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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主席 2021/05—2021/06
目 录 一、讲述中国故事（一）难讲的中国故事：厚重的官方话语体系 1.“加法主义”带来的困境 2.其他一点感想 四、讲述中国故事（五）丰富中国故事的“叙事版本” 1.正统/主线话语 2.对内地民间/群众/基层民众的话语 3.面向港澳台/境外/海外的话语 五、讲述中国故事（七）丰富中国故事的“叙事版本”：学术话语 六、讲述中国故事（八）媒体的维度及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难 1.中国故事的正统主线话语——官方版本 2.面向本国群众/大众的话语——官方版本 3.面向本国群众/大众的话语——民间版本 4.面向港澳台及国外的话语——官方版本 5.面向港澳台及国外的话语——非官方/民间版本 6.学术话语——官方版本 7.学术话语——非官方/民间版本 七、结语：讲中国故事为什么“难”？二、讲述中国故事（二）“加法主义”一小例
三、讲述中国故事（四）加法主义的问题
讲述中国故事（一）难讲的中国故事：厚重的官方话语体系
一、难讲的中国故事：厚重的官方话语体系
对于大多国人而言，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是很不易理解的：形式上的政治理论与意识形态上的传统、传承太多，表达又非口语化，让人摸不清楚哪些是形式，哪些是实质，不知从何入手，如何解读。官方话语体系如果不经过一番通俗的“翻译”，很难让人读懂。如果不懂，也就难走心。
早些年，曾有国人比较Trump和毛泽东是否有相似之处。确实有点相似之处：在利用语言联系群众方面。Trump说的都是大俗话——他这个人是说不出深奥的话的，讲不出复杂的句式和词汇。但他的表达极其接地气，不仅仅能够让人看明白，还让他的支持者觉得他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能够忠实代表群众的。这在选举政治里是一个决定性的加分因素。
毛主席的中文功底极高，也有颇深的理论水平，但他的写作又非常通俗易懂，目的是让读者真正能够读懂，并形成感情上的呼应。应当说，他发明创造了一种尤其清晰易懂、尤其接地气的文风，而这个文风也是他和党的理论、价值观、方法论能够深入群众的一个重要基础、重要工具。
毛主席的讲话就更加通俗了，甚至有时可以被称之为“糙”——“话糙理不糙”的“糙”。六七十年代时，人们把他的讲话记录印成各种集子（各种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加以传播和学习。这些讲话大多是大白话，非常易懂，自成一体，能够直接、广泛地传播他的思想，触达极广大的人群。
邓小平也有非常出色的口才。《邓小平选集》里面收录很多的都是他的讲话、谈话。这些讲话都非常口语化——这不是在一、两句话里用个别的通俗措辞表达某个意思，而是大段、大段非常平实、能够非常清晰、通俗地把想法呈现出来的讲话。这种讲话对传播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是否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口头沟通能力强呢？显然不是。虽然毛、邓都是革命时代摸爬滚打出来的伟人。但即便在和平年代，通过庞大官僚体系里逐级提拔出来的干部，能够做到一定级别的都是人尖子，口才应该都是很好的。
只不过是中国的政治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加法主义”。何为“加法主义”？按儒家的语言说，叫“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恪守“道统”，把前辈的传统与遗产尽可能地保留、继承下来，并根据现实情况，做有限的增量的改进。
这就使得越到后来，后人要继承的东西越多，包袱越重，发挥的余地越少。
创业一代的革命人是创立新中国、界定新中国的。他们有充分的空间（开天辟地者，面对一张白纸），又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和影响力，能够尽可能的发挥。换个角度说，相对于体制而言，革命创业者的个人影响力是很大的。不过，到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时候，新中国已经开始了三十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探索。邓小平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整，是很不容易的，但作为革命创业一代，他是“政治超人”，有足够强大的“政治资本”可以扭转乾坤。
越到后代，越是进入和平年代下的官僚体系，就越是到了所谓的“凡人政治”。凡人在体制面前的影响力是很小的。他们没有革命创业一代的政治资本和影响力，无法进行重大改变，只能延续过去的基础并做增量调整。也即奉行我所说的“加法主义”——大部保留过去，与时俱进，做一些边际上的增加。
而当一个体系的传统变得足够复杂，且越来越复杂时，个人相对体制的影响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小，在体制和传统的约束面前，能够施展的空间也就越来越有限了。这时，政治家当然很难再像前辈一样自由发挥。而是要小心的遵循传统。
两大国，中国和美国，如果说中美有什么不同的话，就在于：
——中国是“加法主义”，不断地与时俱进地增加内容，使得政治话语和体系越来越复杂；
——美国则偏向原教旨主义，固守两百年前立国者的旨意与确立的文本，不允许做加法，不允许做改变。
“加法主义”同时结合了中国文化及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尊重前辈，恪守道统，延续传统，把历史传承的主线继承下来。另一方面又注重实事求是、理论结合实际、与时俱进、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满足了“既要、又要”。
但它会使得体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为普通人所理解，个体在这个日渐繁杂的体系面前也会感到越来越渺小。
而在复杂的话语体系背后，一定又有内核。一个更加简单精炼的主线故事。但如果要顾及传统，不能完全点破内核，需要一些口传口、及感悟及意会，那就会使得内核变成某种秘传（esotericism）。
