,“统一指导对华政策”,本部设在东京,在北京、上海、张家口、厦门设有联络部,各处都有大藏省的官员任职。
大平在张家口常驻期间,实际接触到了中国的经济、社会、风土人情及国民性,变成一个“中国通”,同时也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回国后,在“兴亚院”东京本部经济部负责编制对华投资计划并监督实施,频繁出差到中国大陆。
大平从政后,多次入阁出任大臣,其中出任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是外务大臣(外相)。包括第二、第三次池田内阁、第一、第二次田中内阁,大平先后四次出任外相,时间长达4年余,创下当时最长的记录。
对于中国人来说,大平作为外相随田中首相访华,印象最为深刻。其实,大平在池田内阁任外相期间(1962年7月~1964年7月),也在促进中日交流、特别是发展中日经济关系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
岸信介政权后期,发生了日本右翼侮辱中国国旗的“长崎国旗事件” (1958年5月),致使中日第四次贸易协定无法实施,中日民间交流一度中断。
大平从池田内阁的官房长官转任外相后,便把恢复中日民间交流作为“现实的重大课题”,在美国主导的“遏制中国”政策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开启了中日“备忘录贸易”,实现了互设贸易联络事务所和交换新闻记者,为后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田中内阁一成立,大平便被任命为外相,当时大平派内有人“从将来竞选总裁考虑”,建议大平担任党的干事长。大平则认为,比起个人前途来,更应全力支持田中、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
1972年7月,田中刚刚就任首相,周恩来总理便邀请田中9月访华。据说当时田中没有立即答应,担心“谈判不成功就要下台”,大平说服田中,表示“我一定让它成功”。
1972年9月,田中首相率领大平外相和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等人访问中国,签署了《日中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大平又以外相身份发表谈话,宣布“随着日中邦交的恢复,‘日华(台)条约’自然失效”。
了解内幕的人知道,大平是中日建交从始至终的推动者,在建交谈判中实为日方的“操盘手”。
1974年1月,大平外相再次访问中国,签订了“日中贸易协定”,并参加了“日中航空协定”谈判。
据大平的首席秘书、曾陪同田中、大平访华的森田一回忆,田中与大平两人都致力于日中邦交正常化,但是两人的“出发点”有所不同:田中主要为了获得三木的支持,实现田中、大平、三木联手,进而争取中曾根,以赢得总裁选举;大平则很早就认识到了恢复日中邦交的重要性,属于实现自己的“夙愿”。
四、 真心支持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总理赴日参加大平葬礼
2018年12月,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宣布授予10位外国友人以“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其中包括两位日本人: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与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
当时宣读“友谊奖章”获得者名单时,是这样介绍大平的:“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我国改革开放的日本政治家”。
大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支持,主要表现在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日元贷款”)。
1979年12月,大平作为日本首相首次访华,宣布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并签署了“日中文化交流协定”。
据大平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曾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加藤紘一回忆,大平决定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是有背景和“大战略”的。
其背景就是,尽管日本“在第二次大战中大肆蹂躏(中国)领土,却没有对华赔偿”,大平的秘书森田直言称大平有一种“赎罪意识”。
大平的“大战略”,则是“希望利用经济合作”,使中国“更加重视市场经济,成为能与国际社会及日本采取共同步调的国家”。
大平访华期间发表演说,称赞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表示日本将积极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大平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可以让中国“通向国际协调”,而“一个富裕的中国的出现有助于实现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日本“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不仅有“日本独自的考虑”,同时也“反映了世界的期待”。
“日元贷款”,是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的中心。在1980年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日元贷款”在中国所使用的外国政府贷款中约占一半。
上世纪90年代初之前,中国的投资环境尚不完善,外国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比较少,当时以“日元贷款”为中心的日本资金弥足珍重。
大平个人对中国还进行了献计献策的“智力支援”。
1978年10月,邓小平为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访日时,大平以自民党干事长身份同邓小平首次会面,在自那以后不长的时间内,两人会谈四次。
在会谈过程中,大平详细介绍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情况,包括战后初期采取的“倾斜生产方式”和大平本人参与的“收入倍增计划”。中日双方的专家都认为,这对邓小平提出“翻两番”以及其他改革开放构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邓小平得知大平逝世后,曾深情地说“大平正芳先生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很好的朋友,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失掉了一位很好的朋友。感到非常惋惜。尽管他去世了,中国人民还是会记住他的名字”。
1979年12月,大平访问了古都西安,他对中国悠久璀璨的文化感到如醉如痴,西安人热情隆重的款待,更使他难以忘怀。大平不胜感慨地说:“这种欢迎场面实在令人吃惊,应该把我的选区移到西安来!”。
不幸的是,时隔半年余,大平突然逝世。
大平逝世当天,华国锋总理即向日本临时代理首相伊东正义发去唁电,对大平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7月8日,华国锋又赶到东京参加大平的葬礼,并到大平家里吊唁。
其实,这是华国锋在一个多月时间里,两度访问日本。同年5月27日到6月1日,华国锋作为中国总理首次正式访问日本,温和谦逊是华国锋与大平的共同特点,两人意气相投,形成了个人间的相互信赖关系。
华国锋第二次访日,还完成了一项意外的使命:在东京与前来参加大平葬礼的美国总统卡特举行了会谈。
这次会谈是中美建交后的首次首脑会谈,可以说是大平在“天国”牵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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