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处于美国“印太战略”东西两翼交汇地区，逐渐成为中美博弈前沿，美国等域外国家介入南海事务出现常态化、扩大化、军事化趋势。2020年7月1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南海声明，明确拒绝中国对于南海特定区域的主权声索，敦促相关国家反对中国的海洋权利主张。随着中美关系走向全面战略竞争和急剧恶化，中美在南海“必有一战”的说法甚嚣尘上。

2016年3月，后来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首席战略顾问的班农（Steve Bannon）曾表态称，未来五到十年，中美在南海必有一战。兰德公司则在同年8月《与中国开战》的报告中列出五个可能引发中美冲突的“燃点”：朝鲜半岛、东海中日岛屿之争、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及突发性事件。特朗普政府首任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2017年1月提名听证时就曾妄称，中国南海岛礁建设，“类似于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

蓬佩奥的声明为急剧恶化的中美关系及南海局势火上浇油。2020年7月20日，《环球时报》刊登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罕见公开的警告，“很不幸，中美两国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今天，若南海发生一场很小的摩擦，也有可能会很快升级”。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也表示，随着美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更加频繁，美军来得越频繁、越多，中美发生“擦枪走火”的概率就越大。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8月3日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呼吁美中两国要防止未来三个月在亚洲擦枪走火。在累积的怨气将双边政治关系推至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之际，南海已成为一个潜在的紧张、动荡的爆炸性战场。

今天中国的国际处境及在南海所面对的压力，与俄罗斯在克里米亚2014年公投脱乌入俄后的处境颇为类似。更重要的是，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及随后的美俄博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经典案例，其得失及美俄博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研究，而避免俄罗斯类似困境，对当今中国具有重大且迫切的现实意义。

▍俄中面临相似地缘政治空间的挤压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俄罗斯国际影响力的恢复，美国的单边霸权面对中俄实力的上升，地缘政治在大国关系中出现回归，欧亚大陆呈现地缘政治动荡加剧的趋势。针对俄罗斯，美国在欧洲通过北约东扩、布置反导系统及持续地“颜色革命”，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以实现阻遏俄罗斯复兴和削弱、控制欧洲的双重目的。针对中国，美国通过强化印太同盟关系及军事部署，深度介入南海和钓鱼岛争端，使中国周边热点问题诸如朝核问题、东海和南海争端、中印边界争议等不断升温。随着美国不断推波助澜，中国周边呈现大国战略博弈升温、小国从中渔利、对中国围堵日益加剧的复杂地缘政治态势。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认为，乌克兰是欧亚棋盘上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为了防范俄罗斯成为欧亚帝国，美欧继续当年对原苏联的围堵战略，不断削弱俄传统的势力范围与安全空间。欧盟在冷战结束后相继在1995、2004、2005、2007、2013年扩大其成员国。与此同时，北约从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到2009年第六次扩大，使兵力扩展至俄罗斯边境的举动，再到反导系统布置到波兰等诸多动作，欧盟、北约为期20年的双东扩已把俄罗斯逼到了墙角！不仅如此，美国及其领导下的北约不断加强在东欧的军事存在，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升级反导系统，扩大与芬兰和瑞典的军事合作，进一步打破欧洲战略平衡、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乌克兰从危机到“革命”是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果，乌克兰只不过是美欧与俄在地缘政治上的新博弈。美欧始终把乌克兰作为其外交的重要战略支点，从乌克兰2004年“橙色革命”到2008年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从欧盟2009年启动“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到2012年12月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发誓要阻止俄罗斯“借助经济一体化方案重建新版苏联”，均把支持乌克兰成为一个亲西方的“民主、自由国家”作为对抗俄罗斯的重要步骤。面对美欧的进逼，俄罗斯步步后退，无疑处于劣势和下风。俄罗斯外交也从曾经的“一味妥协求援助”转向“有限合作、强势争权益”。而随着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俄与西方的关系降至冷战以来的最低点。

相比之下，中国整体上面临的地缘政治态势与俄罗斯颇为类似，同样遭遇美国战略与安全空间的挤压。从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到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美国在不断强化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的军事同盟关系的同时，还重点关注了亚洲新兴国家——印度与印尼，接触了潜在合作伙伴——越南与缅甸，已几近完成对中国的围堵与布局。2012年6月2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在新加坡第1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亚洲安全峰会）上正式提出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2013年6月1日，第1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对话会上说，美国将在亚太地区投入更多空中、地面力量以及高科技武器，以落实在本地区的“战略再平衡”部署。哈格尔重申，美国将坚持上届对话会上宣布的到2020年前将60%的海军军舰部署到太平洋地区的计划，并在此基础上，美国还将把其本土以外60%的空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只不过是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的升级版，力图把印度纳入美国地区战略构想，以美、日、印、澳四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平衡和制约中国。在中方坚决反对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在经贸、汇率、高科技、南海、台湾、香港、西藏等众多问题上执意挑起摩擦，不断采取若干升级行动，中美关系呈现全面战略竞争且日益尖锐化的趋势。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不断突破战后东亚格局，南海周边国家及印度也借机不断挑衅中国。美国公开、频繁介入中国周边及海洋争端，对中国的战略与安全空间亦步步紧逼，不留下丝毫余地。与俄相似，在美国攻势之下中国也处于相对防守的位置。美国对中国正在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方位打压、围堵与遏制，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严峻的局面”。除了同时对中俄进行战略空间挤压，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首次、明确地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也就是说，对中俄战略空间进行挤压，是美国跨政府、跨党派的战略共识及高度协同一致的行动。

