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正风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91年前的今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14年间，大片国土沦陷，3500余万同胞伤亡。
这是国人心目中无法抹去的“国耻日”，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觉醒日”，它深深激发了全民族的爱国热情，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想缅怀一个人，一个为了中国革命和抗战事业奔走呼号大半生的人；一个为了让国民摆脱文盲状态而“毁家兴学”的人；一个去世后享以国葬哀荣，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亲自为其执绋送灵的人。
他就是陈嘉庚，“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是毛泽东为他写下的题词。他一生的事迹，无一不再诠释着，这样一面“旗帜”、一缕“光辉”会散发出怎样的力量与骨气。
旗帜不倒，光辉永在。愿陈嘉庚先生的故事及精神，激励我辈奋愤图强，止于至善。
1874年，陈嘉庚出生在福建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集美区)，父亲陈杞柏早年赴南洋经商，由于忙于经营生意，陈嘉庚16岁之前，他只回过家3次，陈嘉庚由母亲孙氏一手养大。
孙氏乐善好施，笃信佛教，除了自己的孩子外，一生还收养了6个孩子，在村民中享有盛誉。母亲慈爱孺幼、深明大义的为人，也为年幼陈嘉庚埋下“诚”与“毅”的种子。
16岁那年，陈嘉庚远渡新加坡，他操着一口闽南语，在父亲创办的顺安米店当学徒，兢兢业业一干就是13年。
可由于多年的分离，父亲在情感上更偏向自己的庶子，所以即便陈嘉庚为米店工作多年，父亲还是逐步把公司权力交给了庶子，陈嘉庚只担任职业经理人，但他毫无怨言，并力持节俭。
母亲去世后，陈嘉庚回乡守孝三年，等他再回到新加坡时，遭遇了人生的第一场大变故。
由于经营不善，陈杞柏的生意宣告失败，不久后本人也抑郁而终。陈嘉庚不仅遭受丧父之痛，还面临一个巨大的危机——父亲欠下数十万的债务无力偿还。
新加坡当时的法律规定“父债子免还”，陈嘉庚却不顾亲友反对，断然宣布“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也。”
为了生存，他用自己手中的仅有的7000元钱开办了一家凤梨罐头厂，苦心经营下，罐头厂的生意逐渐有了起色，但他并没有把盈利积攒起来，而是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找到债主，把父亲欠下的债务一笔笔划掉。
到1907年为止，陈嘉庚连本带利还清了父亲所欠的债务，他“一诺万金”的信誉迅速传遍了东南亚，成为新加坡华人商业史上一大佳话。
后来，陈嘉庚又看准东南亚橡胶产业的市场前景，他花2000元购买了橡胶种子，又在马来西亚购买土地，种植引入东南亚不久的橡胶树。
从最初的加工橡胶开始，陈嘉庚逐步把橡胶生意从下游做到上游，后续又创办了橡胶制品厂，卖胶鞋，制造轮胎和其他日用品。
到了1925年，陈嘉庚已拥有橡胶园1.5万英亩，成为华侨中最大橡胶垦殖者之一，同时也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橡胶产业的四大开拓者之一。
此外，他还拥有冰糖厂、木材厂、饼干厂、皮革厂、肥皂厂等30多家工厂，150多家商店。鼎盛时期，陈嘉庚的营业范围遍布五大洲，雇佣员工超过3万人，总资产超过1200万元。
而另一方面，发家后的陈嘉庚，其为人做派却被当地富豪圈视为“另类”般的存在。
彼时，华裔商人往往将融入当地政治圈子以谋取商业利益视为最大成功法门，红灯酒绿、纸醉金迷的新加坡，更是有着富人的“欢乐岛”之称。
而陈嘉庚却从不参与政治圈的私下聚会，平时也滴酒不沾，无任何不良嗜好，他的一生从未卷入任何关于桃色或权钱交易的丑闻。
美国作家乔·史塔威尔在商业著作《亚洲教父》中称其为：
“那个年代唯一没有以买办身份发家的企业家，他不走行贿路径，纯粹靠发展商业贸易胼手胝足搭建起自己的商业大厦。”
于陈嘉庚而言，他甚至不愿以商人自称，更多的时候他视自己为一个知识分子，而他所做的事，也的确在呈现着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
他组织创办了《南桥日报》，积极宣传祖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反映广大侨民的心声，被一众侨胞誉为“民主堡垒”。
