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上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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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王朝的建立，离不开豪强的势力。
刘秀虽有疏远的皇室血统，但起兵时其家族业已衰败，形同于白手起家。故他在创业之初，主要靠灵活的政治手腕吸纳各路豪强势力帮助。其中起作用最大的，主要是南阳、颍川、河北三大山头——亦即所谓“云台二十八将”。
影视剧中，刘秀称帝。来源/电视剧《长歌行》截图
在“云台二十八将”中，属南阳者11人（邓禹、贾复、马成、陈俊、吴汉、岑彭、朱佑、马武、杜茂、任光、刘隆），占39.3%；属颍川者7人（冯异、祭遵、傅俊、王霸、臧宫、铫期、坚镡），占25%；属河北者10人（寇恂、耿纯、邳彤、王梁、盖延、刘植、耿、李忠、万修、景丹），占35.7%。
三个集团中，作为刘秀嫡系的南阳派最强，足以压制其任何山头，但又未能强到可以独大的局面，合颍川、河北之力仍足以制之。三方互相牵制，刘秀就有了和稀泥、作决策的空间与存在价值。
为了使豪强更死心塌地支持自己，刘秀频频以联姻为手段，邀请他们参与血统分红——刘秀很清楚，慷慨给予股权，自然是有效的激励方式。
如需河北豪强的武力支持时，刘秀便娶河北山头的郭圣通为正妻，而把先一年娶进门的阴丽华弃之一旁；一待天下大定，刘秀废郭圣通而复立南阳的阴丽华——这不是简单的个人感情问题，而事关下一任皇帝究竟是河北外甥还是南阳外甥的股权分配大事，进而决定“云台二十八将”中南阳人与河北人的比例。
影视剧中的郭圣通（左）与阴丽华（右）。来源/电视剧《长歌行》截图
为鼓励将士，刘秀还与功臣家族缔结姻亲作为酬功之法。故东汉最初诸帝之后，也皆出自勋臣之家——但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光武帝后期，南阳派自恃嫡系而日益张扬跋扈，以至于官场做事竟至“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的地步。此时河北已废，颍川又太弱，为抑制南阳嫡系，刘秀只好引入新的力量加以制衡。
这一平衡策略，在联姻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第二代明帝马皇后为伏波将军马援之女，第三代章帝窦皇后为司空窦融曾孙女。马援、窦融皆为京兆扶风人，又相继以陇西、河西率土来归，他们的共同点是既有军事影响力又有一套团队，足以制衡其他势力。
由于这样的安排，明帝、章帝时期，作为外戚的河西/扶风势力压倒南阳、颍川元勋而一枝独秀，至窦宪以大将军身份辅政时达到顶峰（稍后河西外戚中又出了一个“跋扈将军”梁冀）。
河西/扶风山头把持宫掖后，又将自己的姻娅梁（随窦融归汉的武威太守，安定人梁统之后）、宋（马皇后的外婆家，扶风人宋扬之后，其祖上就是项羽所杀的那位“卿子冠军”宋义）等家族晚辈引入宫中：如和帝刘肇出自章帝梁贵人，安帝刘祜出自章帝宋贵人。往后又有顺帝梁皇后、桓帝梁皇后及窦皇后、灵帝宋皇后等。
纵观《后汉书.皇后纪》中人物（皇后或诞育过皇帝的贵人嫔妃），一多半都出自河西/扶风的马、窦、梁、宋家族，剩下一丁点才是南阳的阴（出自阴丽华家族）、邓（出自邓禹家族）、贾（章帝生母，出自贾复家族）、何（即何进家族）。
其中最为霸道的，就是窦、梁两大家族——东汉两轮外戚专权的高潮，都在这两家手上出现。
如第四代和帝本为章帝梁贵人所生，但窦皇后夺而养之，又害死梁贵人并打压梁家。故和帝对窦氏非但不敢信任，甚至深怀恐惧，遂于公元92年与宦官郑众合谋废杀大将军窦宪，并变本加厉地报复窦家——连窦宪手下的笔杆子，《汉书》作者，也是扶风人的班固都未能逃脱池鱼之殃。
但这还只是开始，此后的东汉朝廷还将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后备人才的选拔培养，也因此成为朝廷关注的重点。
东汉初年最强势的河西/扶风、南阳两大豪强山头因彼此往复倾轧，结果两败俱伤。皇帝则游走依托于外戚、宦官之间，导致双方的争杀也是此起彼伏，胜负无常。
要避免在激烈的政治倾轧中被人抓小辫子，加强自我修养和守住道德底线就格外重要——不然搞成黄允那样，为攀附权贵而休妻，结果被老婆当众揭发阴私，连最欣赏他的士林领袖郭泰、想招他当女婿的袁隗（即袁绍、袁术之叔）联手都保不住他。
东汉以“经学”（即经典儒家学说体系）治天下，一切政治行为都需要从“经学”中引述一段经典。
东汉经学研究的“官方教材”——熹平石经拓片。来源/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截图
掌握“经学”解释权，不但可以为自己开脱，还可以举荐官员，从而形成门生故旧遍天下的生动局面。
这些以学术进身仕宦并世代相继的家族，就与此前那些军事上有威望、经济上有实力、政治上有团伙的豪强家族截然不同了，他们最喜欢以教化和舆论为武器。