▍克里米亚与南海的战略地位及俄中的历史情结

2014年3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经联邦委员会批准的克里米亚入俄条约以及规定其地位及边界等细节的宪法条例，这标志着克里米亚入俄的法律程序全部完成。克里米亚从举行公投到走完全部法律程序，仅用了六天时间。普京动作之快，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一举解决了俄罗斯黑海舰队出黑海进入地中海的心头之患。对俄罗斯来说，克里米亚入俄是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改变俄安全环境及欧洲安全格局最重大的事件。

从战略地位来看，克里米亚是黑海门户，“谁占领克里米亚，谁就能控制整个黑海”早已成为兵家共识。俄海军自18世纪末就把黑海舰队驻扎在克里米亚南部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基地。而克里米亚入俄，可以确保俄随时可挥师地中海、北非及中东。在叙利亚内战中，塞瓦斯托波尔为俄罗斯向阿萨德政府提供支援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经济方面看，据2010年哈尔科夫协议，乌进口俄天然气获得俄提供100美元/千立方米的折扣，作为黑海舰队驻军的租金。该协议使俄每年需花费约40亿美元的预算。而克里米亚入俄后，俄罗斯由此新增1000多公里海岸线，黑海舰队驻泊问题一劳永逸地获得解决。自此，俄罗斯得到黑海北岸的广阔土地和优良港口，变成了“黑海沿岸国家”。

从俄对克里米亚的历史情结方面看，早在17世纪，沙俄就同土耳其进行了九次战争，最终才将克里米亚归入俄帝国版图。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1783年发表宣言称：“为永久消除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永久和平的动乱根源，朕决定，克里木半岛置于俄罗斯管辖之下。”她在回顾自己成就时曾说：“我两手空空，来到俄国，现在我终于给俄国带来了我的嫁妆，就是克里米亚和波兰。”为了打通进入地中海的通道，与英法等国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爆发，克里米亚首府塞瓦斯托波尔曾被围城一年，战争以沙俄的大败和1856年的《巴黎条约》结束。此次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俄罗斯的历史，促进其进行战略退缩和内部改革。

二战时期，苏德双方围绕塞瓦斯托波尔这座“堡垒城市”展开激烈争夺。其间，德军曾动用1300门火炮，每天发射6.4万吨炮弹，及每天1500架次的波状俯冲地毯式轰炸塞市，市区建筑全部被炸毁。苏军常常打到最后一人一弹，顽强抵抗纳粹军队直至1942年7月最终被攻陷。在塞瓦斯托波尔，每块石头、每棵树几乎都浸透了苏军士兵的鲜血。正是如此，塞瓦斯托波尔市中心广场就是以沙俄海军上将帕维尔·纳希莫夫的名字命名。塞市差不多每两条街道中，就有一条以俄国将军或惨烈战役的名字命名！正因如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半岛的历史情结就可以理解与想象了。

在某种程度上，南海之于中国亦有相似的战略地位与历史情结。南海的战略地位无异于克里米亚之于俄罗斯。中国对南海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最早开始并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行政管辖，中国对南海领土主权的取得和确定完全符合国际法四要素。东汉杨孚《异物志》、三国东吴将领康泰所著《扶南传》和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都提到了南沙群岛，表明中国对南海诸岛最早发现。宋代文献《宋会要》是目前所见把南海岛礁命名为“石塘”的最早史籍，13世纪初的《琼管志》一书则首次将南海岛礁分别称为“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由此至明清两代，“石塘”“长沙”作为我国南海诸岛的通用名，被广泛使用，并见诸各类历史文献和舆图。清代《更路簿》记载了中国海南岛渔民所习用的南沙群岛各个岛、礁、滩、洲的地名具体方位，其中记录生产作业线大约200条，渔民给西沙、南沙岛礁命名的地名大约120个。赵汝适《诸蕃志》中记载，在唐代南海诸岛隶属于海南四州军。据成书于1040年的我国第一部官修兵书《武经总要》记载，宋太祖在907年建立了巡海水师，巡管南海海面。明朝设立巡海备倭官和海南卫，清朝设立崖州协水师营，负责对包括南海在内海域的巡视和军事戍卫。1946年9月2日，中华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出了关于接收南海诸岛的训令，并委派上校林遵、姚汝钰为正副指挥官，分别率领太平、中业、永兴和中建四艘军舰，登上诸岛，勘界立碑，并将南沙主岛长岛以所乘军舰命名为“太平岛”，向世界宣告中国对南海诸岛、岛礁及其海域恢复行使主权。