他支援了范长江、夏衍等人主办的“国际新闻社”和《华商报》等爱国统一战线报纸，还汇款支持邹韬奋复办的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的《大众生活》周刊。
他还把铜钟作为商标，印在了公司生产的橡胶产品上，希望所有看到“钟”标的海内外华人，不要忘记祖国和民族的苦难，警钟长鸣。
但对心系祖国，致力于报效桑梓的陈嘉庚来说，这些还远远不够，他投入最巨大的，还要属家乡福建的教育事业。
下南洋拼搏的几十年里，陈嘉庚对20世纪初期的西方文明和教育体系有了深刻了解。
他对比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文盲人数，发现欧洲国家的文盲率只有百分之几，新兴国家日本的文盲率是百分之二十，而彼时的中国，文盲率却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个国家的绝大部分国民均处于文盲状态，这让他不禁悲叹，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国民，怎能不遭受天演的淘汰。
他心生大愿，“立志一生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
在陈嘉庚看来，“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之职。”
辛亥革命后，备受鼓舞陈嘉庚回到了家乡集美，筹备起了学校的建设。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一所近代化的集美小学，于1913年春在福建东南海滨建成，他亲自定下了“为改进国家社会”的办学方针，提出“诚毅”二字为学校校训：
诚以为国，实事求是，大公无私；
毅以处事，百折不挠，努力奋斗。
此后数年里，陈嘉庚又先后在集美创办了师范、中学、幼儿园、水产、航海、商业、女师、农林、幼师、国学等校共十所。1923年，孙中山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村”，“集美学村”由此得名。规模如此宏大，体系如此完整的“学校”，在当时，全国还找不到第二个。为了让更多出身贫寒的学生有书读，有学上，陈嘉庚立下规定，“中学生只交膳费，学宿费均免。师范生膳费亦免。各生不拘师、中，所需被席蚊账，概由校中供备，以资一律。”在当时，如此慷慨供养全体学生，不但在私立学校中所仅见，就是公立学校，也极少能办到。1921年，陈嘉庚又以愚公移山的气概兴建厦门大学。其“通告”宣称：“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唯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人心耳。”“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日。”他还特意选定在1921年5月9日为厦大校舍建筑奠基，因为6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威逼中国签下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陈嘉庚的意思再清楚不过，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国耻日，厦大同样不能忘记国耻。
厦大开办之后，海纳广川，广聘名师，鲁迅、林语堂、顾颉刚、孙伏园等著名学者纷纷南渡，应聘来厦大任教，社会上一度流传着半个北大搬到了厦大的说法。作为当时全国院系最齐全的五所大学之一，厦大也被誉为“南方之强”。
为了支持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陈嘉庚把公司的发展和学校的建设紧紧绑定在了一起，他在公司章程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战士以干戈卫国，商人以国货救国。为本公司谋一分利益，即为国家多培养一个人才。”
他解释道，“本公司及制造厂，虽名为陈嘉庚公司，而占股最多则为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两校，约其数量有十分之八”，号召职工“奋勉所事，精勤厥职，直接兴教育实业，间接福吾群吾国”。
由于长期独力承担沉重的校费，陈嘉庚其实一直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压力，尤其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全球橡胶行业急剧下滑，他的橡胶生意也受到重创。
当时，他的企业已经面临数百万的负债，身边有人劝他先以挺过企业难关为重，减少对学校的经费支持，陈嘉庚断然拒绝，他说：
