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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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的贵族，大都是资兼文武，既能上战场杀敌，又能回朝堂议政的。
这和春秋的战争形态有关。战争规模小，作战时间短，一般一天之内，两军能分胜负，所以后勤压力也就比较小。一个贵族既统领军事，也操心国政，倒也不至于忙不过来。
影视剧中的春秋战争。来源/电影《孔子》截图
从战国开始，情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
战国时代的战争，参战各国都可能装备几十万军队，打起仗来旷日持久，最长的可能要对耗好几年。单是怎样喂饱前线这多张吃饭的嘴，就是巨大难题，更别提还有其他许多后勤物资，都需要源源不断补给。
疆场上斗智斗勇就足够劳心费神的将帅，不可能同时解决这么艰巨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文职官员系统，来负责后勤。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制度变革：文武分途。
从战国以至于汉初，武将与文官的地位，大概还是并重的，甚或武将还高一些。刘邦说萧何是功臣第一，有强行指定的味道，未必能服众；何况真正军功第一的韩信，是要杀掉的。
影视剧中的汉兴三杰，张良（左）萧何（中）韩信（右）。来源/电视剧《楚汉传奇》截图
但文官地位高于武将，确实代表历史的趋势。
两汉四百年大一统，绝大多数战事在边疆。武将远离了决策中心，他的功绩能否得到中枢认可，需要经过文官的考评；更糟糕的是，边境地区经济不发达，庞大的军队，离不开大后方的支持保障。
所以，朝廷里的文官，要找理由卡武将的脖子，是很容易做到的，而且看起来完全按照流程合理合法；武将要想反制文官，除非掀桌子造反，不然就难多了。
汉代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到了东汉，经济、文化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关东士族，在政治上也明显占据了优势地位，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懂也鄙视军事，他们对军权的掌握，也就更多是间接的。
直接掌兵的人，论出身当然也不是平头百姓，而多半是所谓“豪族”。豪族和士族之间，有模糊地带，但总的说来，论到社会阶层政治地位，豪族要比士族低一两个档次。
到了汉末乱世，这种文武资源的分配格局，成了士族的致命缺陷。
汝南袁氏四世三公，是顶级士族，从袁绍掌控的各种资源之雄厚来看，本来大有将革故鼎新，成为新朝代的皇帝之势。但袁绍输给了自己曾经的小跟班军事天才曹操。最终，魏蜀吴三国的君主，没有一个出身士族。
影视剧中的袁绍（左）和袁术（右）。来源/电视剧《三国》截图
但当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社会一定程度上恢复稳定之后，士族的传统优势就又发挥出来，又在各个朝廷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当然，这毕竟不是和平时期，有些士族人物打破封印，在军事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才华，因此也成了这个时代格外耀眼的明星：魏国如司马懿，蜀国如诸葛亮，吴国如陆逊。
但他们终归是例外，士族很快又回归常态：哪怕给你兵权你也表现平庸。
司马昭决定灭掉蜀国的时候，士族高官无视本国巨大的国力优势，纷纷唱衰，唯一一个愿意支持司马昭的士族是钟会。司马昭于是任命钟会做统帅，而让寒门出身的邓艾作为辅助。结果钟会虽然取得了汉中（很大程度是因为姜维过于大胆的防御思路，蜀国自己把汉中拱手相送），十万大军却被姜维堵在剑阁再也无法前进一步，而邓艾却通过阴平小径奇袭，一举灭掉了蜀国。
