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新四军计划接管上海，中共秘密“地下军”干了多少大事？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

今年胜利日前夕，我们前往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采访，无意中看到一则史实：日本投降前后，中国共产党曾秘密筹建“地下军”，组织工人武装起义，以配合新四军解放、接管上海。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图 |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利用汉奸力量临时管理上海，直到9月上旬，美国运输机把大批国民党部队运到上海，才开始正式接管这座城市。

经多方采访，我们试图还原历史的另一面。

在上海远郊奉贤区北宋村的一条公路边，一座抗日烈士纪念碑下摆放着参观者送来的鲜花，它纪念着上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在这里的英勇战斗。

2022年8月26日，位于上海市奉贤区的抗战时期北宋战斗烈士纪念碑。图｜新华社记者潘旭 摄

1941年至1945年，游击队在奉贤与日伪军作战20余次，击毙、打伤、俘虏、策反日伪军共400余人。游击队近30人光荣牺牲。

“暑假期间，学生来得比较多，都来学习乡亲们在最艰难时期的奋勇反抗。”62岁的纪念碑管理员康福兴是土生土长的北宋村人，他指着西北方向说，黄浦江以东最大的抗日游击战——北宋村突围战就是在不远处的村子里打的，自己家的老宅留有当时的弹孔。

“包括北宋村突围战在内的上海郊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斗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大都市城郊广泛开展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成功典范。”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韩洪泉说。

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85年前。

“八一三”淞沪会战持续3个月后，1937年11月12日，被誉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沦陷了。

根据上海市委党史办1984年10月刊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上海党史大事记》（1937-1945），沦陷后的11月19日，中共上海党组织作出《关于上海陷落后上海党的任务的决议》。

决议提出：“在今后新的环境下，上海党的基本方针应该是继续巩固和发扬群众抗日斗争情绪，发动与组织群众的反日斗争，一直到反日的游击活动。”

彼时，上海党组织力量孱弱。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坚守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在王明“左”倾错误影响、顾顺章叛变和国民党的残酷打压下，几乎毁损殆尽。

根据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在1981年所作的《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情况的回忆》，“到一九三七年冬，上海地下党经中央批准正式成立了江苏省委，直接领导上海、江苏和沪杭线这一带地区地下党的工作。……但当时上海党员很少，各县各乡几乎找不到一个党员，江苏省委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个是动员党员、积极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组织群众，收集武器，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另一个办法是做难民工作。”

韩洪泉说，要知道彼时无论是党组织的发展还是游击队壮大，都面临着极端恶劣的外部环境，“八一三”后上海属于沦陷区，是日伪严密统治的重心，日军在上海以及周边还留有相当的军队，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在上海受降的军队（包括上海周边的军队）就有16万人之多。此外，国民党顽固派力量经常挑起摩擦。

位于嘉定区的外冈抗日游击队纪念馆特意在馆边建造一片“百草园”，种植了芍药等中药材，以纪念游击队的发起者——中医出身的吕炳奎。

2022年8月26日，上海市嘉定区外冈抗日游击队纪念馆旁边的“百草园”。图｜新华社记者潘旭 摄

1938年2月，吕炳奎变卖家产、弃医从戎，率领乡亲成立了民众自卫队，开辟了以外冈为中心的嘉定西乡抗日游击区。

根据吕炳奎生前的回忆：“地处嘉定西乡的外冈区，经常遭到日、伪的下乡扫荡，又因为流氓、土顽武装横行，弄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民众自卫队组织打更放哨、进行冬防，形成了纵横五六里范围的一方块相对安定的地区。”

此后，吕炳奎听说中国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真心救国的，就在暗中积极设法寻找共产党，后与江苏省委取得联系。1938年10月，吕炳奎部队开始在中共领导下抗日，外冈游击队进入了新阶段，并于1939年打赢了日军汽艇伏击战、八字桥战斗等。外冈游击队后被改编为“江抗”（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领导的主力部队之一）三路三支队，吕炳奎任队长。1939年7月，吕炳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吕炳奎的游击队和党组织在互相寻找对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双向奔赴，最终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股抗日力量。”韩洪泉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上海嘉定、青浦、崇明、南汇、奉贤等郊县的抗日武装力量蓬勃地发展起来。

1940年春，汪伪南京政府上台后，日伪调集重兵对上海郊县的各游击区进行大规模“扫荡”行动，各游击区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1941年7月，汪伪政府又开始在长三角地区进行“清乡”行动。

