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我们用7000字的篇幅，梳理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如何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大工具、利用评级垄断、通过巴黎俱乐部的债务手段把经济霸权渗透到发展中国家的。
大家说意犹未尽，那今天我们继续往纵深发展，来看看这场博弈的全景画面。
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先来回答大家提的一个问题，说经济表现不佳的俄罗斯为什么会在巴黎俱乐部里？
当然不是，感情这种东西在西方政治的丛林逻辑里从来就是一种“非专业”名词，但凡说出口都会让人笑掉裤子拉链的。
真正让它们吸纳俄罗斯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苏联解体的时候，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在全世界——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债权。
冷战期间，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展开毫不逊色于马歇尔计划的大规模外援，其中大部分是无偿援助，还有占比不大但数量不小的援助性贷款。
苏联解体之后，这部分援助性贷款的债权对于垂涎这块全球版图快半个世纪的西方来讲，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而遭受休克疗法重创的俄罗斯也想借助西方的力量来“保护”这些债权“顺利履约”，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1997年9月，在正式成为G7第八个成员国之后的第三个月，俄罗斯加入了巴黎俱乐部，算是挤入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阵营。
《纽约时报》1997年9月17日报道俄罗斯加入巴俱
苏联人民世代心血，就这样被扔在第58版小角落
同样的道理，韩国于2016年接受邀请加入巴黎俱乐部也是因为当时手上握有大量国际债权（有些报告说有6650亿美元，目前无法查证，但千亿量级是有的），巴黎俱乐部一看这又是一个不小的力量，于是又找韩国说加入有利于用“集体的力量”保护债权，双方又是一拍即合，迅速走完流程。
比如坐视自家金融集团从国际债务入手发动暴力掠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趁机逼迫开放外资抄底主要财团、迫使韩国最后连老百姓家里的一点点金子都不得不拿来救急等等，双方也就心照不宣、相逢一下泯恩仇了。
从这上面两个事例我们就能看出，如果要用一种角色来表示巴黎俱乐部，那它绝对不是乐善好施的“圣母”，更不是扶危济困的“骑士”，而只能是一个精于计算、利益至上的财主。
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也就能明白为什么这些年美国也好、法国也好、IMF也好，都不断地“强烈建议”和“敦促”中国加入巴黎俱乐部。
事实上，从2008年次贷危机重创了西方强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之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就急于寻找能帮助它们巩固全球金融体系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延续其全球经济控制、维持其全球经济霸权。
一旦成功说服中国在不大动其规则的情况下加入，西方国家将毕其功于一役，实现长期以来最梦寐以求的局面：
届时不但巴黎俱乐部所持有的债权猛增，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后任何新兴市场国家都不可能在金融实力上再与之相抗衡，全球经济也因此必将长期被纳入旧轨道——
即便这个轨道的规则会因为中国的加入而做出某些调整，但其渗透-控制-转移剩余价值的底层逻辑恐怕很难动摇。
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真的在不完全改变规则的情况下加入这个体系，到时全世界将是什么画面？
第一步，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其他融资渠道，为求发展只能同意放开市场和取消管制，这些国家有价值的行业和企业都将被“我们”这些国家鲸吞，所有剩余价值都将被“我们”掠走，最多留下点残羹剩饭给“他们”吃；
第二步，“我们”内部再划分势力范围、“排座位、分蛋糕”，从此过上少劳而获、甚至不劳而获也能富足的生活；
第三步，如果发展中国家政府敢反抗这种秩序，“我们”轻则从内部推翻、重则从外部制裁，确保这个体系“长治久安”。
所幸，中国和帝国主义——哪怕是改头换面的金融帝国主义——从来就不是“我们”，也不屑于当这个“我们”。
它认为我们这种不肯同流合污、共同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做法，就是要搞对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
真的是倒打一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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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发展中国家从一开始就不跟西方国家借钱，不就行了？”
因为现代产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资源、能源和社会配套工程的规模已经不是小农经济时代可以比拟的，靠不了自给自足。
而在被殖民或掠夺几个世纪之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缺乏发展现代产业的基础，因此如果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想办法先获得足够的启动资金。