影视剧中的钟会（左）和邓艾（右）。来源/电视剧《虎啸龙吟》截图
同样的事情在灭吴时几乎重演了一遍。出兵之前，士族官员集体表示不看好，是寒门出身的张华促成晋武帝下定决心。总计二十万晋军兵分六路伐吴，其中五路的统帅是士族，和皇帝司马炎还都有这样那样的亲戚关系，而最终使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却是从最偏远的巴蜀出发的出身最卑微王濬，——王濬“家世二千石”，这种门第，普通人当然要仰望了，但在大士族眼里，却仍只好算寒门。
晋朝八王之乱，掌握兵权的是司马家的王爷们，世家大族会选择是否和某位王爷合作，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直接掌握兵权。譬如著名的琅琊王氏的王衍，他虽然顶着“太尉”这个全国最高军事长官的头衔，但实际上是在东海王司马越身边，盘算他的门户私计，带兵打仗的事，是一点不懂的。
回顾这么个历史文化传统，才能明白，东晋的士族门阀能够拿到军权并且有效运用，还真是相当奇迹。
东晋第一个掌兵权的世家大族人物，是琅琊王氏的王敦。
世家大族的子弟，他的人生起点，就是许多人奋斗终生的也抵达不了的终点。但另一方面，琅琊王氏能够长盛不衰，一个并不是秘密的奥义是，生儿育女的能力极其强悍。
王敦的爷爷叫王览，王览有个亲哥哥，就是传说中卧冰求鲤的王祥。这兄弟两个，在西晋初年是被当作孝悌吉祥物供起来的，排在开国名臣的最前面，特别体面。王祥有五个儿子，王览有六个儿子，到王敦这辈，同族兄弟们就更多了，王敦要出头，并不容易。
王敦还有个明显的劣势，“有田舍名，语音亦楚”，就是人称乡巴佬，说话还带南方口音。
纪录片中的王导（左）和王敦（右）。来源/纪录片《中国》截图
走正常路线求发展，王敦大概就是家族的二三流人物了。
所以王敦刻意表现自己土气却又豪爽，先引起关注把流量带起来，然后他还有个自我评价：
王大将军自目：“高朗疏率，学通《左氏》。”（《豪爽》）
他认为自己是个高蹈，开朗，通达，直爽的人，并且读别的书也许不算高明，但一部《左传》，是读通了的。
读《左传》，在魏晋时期有特殊意涵。《左传》战争写得好，因此很多人是把《左传》当兵书读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关羽爱读《左传》。
王敦这么评价自己，就是说他虽然身为琅琊王氏这样的文化士族的子弟，却对军事很感兴趣。
军人要够狠，王敦也经常刻意表现自己狠。比如到石崇（也有书说是王恺）家里做客，石崇家的美人劝酒，客人不喝，石崇就把美人杀了，王敦就是坚决不喝，还对劝自己喝酒的同族弟弟王导说，他杀他们家的人，关你什么事。
总之，王敦给自己的人设是，大家都文雅精致，我却要表现得一看就是个猛人、狠人。出身卑微的人里，不乏猛人、狠人，但名士自然看不上人家，没法沟通；王敦又猛又狠，虽然在世家大族子弟里显得古怪，但终究是名士圈子的自己人。
所以大权在握的人想找个能独当一面的军事统帅的时候，自然就会想到王敦。
就这样，王敦早早成名，被派到南方去，总揽一方军政大权。几经波折，王敦成了掌控长江中上游的军队，统辖州郡，自收贡赋的人物。虽然史书上说，胜仗都是陶侃、周访等寒族人士打的，但总之，王敦是把胜利果实收入囊中了。
后来王敦就造反了，两次出兵进逼首都建康，第一次成功，第二次失败。从战争结果看，王敦的军队的战斗力，要胜过皇帝临时拼凑起来的军队，但还是不如江淮之间的流民武装。
北方大乱以来，文化士族逃过了长江，即所谓“衣冠南渡”，一般北方民众也要往南逃。东晋政权不许他们过江，于是他们就留滞在江淮之间。这些流民聚集在几个豪族人物身边，在危机四伏的环境里生存下来，并形成了顶级战斗力。
这些豪族人物当中，最有名的如闻鸡起舞的祖逖，范阳祖氏据说“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但祖逖兄弟作风豪放，豁荡不羁，显然和文化士族不是一路人，仍只能算是豪族。祖逖一向看不起王敦，大概觉得王敦豪爽，只是个空架子，真干仗，不是自己的对手。
还有个重要人物苏峻。苏峻的父亲做到安乐相，蜀国后主刘禅投降后，被封为安乐公，安乐相即安乐公封国的相，也是二千石级别。苏峻本人则是孝廉的出身。但这样的身份，仍然被史书蔑称为“单家”，可见也是豪族。