后来，汇丰银行找到陈嘉庚，提出可以给陈嘉庚公司注入资金，但条件是不能再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了，因为这两家学校每年的支出实在是太大了。
1931年，为了筹集校费，陈嘉庚卖掉了原本为孩子在新加坡购置的三栋别墅以及自己名下的橡胶园，作为厦大日常的运转经费。
1937年，随着旗下企业相继破产，陈嘉庚再无力支持厦大的经费，他将厦大无偿捐赠给了国民政府，后更名为“国立厦门大学”。
有人统计，二十余年的时间里，陈嘉庚公司为办学的花费占到了公司总利润的92%，其先后创办和资助的各类学校总数达118所，为家乡和国家教育事业倾其所有。
正因如此，大教育家黄炎培评价他：“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一人。”并称陈嘉庚“毁家兴学”。虽然陈嘉庚一直否认“毁家兴学”，但是他的一生却恰好证明了黄炎培所言不虚。
陈嘉庚办学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毅力之坚，实为中国乃至世界所罕见。
除了兴办教育外，陈嘉庚在对祖国抗战事业的支持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早在辛亥革命前，陈嘉庚就已剪掉辫子，加入了同盟会，并与孙中山结识，成为革命党人在海外最大的支持力量之一。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陈嘉庚义愤填膺，毅然出面领导“山东筹赈会”，组织华侨为山东灾民募捐赈济款百余万元，并带领广大侨胞抵制日货，实行经济绝交。
会上，他勉励众人：“今我国势虽弱，然人心未死，公理犹存……吾民族若能群策群力，坚持抵制，定能驯服其野性也。”“以我民族之众，知识日开，定有雪耻之日”。
这是南洋侨胞第一次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也被认为是陈嘉庚支援抗战的最早表现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他立即在新加坡召开华侨大会，并致电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要求履行国际条约：制止日本发动罪恶的战争。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抗日烽火随即燃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次年10月，陈嘉庚出面联络南洋各地华侨，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他被推选为“南侨总会”主席，带头捐款购债献物。
随后，陈嘉庚四处演讲，号召南洋华侨支持抗日。抗战期间，华侨共捐献飞机217架，汽车500辆、救护车千辆、坦克27辆，大米1万包，捐献寒衣30万件，奎宁丸5000万粒，还赠送了大批军需医疗器械等。
根据1940年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显示：1939年中国全年军费为18亿元，而同年华侨汇回祖国的款项就达到11亿元，其中捐款约占10％，而在这10%的捐款中，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捐款占华侨捐款总数的70％。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这意味着中国所有沿海口岸几乎均被日军封锁，对外濒于交通瘫痪。此时，新修建不久的滇缅公路成为补给抗战物资，维系国家生存命运最主要的通道。
但滇缅公路沿途崇山峻岭，深谷急流，一度有着“死亡公路”之称，如此险峻的运输线，必须是技术熟练的司机才能胜任。可当时的中国会开车、会修车的人都寥寥无几，更别说找一批经验丰富的司机了。
1939年2月，“南侨总会”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的第六号通告。陈嘉庚一方面号召华侨捐款捐物，购买大量汽车和军需物品，另一方面亲自到南洋各埠演说动员，广大华侨青年热烈响应、纷纷报名参加。
据统计，从1939年滇缅公路通车到1942年5月公路被切断为止，“南侨总会”共召集了3200余位汽车司机和修理工，这个特殊的华侨群体后来被统称为“南侨机工”。
他们抱着赴死的决心慷慨回国，高呼“一个华侨能出力，十个敌人九不回！”3年多的时间，共抢运了50多万吨军需物资和1万5千多辆汽车及其他物资用品。
最终，3000多名南侨机工中，有1800名永远埋葬在了这条公路的两旁。
而这期间，除了从经济层面上对抗战大力支持外，陈嘉庚在政治领域也频频发声。譬如，他那份著名的“电报提案”，就有着“古今中外最伟大提案”之称。
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当时汪精卫的抗日立场已极度动摇，陈嘉庚不顾与汪精卫的私交（陈嘉庚与汪精卫曾有着颇深的交情，厦大首任校长陈嘉庚最先邀请的是汪精卫），从新加坡发回“电报提案：
