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肖洁
本文转载自：中国科学报（ID:china_sci）
文 ｜ 《中国科学报》 记者 肖洁
“杨先生说，他要捐献自己的遗体。”
2011年5月27日，北京医院，杨承宗的儿女们刚刚最后送别父亲，就有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敲门进来。得知来人是接受遗体捐赠的，眼泪未干的他们一愣。
“杨先生希望遗体可供医学和放射化学研究。他说：‘我吃了一辈子放射线，却还能健康活到100岁，肯定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杨家儿女们一对望，这话应该是自家老爷子说的没错了。
年轻的杨承宗。
这副100岁的身躯，的确“吃”过很多放射线。在国内独自打理镭学研究所每个放射源，留学巴黎跟随约里奥-居里夫人挑战各种实验，将镭标准源揣进万里行囊漂洋过海，用宽厚的肩和背为学生遮挡射线，坐着伊尔-14运输机扎进强放射烟云收集美军核爆微尘，也仅靠一只眼牢牢“盯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必需的铀原料“出炉”……
那些带着强放射性的矿物标本，普通人一听就要躲开，却是他眼里的宝贝。他亲手用铅皮把它们裹好、藏好，最着紧的就收在自己办公室桌子最下面的抽屉里。同行闻名前来索求，他还要不动声色先考察对方是否值得托付。
杨家儿女5个，离家独立之时，无一例外都得到同样的馈赠——购自巴黎，超大又结实的铁皮箱子。
今年8月一个酷热的午后，在北京中关村黄庄小区，《中国科学报》记者见到了杨承宗三女儿细心保存的其中两只箱子。
两只大箱子摞在一起足有1米高，岁月早已磨去外覆胶布原本的色泽，但紧箍箱体的每一根细木条依旧平整，每一处铁皮、铆钉和羊皮包边仍坚守岗位。
拖着满满13只大箱子，71年前，杨承宗从巴黎搭乘火车到马赛，迎着热辣微咸的海风，踏上归程。
除了给老父尝鲜的一瓶白兰地和给妻子挑选的一块布料，他已没有多余的钱给4个孩子买一件像样的礼物。
他把全副精神和家当都拿来置办“原子能行装”：放化实验器材、铀矿标本、化合物、资料，不少名列对华禁运清单。
那时是1951年，朝鲜战争第二年。不利的战局，让美国不时向中国抛出“考虑使用原子弹”的恫吓。
站在甲板上，杨承宗发现乘客中混杂着前去支援美军的法国士兵，他转头凝望起伏的海浪，思绪上下纷飞。
他还记得拿到钱三强从国内辗转托人送来的5000美元“巨款”时的激动。美金的霉味让人不禁猜想其藏在库洞的年头。
他在法国、英国、瑞士多国奔走，精打细算，买个不停。当10多个大箱子堆在楼道，看门人咋舌：“杨，你是要把整个巴黎买回去吧？”
后来，5000美元中的2000美元被收回改为他用，虽知家中困顿，他还是毫不犹豫把在法国省吃俭用的积蓄全部“挪作”公款。
为了找铀矿时用得上，他向实验室免费要了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导师伊莲娜·约里奥-居里夫人惊讶于他的贪心，这可是按毫克计价的战略物资啊。他憨憨一笑：“我们国家地方大人多，各省一分，就没多少了。”
一想起导师，1947年初见到这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欣喜还仿若昨天。居里实验室现任掌门人和照片上她的母亲——老居里夫人看起来一模一样。导师面容清癯，深邃的目光望向他：“你是郑大章的学生？我们对郑先生，对中国人一向感觉很好。”
将放射化学引入中国的郑大章是老居里夫人分外赏识的嫡传弟子，曾坚拒汉奸提供的伪教育部部长职位。杨承宗忘不了1941年8月，他去探望抱病寄身苏州老家破旧祠堂的郑大章，却惊闻37岁的老师刚骤然离世，在焚烧逝者衣物腾起的烟雾里，如遭五雷轰顶的他泪如雨下。
一身学识来不及施展的老师寂寂殒命已整整十年，杨承宗不禁轻轻念道：郑先生，我从居里实验室学成回来了。
在被称为放射化学殿堂的居里实验室，杨承宗以过人的实验能力出名。他成功研究出分离镧系元素与锕系元素的离子交换方法，那是当时放射化学最前沿的课题之一，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从矿石中提取铀的普遍方法。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开出了555350法郎年薪加补贴的续约合同（约合月薪1000多美元），但他接到钱三强的电报，欣然接受了每月1000斤小米的工资。