北宋抗日烈士纪念碑旁的陈列室里详细描绘了上海的“清乡”运动：奉贤、南汇和北桥三区被列为上海市第一“清乡”地区，并在四周修筑167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对重要出入通道配置大检问所，次要通道设小检问所，对往来车辆、行人和物资实施检查。同时，日伪从上海和当地抽调汉奸、特务为骨干，组成“清乡”队，恢复保甲制度，清查户口、登记造册、发放“良民证”。

2022年8月26日，上海市奉贤区外冈抗日游击队纪念馆展示的日伪政府印发的良民证。图｜新华社记者吴振东 摄

根据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阮武昌撰写的《新四军反清乡斗争述略》：（日军）日夜追踪我军，大批残杀党员和人民群众，妄图从肉体上消灭抗日力量；还广泛开展宣传活动，进行欺骗、拉拢，妄图从思想上分化、瓦解抗日队伍；再就是在经济上实施严密封锁，妄图从物质上削弱反“清乡”的力量。

1942年7月浙东区委成立后，直接领导了上海郊县尤其是浦东地区的反“清乡”斗争，并派浦东地委军事委员朱亚民坚持和发展抗日斗争。1943年6月，这支队伍已由最初的十来人发展到150余人，并正式改编为浙东三北游击司令部浦东支队。

1944年3月，浦东支队在奉贤县（现奉贤区）北宋村英勇抗击1000多日伪军的围袭，分三路成功突围。北宋村突围战是抗战时期发生在浦江以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游击战，历时3小时之久，毙伤敌军50余人，粉碎了日军以重兵围歼浦东支队的企图。

“枪刺儿实、枪刺儿亮，枪刺儿为何发亮光？一而刺、两面防，游击战争敌后方，游击敌后方。前进刺，杀！前进刺，杀！杀！杀！”北宋抗日历史陈列室内，抗日战歌歌词锐气十足，仿佛让人看到当年村里上阵杀敌的热血男儿。

上海市嘉定区外冈抗日游击队纪念馆展示的游击队曾使用过的武器。图｜新华社记者吴振东 摄

1945年前后，黄浦江两岸坚持斗争的游击武装奉命整编为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二纵队淞沪支队。

“事实上新四军成立后，党中央就多次指示上海地下党发挥大城市优势，从人力、财力、物力各方面支援新四军。”韩洪泉说，以“江抗”部队东进为例，数月间上海爱国青年纷纷加入部队，1939年9月西撤上海时已从最初的10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这支部队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而原游击区又重建出新的游击队。

上海地下党还向新四军输送了大量党员、干部、工人、医生以及印刷、军工、印钞等技术，大力支援敌后根据地建设，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新四军淞沪支队队长朱亚民这个人，值得大写特写。

1943年，盘踞上海的日军在浦东“清乡”，到处张贴布点，悬赏十万军票要买“诸亚民”的首级。这个诸亚民，就是朱亚民。

朱亚民原名朱永林，老家在江苏常州戚墅堰石家桥。1930年，14岁的朱亚民虚报了两岁年龄，到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厂当学徒。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局势日渐不稳，中华书局印刷厂在香港设立分厂，朱亚民去了香港，化名朱复参加工人运动，1938年3月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2月，朱亚民奉命从香港返回上海，潜入浦东开展游击战争。由于“朱复”这个名字影响很大，党组织让他改为“诸亚民”，在游击队张贴的文告上，用的都是这个名字。结果，“诸亚民”又在浦东家喻户晓，日军又恨又怕，遂有10万军票悬赏一事，但他们都不知道朱亚民是个什么模样的人，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原来是干什么的。朱亚民曾亲眼见到过悬赏布告，他表示上面的人像跟他还真有点像。

朱亚民首赴浦东，拿了张报纸作为接头信号，在新闸路上海明星大戏院附近的一家书店与同志接上头，然后走到13号码头（今江边码头），上船过了黄浦江。上岸后他又改乘小火车，到浦东，再换乘小轮船驶往南汇大团镇。大团镇当时是日寇重要据点，他在离大团镇七八里的中心桥上了岸，沿着田埂小路走进一座宅子——张朱家宅，这里正是部队的驻地。而此处往北不远，就驻扎着一支伪军。可见当时浦东形势之复杂。