小的发展中国家不说，就是我们这样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资源总量也不算小的大国，在经济建设中也同样需要寻求国际资本的助力。
举个例子，1980年我们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席位，然后，我们很快就提交了借款申请，并在1981年3月行使特别提款权借入4.5亿美元。
4.5亿美元，今天听起来似乎不多，但讲讲当时我们的情况，大家就知道这笔钱是什么分量了——
1978年，为把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我们拢了拢全国的外汇储备准备引进一批基础工业，最后翻箱倒柜，整个国家只凑出区区的1.67亿美元。
而当时光一个在和日本谈合作的宝钢项目，初步核算总投资额就接近20亿美元。
也就是说，我们全部的外汇加在一起，甚至连一套先进冶炼设备都买不起。
高炉工地要求严格，连打桩机都要从日本引进
1979年，经过一年开源节流，全国人民省吃俭用，总算把外汇积累到8.4亿美元，然后——
1980年，随着各行业设备陆续引进，到这一年年底，我们的外汇储备竟然变成负的，-12.96亿美元。
负外汇储备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就得大幅放缓，因为没有外汇就无法购买国外设备和原材料。
从这个经历就可以看出，当时这4.5亿美元的分量对我们来说是很重的，甚至重到如果没有这笔钱就会影响整个经济计划的程度。
1986 年11月，我们又借入5.98亿美元，因为这阶段各个经济特区开始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外汇又开始急剧减少。
到后来，中国经济逐渐走上正轨，我们才逐渐摆脱了资金短缺、外汇匮乏的困难。
由此可见，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后发国家想要获得良好的发展，离开国际资金是不现实的。
这四十多年来，我们跟IMF总共就借了1981年和1986年这两笔，并且全部如期偿还。
这是因为我们毕竟是大国，而且具有高度的统筹性和执行性，还有严格的财政纪律，因此能确保债务安全，还款自然不成问题。
但其他发展中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往往借款的时候就要被限定苛刻的条件，比如我们上篇说的放开市场和放松监管等，然后又因为这些限定条件不一定能符合其国情和经济规律，导致钱是借来用了、发展目标却没有实现。
如果再叠加选票政治带来的政策波动和社会内耗，那发展的速度就更慢了，最终的结果往往就是借新债还旧债，一步步陷入债务泥潭。
可见，以债权人联盟、IMF、世界银行、评级机构为体系的西方金融霸权，加上新自由主义理论包裹下进行干涉、渗透、控制的西方经济剥削政策，就是造成发展中国家难以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停滞、债务危机频繁发生的外部原因。
有些人说，我们也是发展中国家，其他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关我们什么事？
如果我们只想偏安一隅、做个混吃等死的小财主，可以接受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一落千丈，哪怕人均GDP从12000美元倒退回8000美元的中等下限也没问题，那确实可以坐视不管。
如果大家觉得上面这种状态不可接受，那我们就不能坐视发展中国家在债务困境中逐渐崩盘，而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公平、不正义的现状。
这是我们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国不可推卸的国际义务。
这个答案如此朴实，以致于一直有人说我们这是在“唱高调”，甚至是说“打肿脸充胖子”。
“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哪来的这种虚头巴脑的所谓国际主义精神？”
我们先不说“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这句英国人留下来的话是真正毒害世界的错误世界观，先来讲讲国际主义精神是不是真的是“虚头巴脑”。
既然讲这些话的人看重的是利益，我们就从利益角度来讲：
这种论调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看到国际援助问题的本质。
后发大国要在霸权大国的盯防下实现发展和超越，就必须提出更进步的全球理念、塑造更宽松的国际环境。
道理很简单，旧有秩序本身就是守成大国的产物，更是其主场，在别人的主场用别人的产物开展竞争，你竞争得过深耕了数十年的老霸主吗？
举个例子，当年美国如果跟英国争做殖民地老大，能争得过吗？
肯定争不过，因为殖民地们好不容易喂饱了一头狼，这时再来一头狮子说推翻狼之后跟我干就能过好日子，他们敢相信吗？愿跟随吗？
当然是不敢相信，更不愿跟随，最多就是利用这头狮子去和狼谈出个更好的贡奉条件。
而如果狮子提出的是今后你们谁也不用跟，可以独立自由了，则不管这个承诺最终能不能实现，殖民地的利益也一下就出现了。
在这个全新的利益推动下，他们才会愿意冒险跟着狮子一起推翻狼的统治。
所以，二战之后的美国必须高举去殖民化旗帜，才能从根本上肢解掉大英帝国，搬掉前进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同样的道理，二战之后苏联要跟美国争霸，就必须提出更彻底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以实际行动推动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才有可能快速获得和美国一较高低的国际政治资本。
如果苏联只是和美国一样“从精神上支持”亚非拉、甚至当去殖民化运动伤及自身战略布局时就原形毕露、大打出手，那它的影响力必将很难走出其核心地带，更别说投射到全世界。
届时它就得在国境线边上顶住美国，而无法打到外线去，让美国惶惶不可终日。
因此，即便是从利益而非道义的角度，任何不愿寄人篱下的大国都应该主动走出去、在国际上承担起相应义务。
对于唯利益论者，我们可以相信他们的出发点也是怕国家吃亏，但既然追求利益，那就要搞懂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利益、战略利益，而不能只看眼前。