他的博士论文被评为最优秀级。在为他举办的祝贺酒会上，居里实验室的学者们按照惯例，用平底烧杯盛满香槟。身着长裙的约里奥－居里夫人笑盈盈举杯：“为了中国的放射化学！”
导师欣赏他的选择，动用人脉帮他买到被禁运的原子能器材。她还说：“杨，实验室的钥匙就不要交还了，居里实验室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离开巴黎之前，约里奥－居里先生特意约见他。这位与妻子同获诺奖、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书写传奇的法国共产党员，说了一句让他心口一震的话：
“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约里奥-居里先生又挥舞手臂说：“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钱（三强）呀、你呀、钱的夫人（何泽慧）呀、汪（汪德昭）呀。”
杨承宗与钱三强在巴黎见第一面时，还没恢复元气的法国物资匮乏，杨承宗便把来法国路上购买的巴勒斯坦甜橙倾囊相赠。橙子太香太稀罕，欢喜得钱三强用报纸包了拿包袱皮装了，又脱下大衣裹了才敢带回家。
北京再相见，杨承宗依旧带来惊喜——一堆沉甸甸的箱子，还有更沉甸甸的一句话。
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简称近代物理所）所长的钱三强马上表示将向高层汇报，并叮嘱他要保密，“连妻子也不能说”。
杨承宗郑重点头，更知钱三强对自己的期待何止于带回的器材。
“核物理和放射化学是我们的两条腿。我们是一条腿粗，一条腿细。”这话钱三强说过不止一次。1951年，我国已有一些从事核物理研究的科研人员，且有几位国际知名专家，但从事放射化学的却是凤毛麟角。
杨承宗和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一起，成为近代物理所四个研究大组的主任。
为了避免和英国归来的杨澄中名字谐音带来不便，彭桓武提议用“法杨”和“英杨”区分他们。“法杨”是近代物理所唯一研究放射化学的科学家。
杨承宗收到两架摇摆式天平和两只白金坩埚，这是钱三强亲自跑遍北京买给他的“见面礼”。可惜他一用便知，三强被骗，白金坩埚掺假了。
他早就清楚，没有反应堆和加速器，在居里实验室从事的前沿研究只能中断，国家更需要他从放射化学最最基础的环节做起。
简陋的条件，像极了老居里夫人在世时提炼铀矿石的场景。他带着两名大学毕业生，用锤子敲碎了珍藏十多年的刚果沥青铀矿标本，磨细、过筛、溶解、沉淀……
从各地名校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的佼佼者，开始一拨拨来到近代物理所，年轻人热血萌动、求知若渴。杨承宗自己编了教材开起培训班，用吴侬口音慢声慢语、条理分明地讲解铀系、锕系、母体、子体、衰变、裂变……
北大和清华也请他每周授课，刘元方、朱永（贝睿）、王大中等后来的两院院士都从他这里获得放射化学的启蒙。
当时的中关村，农田一望无边看不到人，保安人员还需佩枪防狼。在这里，新中国第一个放射化学实验室——放化小楼建成。从整体防护方案到放化实验坐的凳子，杨承宗都亲自设计。
二女儿家雷曾噘嘴说，“小楼”在爸爸心里，比儿女还亲呢。
杨承宗喜欢悄悄走进小楼，站到学生身后，先无声观察，再出言指导。他常调取实验记录本，像改小学生作文一样，把做得不好的、记录不清的、下一步该做的，写得密密麻麻。
但学生实验犯错，即使器材冲到了天花板上，他也从不呵斥，他喜欢点到即止。
小楼中走出我国原子能科学的不少中坚力量，半个世纪后他们犹记小楼里的春风化雨。王方定院士翻看当年的批注仍会嘴角翘起，仍记得每次被人说太瘦弱而自卑，只要杨先生在场必定出言护犊。
截至1955年，仅在物理所（近代物理所1953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放射化学的人员就由最初的3人增至42人。
新中国放射化学的“腿”，肉眼可见逐渐“粗”了起来。