浦东因地处黄浦江以东而得名，当时共有南汇、奉贤、川沙三县，还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偏僻农村。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后，浦东成为日伪军驻守上海的战略防地，国民党政府军从上海撤退后，又以“别动队”和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名义活动在浦东。据朱亚民回忆，当时各种政治背景的、打着各种旗号的政治势力和武装团伙，也粉墨登场，出现了群雄割据、邪恶忠良、犬牙交错的混乱局面。

浦东平原5000平方公里，虽然没有崇山峻岭，但河网密布、村庄稠密，而敌人兵力不足、驻防分散。这种地理环境，不适合大部队活动，而适合小部队灵活的游击战。朱亚民很快打开了局面，打鬼子、除汉奸、斗顽军、灭土匪，深得浦东人心。

1942年8月，日伪开始对浦东进行大规模“清乡”，为保存力量，朱亚民带队从海上撤离浦东。一个月后，他又率领11名队员潜回浦东，12人全部携带短枪，在柘林涉水上岸，一夜狂奔，抵达目的地。很快，这12人发展成为一支上千人的独立支队――新四军浙东纵队淞沪支队。

这12人中，7人牺牲、3人叛变，只有朱亚民和李阿全活到了新中国成立。

在残酷的战斗中，朱亚民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蔡家桥镇的一次歼灭伪军的战斗中，朱亚民一脚踢开大门，突然听见里面有拉枪机的声音，马上把正在踏进去的脚收回来，身体闪向一旁，左手也随之一摆，让后面的同志躲避。他的手还没缩回来，屋里一梭子子弹已打出来，射穿了他的手臂，鲜血直流，但当时高度紧张，他压根没意识到自己负伤。趁敌人一个点射的间隙，他朝屋里连开几枪，战友们也一齐开火，消灭了敌人。

敌人还多次试图暗杀朱亚民。最惊险的一次，是一个潜伏在游击队中的特务，利用深夜站岗放哨的机会，近距离朝朱亚民开了一枪，子弹从他棉袄的左腋下飞过去了。他奋起一个箭步冲上前，把特务打倒在地。

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敌人脑子中，似乎只要把我搞掉，他们就天下太平无事了，其实他们打错了算盘。‘诸亚民’只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即使我牺牲了，还有诸亚民第二、第三。”

淞沪支队纵横浦东，最经典的一战，是朱家店大捷。

1944年8月21日一早，新四军侦察员得到情报：周浦据点的日军派出近一个小队（47人，装备轻机枪、掷弹筒等），将从周浦进至六灶镇，再转向新场。朱亚民判断：日军极有可能穿过南汇县六灶镇朱家店以南的小路。当时，支队主力正分散在朱家店以南几个村里休整，共有200多人，战斗力较强。朱亚民觉得这是一个痛击日寇的好机会，因为朱家店这个地方既好隐蔽又好出击，是个绝佳的设伏圈，于是他决定抓住机会，在朱家店打一场伏击战。

一方面，朱亚民安排六灶伪镇长拖住日军在镇里吃饭，争取时间，另一方面，抓紧布置伏击圈：一挺机枪封锁石桥，切断日寇退路；两挺机枪埋伏在前，正面打击敌人；还有一挺机枪控制制高点。同时，在敌人进入伏击圈的路边田埂上设置了“土地雷”――把16枚手榴弹，分为4枚一束捆扎好，拉开保险盖，每隔七八米埋一束，用一根50米长的青色麻绳连在一起，由一名战士控制绳头。至中午12时，全部准备妥当。下午一点，大吃大喝完的日军走进了伏击圈。

战斗打响后，日寇狼奔豕突，惨叫连连。一个小时后，战斗结束，新四军共击毙日军34人、汉奸1人，缴获轻机枪2挺、掷弹筒1具、长短枪40多支，子弹400多发，仅有13名日军携6支步枪逃回周浦据点。

朱家店伏击战，是淞沪支队一次消灭日军最多的伏击战，极大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对当地日伪政权震动极大，他们进入浦东以来，从来没有遭到如此大的失败。日伪放弃了不少小的据点，龟缩在大的城镇，轻易不敢出来。新中国成立后，朱家店伏击战，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军事科学院作为步兵战的优秀“进攻战例”写进了教材。

2022年8月26日，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纪念碑，纪念朱家店伏击战。图｜新华社记者潘旭 摄