应该说，南海是世代中国人日常生产生活的家园，和平开发利用为主要历史特征。因此，中国对南海的历史情结与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鲜血染红的战争记忆和对抗欧洲的重要精神象征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同，且这种不同的历史情绪体现了中俄不同的民族特性。这种不同民族性格的影响持续至今，影响了俄中分别对待克里米亚及南海不同的政策安排及走向。

南沙群岛地处越南金兰湾和菲律宾苏比克湾两大海军基地之间，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它扼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海上交通要冲，是通往非洲和欧洲的咽喉要道。全球大约25%的海上运输途经南海，每年有4万多艘船只自由通过南海海域，西方国家大约50%的进口石油、80%的战略物资以南海航线为主要运输通道；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80%以上的石油输入依赖该航道；在中国通往国外的40余条航线中，有近30条通过南沙海域。

从资源上看，南海是波斯湾、墨西哥湾、北海等世界“四大海底储油区之一”。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整个南海的石油地质储量大致在230亿—300亿吨之间，约占我国总资源总量的1/3。目前南海探明石油储量位居世界海洋石油的第五位，天然气探明储量位居第四位，是世界上一个新的重要含油气区，被地质界、石油界誉为“第二个波斯湾”。

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是没有争议的。但随着南海油气资源的发现，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对南海岛礁进行侵占与开发，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对海洋法公约及海洋问题进行了全面、广泛地讨论的升温，南海岛礁的主权问题才成为争议问题。对此，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曾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建议，淡化了主权争端问题。

随着美国近两届政府，无论是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还是共和党的特朗普政府，都急于从中东“抽身”，实现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美国试图利用中国南海领土争端，强势介入，以达到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强化了在南海地区的“航行自由行动”，加大了美军舰机出入南海的频率，高调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在南海定期举行联合军演。特别是2018年5月以来，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已从原来的单舰单行，发展到了双舰双行，再到双航母军演。在此之前，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2010年3月访华时，国务委员戴秉国向他们表示，中国将南海列为与台湾、西藏、新疆同等重要的核心利益，这表明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对他国的态度不容妥协。另据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透露，戴秉国2010年5月与她会晤时，再次将南海定性为中国的“核心利益”（core national interest）。2016年4月28日，习近平在出席亚信第五次外长会议开幕式上表示：“中国一贯致力于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坚定维护自身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利，坚持通过同直接当事国友好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议。中方愿同东盟国家一道努力，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因此，正是克里米亚与南海的战略地位及俄中的历史情结，让俄中各自在克里米亚与南海近年日渐升温的战略博弈中难以放下身段，委曲求全，全身而退。

▍俄中在克里米亚、南海均面临类似博弈

从地缘政治态势看，俄罗斯与中国都不同程度遭遇美国战略与安全空间的挤压，克里米亚之于俄罗斯与南海之于中国，均有着相近的战略地位与历史情结。更进一步地看，俄罗斯与中国在克里米亚与南海也均面临着类似的外交博弈、国际法之争与经济战，甚至是军事斗争考量的情境。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发动了一场兵不血刃的“巧战”，是成功运用“混合战争”一次出色实践和典型案例。

首先，从军事斗争方面看。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过程中，娴熟运用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的“混合战争”且有着不错的表现。2014年2月24日，俄军摘掉所有标识抵达克里米亚并向克里米亚亲俄势力提供武器、培训，由克里米亚亲俄势力作“先锋”，占领克里米亚半岛的议会、政府大楼和机场、港口等要地，俄军与亲俄势力组建的自卫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让乌军猝不及防，乌军迅速被控制。

俄军还在抢占战略要地时展开心理战、信息战，拉拢劝降对手。俄军常规战与非常规战密切配合，俄方以高强度、持续的网络攻击，致克里米亚的数据联通几乎全部被切断，防御系统接近瘫痪，乌政府的官方通信网络也遭受新型网络病毒的袭击。情报人员在关键时刻扰乱乌军指挥系统，使乌军大乱，包括乌海军司令等数十名高级指挥员和海军旗舰等十多支部队先后成建制地倒戈，极大挫伤乌军士气。

