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控制了全国金融网络，竟是从一家颜料铺的职业经理人开始的

清朝道光年间，一个影响了中国金融业未来走势的重要机构诞生了，它就是票号。而票号，尤其以山西票号最为著名，它逐渐发展成一个在全国拥有完整金融汇兑网络、拥有众多分支机构的巨无霸式金融系统，对中国近代金融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山西票号的诞生，要从200年前说起，从山西商人的典型代表雷履泰说起。

雷履泰，一个从山西平遥走出的农家少年，幼时因家贫不得不弃学从商。或许是命运垂青，雷履泰在平遥城里看杂耍时，与经过此地的西裕成颜料铺二少爷李大全相遇，两人相谈甚欢，于是李大全便让他到自家颜料铺工作。雷履泰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经营才干，帮东家出了不少力，很快便坐上了西裕成颜料铺大掌柜的位置。

不仅在平遥城，就是在全国范围内，西裕成颜料铺都数得上号。除了平遥本地的总号外，北京、天津和汉口等地都有分号，产品更是远销全国各地。雷履泰坐上这个位置，可谓风光无限，但他心里却不敢有半点懈怠。东家对他委以重任，他决心以自己所长干出一番事业，报答知遇之恩。

心思活络的他发现，颜料铺主要经营一种叫铜碌的产品，但本地没有合适的铜矿。颜料铺只能从四川购买原料，顺江而下至汉口，再转运到山西，成品则主要运往京师或天津销售。在西裕成历任掌柜的苦心经营下，这套经销体系已传承了近百年，渠道也已经相当稳定，但雷履泰还是发现了其中有一个大问题。

什么大问题呢？

就是商品在北京销售完之后，要把货款原路押回平遥，但一路上并不安全，即使有专人护卫，劫镖、丢镖的事也是时有发生。所以他就学着京城商号经营汇票的经验，在自家的颜料铺里也开辟了汇兑生意，这样货款就不必长途运送，只需凭借一张小小的汇票，就能从铺中取到现银。由于雷履泰一向讲信用，在平遥商界风评极佳，所以其他商号非常相信雷掌柜的为人，愿意把自家的货款存到西裕成颜料铺，或者在西裕成支取外地的货款。雷履泰也不会拒绝乡亲们的请求，顶多是收取一些手续费，即所谓“内贴”。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雷履泰发现，做汇兑生意居然比老本行的收入还要丰厚，那何不专营汇兑呢？

雷履泰与东家李箴视一拍即合，觉得此事可为，索性于道光三年（1823年）将西裕成颜料铺改组为日升昌票号，总号位于平遥西大街。

日升昌的异军突起为平遥带来了一番新气象。看到经营汇兑业务有利可图，一大批山西票号纷纷成立，并随着山西商人的足迹迅速进入全国市场。平遥财力最雄厚的侯荫昌也适时而动，把自家的六家绸缎庄全部改成票号，而且位置就在日升昌隔壁，显然双方是较上劲儿了。在两家大票号的带动下，一大批山西商人加入进来，他们或为邻里，或为亲朋，总之都是以血脉同乡为纽带集合在一起，互相提携帮助。这批人像开连锁店一般四处扩展生意，在商场打下一片天地。冯桂芳说：“今山西钱票，一家辄分十数铺，散布全省，会（汇）票出入，处处可通。”票号的鼎盛时期到来了。

早期山西票号的业务对象多在北方，既有商业汇兑的业务，也经营存放款。比如有的商号要购置原料货物，但流动资金不够，山西票号可先行垫付，商号资金充裕时再补上垫款和利息。另一种情况则与之相反，商号会先给票号交纳货款，一段时间之后再向收款方缴纳，票号不仅不收汇费，还会付出一定利息。这种模式称之为“逆汇”，等于用一点利息买下资金一段时间内的使用权。这与现在的存款模式颇为类似。

19世纪60年代之后，山西票号进入了疯狂扩张时代。北至包头、张家口，南至香港，西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东到上海，甚至连国外的日本和朝鲜，都能看见山西票号的影子。奔波于全国各地的山西商人靠自己的努力编织出一张巨大的金融汇兑网，哪怕只是在帝国边陲的一个小分铺存入银两，也能在繁华的苏杭之地足额取出。在新近开埠的港口上海，山西票号迅速占领了市场。19世纪50年代的上海尚无山西票号，到了1875年，便有了 24家分号。到后来，上海钱庄所存的各种公私款项都由票号经手，其财力可见一斑。同样在商业繁盛的九省通衢之地湖北，山西票号亦势头强盛，1881年在汉口就有分号 33家，汉口也成为全国票号最多的城市。