“在敌寇未退出我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
显然，这份提案直指汪精卫。在汪精卫叛逃后，陈嘉庚又发表了一系列函电及讲话，历数汪精卫的六大罪行，并带头筹集缉拿汪精卫的经费，要求国民政府“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
电文提案后经5次删改，原意被歪曲，锋芒被砍掉，尽管如此，仍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振奋了全国人民和广大海外侨胞的人心，对于当时重庆的主战派亦起着很大的鼓舞作用。
1940年，这是陈嘉庚一生中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他率领五十余人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访问了重庆、延安等地，而这次回国之行，让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根本转折。
收到陈嘉庚回国消息的蒋介石对此事极为重视，动员了有关的党政军大员欢迎并接待，仅在重庆一地就筹集了8万元经费，准备好好款待这位“财神爷”。
而一向生活朴素的陈嘉庚对此极为反感，他认为在抗战艰苦之际，前方将士正在生死战斗，沦陷区民众还在水火之中，后方完全不应该如此铺张浪费。这样的招待，无疑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我们已带来慰问团一切费用，无需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费用，在此艰难抗日时期，应当极力节省无谓开支为佳！”
来到重庆后，陈嘉庚不喜反忧，接待他的嘉陵宾馆富丽堂皇，可这样一座雄伟新颖的宾馆竟是孔祥熙的私产，这让陈嘉庚为之愕然。
在乘车视察的路上，他发现很多老百姓衣衫褴褛缩在墙脚处，似是乞讨，又像是等待人生终点，再看看围绕在自己身边的达官显贵，如此之大的贫富差距，是陈嘉庚所没想到的。
更令他痛心的是，他还在街上看到了新加坡华侨捐赠的面粉等抗战物资被堂而皇之地放进黑市售卖，那前线的战士们吃的又是什么呢？
此时，他想到被国民党“妖魔化”的中共。美国记者斯诺出版《西行漫记》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陈嘉庚也读了这本书，他想深入了解一下他们，是否是国民党口中说的“洪水猛兽”？
对于陈嘉庚要去延安考察，蒋介石当然是持否定态度的。但陈嘉庚以“我是代表华侨回国来考察各个重要地方的，要如实回去向他们汇报”为由，坚持要去。蒋介石也怕得罪这个“财神”，最终勉强应允。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来到延安，广泛接触共产党领袖和各界人士，悉心考察研究，在这里，他看到了与重庆截然不同的一番景象：
“迨至延安则长衣马褂、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及酒楼应酬，诸有损无益各项，都绝迹不见。”
陈嘉庚在与共产党领袖们接触时，不仅听其言，更注重观其行。
他看到毛泽东在杨家岭所居住、办公的窑洞摆设十分简单，仅一张陈旧的办公桌、几张长短高低不等的木头凳子，朱德也完全没有一点架子，还和战士们一起在球场上打篮球。
接待他的晚餐也只有两餐一汤，菜是大白菜和豆角，汤则是鸡汤。
毛泽东说：“陈先生，请你谅解啊，我们这里实在拿不出像国民党那样的大餐，这两个菜是我自己种的，这个鸡汤则是邻居大婶唯一的正在下蛋的母鸡，她听说我这里有贵客到访，说什么也要宰了鸡，熬了一大罐子香浓的鸡汤给我们送过来，这里的老百姓都很朴实啊！”
陈嘉庚听了，十分感动，他说这是自己回国以来吃过最好的一顿饭了，吃得格外踏实、满足。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陈嘉庚在毛泽东和朱德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延安各地，他后来在《南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屡有风闻而未知事实究竟如何。
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黑白……直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庆祝也。”