王敦第二次起兵，危急关头朝廷调苏峻平叛，王敦的军队想乘苏峻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结果两军一交锋，就发现根本不是苏峻的对手。后来苏峻也造反了，攻陷了建康城，造成的破坏要比王敦大得多。朝廷集中全部兵力平叛，战况仍然很不利，要不是苏峻有点过于飘了，只带了几个骑兵（注意，是几个）就想冲垮官军阵型，没有成功撤退不及，被官军杀死，这事还真不知道伊于胡底。
还有位著名的流民帅郗鉴，他是东汉末御史大夫郗虑的玄孙，只有他是例外，高平郗氏可以算得上士族。所以朝廷最注重拉拢的流民帅就是他，丞相王导心心念念要送个琅琊王家的子弟给郗家当女婿，这才有了王羲之“东床坦腹”的典。
简单总结一句是，东晋初年，世家大族掌握一定的兵权，但东晋的最强武装是江淮间的流民组成的军队，总体而言却并不在士族手里，士族对他们只能利用，不能指挥。
琅琊王氏退居二线之后，东晋掌权的是颍川庾氏。庾亮、庾翼兄弟充分展示“给你兵权你也用不好”的士族传统，各种自找麻烦然后损兵折将，之后，桓温登场了。
当年司马懿与曹爽的权力斗争，谯国桓氏站在失败的曹爽一边，因此沦为刑家，失去了高门望族的地位。永嘉乱世衣冠南渡的时代，桓温的父亲桓彝抓住机遇，获得了名士圈的一点认可，成为所谓“江左八达”之一，然后他在平定王敦之乱的过程里立功，又在苏峻之乱中，力战叛军慷慨殉国，赢得忠臣的名声，可以说，他拿命为儿子换回了一张士族入场券。
桓温在主流名士圈里，一直显得相当尴尬。他一会儿猛怼士族，说“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一会儿又腆着大脸，在人家坐谈时凑热闹，表现其实我也挺懂的。
所以，虽然桓温成了东晋历史上兵权最大的人物，但拿他作士族掌兵的代表，恐怕未必合适。
在东晋门阀里，陈郡谢氏属于“新出门户”，第一个在军事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谢家人物，是谢安的堂兄谢尚。
谢尚，字仁祖，他的容止很“妖冶”，行为很“任诞”，虽然清谈水平不太高，但非常文艺范儿，总之，就是个典型的名士的样子。
但谢尚做事，却相当务实。他开始在朝廷里做给事黄门侍郎这样的清望官，后来就到了地方上，既管民事，也抓军务。他为政清简，也很爱惜士卒，《晋书》本传特意讲了个小故事：有次他刚到任，当地官员用四十匹布，给他造了一顶乌布帐篷。谢尚就吩咐，把帐篷拆了，给将士们改裤子穿。
他308年出生，三十来岁当打之年，正是晋康帝、晋穆帝的时代，原来的王、庾两大家族，现在都出现颓势，也就是说，原来的天花板又有了窟窿，上升空间很大。
尤其幸运的是，谢尚的妹妹嫁给褚裒，生了一个女儿叫褚蒜子。而褚蒜子就是晋康帝的皇后。
朝廷想加强中央的权威，就考虑用一用外戚。褚家的人才少，皇后的妈妈的娘家就被重视起来了。
谢尚被任命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督扬州之六郡诸军事、镇历阳的时间，和桓温任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并领护南蛮校尉的时间，基本前后脚。
谢尚比桓温大四岁，谢尚是皇后的舅舅，桓温是皇帝的姐夫，两个人的任命，是朝廷为了对付原来得势的庾氏家族，接连下出的两步棋。
但庾家退缩速度之快，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于是谢尚和桓温的关系也就有了变化。
谢尚执掌的豫州，不是传统的豫州，而是安置了大量来自豫州等地的流民的地方，所以这里的兵力非常强大。这个豫州在京师建康的西边，设置在这里的军府，号称“西府”。
桓温控制的荆州，在豫州的更西边，要想从上游的荆州威胁到建康，必须要过豫州驻军这一关。当年，忠于朝廷的祖逖坐镇豫州，王敦就不敢轻举妄动。现在桓温要想图谋大事，也还是一样。
谢尚的作风，是很能得军心的，他在豫州的根基扎得很牢固。
桓温不断给朝廷施压，让谢尚北伐。谢尚的军事才能在名士圈里名列前茅，到北边去打则还是不够看，但谢尚的政治智慧，却让人不得不服。
永和八年（352年）北伐，谢尚打败了，但败得不算很惨。但谢尚另有两个操作：
第二是据说耍了个很高明的手段，从北方的敌人那里把传国玉玺骗过来了。