另外，出兵过程中，俄军以严格的无线电静默制度，再以人道救援物资运输、军队突击检查、军事演习等，掩护军事部署及兵力投送，使北约的情报部门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俄军动向，抢到了军事先机，获取了占据军事优势之效果。在与北约对峙最为紧张之际，俄罗斯2014年3月4日成功试射最新型“白杨”RS-12M型洲际弹道导弹，摆出不惜一战的架势，令西方不敢妄动。

应该看到，苏联解体后，尽管原苏联30%的国防工业留在了乌克兰境内，其中有许多世界一流的军事科研机构以及军工生产制造企业，乌克兰武装力量一度强大到位居世界第四，但是乌克兰武装力量遭到大量裁减，独立后不断衰落，最好的武器都已卖到国外。乌军除了特种部队和空降兵之外，几乎所有部队都没有能力展开任何积极行动，已不能被当作一支严肃的军事力量。在过去20多年里，俄军已参加数次武装冲突，双方实力对比上早已不在一个重量级。政局动荡，百姓生活困苦，让俄军有机可乘，这才是乌军迅速溃败的根本原因。

在南海，中国通过适当、适时显示或运用综合实力，已获得重大利益与成就。1974年西沙海战，一举收复西沙群岛的所有岛礁；1988年南沙爆发赤瓜礁之战，即全过程不到28分钟的“3·14海战”，中国海军控制了6个南沙岛礁，为中国在南沙抢到最基本的立足点。2012年4月，中菲两国在黄岩岛激烈对峙，到2013年1月21日，菲律宾外交部长承认中国已“实质上控制”黄岩岛。因此，中国只需要有足够的决心、决策及执行能力，或可突破中国在南海面对的困局与挑战。

其次，从外交斗争层面看，俄罗斯从未忽视通过政治磋商等外交途径化解危机、解决矛盾。在对克里米亚展开行动前，俄罗斯密集开展政治、军事外交活动，通过高层会晤、双边或多边磋商谋求利益共同点，以获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克里米亚入俄期间，美俄外长频繁会晤；美俄欧等首脑电话外交；安理会也多次举行闭门会议磋商，欧安组织派出了观察团，以及包括欧盟内的外交、G8、G7层面的多层次双边、多边外交等。

在南海外交战方面，中国面临“四重围堵”：第一重是菲、越等南海当事国，单独及日趋明显的联合反华；第二重是菲、越等南海当事国，联合东盟，从规则上试图对中国进行围剿；第三重是日本试图建立起的“价值观同盟”；第四重是美国主导的，与其盟友日本、澳大利亚及伙伴组成的亚洲版北约。这“四重围堵”的当事国既相互联系，也各自有自己的战略重点，对华政策上也有区别，但在共同对抗中国、争夺南海利益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对此，中国应继续坚持睦邻外交及经济外交，并适当区别加以分化。

再次，从国际法层面看，普京打出了“公投—民族自决”牌、科索沃先例说、保护俄罗斯人的权利说及乌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和克里米亚总理“请求俄军入境维持秩序或和平”牌。俄罗斯通过“法理战”，在克里米亚复制“科索沃模式”，迅速举行并通过了全民公投，“以西方之道”为克里米亚入俄奠定了法理基础。与此针锋相对的是，2014年3月21日，乌克兰宪法法院裁定，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独立宣言》违反宪法并宣布其失效。3月28日，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了乌克兰临时政府提交的领土问题决议，申明对乌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反对克里米亚公投。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认为，克里米亚公投违反乌克兰宪法——乌宪法规定：关于乌克兰领土问题的变更，需要所有乌克兰人来决定；违反国际法，损害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公投是在“俄罗斯军事干预带来的暴力与恐吓威胁之下”进行的，而非保护人权；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认为俄罗斯违反了其在《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Helsinki Final Act）所做的承诺、俄乌1997年签署的《友谊合作伙伴协定》及1994年《布达佩斯备忘录》等。在公投结束后，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发表联合声明及七国集团声明，均称公投是非法的，不承认其结果。在西方看来，克里米亚入俄是二战后首次出现的国家版图因受大国武力威胁得以改变之大事件，不可接受，必须纠正。

在南海的国际法之战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菲律宾2013年1月单方面把中国告上国际海洋法庭。海牙国际仲裁法庭2016年7月12日公布所谓“最终裁决”，否定了中方“九段线”，判菲律宾“胜诉”。而越南等正在观望，择时也可能有相应行动。从中国方面来说，1947年12月，当时作为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内政部绘制了《南海诸岛位置图》，图上清晰标绘了“断续国界线”，线内标注了南海四大群岛，给予西沙群岛、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整体命名，以及各个岛、礁、滩、沙的固定称谓，并于1948年2月正式对外公布。这里，必须肯定两点：一是中华民国政府有组织绘制“断续国界线”的主体资格，即它具有公权力；二是位置图制作后以合法手段和方式公布于众。这两个方面的事实，等于为“断续国界线”开具了一张合法的“出生证”，赋予它牢固的法律地位，而且神圣不可侵犯。

