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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关不羽
这期《超级演说家》火了,让我想起了“咪蒙”。
和咪蒙毒鸡汤的主角一样,衡水中学的张锡峰同学既不该是被恐惧的对象,也不是被膜拜的偶像,而是演艺产业异化的产物。
▲张锡峰演讲现场(图/网络)
我觉得,张同学需要的不是观众们的鲜花掌声、热泪盈眶,而是直面这个世界的真相。如此,他才能有健康的心态去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和他未来的人生。
真相一:
边缘人,而不是普通人
张同学的演讲中最先引起我注意到不是“土猪拱白菜”,而是一个桥段。如果他说自己进城读书后因在足球场上“分不清是不是自家球门而被同学嘲笑”是真实的,那他的边缘程度可谓登峰造极。
我不太相信河北的乡村连足球赛也看不到,也不太相信一共只有两个球门还会搞错。如果这是真的,那说明村上春树所说的“普通人”离张同学很远,不是他该选用的标签,他的标签应该是“边缘人”。
“边缘人”是游离于社会主流的群体,张同学的自卑感、受侮辱感和受损害的心态,是典型的边缘心态。那些“侮辱”他、“嘲笑”的同学才是普通人,这是张同学要面对的第一个真相。
其实,就个体而言,“边缘人”和“普通人”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鸿沟。“普通人”也会面对三六九等的嘲笑。
比如我,生在大上海、长在大上海,却是上海地域歧视链底部的“下只角”。有“下只角”就有“上只角”——以市中心原法租界为顶点的高上地段是也。可是,“上只角”又如何呢?还有“台巴子”、“港巴子”、外国人……鄙视链很长,看不到尽头。细分很复杂,搞不清楚究竟。又何必要搞清楚呢?
等而上者也未必有什么真实的好处,“鄙视链”底部也不见得真服气。“上只角”的黄浦区现在还有几万只马桶,“下只角”一直当这是笑话。但这些只是谈资而已,人不是活在天空中鸟瞰大地,而是活在自己的境遇中。
▲上海的“上只角”和“下只角”(图/网络)
普通人的境遇就是,日子照样要过,大家还是要一起相处。该谈感情的谈感情,该谈钱的谈钱——嘲笑和被嘲笑的交替也是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理所当然,所以普通。
因此,于个体而言,普通是一种平和的心态,边缘则是一种仰望的痛苦。出身、成长环境的固然有别,终点却是个人的心态。你保持了一种边缘的心态,在“被侮辱、受轻视”的心理中煎熬,那就是边缘人的心态。哪怕将来真的鲜衣怒马、腰缠万贯,你还是一个边缘人。只不过,原来是分不清射门方向的边缘人,后来成了分不清人生方向的边缘人。
张同学如果以为一张斯坦福或哈佛的毕业证就能让他不“普通”,那注定是要失望的。姑且不说从衡水到斯坦福的距离有多么遥远,就算有了又如何呢?可以让他获得一个成为普通人的起点罢了,而这才是衡水中学的价值所在。
不是什么励志的圣殿,不过是教育流水线的加工车间之一。
真相二:
“头悬梁、锥刺骨”的故事,仅有娱乐价值
张同学演讲视频里,激动深情地讲述了自己和衡水同学们刻苦求学、热血励志的故事。老戏码,又来一波感动和自我感动。
可是,张同学不要被台上的观众“骗”了。他们会为你落泪,就像为祥林嫂落泪一样。你讲一遍,观众就哭一遍,但是哭完以后也就忘了。因为他们是普通人,看边缘人的故事是普通人的娱乐活动。含泪鼓掌和嘲笑时扬起的嘴角一样,没有本质的区别。
▲张锡峰两年前的演讲(图/网络)
更重要的是,张同学不要被自己骗了,你为你的敲门砖努力是你自己的事,成功了是你的收获,失败了是你的遗憾。不要以为你的努力是一分神圣的公共祭品,既不会感动上苍,也不会感动中国,和别人也没有任何关系。廉价的眼泪,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顶个球用?
事实是,文凭当然有用,但是获得文凭的励志、刻苦其实没用,敲门砖的敲门砖有什么观赏价值?
“头悬梁、锥刺骨”能成为美谈,是因为六国封相的苏秦这么干了。张同学就是把大腿扎成了筛子进了985、211,又如何呢?
更气人的是,高富帅的诸葛亮在隆中“躺平”、读书还是“观其大略”,也没人觉得他不对。
隆中太远,微信群很近。
看了张同学的视频,群里老中青前做题家回忆起高考往事,这是互相致敬的仪式。正在步入仪式高潮时,一位我很尊敬的前辈师友出来煞风景,方式极其“凡尔赛”。
他说他对当年高考的经历印象不深,倒是那年“世界杯”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记忆犹新。须知马拉多纳都已经作古了,可知这位前辈师友高考的年代,那是多么感人的录取率?
人家就这么风轻云淡地拿了张文凭,我是佩服张同学,还是佩服他呢?