当年晋元帝司马睿南渡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要当皇帝，玉玺自然还在洛阳的皇帝手里。后来洛阳、长安先后倾覆，玉玺在北方流传。而建康城里的皇帝，被嘲笑为白板天子。
不知道谢尚骗来的这所谓玉玺是不是真的（甚至他怎么骗北方人的故事也可能是他瞎编的），但总而言之，东晋朝廷需要这个玉玺，所以假定它是真的，对谁都有利。
谢尚稳稳当当在豫州扎根了十二年，桓温跟他保持着面子上的和谐，而对他毫无办法。谢家在军队里的根基，就是这时扎下的。
升平元年（357年），谢尚去世。有人提出让桓温的弟弟桓云做豫州刺史，朝廷当然不同意，最后安排，还是让谢家人接班，这个人就是谢尚的堂弟，谢安的亲长兄谢奕。
但是谢奕到豫州只一年，到升平二年（358年）八月，也去世了。
朝廷的意思，是再上一个谢家人，这就把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到谢家的面前。
谢尚那支，已经没人了；谢奕总计兄弟六人，但这时还在世、年纪也合适的，只有三弟谢安、四弟谢万。
谢安在会稽郡乘船出行，仆役驾着船，有时慢有时快，有时停有时等，有时由着船纵横漂流，撞着人，碰到岸，谢安对驾船人也并不批评教育。
但是，哥哥谢奕去世，送葬回来，天也晚了，雨也下得急，仆役们都醉了，全乱套了。谢安就在车上拿过支车的木柱，去撞车夫，声音脸色都很严厉。
于是《世说》发了一段议论：水性沉静柔和，可是进入险隘处却会奔腾激荡。和人情相比，就类似处于急迫危难的时刻，没有人能保持那份平和纯粹的心境。
众所周知，谢安这辈子淡定无比，后来苻坚百万大军压境的时候，谢安一样能没事人似的。谢安这么慌乱失态，这辈子就这一次。
谢安喜欢隐居，大概是真心的。毕竟，作为世家子弟，不做官的生活，讲雅的，是“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讲俗气的，则“每游赏，必以妓女从”，可以沉浸在这样的日子，干吗去案牍劳形呢？
（明）郭诩 《东山携妓女图》（局部），描绘谢安的游赏生活。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只不过谢安和一般世家子弟的区别是，他心里很明白，自己这样的生活，是怎么来的，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才能维持下去。
大哥不在了，只能由四弟谢万去继任豫州刺史、安西将军的职务，而这副担子，谢万只怕挑不起。
谢安继续当隐士，但隐士也可以出山看亲人，于是他就跟着谢万上任去了。
下一年，即升平三年（359年）十月，谢万奉命和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郗昙一起，分别进兵，去救援洛阳抗击前燕。
谢万还是一贯的名士做派，常常在那里啸咏，显示自己是个高人，对全军将士，是从不加抚慰的。
谢安就劝他：“你是元帅，应该经常喊将领们宴会，搞好关系。”
豫州的西府之兵，和郗昙那边的北府军，都是类似的构成，底子是当年的北方流民。因此不是国家统一编制，不存在严密的科层体系，但是有自己在实战中淬炼打造出来的组织，大大小小将领对士兵影响力特别大，而空降的主帅，其实是没什么权威的。
当初谢尚和大家关系处得好，所以整个部队就有相当的战斗力。现在，谢万就得一步步从头来。
他召集诸将，什么具体工作也不说，只是用如意指着大家说：“诸君都是劲卒。”
他还以为自己是在夸人呢，但军中将领，最忌讳的就是人家说自己是“卒”。所有人心里都挂火了。谢安意识到不对，于是一一拜访各级将帅，表示歉意。
但大局是没法改变了。这一仗谢万的失败，倒是和后来淝水之战时前秦军队的大崩溃，是有点类似的模式。
先是郗昙因病退屯彭城，谢万听说友军退了，就也宣布撤兵，于是整支部队就崩溃了。
这显然是西府的将领们在故意整他，很多人还想借机除掉他，这个时候，让主帅“死于乱军之中”，是很容易做到，而且让人没法追究的事。
但一转念，很多人想起谢安来了，都说：“要给那位隐士留点面子。”谢万这才得以幸免。
经此一役，谢家又失去了兵权，但谢安在西府，算是结下了点人缘。
再下一年即升平四年（360年），谢安就正式出山了。