中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但是并不意味着因为是缔约国，就可以用《公约》来推翻或否定“断续国界线”。《公约》明确规定尊重和保护沿海国的历史性权利，不是要推翻一切，否定一切，无视已经明确、固定、公认的沿海国权利，从而扰乱和损害国际海洋秩序。更高层级的法律战是，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到“南海行为准则”的规则制定。目前南沙多数岛礁均在他国占领之下，美国及南海周边国家均想用多边规则、集体的力量来限制中国手脚。中国正确的作法是，果断、坚决地坚持南海“断续国界线”的权利与主张，同时推进国际公认的多边海洋规则及秩序。

最后，再从经济战方面看。克里米亚公投“入俄”后，乌克兰切断对克里米亚半岛的能源供应，封锁乌克兰与克里米亚之间的运输线，关闭北克里米亚运河的上游闸门，使克里米亚被迫通过比尤克—卡拉苏河以及新钻井向东部缺水区供水。俄罗斯则先后多次提高向乌供气的价格，不断威胁停止供气，并通过同步限制从乌进口产品、停止购买乌国债以及催还乌借俄巨额债务等手段施压，令乌克兰经济“雪上加霜”。

美国虽宣布了对俄制裁措施，但努力把乌克兰危机限制在政治、国际法、外交领域，力避与俄爆发正面军事冲突。美国的制裁措施也力图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以避免制裁影响到俄罗斯在叙利亚内战、伊朗核问题、中东与朝鲜核问题等议题上与美国的合作。另外，美国关键盟友欧盟更是与俄经济联系密切，从德国的汽车业到意大利的时尚产业，从伦敦的金融服务业到希腊的旅游经济，都受益于俄罗斯。最重要的是，欧盟40%的天然气供应依靠俄罗斯。正因为如此，俄通过巧打“能源牌”，利用乌克兰、欧盟“软肋”，通过大幅提价、中断供气等手段持续施压，让欧洲顾虑重重并分化了美欧同盟。

同样，经济战在南海较量中亦被加以考虑或运用。在黄岩岛事件时期，中国对菲律宾进口香蕉加强检验后，菲香蕉被囤积在中国的大连、上海等地港口，香蕉腐烂导致大约10亿菲律宾比索（约合1.48亿元人民币）的损失。与此同时，国内多家旅行社暂停了赴菲律宾旅游团。由于中国是菲律宾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二大香蕉出口市场，也是菲律宾增长最快的旅游客源国，此举一出，菲律宾的农业和旅游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由于中菲贸易关系并不对等，因此菲律宾的反制措施对中国的影响微乎其微。相比于政治、军事等手段，外交、经济领域的对抗更为灵活。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与周边国家海洋争端中，外交战、经济战及国际规则之争将可能是最主要和最为活跃的对抗方式。

有鉴于此，南海形势总体稳定可控，但“海上混合战争”即将到来。中国、美国及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国际法及宣传等多领域，综合运用军事和非军事、传统和非传统、常规和非常规手段的竞争与博弈将难以避免，甚至会升温。不过，中美双方仍然可以避免在南海擦枪走火，避免竞争直接演化为军事冲突。一方面，现有海上行为准则和危机管控机制已确立并使用，另一方面，中国无意把美国排挤出亚洲，更无意妨碍商船和航班在南海海域内正常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再加上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优先关注的是美国国内发展、安全及就业，对于直接与中国在南海“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并没有百分百的胜算，也不符合美国自身利益及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更没有必要”。拜登上台后亦难改南海基本态势。

▍对中国破解南海困局的经验与启示

从乌克兰方面看，克里米亚入俄只不过是俄罗斯利用乌内部混乱与危机，乘虚而入。而从美俄博弈角度、战略空间挤压反挤压角度看，俄罗斯打了一场界限模糊的新型混合战争，是俄罗斯与美欧挤压与反挤压，战略意志、战略手段较量及争夺的结果。南海问题涉及中国领土和主权，与克里米亚入俄存在本质的区别，但若从美俄战略博弈角度来看，克里米亚入俄还是为中国破解南海困局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一）破解困局的王道与霸道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认为：“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 而据孟子解释，所谓“王道”即“以德服人”“保民而王”，亦即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仁政”，而霸道则是所谓“以力服人”。

克里米亚入俄并非偶然，国防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杨育才指出，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布了十年的局，才有今天的成果。2004年爆发“橙色革命”后的一段时期，乌克兰政府官员曾不止一次指责俄罗斯向克里米亚地方居民发放俄公民护照，认为后者的目的就是通过提供公民身份塑造俄罗斯国家认同，鼓励当地居民在必要时发起独立和回归祖籍国的民族主义运动。