学术主要看对“经学”的掌握程度和工作的能力，品行则是看与“经学”要义对标实践的结果。这其中，以颍川的品行、汝南的学术最为出名。
颍川从冯异起，便以谨慎稳重著称。这个派系在“云台三强”中势力最小，做事又一贯老实本分，所以在刘秀削弱河北、抑制南阳之际没有遭到什么打击。也不像后来的河西/扶风山头那样大起大落，回回群诛都赶得上趟。
所以每次朝廷变动时，颍川士人大都能置身事外并适时填补空缺，至桓灵之际已成为朝堂上最具影响力的中坚力量。当时政坛名流如“八俊”之中的骨干李膺、荀昱、杜密都是颍川人。
如在《汉书》中，汝南郡有传者仅6人，做到二千石以上高官者仅5人；而至《后汉书》，有传者就飙升至64人，做到二千石以上高官则达到61人，且其中三公者16人、九卿者9人！其中最著名者，就是以研学《孟氏易》起家而至“四世三公”的袁安家族。
是的，就是三国时期袁绍的袁氏家族。来源/电视剧《三国》截图
东汉的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既不同于此前的“世官制”，也不同于后代一考定终身的“科举制”。
“世官制”看血缘谱系，“科举制”看考试成绩，都还算是有一套客观评价标准。而“察举制”则完全围绕“经学”体系运作，几乎全是主观评价。首先是“察”，即以“经学”所阐释的道德准则为标准，通过考察社会舆论评价来对人选进行“测评”；然后才是“举”，由郡守将“测评”成绩优秀的人选推荐给朝廷。
在这套体系下，以尚书台为主的中枢铨叙系统，掌握的权力就非常重要了——它既是经典儒家学说体系的诠释者，又是对这一学说的具体实践者，故常为儒家名士所执掌，能轻易决定一个士人的政治生命。所以哪怕贵至太傅、三公，若不带一个“录尚书事”的加委，也不能算是真丞相。
由于以主观标准察举弊病太多，所以顺帝阳嘉元年（132），尚书令左雄就引经据典上书朝廷，称“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提出应该有客观标准，比如说限制年龄门槛。
除了限年之外，左雄的察举制度改革还规定，人才考察对象必须在基层锻炼后，才得辟举。桓帝本初元年（146）又将基层锻炼时间进一步明确为十年，“其令秩满百石，十岁以上，有殊才异行，乃得参选”。
但碰上后台够硬的主儿，仍有后门可走，“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
以曹操为例，他生于桓帝永寿元年（155），于灵帝熹平三年（174）举孝廉，时年才二十岁——无论是按阳嘉制的限年四十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十年，他哪项都不满足。
至于“测评”结果，那就更糟糕了。《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曹操“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记述了他因不满叔父教导而装病挑拨其父、叔关系。《世说新语》则举证他伙同袁绍盗抢人家新娘——这些显然不算什么好德行。
虽然也有坊间消息称许子将（汝南人）曾给过曹操一个“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三国志》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但更权威的正史《后汉书》，则以另一个版本再次打脸：“曹操微时，尝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许名劭，字子将）鄙其为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也即是说，许子将确是给曹操做过一个模棱两可的评价，但那是在胁迫之下的无奈之举，并非出自客观判断。
“测评”过不了关，家庭出身、年龄、基层履历等硬条件也没有一项过得了关，但他曹操这么个“赘阉遗丑”还是硬被举上了孝廉。
不是别人，亲手举荐曹操的乃是河内温县出身的清流派名士，时任尚书右丞的司马防——他就是司马懿的父亲。
影视剧中的司马防（中）。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
在举荐曹操这事上，司马防扛了很大的压力，大有闷头吞了个苍蝇的不适感。所以等建安末年曹操当了魏王，总算是位极人臣了，特意在邺城请司马防喝酒，边喝边嘚瑟道：“孤今日复可作尉否？”司马公，看孤家今日之成就，您也算没举荐错吧？司马防只好苦笑。
司马防的儿子司马懿长期以此为羞。所以曹操发迹后，三番五次要征辟他出来做官，他就一直装病。直到曹操下了“不来当官，就去坐牢”的死命令后，他才悻悻入仕，而曹魏也也迎来了自己的终结者。
[2]（宋）范晔撰.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 2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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