山西票号在各地发展得顺风顺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特有的“钞能力”。山西商人深谙为商之道，从不吝惜手里的银子，只要钱庄需要资金，就能很轻松地从票号手上拿到低息贷款。这里我们说一下，票号与钱庄之间的关系，票号会给钱庄放款，这样钱庄才能保证自己有足够的资金储备。如果钱庄碰上了经营或资金风险，票号还会主动出头，帮与自己有合作关系的机构解决问题。得到票号的保护，这个资格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一定是有信用保障的钱庄。因此票号和钱庄双方算是上下游的关系，显然类似于现在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通过这种大把撒钱的方式，山西票号与各大商号、钱庄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它们的上下游资金流动都要仰仗票号这个巨型“水阀”进行调节，借助这个稳定的渠道，盈利自然不成问题。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大的信用保障。这个时期，民众的口碑就是最好的广告。对于金融生意，最重要的资产就是信用，或者说是民众的信心。这比账上的真金白银更管用，有时甚至能决定金融机构的生死存亡。所以山西票号格外重视自己的信用形象，他们遵守一个共同准则，那就是“以信为本”。

当时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例子。说是某日，一个沿街乞讨的老妇人到平遥日升昌总部，拿着一张面值1.2万两银子的张家口分号汇票要求兑换。柜台伙计看了一眼，顿时吓了一跳，原来这张汇票是同治七年（1868年）签发的，距当时已有30多年了。1.2万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有人觉得可以搪塞过去，不予兑换，毕竟一个老妇人也难以去讨说法。不过掌柜不这么认为，他查了查30多年前的陈年旧档，果真找到了与汇票相符的内容，于是如数兑换。这个故事流传出去，日升昌名声更盛，山西票号重信守义的形象也在老百姓心中扎下了根。

为了避免出现仿造票据带来的损失，票号会在密码上做文章。一个很常见的方法就是用诗句来代表十个数字与单位，以及一年 365 天。比如看到“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时必分明”的诗句，你会想到什么？实际上这就是每月30天的代号。“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分别代表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国宝流通”则是代表万、千、百、十。

通过这样一套加密方法，令每张汇票都有了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证”，票号只需对照密码本，就能查到相符的记录。当然这样也不保险，难防有心人破解出来，所以票号还会定期更换密码。密码本只有几个高级别的成员知悉，从而达到最佳的保密效果。在今日看来，这种防伪技术并不复杂，但是它在清代用了上百年，具备不错的防伪效果。这一切不得不归功于从业者的保密意识之强、管理制度之完善。

票号作为一种典型的家族企业，东家和掌柜是一种委托和代理的关系，即一方出资，一方出智，类似于现在公司中的股东和职业经理人。双方各司其职，东家要订立票号的发展方针，确定业务方向，还有利润分配等；大掌柜则专司经营，即使是大东家，也不能随意干涉掌柜的决策，更不能对号内大小事情指手画脚。如果东家不能遵守这个约定，那掌柜大可以甩甩袖子走人。作为专业性的稀缺人才，专业能力强的掌柜往往会受到各家票号的青睐，所以有眼力的东家不会轻易放走任何一个有潜力、有能力的掌柜。

光有强将还不够，精兵也是业务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商人想出了一种独特的激励办法，即股东出资为银股，掌柜伙计出力为身股，只要做得好，就能有身股。身股作为一种对优秀员工的嘉奖，全号上下都能从票号的发展中获得红利，士气自然就能够大大提升。不仅如此，员工的工资、年终奖、年假等福利也一应俱全。要知道那可是没有《劳动法》保护的年代，相较于同时期把工人当作机器使用的英国工厂主，山西票号给出的工作条件对中国最普遍的贫苦农民而言，相当优厚。另外，山西票号在经营上有专业性分工，这也是它们能够迅速扩张的原因之一。

山西票号有庞大的势力与财力，没有监管自然是不行的。可清代又没有银监会，要由谁来担负这个职责呢？这就需要行业内部自行组织的行业协会了，比如归化宝丰社、大同恒丰社、包头裕丰社等，这些名字中带“丰”的机构就是专门对票号进行监督管理的。这些机构的领导者被称作总领，由各大钱商轮流派人担任。它们的权力有多大呢？它们可以收缴假币，也可以调节银钱供应，还可以维持市场秩序，可以说跟现在中央银行的职能有部分相似。

票号作为中国传统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经济生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山西商人则以其独特的经营之道，在短短几十年内，建立了巨无霸式的民营金融机构，将山西票号打造成一张中国金融业的闪亮名片。山西商人的成功并非偶然，他们深谙为商之道，于乱世之中依然笃信诚信经营，坚持“以诚制胜，以诚取利”，用诚信留下人才，用诚信留住客户，看似经营有道，实则只是不忘初心。

参考文献

《用钱不废银议》，载《近代中国金融业监管》，人民出版社，1990年。

陆军：《馆藏日升昌银号史料》，《民国档案》2009年2期。

刘昌：《浅析日升昌之兴衰》，《商》2012年23期。

（作者：浩然文史·昕冉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