不仅如此，没有俄罗斯及亲俄武装的军事干预，克里米亚入俄也难成大业。乌克兰唯一的自治共和国——克里米亚短短几天内变天，不但总理换人，由“俄罗斯团结党”党魁阿克肖诺夫接任，该党也在一夕之间变成执政党，并通过议会决议请求俄罗斯全面接管，再以高达83.1%的投票率和96.77%的赞成率加入俄联邦，其中包括让乌流亡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请求俄总统普京出兵保护乌克兰公民的生命安全。公投前一周，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利用个人政治影响力整合并统领亲西方势力，大有控制乌局面之势。关键时刻，俄情报机构及时公布了季莫申科对俄罗斯人蔑视的一段电话录音。此录音一公布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局势随即逆转。这一切都是克里姆林宫正确判断形势，在幕后巧妙运作所致。

值得一提的是，从2014年2月27日占领克里米亚自治议会大厦开始，参与处理这次危机的俄军以不明身份武装人员亮相，并未佩戴军兵种标志和符号，因官兵穿戴绿色迷彩装具和服装被媒体称为“小绿人”（little green men）。俄军行动游离于“战”与“非战”之间，起止时间模糊，将大规模的武装力量化整为零，用精干小型化的特种部队代替传统的大规模战略编队，提高了部队的机动能力与快反能力的同时，避免了今后在同各国、各方依据国际法进行政治和外交斗争时授人以柄和不必要的麻烦。而且，俄军与志愿参战的退役老兵、来自车臣和中亚地区的雇佣军以及克里米亚亲俄势力组建的自卫军并肩作战，常规战与非常规战密切配合，行动果断坚决，在最短时间内，直接和彻底扼杀了西方国家军事干预的念想，始终牢牢掌控着克里米亚地区的局势和主动权。俄罗斯综合运用军事和非军事、传统和非传统、常规和非常规手段，将“混合战争”的优势及斗争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克里米亚入俄之后，俄时任总理梅德韦杰夫于2014年3月31日抵达克里米亚并宣布克里米亚将成为俄罗斯经济特区，享受减税政策，以吸引投资。梅氏承诺加入俄联邦不会对当地每位居民造成任何损失，相反只有获益。当年8月11日，梅氏又批准一笔高达6581亿卢布的联邦预算拨款，作为当地发展资金，用于跨刻赤海峡大桥建设、公路和港口修复、能源和水供应系统等。俄军在实现占领控制后，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争取民心。既有快速到位的经济援助，又承诺克里米亚入俄后的经济腾飞。俄罗斯正是利用王道与霸道的两手，成功将克里米亚并入了俄罗斯。用“德”约束“霸”，用“德”支撑“霸”，由“霸道”展示“王道”。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古训，常常尚谋而轻力，重谋而轻器。实际上，没有行动，没有“以力制人”的行动力，就没有了“屈人之兵”的成就，相反落入了被围堵的陷阱。“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王道”，连当今超级大国美国也做不到：美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前的外交，就没有让伊拉克强人萨达姆屈服；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的外交，同样没能让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屈服投降。

对于外交中只讲“王道”、反对“霸道”的理想主义情结，张睿壮对此曾有尖锐的批评：“当今世界上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主要国家把和平当成国家追求的至高无上的目标，而是把国家安全甚至一些次要的国家利益放在和平之前。……对和平与合作（以及对中国‘和合文化’）的强调，使得中国外交在一些本来应当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利益的问题上，刻意回避冲突和斗争，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致未能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威望”，同时“引起国人对国际政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乃至滋生和平麻痹思想，造成国家安全隐患”。因此，国防大学刘明福指出，“和平是军队的坟墓”，作为一支30年不打仗的军队，中国军队要防止三种“和平病”：“不敢打仗”——缺乏战斗精神；“不会打仗”——缺乏现代军事素质；“不能打仗”——缺乏良好的准备。同样，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曾说：“我们这个世界最缺少的是善意和力量的结合。”为了让“王道”更有效，让外交博弈开花结果，让和平可以持续，必要的“霸道”与威慑必不可少。

（二）把握霸权国与区域大国的全局与局部优势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经历了国家实力的急剧衰落、国家尊严和国际地位的丧失以及欧盟和北约咄咄逼人的政治和军事扩张。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作为胜利者，乘胜追击，在欧洲、中东、中亚、南亚、非洲等地区不断攻城拔寨，扩大胜利果实。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开始，到肢解南联盟，再到入侵阿富汗与伊拉克，以及最近几年的中东和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基本上把原来和苏联争夺的“中间地带”全都变成了自己的地盘。