但是，缺乏放射性物质却要研究放射化学，没有中子资源而要研究中子物理，终是中国科学家们要面对的现实。
1952年下半年，同事告知杨承宗，协和医院有一套被日军破坏的提氡装置，如能修复，既能解除放射危害，又能为新中国制备出科研急需的第一个中子源。只是，当时根本找不到防护装备。
杨承宗一进地下室就看到，整个玻璃真空系统和盛装镭溶液的玻璃瓶脆化并呈半透明紫黑色，原本白亮的白金催化器发黑，汞因多年敞放而暗浊。污染早已从地下室弥漫到楼上去。
其中最为危险和困难的一项工作，是将盛装镭溶液的玻璃瓶重新与整个系统连接，必须打开保险柜，在镭溶液高强放射性的直接照射下，进行玻璃熔接。
杨承宗清楚，这项工作太危险，如让年轻人做，会对他们20多岁的身体和今后的人生造成难以预知的影响。42岁的他觉得，这件事只能亲自动手，他会尽量速战速决。
他叮嘱助手，不可站在他旁边，只能站在他背后帮忙，这样他的肩和背可以尽量帮他们挡去一部分放射线。
他屏住呼吸，打开保险柜，用平素做实验的一双巧手迅速完成熔接和密封，修复一举成功。
但杨承宗之后的人生也付出沉重代价。不久，他过于接近强放射源的右眼出现荧光，视力逐渐恶化。
老居里夫人就死于放射性暴露带来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在居里实验室，杨承宗看多了面如鲜花的大学生一年后脸色就变蜡黄。
1955年夏，杨承宗应邀到中南海紫光阁。宴会上，苏联专家对他恭敬地说：“您是我们老师在巴黎时的学友，我们称呼您，要加一个‘大’字，您是大专家。”
送走苏联专家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摇着芭蕉扇对中国科学家们笑道：“几天前，周总理接见苏联专家时，有个专家对总理说，‘紫光阁下没有原子能’，他笑我无人。今天，我就要在紫光阁下宴请诸位，让他们看看紫光阁下到底有没有原子能。”
陈毅激动的语气让杨承宗豁然开朗。聘书接踵而至，他的工作也异常忙碌起来。
1961年春，乍暖还寒时候，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部长刘杰亲自点将，请杨承宗担任二机部五所（铀矿选冶研究所）副所长，主持业务工作，顶替突然撤走的苏联专家组。一周前刚把档案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国科大）、担任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主任的杨承宗，急忙把工作重心转到五所。
节骨眼上他右眼眼疾爆发。国家使命要紧，他不得不推迟手术。虽然后来连做两次手术勉强弥补，但手术并发症使得右眼渐渐变得仅存光感。
杨承宗无暇自怜。他只有一个想法：“大的事情国家拿主意；不大不小的事，三强他们去搞；放射化学这方面，我会尽我的力量。”
就像几年前犹太商人向中国政府兜售浓缩铀矿石，他紧急受命用实验证明矿石有假一样，当时钱三强说：“政治上我负责，放射化学你负责。”他笑着回应：“好。”
时间很紧张。美国仅靠200桶刚果沥青铀矿就搞定一颗原子弹所需核燃料，但在贫铀的中国，铀矿中仅得万分之几的铀，加之铀235在铀中只占千分之7，为一个原子弹备好铀235，就要处理上百万吨矿石。
原子弹对铀原料纯度要求又极高，杂质含量不能超过0.00001%，个别元素甚至不能超过0.000001%。要进行分析分离，没有现成设备。
可杨承宗接手时的五所，原本人数众多的苏联专家组一走，科研秩序混乱，人心涣散，废矿渣、铀矿石和垃圾到处堆放，是员工们口中的破旧工地。
“五所不用照搬苏联的工艺流程，我们可以放手按照自己的想法干了。这样也好，坏事变好事！”他这样对自己说，也这样对五所职工说。
杨承宗一点点扭转五所局面。他亲手改良实验装置，整饬科研秩序；从中科院调来弟子骨干，去名校挑选人才；让全所职工“内卷”起比学专业知识的风气；带领大家45个昼夜就建起中国第一个二氧化铀冶炼厂……
靠着一只眼睛的视力，杨承宗每年要审定上百份科研报告，确定攻关方向、发现重要问题。下属都晓得他为人宽厚，对工作却极其严苛。“科研报告送到杨所长那里，总是提心吊胆，怕被要求重写。”
杨承宗带着平均不到30岁的队伍，将生产流程大为缩减，纯化程度大幅提高，还针对20多种微量杂质元素，建起一整套金属铀的质检方法。