回到新加坡后，陈嘉庚召开了第二届南侨大会，向侨胞报告了此行在国内的观感，并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论断：1942年，新加坡沦陷，陈嘉庚被日军列为“南洋抗日巨头”，认为他为中国抗战不断“输血”，是务必要捉拿的通缉对象。为防日军追捕，陈嘉庚隐姓埋名，在华侨和集美校友的掩护下，前往印尼避难。期间，住地不断转移，姓名不断更改，但仍身陷重围，为此，陈嘉庚身上一直藏着一小包“氯化钾”，随时准备牺牲。他说：“如果我不幸被捕，日本人肯定要强迫我做傀儡，我早就做好准备了。”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年逾七旬的陈嘉庚才于当年10月离开印尼，安全回到新加坡。重庆社会各界为他举办了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特地向大会发去贺词，贺词中赫赫写着八个大字：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政府“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府。”
该电经路透社、合众社公布，接着由新加坡《民主》周刊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震动。
1949年5月，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当年9月，他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他作为受邀嘉宾，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此后，陈嘉庚举家回国，耄耋高年依然不忘为国家建设建言献策：
他拥护第一个五年计划，认为实现这个计划，将使国家逐渐摆脱贫困，走向富强；
他花费数月时间前往全国各地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幸福。”；
他对马寅初的“人口论”表示赞同，多次与北京老朋友交谈，认为如果当时人口不控制，将来会发生问题。
……
暮年岁月里，陈嘉庚过得极为清贫，日常出行，除了天气恶劣的情况外，他不乘汽车，靠一根手杖步行；
他把自己每天的伙食标准严格限制在五角钱以内，经常吃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加上一条鱼；
他的雨伞破到补了再补，瓷杯柄断了就倒过来当蜡烛台用，办公室里的那对沙发也不是配套的，其中一个是后来翻修的。
“个人少费一文，即为吾家多储一文，亦即为吾国多储一文，积少成多，以之兴学。”
另一方面，他也真的把那“诚毅”的人生底色坚守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反右运动”中，陈嘉庚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身份作大会发言，肯定“整风运动”和“大鸣大放”后，他着重讲了十六条意见，半句不提“反右派”，而是尖锐地批评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骄傲自满、懈怠傲慢等弊端。
“大跃进”时，有人告诉他， 一亩地能生产数万斤稻谷，他很生气地说：“那是假话，我不爱听。”
当听到家乡群众反映，有人把铁床、铁锅敲坏拿去“炼铁”，他立即展开调查，并不断写信给中央反映。
“我一生实事求是，不平则鸣。做人要诚实，政治更应诚实，绝不能指鹿为马讲假话。”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何时，无论何种环境，老实做人、诚恳做事、光明磊落、坦坦荡荡。
1961年3月，陈嘉庚因眼疾和脑溢血等多种症状，病情加重，他自觉时日无多，便一再向身边人叮嘱“把集美学校办下去，把300万存款捐献给国家”。
“财自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去。” 他言行如一，赤条条来，赤条条去。
8月12日，陈嘉庚安然离世，他的追悼会上，周恩来、朱德亲自为其执绋送灵。追悼会结束后，灵柩由专列运往厦门，遵照他的遗愿，安葬在了厦门集美鳌园。
而今，他虽已离开我们六十余载，但他那忠公、诚毅、勤俭的“嘉庚精神”却如星辰闪耀，光耀后世，耿耿不灭。
时至今日，一众海外华侨华人仍以“嘉庚精神”为旗帜，捐资兴学之风蔚然，爱国报国之心不息。以他名字命名的“陈嘉庚星”、“嘉庚”号科考船、陈嘉庚科学奖等，也无不折射着世人对他的景仰和缅怀。
[4]. 《红色百年 | 陈嘉庚家庭：爱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福建纪检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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