俄罗斯面对自己的核心利益受挑战时敢于出手，这是克里米亚入俄的战略博弈最重要的启示。正是敢于出手，所以无论2008年的俄格五日战争，还是如今的克里米亚入俄，俄罗斯均轻松获得了战略利益与局部优势。也就是说，在面对世界“老大”全面优势及全面围堵之下，中俄这样的大国亦有机会取得局部的优势与进展。正因为如此，美国的超强与独霸的地位，不应成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在核心利益受损，或被挑衅时退让、吞下苦果的理由与借口。敢于、善于出手，是在当前“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之下，世界强国维护自己根本利益的重要启示。同时，美国借南海、台海问题敲打中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高科技战，直接促成了中俄深度的战略伙伴合作，这恐怕是美国又一次重大战略失误。

这正如《史记》所载“田忌赛马”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身处劣势时，善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打击对手的短处，亦可以在竞技中获胜。从中美两强在南海的博弈看，不管美国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介入南海争端，南海乃至中国仍只是美国全球战略棋局中的一环；不管美国如何坚称“重返亚洲”不动摇，实施“印太战略”决心有多大，中国最多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并不会对美国根本性安全利益构成致命的威胁。这就注定了美国不可能倾其全部力量来对付中国，来替菲、越等国在南海“站岗”。因此，中国在南海无论从法理上，还是在实际力量上，均占有决定性优势；即使把美国对中国的威慑考虑在内，中国也完全有能力集中超过美国在东亚所能使用的力量，并对挑衅中国的国家进行足够的反威慑。因为美国的武装部队毕竟需要驻扎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分散世界各地去执行着各种任务。正因此，美国前副国防部长罗伯特·沃克（Robert Work）2019年6月曾首次透露，美国近年多次兵棋推演都败于解放军之手，同年9月《纽约时报》则披露是18次。因此，中美鹬蚌相争，那些想渔翁得利的周边国家必须要保持足够清醒及定力，不能被美国带节奏，随美国起舞。

当然，从大战略方向上说，我们继续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坚守克制的战略传统，坚持和美国共同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深化与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不过，尽管“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三）反求诸己，打赢新型“混合战争”及综合国力的竞争

对于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也有学者认为，“冲动是魔鬼”，俄罗斯“得到了克里米亚，但失去了乌克兰，更失去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对于其得失、利弊的评估，需要有更全面视角。

首先，从全局看，收复克里米亚是在俄战略空间受严重挤压之后，有被迫反击无奈的一面。俄在乌克兰、克里米亚的“混合战争”实践引起西方震动。俄军虽难以支撑全面战争，但却通过军事威慑、信息对抗、特种作战、政治渗透等方式，对北约东扩构成有效的体系性阻击，帮助俄罗斯在局部的地缘冲突中占到先机。当然，有人说对领土的狂热已渗透进俄罗斯人的血脉，俄罗斯从偏安一隅的莫斯科公国扩张成为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前后不过三四百年间。不过，若回过头来看中国，就能多少明白国际政治的现实。中国多年来坚持和平发展，在国际社会上经常以“能忍让”“好脾气”“顾大局”而出名，但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所有这一切并不必然给中国带来安宁，相反我们却面临美国步步进逼、面对周边小国不断挑衅的现实。防范和压制潜在竞争对手，维护其霸权地位，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可以说，作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中、俄始终回避不了与美国战略竞争的压力，这是一种宿命。我们更需要的是坦然面对和尽量不激化这种恶性竞争。

其次，要从更全面的视角看俄罗斯外部环境恶化。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全面恶化，军事对峙、制裁战等愈演愈烈，除了克里米亚入俄，支持乌东部分裂势力，还与马航M17坠机事件、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利特维年科案和干涉美国2016年大选等一系列事件受美欧制裁相关。2018年3月26—27日，仅因“间谍中毒”风波，美欧等20多个国家集体对俄外交官下“逐客令”，驱逐俄外交官百余人，以支持英国。俄罗斯方面也做出了“对等回应”。由此，俄与西方国家上演了“外交官驱逐大战”，令俄与西方国家关系雪上加霜。因此，我们不能把俄外部环境恶化简单归咎于克里米亚事件，与之画上等号。即便没有克里米亚事件，美国安全战略的指向不会变，俄国内治理的落后一时也难改变，这就注定了俄与西方关系恶化的宿命。