1964年10月16日下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撼了美国遍布世界的监测探头。当晚1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送消息，天安门广场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夜欢庆。
他和五所同事一起，提前被大客车拉到二七剧场，精彩的电影一部接一部，困极的他们回到五所倒头就睡。
原来是二机部怕超负荷工作的五所人半夜兴奋过度出事，特意将他们的狂喜“延迟”到白天。
狂喜之外，杨承宗独自品味那份还在保密的成就感：约里奥-居里先生让他带的话成真了！中国有了自己的原子弹，美国再也无法对中国实施核讹诈！他不仅是带话人，也是成事者之一。
1996年，杨承宗（左三）与汪家鼎、陈佳洱、何泽慧等考察核试验基地。
他继续倡导“堆浸法”提铀，几十年后，他首提的这一方法成为行业主流。
他也开始为中国铀工业布局新的核燃料——钍。在他心中，1500人的五所不应满足于国内一流，而应提早转型，争取成为像美国阿贡实验室那样的大型综合性研究机构。
然而，一场“文革”让他的宏愿成为泡影。右眼眼疾再次恶化，并因随之而来的动荡再也没能治愈。糟糕的是，左眼也并发白内障。
在1969年冬天凛冽的寒风中，中国科大搬到合肥。由于人事关系在中国科大，更因“文革”混乱的局面，杨承宗不得不离开奋斗9年、让他施展平生所学如鱼得水的五所。他的心中百味杂陈，带着体弱的妻子，跟随中国科大举家南下。
已近六旬的他随学生一起到铁矿开矿，白天劳动，晚上睡地铺。学生们没见过杨承宗愁眉苦脸，也没听过他唉声叹气，因批斗会而互相怨怼之时还得到他平和质朴的开解。学生们说，这就是“君子固穷”。
君子心中总有火苗不灭。杨承宗在合肥几易其稿写出37页的规划，想将放射化学专业的研究范畴涵盖到核燃料循环的方方面面。身处逆境还有此雄心，皆源自他对放射化学一生的痴迷热爱。
但是，因“文革”期间各种客观条件所限，中国科大的放射化学专业在1973年被迫停止招生。
这是杨承宗最不愿意看到的锥心一幕——这是他为之付出毕生精力甚至一只眼睛的学科啊。他此生罕见地激扬文字语出失态。
没人知道杨承宗是如何度过这段难熬的时光的。旁人看得到的，是他转而全力为年轻人“加铀”。
1974年，他的学生祝振鑫在京与同事翻译了荷兰学者所著的《铀化学》，出版社要求请一位著名专业学者校对一遍。
那年暑假，杨承宗从合肥来到北京，挤在二女儿家雷三代同堂的蜗居里，每天拿着放大镜，趴在小书桌上，眯着眼睛，挥汗如雨，逐字校对16万字的书稿。
400多页的书稿，他不仅在每页都标出多处修改的地方，还另外写了33页纸，把错误、修改的理由，以及初译者把握不准的一些介词、前置词和习惯用语的正确用法都一一列举出来。
当从劳动农场骑车30多公里赶过来的祝振鑫看到书稿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能带给老师的礼物唯有一书包的老玉米棒子。
杨承宗用爽朗的笑声打消学生的尴尬。一身是汗的他，坚持亲自给同样一身是汗的学生扇扇子，啃着玉米还夸赞说：“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玉米啦！”
为了保留下来的辐射化学专业长远发展，杨承宗向学校提出从国外购买大钴源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
他自己吃过很多放射线，一心想为后辈打造万无一失的保护伞。
他对钴源室的安全建设提出很多要求，到了几乎苛刻的地步。他总说“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定要保证绝对安全”，最后的验收也是他亲自把关。
直到今天，38岁的中国科大钴源辐照装置依然每天迎接前来做实验的师生，成果产出不断。
在合肥，几近古稀之年的杨承宗还干了一件开全国之先河的事。
1979年，一次会议上，有代表说孩子只差0.2分没考上大学。这让杨承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能否在不增加国家负担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安徽高校现有师资、设备，创办一所自费走读大学？
