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 · 毛泽东最重要的人生决断

聊一个老掉牙的话题，毛泽东毕业后为什么没有出国留学。

相信大家看过很多这方面的解读，包括费用不够、放不下生病的母亲、立志留在中国做些事情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些解读都太表面化了，远远不足以解释毛泽东的人生重大决断。

这篇文章，我就用毛泽东的求学方法和时代变化，来解读一下没有出国留学的问题。

马上就到高考和毕业季了，希望毛泽东的故事，能给有需要的朋友一点参考。

1914年3月，湖南四师和湖南一师合并，已在四师读了一年预科的毛泽东，也随大流成为一师的学生，同年秋天被分配到本科第8班。

湖南一师开设20多门学科，非常杂乱，习惯在图书馆自学的毛泽东很不喜欢，认为学这些乱七八糟的课程没什么用，与其在没用的课程上浪费时间，不如专心攻读一门课程，把时间用在刀刃上。

于是他制定了自学计划，把学习重点放在文史哲等社科学问上，包括诸子百家、诗词歌赋、学者文集等等，凡是社科类的，毛泽东几乎无书不读。

在自学读书的时候，毛泽东发现有一些不懂的问题。然后他会找来有关某个问题的所有参考书目，一本一本的读过去，并且把相关知识点写在笔记本上。

据同学们回忆，毛泽东每个笔记本上都写的满满当当，把这些笔记本放在一起，能装满一个提篮。

至于其他学科，毛泽东基本放弃了。

有次上静物写生课，他直接画了一条横线，横线上面画半个圆圈，告诉老师说这是“半壁见海日”，老师都无语了 。

就这样自学一年，虽然毛泽东的学问长进非常大，但他发现，还是有些不对劲。

自学能解决不懂的专题，但是不够博学，极大限制了毛泽东的知识范围，以及对世界的认知，很容易陷在小圈子里自嗨。

发现了问题，毛泽东决定改变自己。

1915年6月25日，他在写给同学的信里说：

“学校试验今日完，吾于课程甚荒。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

“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

“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视，今乃知其不是。”

他放弃了完全自学的方法，准备在自学的同时，按照学校的课程安排一步步来，甚至觉得考试分数也蛮有意义。

大家注意“先中后西”四个字，这是毛泽东最重要的人生立场。

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才是读书求学改造中国的青年。做学问要先学会中国学问，再去参考外国学问。分析国内外的政经问题，一定以“对中国的利弊”为核心原则。

总之一句话，一切以中国为中心。

那年毛泽东23岁，此后几十年，这种立场将决定他的选择判断。

改变学习方法之后，毛泽东开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再是和老师作对的刺头学生，成绩直线上升。

而在正式学业之外，毛泽东特别关心政经时事。

湖南一师有个阅报室，湖南、上海和北京的知名报纸，每天都会按时放在报架上，给学生们阅读增长见识。

来来往往读报纸的人不少，但每天都来蹲点两小时的只有毛泽东。他把报纸上的人名和地名都用小纸条记下来，随后在地图上仔细找，直到把新闻的来龙去脉弄明白为止。

这么几年下来，毛泽东对时政的分析能力大涨。

同学们都叫“时事通”，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都来请教。而毛泽东给同学们分析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在讲完之后，再联系到中国的历史和时事，达到贯通古今中外的效果。

举个例子。

如果你向他请教“拜登新政”的话题，他会给你详细分析拜登为什么能上台、施行半年的新政到底要干什么、拜登和普京撕逼有什么诉求。这么一套分析完之后，你对拜登新政就基本明白了。

但是远远不够，毛泽东会继续告诉你，中国古代王朝也有类似的局面，并且捋出一条详细的时间线。

打通古今中外，毛泽东要回到现代中国，明明白白告诉你，中国怎么做才能赢。

这事在《如何成为毛泽东一样的奇男子？》里详细说过。

不管你服不服，反正毛泽东的同学都佩服他。

所以萧三说：

“毛泽东的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很中肯，都能启发人向前进，再往远大处着想。你有什么疑问，只要和他一谈，便一切迎刃而解，一切都明朗化，都有办法了。”

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

慢慢的，毛泽东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他们就是新民学会的原始人马，毛泽东就是小团队的灵魂人物。

