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士族是如何丢失军职的？

作者：向衡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在中国和东邻日本的历史上，都出现过“士族”的名称。只不过，东瀛的“士族”是腰佩双刀的武士的代名词，中国历史上的“士族”却是世代为官的士大夫阶层。比如著名的“书圣”王羲之，出身东晋“士族”琅琊王氏。恐怕再有想象力的人，也想不出这位王右军（王羲之）手持宝剑上阵是什么样子。

好像王羲之和鹅更配一些，（南宋）马远《王羲之玩鹅图》（局部）。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士族手握重兵，是历史传统

但要说中国士族从来就是远离沙场的翩翩君子，倒也并非如此。

士族兴起的物质基础是东汉庄园经济。豪强世家往往拥有大量良田美宅、大量宗族和大量依附民。这些人中的壮丁被编为“部曲”，实际上是私人武装。豪强世家的人物，自然也就成了军队首领，比如周瑜听到孙策起兵渡江后，立即带了五百人马前来相助，这五百人肯定是周瑜自己的部曲。

影视剧中带兵的周瑜。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自黄巾之乱以后，中国进入乱世。群雄逐鹿，自以兵强马壮为是。在武力称雄的现实下，惟有以武力为后盾方显英雄本色。手里的军队就是获得政治地位的资本。

掌军权，上则为天下至尊（比如司马氏），下则自保一家生生不息；失军权，无论家族还是个人，则黯淡失色，失去光荣。以此观之，军权实为士族生存的护身符。

曹魏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为士族做官乃至垄断权力大开方便之门，以至于最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士）族”的局面。朝廷的高级职位，也包括军职，多入士族之手。所谓“（晋武）帝重兵官，多授贵戚清望”。其中的“清望”指的就是士族，比如西晋平吴时每每提到名将杜预所说的“势如破竹”与“迎刃而解”。其实此人“身不跨马，射不穿札”，完全算不上什么“赳赳武夫”，但他当过荆州都督、镇南大将军、荆州刺史，这与其出身京兆杜氏也不无关系。

随后，中原遭遇“永嘉丧乱”，西晋政权灭亡，到了东晋年间，士族仍旧多掌兵权。东晋在江南草创时，司马皇权虚弱，全靠士族，尤其是琅琊王氏支持。于是，王氏兄弟中，王导为宰辅，录尚书事，总揽政事；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任江州刺史，镇武昌，居上游重镇，总揽军事。政权、军权皆出一门，时人语之曰“王与马，共天下”。

纪录片中的王导（左）和司马睿（右）。来源/纪录片《中国》截图

在握有兵权的东晋士族里，桓温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他的策略就是借执兵权而行北伐之事，再借北伐立威。桓温还有一桩轶事。一次，他游兴大发，便换了猎装，身背弓箭，跨马准备出去打猎。这时候，恰巧刘尹看到他，玩笑道：“老贼持弓备马，要去干什么啊？”桓温随口应道：“我不外出猎兽，你们又哪能在家清谈呢！”平心而论，桓温没有像刘尹这些朝臣在家清谈，坐等加官晋爵；而是不忘国难，屡次率军北伐，在进军中建立功名，这一点是令人称道的。

这种士族掌兵的局面在著名的淝水之战（383）里有集中体现。当时在朝廷执政的是与琅琊王氏齐名的陈郡谢氏出身的谢安，而统兵出战的全是这位丞相的亲戚：弟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侄子谢玄为前锋都督，儿子辅国将军谢琰也一同率军出征。这支“谢家军”以寡击众，大破前秦主苻坚亲率的百万之众，堪称东晋一代最大军功。此外，当时在长江中游主持东晋防务的也是士族出身的桓冲（桓温的弟弟）。

