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伯陵
本文转载自：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wenboling2020）
众所周知，教员工作极少出错的秘诀是大量调查研究，并实事求是的总结调查结果。
1930年5月，红4军攻克寻乌县城，教员刚进城便部署人员调查寻乌，自己也亲自走街串巷，调查寻乌县的社会百态。
为了更快速的了解真相，教员也找到相关人员进行一对一的谈话，比如他和寻乌商会的会长谈了一天、组织原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会谈一天、和老秀才谈了一天。
和商会会长谈，可以了解寻乌的商业市场。和原政府工作人员谈，可以了解寻乌的政治和社会情况。和老秀才谈可以了解寻乌的历史变迁。
这些方方面面的资料，和群众的调研结果汇总起来，便是一幅寻乌县的全景图。
教员以此为基础，便写出了7万字的《寻乌调查》，从寻乌的政治区划讲到水陆交通，再到交通线上的大宗贸易是什么、小宗贸易是什么：
门岭到梅县的生意——从石城和瑞金来的，米和豆子为大宗，值几十万元，从兴国来的茶油为大宗，米也有（少），于都、会昌没有什么货来。
安远到梅县的生意——这一路上的生意，大宗是鸡、次是牛、又次是猪，鸡大部分是唐江、南康、信丰来的……每斤价五毛，每天六千斤，共值三千元，每年三百六十天，共值一百零八万元。
梅县到门岭的生意——大宗是洋货、海味、盐、洋油、布匹这五类，糖和面粉亦有好些。门岭和梅县不通车，货大部分是肩挑，盐用马子驮。
对于一个刚到寻乌不到半月的人来说，了解这些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教员还在文章里用大段篇幅，非常细致的写了寻乌百业生态，包括盐的分类和盐行店主的家庭情况、杂货铺的数量和经营种类、酒水的种类和客户人群画像等等。
甚至还写了娼妓业的“老货”、“嫩货”之分，名妓有昌娇、月娥、润凤，得出“十年前商人嫖娼多、豪绅次之、少爷最少，十年后豪绅嫖娼最多、少爷次之、商人最少”的结论。
因为以前的经商环境不错，商人能赚到钱，便成为嫖娼的主力军，现在经商环境不行，商人赚不到钱了，也就不去嫖娼了，而豪绅要包打官司，便常年住在妓院里，和三教九流做交易。
细致到这种程度，《寻乌调查》里可谓是无所不包，教员也对寻乌县开了天眼，以至于他问其他人寻乌县有几家卖杂货的、几家卖猪肉的，别人都不知道，他却如数家珍的说出来。
既然用上帝视角看寻乌，自然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并提出实事求是的解决办法。
《寻乌调查》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样，都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之后总结出来的，虽然现在不能生搬套用，但字里行间的方法论，永远可以用来做任何事情。
所以在1930年5月，教员有感而发，写了《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开篇就是如雷灌顶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他鼓励同志们迈开双脚，到工作的地方走走，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把每个困难的来源找出来，现状弄明白，这个困难也就解决了。
我们可以把《反对本本主义》看做操作说明书，《寻乌调查》看做实操案例，结合起来看就能明白教员调查研究的方法论。
简单来说就是，在纵向上了解事物的来龙去脉，横向上分析事物不同角度的内在逻辑联系。
只要在纵向和横向上都调查清楚，便对事物开了上帝视角，解决问题不过是水到渠成的。
陈云是上海青浦练塘人，从1919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学徒，到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陈云一直都在上海工作。
做为上海本地人，陈云和顾顺章的升迁模式差不多，都是凭借对上海的了解进行革命工作，然后一路高升为中央大员。同样的模式在江西、陕北等地重复上演过很多次。
不同的地方在于，顾顺章对革命不忠诚，被捕就叛变了，陈云则对革命事业非常忠诚，在顾顺章叛变后协助周恩来重建特科。
正因为没怎么离开过上海，导致陈云年轻时对革命的认识不深刻，永远跟着上海中央的指挥棒走，不管主持上海中央工作的是谁、不管说了什么话，陈云永远是举手同意。
至于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陈云并不知道，也没有研究问题的方法论，于是在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以前，有人说教员是“机会主义者”，他也深信不疑。
从革命叙事的角度来看，这是典型的犯错误，后来陈云说在上海的时候犯了一系列错误，说的就是这些事。
不过进入中央苏区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陈云开始快速成长。
在中央苏区的一年半，陈云和教员有数次接触，通过谈话风格、举例论证等细节，陈云觉得教员不是机会主义者，而是经验丰富的实践者。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以后，教员重掌兵权，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摆脱了十几万国军的围追堵截，陈云对教员的印象又改变了：
到了1938年5月，教员写出《论持久战》，指出抗日战争的战略是独立自主、游击战、人民战争等等，陈云终于彻底改变对教员的认识，觉得教员不仅军事很行，政治也很行，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长达六年的时间，教员经历了革命者到领袖的蜕变，陈云也经历了对教员认识的蜕变。