1918年的春夏之交，毛泽东即将从湖南一师毕业，和现代学生一样，必须思考继续求学还是参加工作的问题。

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同学商量之后，总体意见是湖南比较闭塞，各种学问也很落后，想完成“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梦想，必须出国留学，看看外面的大世界。

既然决定出国求学，那么去哪里呢？

他们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华侨遍地的南洋，二是日本，因为留学日本是清末潮流，很多辛亥革命元老都有留日经历，而且到目前为止，中国留日学生还有近万人。

大家考虑很久，觉得日本比南洋发达，又是变法成功的榜样，出国留学应该去日本。

新民学会的同学都是优秀青年，每个人都有资格出国留学，但是经费不足，不可能每个人都去，于是新民学会干事会决定派罗章龙、周晓三、傅昌钰去日本留学。

罗章龙的家里穷，觉得出国留学有压力，便私下找毛泽东谈话，说能不能换个人，我就不去了吧？

结果毛泽东批评罗章龙，这是新民学会决定的事，不是你个人的事，有什么困难大家来想办法，你要出国完成求学的任务。

何叔衡也在旁边说，你有困难是实情，我们一定想办法送你出去。

大家发现没有，毛泽东是支持出国留学的，但不是非自己出国不可，只要新民学会的其他同学能出去，把国外的知识学回来就行。

也就是说，毛泽东眼里的出国留学只是手段，最终要借外国的知识，解决中国的问题。

在留日这件事上，毛泽东类似于组织者的角色，而不是亲自参与者。

这两个角色的区别太大了。

组织者是帅，动员人力物力出国学习，回来把知识贡献出来为我所用。参与者是将，亲自出国学习回来用外国知识干活。

很明显，站位和格局就不同。

罗章龙听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的话，决定去日本，自己出了一半费用，新民学会的同学支援了一半，然后起身东行。

新民学会在长沙北门的平浪宫聚餐，给罗章龙送行，毛泽东递给罗章龙一个信封，他打开一看，发现是毛泽东用“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写的一首《送纵宇一郎东行》。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自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艨艟巨舰直东指。

……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不过罗章龙去了上海以后，听说日本警察殴打爱国留学生，甚至出了人命，知道日本的环境变了，不再是留学的好地方，就没去日本。

也就是在此时，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传回湖南。

赴法勤工俭学是同盟会元老李石曾牵线的。

那时候“一战”结束，中国通过派遣30万华工去欧洲，莫名其妙混成战胜国之一，国际地位稍微提高一丢丢，于是各国就准备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

李石曾在法国工作学习多年，又安排过几次留学法国的事，便找到北洋政府，建议把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做为教育基金，单独设立一个委员会管理，并且在法国成立一个大学。

中国可以宣传赴法勤工俭学，选拔有基础的优秀青年，用教育基金的钱，帮助他们去法国的大学读书学习。

于是，赴法勤工俭学就这样启动了。

不管怎么说，去法国留学是好事，前期去北京打前站的蔡和森，不断给毛泽东写信，让他和其他会员赶紧来北京，商量赴法留学的事，恩师杨昌济也希望你来，不要再犹豫了。

蔡和森在信里还说，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

壮大团队、发挥大家的才智，这才是他们赴法留学的潜在目的，而不是简单的出国读几本书、混一张文凭。

只要完成这个目标，其他的事都可以商量。

1918年8月，毛泽东、萧子升、李维汉、李富春等20多名同学启程北上，筹备赴法留学的事。

到北京以后，毛泽东在杨昌济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估计不太方便，就搬到三眼井与蔡和森等人租房住。

由于房子小，他们只能挤在炕上睡觉，每个人只有一块砖头的空间，半夜起来上厕所要和旁边的人打招呼：“哎，我要起来了啊。”

第二天早上，所有人都累的骨头发酸。

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去北大图书馆，一边工作一边筹备赴法留学，其他人则去留法预备班学习。

法语是必备课程，除此之外，每个人要学一门手艺，钳工、木工、制图、机械都可以，保证去了法国能做到“勤工。”

从这个安排就能看出来，毛泽东依然是组织者、推进者的角色，自始至终，他都不是亲自学习的角色。

就像刘邦和朱元璋一样，他们组织起兵力、钱粮、武器装备，然后分配给韩信和徐达、常遇春等将军。等各路将军得胜回朝的时候，军功和鲜花都集中在将军的身上，但你能说，胜利和刘邦朱元璋没关系吗？