玩政治，总是需要上面有人下面也有人的。谢安快乐隐居了大半辈子，现在还真没多少资源。
名声当然是大到天上去了。但进入实打实的政治搏杀中，浮名未必能管什么用。谢安之前，大名士殷浩和谢安得到过同样规格的赞美，你要是不出山，“如苍生何？”但殷浩真的出山，那就是惨案现场。
但谢安做了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选择，加入桓温的幕府。
为这个选择，名士圈子觉得谢安简直丢人，而桓温幕府里原来的成员，则把谢安当作群嘲的对象。
所有这些嘲讽，谢安都忍了，他知道这么做，桓温本人喜欢。
谢安如果到别的地方，比如说相王司马昱的幕府去做官，虽然谢安早已经被舆论推为顶级的名士了，但那边是名士扎堆的地方，自己去了，也不会是鹤立鸡群，而是一群鹤在那里比大小。
而且那里“事动经年”，就是说是个没人干事的地方。在那边想做出点事业来，就是仙鹤兼职下蛋鸡，用非所长，也落不了几声好。
桓温看起来喜欢嘲笑名士做派，但观摩了王导、殷浩的清谈要到处跟人说，自己也要组织人讨论《易经》……凡此种种，都表明他还是很渴望名士们的认可的。
桓温手下不缺能干活的人，但自己一个大名士过去，就是填补空白。
所以到桓温那边去，开头被嘲讽固然是免不了的，但之后不用管下蛋的事，继续拗仙鹤梳翎的造型，就能获得彩声一片。
果不其然，桓温是真把谢安当宝。《世说新语·赏誉》里讲：
谢太傅为桓公司马。桓诣谢，值谢梳头，遽取衣帻。桓公云：“何烦此。”因下共语至暝。既去，谓左右曰：“颇曾见如此人不？”（《赏誉》）
谢安作桓温的司马。桓温去看谢安，正赶上谢安在梳头，见桓温来了，急忙拿来衣裳和头巾。
桓温说：“别麻烦了。”于是就一起聊天，一聊就聊到黄昏。
桓温离开后，对身边的人说：“可曾见过这样的人吗？”
对谢安的到来使自己的幕府格调升级，欢喜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谢安找桓温的亲信赵悦，让他为自己安置几十个门生。赵悦把这事告诉了桓温，桓温说：“姑且先用一半。”
赵悦说：“从前安石在东山隐居，缙绅士大夫各种催逼，就怕他不问世事。如今他自己选拔的人才，我怎能反倒违背他呢？”
显然，谢安和赵悦的关系处得不错，而赵悦这么做，也需要得到桓温同意才行。
类似这样的请托，未必只此一件。可以推想，这样便利的条件，让谢安可以很快铺设出自己官场里向下的人际关系网络。
谢安在桓温幕府时间并不长，两年后谢万去世，谢安投笺求归。之后被任命为吴兴太守，不久后又调入朝廷，拜侍中，迁吏部尚书、中护军。
但桓温幕府里的两年，让谢安在官场里的底气，已经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他很大程度上让桓温相信，谢安是自己和名士圈子的一个沟通中介。
后来桓温权势越来越大，把朝廷里重要的军事部门，换上了自己人。
东晋中护军负责以石头城为中心的京师地区镇守，掌握着建康城里最重要的军队，桓温是绝不会容忍自己不信任的人，留在这个位子上的。
再后来，桓温自知不能流芳百世，但也下不了决心遗臭万年，终于被东晋朝廷耗死了，没有采用极端手段篡位。桓温的弟弟桓冲愿意退让，桓家的势力收缩回上游。
接下来的事情就太有名了，谢安的侄子谢玄，重建北府兵：
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晋书·刘牢之传》）
田余庆先生考证，谢玄重建的北府兵，包括原来的北府和西府之兵。名将刘牢之就是典型，他的父亲刘建，本是西府名将。推算年代，应该是曾在谢尚、谢万手下任职，西府将帅不喜欢谢万，但对谢尚是服膺的，也谢安印象也不错。
重建北府兵这么顺利，和谢家当年就埋下的人脉，大有关系。
谢尚、谢安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靠的是他们既有名士的风神仪态，也有政治人物的务实和算计。
而这终究不是魏晋名士的普遍具备的素质。所以不久之后，士族重新兵权旁落，而寒族逆袭的时代，也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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