教员这个人，就怕别人不实事求是的了解他，但凡愿意深入了解他，无不被他的工作态度和思想折服。
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在延安负责中组部的工作，因为和教员经常交流，陈云便开始反思参加革命以来的问题。
陈云苦思很久，始终没有答案，便先后三次到枣园请教教员，希望教员能解开他的困惑。
他觉得以前犯错误是因为经验少，不如教员在苏区积累的经验丰富。但教员告诉陈云：“你不是经验少，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建议你读点哲学。”
一个认为是经验少，一个认为是思想方法不对，这和对革命的不同认识一样，属于对“不犯错误保证进步”的不同看法。
为了说服陈云，教员用张国焘举例，说张国焘从五四运动到鄂豫皖苏区，十几年的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但张国焘照样犯错误，脱党叛逃了。
按照教员的观点，思想方法是一个人工作和生活的源头，如果源头出了问题，行动方向也肯定出问题，犯错误是难免的。
从青年读书时追求世界的大本源，到革命时期强调思想方法，再到晚年说“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教员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从来没有改变过。
而经过和教员的谈话，陈云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开始认认真真的学习教员、改变自己。
他在中组部的职责是培养干部，于是顺便在中组部也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正式参加的干部有10人，不定时旁听的有30多人，每周读几十页哲学书，用5年时间读完了《资本论》、《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以及教员的全部文章。
所有参加学习的人，每周六要用半天时间讨论读书心得，以便取长补短。
1942年陈云重病不能工作，在延安修养了一年，这段时间陈云通读了教员的文章、文件、电报，并且把其中的每件事和革命历史、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起来，这就有了一种代入感，所以感受特别深刻。
通过这两个阶段的学习反思，陈云彻底明白什么是调查研究、什么是实事求是、什么是辩证法。
其实陈云的学习反思过程，几乎完整的实践了《反对本本主义》和《寻乌调查》的方法论——
即纵向上研究了自己、教员、哲学、革命历史的来龙去脉，横向上收集大量资料，从各个角度分析内在的逻辑联系。
事实证明，凡是按照教员的方法论研究问题，基本没有不成功的。
按照陈云本人的说法，在延安学习以前，他的文章和讲话都没有辩证法，经过几年延安学习以后，不仅他的讲话和文章都有了辩证法，还在思想上把王明的一套打倒了。
走到这里，陈云便完成生命的蜕变，成长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七大”上的发言就很有意思：
“我们相信毛主席，但绝不是盲从，盲从是没有用处的，只有对问题仔细考查，翻来覆去的考查，这样不管毛主席在这里领导也好，离开毛主席也好，大体上不会犯大的错误。”
我们常用“我走后、你们就是我”来说教员，但口号其实没有意义，和陈云一样学习教员的方法论，升华自己并解决现实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意义。
抗战胜利以后，陈云赶赴东北工作，后来升任东北局副书记兼辽东分局书记，肩负统领一方的责任。
也正是在辽东，陈云在给分局同志讲话的时候，承认自己年轻时犯过错误，刨析了是如何学习改正的，并根据解放战争的现实案例，详细讲了怎样用交换、比较、反复来分析问题。
交换，是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了解事物的情况。即便相反的意见错了，也是一个看问题的角度。
交换是全方位的认识事物，比较则是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判断事物的性质。
反复是在交换、比较的基础上，做出处理事物的决定，并在实践的过程中反复调整，正确的就继续坚持，错误的立即改正。
由浅及深，从思想到行动，三个步骤层层推进，最后还给自己留有余地，陈云的六字方法论，其实就是教员调查研究分析问题方法论的延伸。
到了1961年，教员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陈云也积极响应号召，到上海青浦的小蒸公社调查民情，写出《青浦农村调查》的报告。
可以说，从没有方向的年轻革命家，成长为大国的重要领导人，陈云走的每一步都有教员思想的影子。
所以陈云说教员有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就是培养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整整一代人，而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负担着重要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教员用自己的思想和方法论培养人才，建立了新中国，而学习教员思想和方法论的人，也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做出前无古人的大事业。
虽然现在离革命年代很远，我们不可能直接受教员的培养，但他留下的文章和故事，依然是我们学习的第一手教材。
按照前文的方法学习教员，即便不能成就大事业，起码能保证在工作生活中不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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