再举个经典例子，如果不是我们五六十年代支援亚非拉独立解放运动、竖立起第三世界政治领袖的国际地位，1972年尼克松这位美国总统会冒着被弹劾的风险、隐瞒国会来到一个尚未建交、法理上仍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寻求和解吗？
而没有这个和解和发自内心的敬畏，我们后来的改革开放又何以能顺利推进？
换另一个角度看，当年协助这场世界大国外交史空前特例得以顺利成行的，正是中国大力援助的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
正是这些兄弟国家把尼克松访华列为国家最高等级事项、顶住巨大压力和中美密切配合并严格保密，美国总统才能在全世界面前唱一出暗度陈仓，开始“改变世界的一周”。
在和平、合作、发展为主题的当代，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就是我们提出更进步的全球理念、塑造更宽松的国际环境的具体举措。
解决完第二个问题，我们就来到我们全篇的核心，今天的第三个问题：
自断臂膀就算了，中国一旦变色，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理想信念都将崩塌。
作为近代饱受苦难的民族，我们曾深刻体会到遭受压迫、剥削的历史痛苦，也亲历了孤立无援、内外交困的发展困境，如果我们再把这种痛苦和困难强加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那要如何向我们的祖先和后代交待？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去国际上搞剥削可以被国人接受，那支持这种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会弥漫人心，届时国内的情况必将遭受反噬，内部压迫和剥削也将逐渐“合理化”。
到时候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景象，看看现在的美国就知道了。
因此，我们绝对不能走西方名虽援助、实为剥削的老路。
不能走这条路，那是不是自己就要扛起所有责任、独力支撑起这个世界呢？
当然也不是，那样不但会事倍功半，而且一旦力有不逮就会前功尽弃。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既留有余地、又达成目的呢？
答案就是，全面展开差异化竞争，迫使西方不得不转型跟着我们的节奏来走。
这和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党的斗争方针从抗日反蒋转为逼蒋抗日一个道理：
与其一面抗日一面反蒋分散精力，不如围住抗日这个主要矛盾、主动到前线开辟抗日主场——
这样就能迫使蒋必须在【不抗日则民心尽失】和【抗日则必先停止内战】之间做选择，进而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保民族最高利益。
在国际援助问题上，我们同样面临主要矛盾——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和债务陷阱，和次要矛盾——反对西方以援助为名推行经济霸权。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因次要矛盾和西方决裂，不如紧抓主要矛盾，迫使西方不得不在【不跟随中国标准则市场尽失】和【跟随则必先改变霸权行为】之间做选择。
具体来讲，也就是中国的对外援助不干涉他国内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提强人所难的要求、不开空头支票。
有些人说，那还不是因为你主动降低门槛，受援国不拿白不拿，所以受欢迎？
当然不对，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把国际政治市井化，忽视了国际援助的高度专业性和系统性。
关于“主动降低门槛”一说，实际上我们每年收到的援助需求远多于最终审批数量，用得着主动降低门槛吗？
不但不用，而且还不能，因为我们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展援助，不是在开无限供应的自助餐厅，如果没有严格审核、追求实效，如何让排队申请的国家心服口服？
至于“不拿白不拿”一说，这是对现代管理没有基本的认知：
以非洲为例，自中非合作论坛2000年成立以来，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方面帮助非洲国家新增和升级铁路超过1万公里、公路近10万公里、桥梁近千座、港口近百个，输变电线路6.6万公里、电力装机容量1.2亿千瓦，通讯骨干网15万公里、网络服务覆盖近7亿用户终端，在民生方面援建学校200多所、大型电力设施80多个、医疗设施130多个、体育馆50多座。
如果不加以严格管理，这样庞大规模的建设会乱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每一笔对外援助都有严格的立项、审核、实施、验收和复盘流程，确保受援国把钱用到刀刃上，产生应有的效果。
这种责任明确、管理严格的分工方式，是“不拿白不拿”吗？
所以上述观点，要么就是没有了解情况和思考问题就做出结论，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真正让我们的对外援助受到发展中国家欢迎的原因只有一个：
去政治化，才有利于受援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我们上篇讲过，西方国际援助失败的根源在于其出发点是以援助为武器扩大西方的经济渗透和控制，因此所附带的条件是要求受援国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药方进行经济社会全面改革，最终受援国纷纷因为服错了药方而导致恶性循环。
而现在，当同样是从贫困中走出来的中国带着真心、带着经验前来，和大家一起坐下来认真讨论什么样的发展方式才符合本国国情、需要什么配合、哪些事项需要优先、怎样确保失效，如果你是受援国的领导人，会怎么选择？
几乎不用思考，你知道这就是你的国家目前最需要的，中国就是你一直在等的那个大国。
这就是我们能仅用了十来年便成为全球最大双边债权人的根本原因。
上篇不是说西方债权人才是发展中国家债务的大头吗？为什么现在又说我们是最大债权人？