他的想法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1980年，全国第一所新型模式的大学——以联合办学、自费走读、不包分配、择优推荐为办学方针的合肥联合大学成立了。杨承宗被任命为首任校长。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叫好竞相仿效。
当时他的右眼已看不见，左眼白内障逐年严重，医生要求他耐心等待白内障成熟方可手术，他年年满怀希望来京问诊又失望而归，看材料时眼睛几乎贴到放大镜上。
就在眼前一片灰蒙蒙的世界中，他种桃种李种下春风，为大量年轻人打开了人生闪亮的新窗口。
为了继续工作，视力越来越差的杨承宗有的是办法：身体硬朗的他提前用上拐杖防摔，把家里的灯泡都换成100瓦增加采光，在每个房间都准备好几只高倍放大镜随手可用，兜里揣好几副不同度数的眼镜随时切换……
而孩子们最佩服父亲的是，他不仅在失去一只眼睛后依旧洒脱，在双眼几乎失明时仍能笑声朗朗。
杨承宗的笑声一直极富感染力。住在中关村特楼一层时，孩子们好几次听到敲门声去开门，来人都说没事，只因路过窗口听到法杨公开怀大笑，想知道法杨公何事这样开心呢。
其实靠他一人工资度日的大家庭长年捉襟见肘。回国时他没讨要自己的垫款，为了还家中旧债悄悄卖掉心爱的相机和手表。虽然订购全家过冬必备的棉袄需向王淦昌借钱，他还是会带着孩子们苦中作乐。
“文革”时，面对批斗者声嘶力竭的吼叫，杨承宗总是沉静如水。事后他笑呵呵地说：“我们苏州有俗谚：软柴可以捆住硬柴，硬柴却捆不住软柴。”一生宽厚谦让的他笃信，靠霸道强硬并不能所向披靡，就像坚韧的老藤一样，温柔之人只要内心平静坚定，所拥有的力量必将更为强大和长久。
从合肥彻底退休后，对于能重回中关村老楼他非常满足。一年冬天，回国看他的家雷说房间冷得受不了，他却哈哈一笑，掀起棉袄，得意地展示自己的小发明——用宽布条把里面的棉背心圈圈绑紧在腰身上，他说这样就暖和了。
令他开心的是，左眼接受白内障手术后，几十年来灰暗的世界重又明亮美丽。
视力恢复后杨承宗曾受邀重回巴黎。当年他在巴黎带的女学生莫妮卡·帕杰斯已是居里实验室主任。拿出约里奥-居里夫人1951年让他带走的那枚钥匙时，他露出了孩子般的天真笑容。
他一直抱有浓浓的居里情怀。在他离开法国后没几年，伊莲娜·约里奥-居里和母亲一样，也因与放射线暴露有关的血液病去世，但伊莲娜的女儿和女婿又接过了祖父母和父母的衣钵。
比起两代居里夫人的牺牲，失去一只眼睛的他觉得自己很健康。生命后20年他依旧笑口常开，唯一一次勃然大怒，是一个经他推荐出国进修回来的学生告诉他，妻子现在配不上自己了。
杨承宗的妻子赵随元为照顾大家庭放弃了工作任劳任怨，到合肥后瘫痪16年，杨承宗始终不离不弃。他习惯了做实验的手每天娴熟操作针管、酒精灯和试剂试纸，白天为妻子测血糖值，晚上帮妻子翻身。
直到1999年，张劲夫发表了著名的《请历史记住他们》一文，点名提到“法杨”的贡献，杨承宗在“两弹一星”中的工作才为世人知晓。而在此之前，因为人事档案关系等种种原因，五所人都有的嘉奖他没有；很多同事和学生都评上了院士，他却无缘。
当被来访者问起这些往事，九旬老人饱经岁月的脸上，笑容一如既往地清澈而温暖，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事情做出来就好了，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
他生逢乱世，即使到了晚年，仍难忘记在战乱中看到的塞满整个车厢的同胞尸体。他觉得为祖国今天的安定奉献了“不大的本领”和“全部的精力”，已问心无愧。
SARS肆虐时，92岁的他心急如焚，翻阅资料、画图设计，研究用放射线杀灭病毒的办法；99岁时，他成天琢磨如何用放射性示踪原子的方法测定中药有效成分；在医院的最后时光，他和学生碎碎念叨的还是碳-14。
所以，对于父亲希望这具肉体消亡前再为科学做点实质性贡献，儿女们不意外。
不可负平生所学，永远想国家之所想，这种停不下来的习惯，如同放射线一般，已深入他的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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