到1944年下半年，淞沪支队已经基本上控制浦东农村区域，1945年春天，淞沪支队跨过黄浦江，打出了一个连结浦东浦西的抗日游击区，控制了浦东浦西的广大农村。

朱亚民后来被誉为浦东“李向阳”，事实上，他的传奇故事比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更为精彩、更具真实性。

1945年6月，在多个战场上重挫日寇的中国军队乘胜追击，收复大片国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通过夏季攻势，对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包围越来越紧，取得作战中的主动地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7、8月间，日本败局已定，上海街面的人明显多了起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回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日本鬼子吃了大败仗”“新四军先头部队已经打到了郊区”……其中，那些对共产党在领导敌后抗日过程中付出的牺牲有所了解、心怀敬意的人更热切期待：让这座城市快点回到人民的手中。

此时，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张祺在焦急等待上级的指示，以致“憧憬那美好的胜利前景，怎么也睡不着。”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张祺等身处沦陷区的中共党员，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下做了大量准备。

一曰“统一战线”，通过各个系统向上海各阶层人民群众以及伪军伪警做工作，大力宣传国内外胜利形势，进一步激发了人们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二曰“武装斗争”，通过工人运动委员会和近郊区工作委员会两条线，分别在上海市区和郊区组建地下军，通过开展各种斗争活动，为发动上海起义进行充分准备；三曰“党的建设”，即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党的力量，更好地发挥党在迎接抗战胜利各项斗争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到抗战胜利前夕，上海党员人数已从1934年9月底的475人恢复至2850余人。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指出：“须准备于日寇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同一天，中共中央华中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新四军准备包围并占领上海及其他城市，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8月11日，命令终于来了：“华中局已经决定组织上海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成立各阶级民主联合的上海市政府，迎接新四军进占上海！”

8月18日，中共中央华中局给上海市委发出《关于发动群众性的上海起义问题的指示》，要求上海地下党乘敌伪统治基本垮台，国民党力量尚未到达的混乱之际，迅速发动群众做好起义的准备。

19日，中共中央华中局致电上海市委正式下达起义命令，要求上海各工人区用召开群众大会，举行示威游行等方式发动起义，并派干部和部队领导、策应起义工作。中共中央华中局为此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共中央于8月20日批准了华中局的报告，于是，上海起义正式启动。

与此同时，新四军浙东纵队淞沪支队，在淞沪地委书记陈伟达和支队长朱亚民的领导下，在浦东、浦西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寻找战机，收缴敌伪武器，打击不肯投降的日伪军，建立县、区抗日政权，积极为策应和支援上海地下军起义并占领上海作准备。战斗在上海外围、浦东浦西陆续打响，8月20日夜间，朱亚民领兵袭击上海县七宝镇东北一里多地的七号桥伪军李英杰部，当场击毙李英杰，朱亚民在战斗中负伤。

8月22日清晨，沪西工人地下军60余人编成3个战斗突击队，带领地下党发动起来的2000多名各业工人冲进工厂，在“没收汉奸财产”“我们要吃饭”等雷鸣般的口号声中，迅速控制了电话、要道和制高点，并设立了起义指挥部。地下军队员和工人们斗志昂扬又秩序井然，集中在厂内，等待展开进一步的行动。

然而，到了下午4时许，队员和工人等来的是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停止上海起义”“部署退兵行动”的命令。

上海起义缘何“朝令夕改”？党史学者分析，这是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变化、敌我力量对比和工作重心调整作出的正确决策。

当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广大沦陷区坚持斗争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党领导的各地抗日游击队遵照中共中央命令，奋勇进击，准备迅速占领被我包围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正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将西南、西北的军队空运至上海等大城市和战略要地，抢占城市、港口、交通枢纽，甚至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阻挠和限制人民军队进击日伪军，要日伪军队“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

在国民党军队赶不过来受降，而日伪军又拒绝向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投降的情形下，八路军、新四军只能动用武力。譬如1945年12月底，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亲自部署指挥，发动了一次重大战役——高邮战役。

经浴血奋战，12月26日凌晨4时，新四军攻进日军司令部，迫使日军高邮警备大队大队长岩崎大佐率部投降，当天就举行了受降仪式。3天后，粟裕接见缴械的日军军官，岩崎大佐将祖传的紫云刀献给了粟裕，以示敬服。是役歼灭日军1100人，其中俘日军大队长以下官兵891人；歼灭伪军3600余人，其中俘第42师师长以下官兵3493人，缴获各种炮61门，各种枪4308支。