其实要看仔细，我们只是最大的双边债权人，可以大致理解为政府对政府之间的债权。
而全球债权除了双边债权，还有私营债权和多边债权等类型。
——私营债权就是资产管理公司、私人银行、保险公司、跨国公司等私营机构持有的债权；
——多边债权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正式国际机构持有的债权；
可以看出，非洲债权中，私营债权人占了35%，多边债权人占了39%，而双边债权人只占25%（其中其他政府占了13%，中国算上私营机构才12%）。
所以，我们的最大，是指在双边债权中的最大，而非全部债权中的最大。
放到全球，双边债权在债务问题中的占比也和非洲基本一样，只有四分之一左右。
据世界银行统计，2015年至2020年间，全球中低收入国家新增的4752亿美元公共外债中，私营、多边和双边债务占比分别为42%、35%和23%。
而私营债权的占比中，有39%——也就是接近全部——是买的中低收入国家发行的主权债券，这些主权债券的95%被西方私营金融机构持有，非西方的只有5%。
换算下来，西方私营金融机构持有了中低收入国家37%的总债权，远高23%的政府双边债权。
这个数据雄辩地证明了一点，那就是美国炒作“中国债务陷阱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那么，美国为什么明知道这个论调纯属污蔑，还非要大肆炒作呢？
就是怕中国的援助和债务模式成为全球双边融资的标准，进而影响多边融资的模式，最后迫使私营融资也不得不跟着转变。
一旦这种局面形成，不但西方的经济剥削体系会崩塌，连带着美国的金融霸权也会土崩瓦解。
这就是我们上面说的，通过在关键点上的差异化竞争来借力打力，最终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和债务陷阱这个主要矛盾。
我们要从包围并迫使美国主导下的多边机制做出改变入手，最终实现对私营机构的正面影响。
而建立属于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国际金融机构，就是这种围点打援的开始。
去年9月28日，金砖银行总部大楼正式交接入驻，这个新闻没有激起大浪花，因为我们实在太低调了。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个由新兴市场国家自主创建并主导的国家多边开发银行，成立宗旨是支持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最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强劲、平衡、可持续的发展。
2014年7月1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发表《福塔莱萨宣言》，宣布成立金砖银行，并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
其中，金砖银行初始核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5个创始国均摊，五国份额、权利相等。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份额、权力相等，这正是未来金开行必然吸引发展中国家的地方——
与之相对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便是2016年改革之后，美国仍拥有17.43%的份额和16.5%的投票权，而该机构要做出重大决定，必须获得超过85%以上的投票。
也就是说，即便其他全部成员国都同意的事情，美国1个国家就能一票否决。
世界银行的情况也差不多，美国拥有18.36%份额和14.81%投票权，还多了一个行长任命权。
所以这两个机构究其本质，还是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利益保驾护航的工具。
而作为定位对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砖银行，则充分体现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这正是西方主导的多边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
也因此，2021年9月，金砖银行便迎来首次扩员，阿联酋、乌拉圭和孟加拉国正式加入。
考虑到金砖集团本身还将持续扩员，伊朗、阿根廷、埃及、土耳其、沙特都已经在日程上，未来集合亚非拉主要工业、能源国家的金砖银行会拥有多大的能量，大家不难想象得到。
而这还仅仅是我们目前在推进的诸多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工作的一部分，还有更多同样布局宏大、影响深远的机制平台也在平行推进。
这些新型多边机制，承载着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人民对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经济秩序的殷切期望，未来也一定能因为这种来自人民的力量而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届时，被包围的美西方主导下的多边机制除了与时俱进积极改变，没有第二种出路。
而一旦多边机制也做出积极改变，西方的私营机构也将失去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土壤，同样不得不做出改变。
这也是它为什么必须罔顾事实、仅用一个双边债权占比就来诋毁我们的根本原因。
当然不可能起作用，因为事实胜于雄辩，中国为世界做出的贡献和这些贡献的美好前景就摆在发展中国家人民面前，美国的谎言说得再多，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更关键的是，我们既然从一开始就整个构想光明磊落展现出来，就不怕任何无中生有和宵小伎俩。
在这股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面前，美国未来如何自处，完全取决于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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