应该说，俄罗斯利用乌克兰危机，强势将克里米亚纳入俄版图，让长期高枕无忧的美国和欧洲，不得不重新面对老对手俄罗斯的挑战；俄罗斯有力地回击了西方的挤压，激发了俄国内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普京的支持率在克里米亚入俄后飙升至85%以上。俄国内自由派政党完全失声，甚至连反对派都鼓掌欢呼。同时，俄罗斯叫板北约，让俄罗斯人重新找回了苏联解体后丧失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同时，俄罗斯在捍卫地缘政治安全中的铁腕政策，也暂缓了独联体国家的离心力，多数独联体国家不愿见到政权更迭或领土丧失。不可否认，普京及其领导下的俄罗斯对战略机遇的把握、战略手段的运筹及外交手腕仍是世界一流水准，在主权严重受损、战略空间受挤压时敢于出手、善于出手。因此，对于中国，我们“不愿打，但也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当然，与此同时，也要避免过度性反应，避开恐慌性军备竞赛的陷阱，克制冲撞公认国际准则、人类文明底线及国际体系的盲动，防止全球战略、安全及秩序走向更大失衡。

此外，俄罗斯的战略运作亦有诸多借鉴之处。在收回克里米亚后，俄罗斯锲而不舍地把顿巴斯地区的军事冲突限定为乌克兰内战，否认俄罗斯官方参与，拒绝军事行动扩大化，同时巧妙地在2015年9月30日出兵叙利亚，成功达到了巩固巴沙尔政权，消灭“伊斯兰国”的目的，在打乱美国部署的同时，避免了与美国直接军事对抗。俄罗斯开辟新战场，攻敌之必救，缓解了因乌克兰危机产生的战略困局，实现了俄美、俄欧关系的战略再平衡。

最后，俄罗斯的大国雄心与自身综合国力严重脱节，同样值得镜鉴。俄罗斯所面临困境，其根本原因还是今日俄罗斯只不过是“缩小版的原苏联”——几乎原苏联的毛病，俄罗斯现在都有。2008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停滞已持续12年，俄罗斯已被拖入长期停滞的泥潭。2009—2018年，俄罗斯GDP年均增幅仅为0.9%，大大低于世界经济3.2%的年均增幅；俄GDP规模从2013年峰值时的2.289万亿美元，缩水至2018年的1.58万亿美元，回落到2008年的水平；在全球经济中占比1.67%，排名已从第6位降至第12位。正因为实力不足，乌东两州——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效仿克里米亚“脱乌入俄”，经济上也是俄“无法承受之重”。克里米亚人口约250万，仅相当于乌东两州的1/3。俄前财政部长库德林曾指出，为缩小克里米亚当地居民与俄罗斯民众的平均收入及社会保障差距，仅2014年一年，俄在克里米亚的支出就超过1000亿美元，相当于俄当年外汇储备的1/4。

2019年，美国GDP总量为21.4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24.7 %左右，人均GDP达到6.5万美元。而俄罗斯同年GDP总量只有1.69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95%，仅为美国经济总量的7.8%，人均GDP是1.15万美元，不到美国的18%。尽管俄罗斯与美国的综合实力相差巨大，但俄罗斯仍然试图在军事上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投入了大量的资源。2014年，俄国防开支为840亿美元，占俄联邦当年总预算的34%左右。在此时期，俄装备现代武器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增加了3.7倍，超过300种新型军用设备投入使用。远程武器的载体数量增加了12倍以上，高精度巡航导弹的数量增加了30多倍。俄预备役军人数量增加了2.4倍，武装部队的人数从70万增加到90万—100万。由于经济困难，普京宏大的强军计划也不可避免地遇到挫折。从2016年开始，俄国防开支出现了负增长。2018年，俄国防开支约为614亿美元，不到美国的1/10，而整个北约2018年国防支出已超过1万亿美元。

还有，俄罗斯经济长期过于依赖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类商品，不断固化的“俄罗斯病”远未解决。更具标志意义的是，普京第二任期以来，俄政府逐渐把油气资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银行的控制权收归国有并实施国家控股。俄联邦税务局官网公布，仅从2013年初至2016年初，国有独资企业就从11252家增加到23262家，3年间增加1倍多。俄联邦反垄断局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国家和国有企业对GDP的贡献率已从2005年的35%增长到70%。该局报告同时指出，俄政府的国有化导致并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破坏了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据俄学者测算，国有部门比重平均每增加1%，GDP增速会下降0.5%。俄经济形势的恶化与国有部门的扩张有相当大的关联。

总而言之，面对世界霸主的强势竞争及无底线的打压，合理、选择性“冲撞”很有必要，决不能让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越来越嚣张，甚至为所欲为。同时，要避其锋芒，严防不自量力的“莽撞”和不计后果的“蛮干”，要正确掌握好合理有限“冲撞”与“莽撞”之间的度、斗争艺术及辩证法。更为关键的是反求诸己，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奠定好大国崛起的国内制度基础及力量源泉，提升自身实力，特别是软实力及治理的文明度，才能最终赢得这场持久且日益艰巨的综合国力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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