可见直到东晋中期，士族还是很能打的，可惜这种情况并没有延续多久。

放下军权，是主观还是客观？

早在士族势力的上升时期，“重文轻武”的苗头便出现了。在这方面起“表率”作用的，还是那位结束三国时代的司马炎（晋武帝）。说起来，司马家是温县大族，因此司马懿一开始颇看不起曹操。但司马氏能够代曹，也是因为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掌握兵权，把“大将军”一职变成司马家禁脔的缘故。

司马炎画像。来源/波士顿美术馆

谁知，到了捡现成的司马炎当上皇帝后，倒有点看不起武人了。晋武帝的后宫有位贵嫔胡芳，她的父亲胡奋担任镇军大将军。有一次玩游戏时，胡妃不小心弄伤了晋武帝的手指头，皇帝不开心了，骂胡妃是“将种”，意思大概是说她粗鲁没文化。谁知胡妃回了一句：“北伐公孙，西距（拒）诸葛，非将种而何？”这说的都是司马懿当年的光荣战绩。晋朝建立后，司马炎追尊司马懿为“高祖宣皇帝”。这时见胡妃搬出自己的祖父，司马炎倒也不敢数典忘祖，只能“甚有惭色”，但他心里鄙夷武职的态度，也是很清楚的。

“重文轻武”社会风气一旦形成，想要改弦更张就不那么容易了。西晋亡于战乱，东晋、南朝也无时无刻不处于北方政权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按理说，士族应该“生于忧患”才对，但实际情况偏偏不是这样。《世说新语》有个故事，琅琊王氏的王文度做过桓温的下属，桓温想让王家女儿做自己的儿媳，王文度把此事告诉了父亲王蓝田。按说桓温权势熏天，桓氏门第也不算低，结果王蓝田还是大怒，对王文度说：“兵，那可嫁女与之！”可见，武职是深受士族鄙视的——后来生活在南朝后期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总结，叫“冠冕儒生，多不习此”。

某种程度上，“清谈”可以说是“重文轻武”风气的表现。所谓清谈，就是脱离实际的谈论学理玄机。“清”可以指公正、公平，也可以指清雅、高雅；清谈主要是指清雅、高雅的言谈。魏晋之际，士族阶层便已流行“清谈”。东晋南迁之初，迫于形势紧迫，清谈之风稍有收敛。等到局势基本稳定，大族名士又以清谈为高了。谢安算是东晋士族里出类拔萃的人物，亦不能免俗。有一次王羲之与谢安在东吴遗迹游玩，谢安颇有飘飘欲仙的遐想，王羲之说：“大禹治水，手足胼胝；周文王治国，日不暇给。现在国家多事，应该人人效力。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怕不是现在应有的风气。”谢安却不以为然：“秦朝任用商鞅，二世而亡，难道是清谈造成的吗？”

王羲之口中的“虚谈废务”，正是“清谈”的本质。遗憾的是，他的儿子王徽之就是清谈名士，终日谈玄，蓬头散带，号为风流。此公被朝廷命为桓冲的骑兵参军，却从不去办公。有一次，桓冲问他在哪里任职，他回答：“好像是在马曹。”战马是当时重要的战略资源。桓冲又问他手里管多少马？王徽之居然理直气壮地说：“我连马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数目？”桓冲又问他马死了多少，他却像是在谈玄一样，用《论语》的话来答：“未知生，焉知死？”桓冲劝他：“你在府这么久，还是要管一点事。”王徽之拿上朝的手版挂着脸，想了一会儿后，驴唇不对马嘴地说：“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耳。”桓冲拿他没有办法。这件事发生在淝水之战前夕，正是东晋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要不是“谢家军”得胜归来，王徽之的这番“清谈”就要成为又一个“误国”的例证了。

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东晋灭亡之后。到了刘宋时期，士族真的失去了基本的治理能力。有个故事，宋文帝（424-453年在位）时，琅琊王氏的王敬弘担任尚书仆射，从来不看公文。有一次，宋文帝找臣下讨论一个疑案，王敬弘哑口无言，宋文帝不高兴地问左右，为什么不给仆射案件卷宗的副本，王敬弘说：“臣已经看过卷宗，就是还没有看懂。”宋文帝拿他没办法，以后再也不让王敬弘参加实务问题的讨论。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涉务》中评价江南士族：“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可谓一针见血。如果说，士族子弟固于儒家“劳心”“劳力”的分工，轻视、无视体力劳动尚属情有可原，那么，“治官则不了”则无异于不务正业、自取灭亡。