高邮也成为中国军队从日寇手中解放的最后一座县城，这场战役也被称为中国抗日战争中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更有甚者，蒋介石竟指使一些大小汉奸摇身一变为“地下人员”，一大批伪军一夜之间变成国民党的“先遣军”，民族的叛逆、人民的罪人，竟变成了“抗战的功臣”。

在上海，伪上海市市长、大汉奸周佛海竟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市行动总队总指挥，公然率领伪军抗拒新四军接收。另一方面，蒋介石发出邀请，请中共领导人赴重庆谈判。中共中央总揽全局，从全局利益出发，决定终止上海起义，于1945年8月21日中午和午夜连续两次急电华中局。

“从战略层面看，中共中央已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华中、华南人民武装向北转移，以集中力量，巩固华北，力争东北。关于大城市工作，将准备起义、里应外合的行动要求，改变为保存力量、继续贯彻精干隐蔽原则，领导群众更有力地开展民主运动。在战术层面，党内此时已发现上海存在敌我力量悬殊、起义时机不成熟等问题。”韩洪泉说。

张祺回忆，华中局此前之所以督促上海地下党执行起义计划，与听信一则“我党在上海掌握了一个10万群众的团体”的不实汇报有关，而经过严谨调查，单凭淞沪支队、工人地下军和其他方面的少数力量，难以应对起义后要面对的敌人——尚未放下武器的10余万投降日军和大批伪军，以及正在加紧空运抵沪的国民党正规军……

重庆谈判历时43天，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作出必要让步，包括新四军主动撤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等8个解放区。1500人的淞沪支队完成掩护大军北渡的重任后，也要离开他们血战多年的浦东大地了。临行前，有人慷慨陈词，有人失声痛哭，有人痛骂蒋介石。这支部队，后来成为华东野战军陈毅统率下的一支主力纵队，在解放战争中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抗美援朝期间，血战长津湖，后来还作为主力团，打下了一江山岛。

新四军离开了，接踵而来的国民党军队被上海市民称作“摘桃子的人”，他们以胜利者姿态走上了仍张贴着“欢迎新四军”标语的上海街巷。翻阅当时上海、南京等地出版的报纸，种种怪象令人瞠目，不仅“冈村宁次（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仍然在外交部大楼里办公，到处都有日本哨兵站岗，他们受命维持和平保护日侨”；更有“‘军统’、‘中统’、陆军、海军、警察等部门各自为政，互不相让，对于同一接收对象，‘一接再接，甚至三接四接’的现象到处发生。”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合法”接收部门达到89个，此外还有更多打着国民党幌子招摇撞骗的“接收部门”。

当接收变成“劫收”，上海百姓的生活仍是水深火热。工厂停工，工人没有收入，却还要面对层层盘剥勒索；各大歌舞厅灯火辉煌，国民党官员整日花天酒地；伪币按照200比1的比例兑换法币，市民手里的钞票一夜之间变为废纸，歌谣唱道：“这年头，怎么得了，五块钱的钞票满地抛……买东西，没人要，商店的老板瞧也不瞧，挑担的小贩皱眉毛……”

对此，1945年9月27日的《大公报》给出极为中肯的结论：“在南京和上海，（国民党）政府只用了短短20天就失去了民心。”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上海起义的中止，却让中国共产党人把身子俯得更低，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对独裁和内战的和平民主运动之中。短短几年间，沪东以平凉村为中心，建立了以机器工人为主的，五万人参加的工会联合组织；沪西以平民村为中心，建立了纱厂、铁厂等三十五家工厂的工会联合办事处，工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组织起来了。

而那场因故中止的起义，让上海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经受了一次深刻的锻炼和教育。在此后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党的力量继续巩固和发展，成为人民民主运动大发展和上海解放斗争中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倒英雄的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之树即便在恶劣环境下依然可以向上生长！

4年之后，解放上海的战役终于打响。这又是一次“里应外合”之战——城外，解放军浴血苦战；城内，工人护厂，学生护校，无畏生死。

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清晨，蒙蒙细雨中，疲惫至极的战士和衣抱枪，睡卧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两侧。见此情景的上海市民发出感慨：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您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