在留日和留法的过程中，毛泽东就是干这个活的。

即便没有学习一门手艺，毛泽东还是取得公费留学资格。

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那时候去法国的旅费就得几百块，而毛泽东家族的产业就3000块，如果全部自己来出，肯定不可能去法国。现在有了公费留学资格，毛泽东想去是可以去的。

但是毛泽东放弃了，并且鼓动罗章龙也放弃公费。

他觉得留学法国么，有人去就好了，新民学会不用所有人都去，最好留两个人在北京，要不然新民学会在北京没有驻点，以后想发展起来就难了。

于是毛泽东建议，自己以图书管理员的身份，在教员和学者之间活动，走上层路线。罗章龙以北大学生的身份，在学生中扩大影响力，走下层路线。

两条线同时进行，以湖南为根基、北京为跳板、外国为羽翼，逐步扩大新民学会这个团体的影响力。

后来他和陶斯咏也说过类似的话：

“我们的同志，应该到世界各地考察，不应该堆积在一起。最好是一个人开辟一个方面，这样的话，各方面都容易打开局面。”

全世界一盘棋，才是他们的眼界。

现在很多人吐槽毛泽东没有出国留学，脑子里没有洋墨水，典型的格局小了。

为了团队的整体利益放弃赴法留学，毛泽东有没有后悔过呢？或者说他自己想不想去法国？

他不想。

毛泽东在陕北接受斯诺采访，说了自己当时的想法：

“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这是在团队利益之外，关于学问的思考。

这个思考不是突然冒出来，而是在1915年改变学习方法的时候，定下的“先中后西”原则。

到底什么是“先中后西”呢？

毛泽东也有自己的理解，我摘录一段毛泽东写给周世钊的信，大家就明白了。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

因此我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比原本快，可在短时间内学到较多的知识。

2、世界文明分为东西两种流派，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而且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地盘内的情形，不能不实地调查和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再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

不如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之困难，二来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鉴比较。

这才是“先中后西”的意思啊。

很多人盲目迷信欧洲的文化和制度，认为外国的月亮就是圆，只要出国留学工作，就是镀了一层金，回国能身价百倍。

可问题是，那些迷信欧洲文化制度的人，往往不明白欧洲的文化制度好在哪里，不足的地方又是什么。

于是在盲目迷信的心理暗示下，把欧洲的精华和糟粕都学回来，言必称民主自由，行必求人权律师，成为黄皮白心的香蕉人。

这些香蕉人什么都懂，但什么都不精。

他们不知道欧洲的精华是什么，也不知道中国的糟粕是什么，更不知道外国的文化制度和中国如何对接，最终只能在那里高谈阔论，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

要是身居高位掌握社会资源，还要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

北洋政府的部长总理们、国民党的高知官员、王明和博古为首的留苏派、现在臭大街的公知，本质是都是这种不中不西的香蕉人。

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统称为人的三观。

如果一个人没有成熟的价值观，即便见过全世界，也不可能对世界做出正确的判断，又能有什么世界观呢？

而价值观的来源，便是本国的文化、知识和制度。

你必须对本国有深刻的了解，才能有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建立起一套判断世界的价值体系，然后才能磨砺出完整的世界观。

这样看问题就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所以毛泽东在深思熟虑以后，决定放弃出国的机会，留在国内扎扎实实地学习中国的文化制度。

等多年以后彻底把中国研究明白了，再去出国留学，就能知道应该学习什么、放弃什么、中国的优点是什么、外国的缺点是什么。

这样才能活得通透，做出来的事才漂亮。

于是几十年后做了领袖的毛泽东，就知道苏联的工业化可以学习，但苏联的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美国的民主自由可以学习，但美国的资本主义必须打击。

那些掀起时代风云的国策，起点就是毛泽东1919年做出的决断。

毛泽东不愿意出国留学，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这个点之前没人说过，那就是他意识到历史走到十字路口，中国极有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

他接受斯诺采访的时候，谈起赴法留学的问题，另外加了一句：我有别的打算。

而且毛泽东和萧三说过：“中国处于伟大的变动中，我不能离开这个战斗的环境。”