▲图/网络
所以说,张同学舔伤口可以,别把伤口的血腥味儿品出了茅台就的酱香型——顺便说一句,把茅台酿成美酒的祖师爷们没有文凭,大部分不识字。
个人的努力无需别人肯定,所谓“自作自受”,好坏都是。你的故事我收到了,你的文凭是你自己的。是“头悬梁锥刺骨”地获得那张文凭也好,还是以风轻云淡的天才式躺平获得那张文凭也罢,旁人并不真正关心。
旁人听故事的三分钟感动,不会让讲故事的人获得什么真正的优势。
真相三:
小镇做题家的不平,是做题做出了幻觉
有评论者郑重指出张同学的演讲是“小镇做题家的复仇宣言”,从张同学从的情绪来看,确实如此。
做题没有什么不对,但做题给了他一些错误的幻觉。这是“小镇做题家”的通病,问题不是出在做题,也不是出在小镇,还是心态。
我一直认为,以做题为标准的应试教育其实没有什么好不好。因为这是分配教育资源唯一平等的方式,绝大部分人包括我都同意要让孩子们有一个平等的机会资源,而做题是可以实现这种起点平等唯一可行的方式,那就这么办吧。没有选择,也就无所谓好坏。
或者说,做题唯一的好处是始于平等,终于清晰的、绝大多数人都认同的等级秩序。通过这个排序,人生走入了真实世界的起点。
如果你把应试教育的排名机制当真了,以为真实的社会生活也会按照0分到100分“公平”排序、“合理”分配资源,那注定要失望的。这种误解在我们社会普遍存在。三天两头冒出一些毫无新闻价值的新闻,诸如清华毕业生养猪、北大毕业生做“保姆”之类的。
这种伪新闻的出台,要么本是出自“小镇做题家”之手,要么就是供“小镇做题家”自艾自怜的——“看这个社会堕落到什么程度了?文凭都不值钱了。”
然而,清北文凭附赠大学教授、大干部、企业高管资格吗?清北从来没这么说过,可是在“做题世界观”里这是唯一公平的。真实世界也有规则、也有规则之下的公平,但比“做题世界观”的分数平等复杂得多。世界有错,但“做题世界观”更错。
其实,这年头大家都是做题家出身,不分小镇大镇。但是,“小镇做题家”与众不同的是,把做题当成了人生的信仰、世界的普适准则。“我能做好题,就会赢得成功”,“我会做题,所有人都该高看我、善待我”——凭什么呢?
你会做题,那很好,你赢得一块好敲门砖,恭喜你。可是,敲开门之后,那块砖充其量就是人生道路的第一块垫脚石而已。
▲图/网络
你要真以为拿着这块砖是什么法宝利器,那你会倒霉的。因为你会发觉,放下砖头拿起机关枪的同龄人多的是。你放不下你就失败了,然后就埋怨社会没有善待你这个做题家了。这才是“小镇做题家”的悲剧,还是一个心态问题。他们本该躲在小镇一辈子享受人生前十八年的做题光环,却跑到了大城市炫耀一块精美砖雕,别人却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所以,张同学如果真的准备咬牙切齿地“复仇”、“土猪拱白菜”,那他注定会失望的。
大城市里有君子豹变的成功者,也有固执顽愚的失败者,但是没有“复仇”。人生定格在“小镇做题家”,是没有被仇视的资格的,也没有实现理想的能力。
真相四:
“土猪变白菜”和“白菜炖土猪”的二选一
张同学真对“土猪拱白菜”有执念,那不应该读村上春树。我觉得他并没有读过,和很多做题家一样只是摘了语录用用罢了。
我很难想象张同学和这位生于京都、长于神户的“城里白菜”能有什么情感和心灵上的共鸣。村上悠哉轻快得有点轻佻的文笔、《挪威的森林》里“作兮兮”的青春恋爱故事,和张同学崇尚的衡水式励志相差甚远。
张同学应该读读司汤达不朽名著的《红与黑》,那才是“土猪拱白菜”的经典之作。但结局可能让他失望——不是皆大欢喜的大团圆,而是小镇做题家被野心之火燃烧殆尽的幻灭人生。
小说很好,于连的人生悲剧感人至深。但是和所有的文艺悲剧一样,没有人想要成为现实悲剧的主角,张同学要深思。
如果选择于连那样边缘逆袭式的“土猪拱白菜”,那会错过很多普通的幸福、很多普通的美好。
普通人的爱情多半不会可歌可泣,普通人的财富不多不少,普通人朝九晚五的生活不咸不淡。但这不是张同学所说的失败、理想破灭,而是脚踏实地的耕耘和收获。
如果张同学真的边缘逆袭成功,那么成为一棵普通的“城里白菜”是大概率的,也是幸福的。其实,“城里白菜”在适应城里的生态同时,也在改变着“城里”的生态,并不简单。
如果他真要挥舞着大红烫金的文凭进城“拱白菜”,那么结局多半是“白菜炖土猪”告终。而且,和大部分失败者一样,悄无声息。司汤达的时代,“于连”很多,但司汤达只有一个,也只写了一个于连。
当然,张同学还是一个少年,出演了一档节目,说了很多他自己未必能理解的话,表露了一些真实和看上去很真实的感情。不必过度放大其意义,感人肺腑也好、咬牙切齿也罢很快都会过去。围观的喜笑怒骂也会很快过去的,张同学的人生还是他自己的。
最后寄语张同学:高考不过是人生旅程的驿站,过去了也就过去了。至于感动你的大好河山一直都在,那也不过是风景罢了。俯瞰大地很爽,可是航拍的无人机续航能力有限,人生不也是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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