《颜氏家训》书影。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然而，封建国家机器不能因为士族政治素质的下降或者政治能力的削弱而停止运转。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朝代更迭不断，宫廷斗争也频频发生，武职是必不可少的。士族既然失去了统治能力，自然只能拱手将各种武职让予他人。

从发展趋势来看，东晋世家大族既享上品之禄，又握军队之权；南朝世家大族掌军权的则变得越来越少。这固然与上面所说的世家大族鄙薄武事有关，但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皇帝刻意扶持寒门势力。

事有凑巧，宋齐梁陈四朝的开国君主无一不是出身寒门庶族，当了皇帝，还是被士族看不起。这方面有个典型事例，与琅琊王氏有关。黄门侍郎路琼之，是宋武帝皇舅路庆之的孙子，出身寒微。有一天，路琼之很有派头地拜访琅琊王氏出身的王僧达，恰巧碰上王僧达要外出打猎。王僧达故意奚落他，先是“了不与语”，后又带着讥刺的口吻问：“以前我家养马的仆从路庆之，是你家什么亲戚呀？”不一会儿，还吩咐左右，放火烧掉路琼之坐过的胡床。路太后听说了，哭诉到皇帝面前：“我还活着，别人就敢这样侮辱他；我要是死了，他岂不是要去要饭了？”宋孝武帝也只是回答：“路琼之年纪轻轻的不懂什么事，他干嘛要去王僧达那里呢，去了不是自取其辱吗？人家王僧达是贵公子，怎么可以拿这件小事问他的罪呢”？当然，皇帝毕竟是皇帝，最后孝武帝还是借口“谋反”，一纸诏书就要了王僧达的命。

但南朝的皇帝还是觉得世家大族盘根错节、枝叶繁茂，如军权日重，难以控制。东晋末年桓玄（桓温之子）篡位之事，正好就是前车之鉴。只不过有点讽刺的是，桓玄恰恰是个士族里的“另类”。大概是受乃父桓温的影响，桓玄早年颇善骑马，结果有一次被人揶揄：“马矟的才能很够，清谈的义理却不足（马矟有余，精理不足）。”

尽管如此，南朝君主还是对士族抱有戒心。南朝一方面继续在政治、经济上给世家大族以优待，但又有意识地抑制他们在实际政治中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从低级士族、庶族甚至是社会下层中拔擢可用之人。在皇帝看来，寒门将帅因军功而升迁，但背景不复杂，在世家大族政治的氛围下亦不敢过于张狂。即使他们滥用职权，收拾起来也方便，而没有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需要铲除。

大略言之，南朝军事的最高权力由皇帝亲掌，皇帝通过多种手段控制高级将领，防止他们军权过重。首先，大将军和都督中外诸军事等最高军职往往空缺，由皇帝直接决策重要军事行动和调发大军；地方上的刺史、郡守都必须有皇帝手诏，方可兴师动众。日常军机事务，则由寒人出身的中书通事舍人执掌。中书通事舍人多起自小吏，同样没有功高震主的危险，易于皇帝驱策。这就出现了“寒素掌机要”的局面。

至于那些与戎武渐行渐远的士族，最后又是什么下场呢？直到南梁时期，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因此“不知有战阵之急”。结果侯景之乱爆发，士族“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嬴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促者，往往而然,”。

新亭对泣图，描述东晋士族聚会，感伤故国的场面。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正如《颜氏家训》所言，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及附近的士族在突如其来的战乱中只能坐以待毙，最后差不多被那位“宇宙大将军”侯景一扫而空了。

END

作者 | 向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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