看到了吧，他对历史进程有清晰的感知。

我们常说，决定人生命运的最大问题，不是努力或者躺平，而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历史进程，也就不知道努力奋斗的方向。

比如40年前，大部分人都在追求铁饭碗的时候，你能感知到时代变了，放弃一切去沿海城市做生意吗？

比如30年前，大城市的房价逐渐上涨，你能感知到房地产的时代到来，用全部积蓄买两套房子上车吗？

比如20年前，全世界都处于互联网爆发的前夜，你是进厂上班继续追求铁饭碗，还是在互联网大厂起步的时候，加入进去博一个未来？

比如10年前，移动互联网起步，码农的时代到了。那个时候加入某app的码农，只要熬到现在，期权和年薪加起来不得了。你当时能意识到码农的前景？

现在是2021年，中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有一些可能爆发的行业或者工作，只要现在找到这些行业，并且全力以赴的拼一把，你就足以改变命运。

你知道是哪些？

时代对先知先觉者的奖励，往往是最丰厚的，只要付出努力，就能收获十倍甚至百倍的收益。

但是很可惜，大部分人都是随波逐流，能感受到历史进程的人凤毛麟角。

而毛泽东就是凤毛麟角中的一个。

我们前文说过，他在湖南读书的时候，主要做两件事情：

博览群书，解决学问上的专门问题。

勤读报纸，关注国内外的时事变化。

他做这两件事的时候，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互为表里齐头并进的。

博览群书求学问，是为了解释国内外的政经时事，勤读报纸，反过来又验证了书本上的知识，两条线交织在一起，塑造了博古通今的青年毛泽东。

所以他给同学们分析时事的时候，才能把知识、时事、历史经验融合在一起，说清楚时事新闻的来龙去脉，并且给出解决的方案。

这样一个胸怀天下事的人，必然是特别通透的，怎么可能感知不到所处的历史进程。

那1919年发生了什么，毛泽东凭什么断定中国处于伟大的变动？

我们来回顾一下。

首先是“一战”结束了，俄国、德意志、奥匈帝国的王冠掉落在地，英国和法国被战争极大削弱，有强大制造业的美国异军突起，出现不同以往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其次是积贫积弱的中国，竟然成了战胜国，中国人以为有了国际地位，一扫鸦片战争以来的积郁之气。

再次是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要求取代德国在中国的特权，丝毫不顾及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

最后是北洋政府的软弱和无底线。

不仅在国际上争取不到话语权，就连国内也是混战不断，包括直系和皖系争夺最高政权、湖南军阀张敬尧残害人民、各种思潮在战后传入中国。

极度骄傲和极度自卑、大国梦想和小国现实、国际压力和国内黑暗，几种矛盾的现状混在一起，很难说是正常的国家状态。

而且在筹备赴法留学的时候，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铺天盖地，各地学生开始发出“还我青岛”的诉求。

于是毛泽东断定，要出大事了。

他送完赴法留学的同学，便回到湖南做高小的历史教员，每周教6小时的课程，其余时间和何叔衡等新民学会成员聊天开会，决定不站在历史潮流旁边看热闹，组织青年响应收回青岛的爱国运动，并且和湖南军阀张敬尧斗争。

5月中旬，邓中夏到长沙和毛泽东、何叔衡商议，北京和湖南联合行动。毛泽东还写了传单，开头第一句就是：

同胞们，起来。

这是他革命事业的起点。

此后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驱逐张敬尧、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建党、领导农民运动，在革命道路上越走越远。

金一南教授在《苦难辉煌》里说，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判断时局，有历史的自觉性。（大意是这样，原话我忘记了）

毛泽东有历史自觉性，绝不是误打误撞的幸存者偏差，而是多年苦读思考磨砺出来的。

这份苦工夫，其实每个人都能学习。

人生要做无数次决定，但能改变人生大方向的决定，往往就是一两次。

可能当时觉得平平无奇，几十年后回想起来才发现，原来人生的转折点，就是那个平淡的夏日。

再过几天就要高考了，马上又是大学毕业季，希望今天的文章对大家有用。

如果能从毛泽东的故事里，提炼出对自己有用的内容，那才是“我走之后，你们就是我”，也是这个号“历史照进现实”的初衷。

《无问西东》结尾处有段旁白，很暖。

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

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青年毛泽东无问西东，希望刚刚开始人生路的青年学子们，也能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