现在一个经常被讨论的问题就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之所以要研究如何讲中国故事，肯定是因为中国故事不好讲。
其实，讲中国故事的对象，不仅仅包括外国人，也应该包括国人自己。
所谓的国人，不仅仅包括港澳台，还应该包括内地人/大陆人。甚至，不仅仅应该大陆的普通群众，还应该包括几千万党员。
针对外国人，中国故事不好讲的原因诸多，大家都能说出一二，譬如语言问题；历史文化隔阂问题、社会组织方式问题，还有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存在系统性偏见的问题，等等。
但无论对于外国人还是对于中国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官方话语体系太复杂，很难理解和参透。
日积月累后，这成了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重大挑战。笔者经常说，要尝试把我们官方话语体系用更加通俗的、国际化的语言“翻译”出来，讲给老百姓听，讲给外国人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讲述中国故事（二）“加法主义”一小例
二、厚重的官方话语体系：“加法主义”一小例
笔者用“加法主义”这个词，是因为这个说法比较直观易懂：加法，就是增加、补充，减法则是删除和减少。中国体制之“加法主义”。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形势，持续地做增量改进。
笔者在本文会举一个小的例子：党章最前面的几句话。它们是总纲中之总纲。对党的定性、目标、理论及宗旨的概括。
一大时，还没有党章，只有党纲，到了二大才通过了党章。但早期版本文初没有总纲内容，主要都是程序性的东西。直到七大（1945年），才在章程最初部分增加了党的性质、宗旨等内容。
以下是一些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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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顾一下七大（1945年）的党章版本：
前几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解析：
——党是一个“部队”，部队是军事意味的，一种武装或类武装组织，表明当时革命的战争状态；
——党是工人阶级的部队，属工人阶级。当时党不仅仅已经包括农民，且已经在1945年，通过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策略发展壮大起来的。但措辞上还是以工人阶级导向，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侧重强调工人阶级。这共产主义政党一个重要的传统与遗产，某种意识形态和认知基础，不会轻易改变。后面会提到，党在历史上的趋势是想办法把各种人群都纳入工人阶级的范畴——包括雇农，小资产阶级，还包括知识分子——大家都是工人阶级，只不过有的从事体力劳动，有的从事脑力劳动；
——奋斗目标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当时尚未到社会主义阶段；
——第二段有较强的哲学色彩，提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类，与很长一段时期党的意识形态环境有关。
2、八大（1956年）的版本
前几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的目的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正确地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正确地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使它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发展。因此，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
解析：
——第一段里，维持党是“部队”的说法，目标里，删除了新民主主义。当时党已经夺取了政权，向前迈进了，进入了社会改造阶段；
——第二段里有大段哲学、类哲学的表述。当时党极为重视理论与意识形态，将所有的政治政策问题都被转化为哲学和理论问题。1964年，毛泽东与杨献珍就“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讨论，已经将抽象理论化推至极致。抽象理论背后，是对现实政策激烈的争辩与讨论。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当年那个重理论、一切以理论优先、掌握了理论就掌握了话语权的年代。
3、九大（1969年）的版本
前几句：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九大是文化革命期间。文本正反映了那个年代。
——和平年代，“部队”的表述被删除了，党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表述中，革命性又增强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敌人”……按说当时党在执政，社会主义改造业已完成，为何还强调阶级呢？因为当时认为主要矛盾还是阶级矛盾，表述的就是“阶级斗争为纲”，要求在和平年代下持续革命。
——党员的范畴和标准似乎变窄了，得是无产阶级里面的“先进分子”
——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后面有大段关于接班人的内容。
4、十大（1973年）的版本——做减法
彼时，林彪叛逃，文化革命初期目标实质失败。前几句：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十大的党章与之前不太一样，是做“减法”的
——在前面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减法，即关于毛泽东思想地位的展开阐述删除了，只说它是“理论基础”
——在“无产阶级的政党”之后，增加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先锋队”的表述。先锋队是用来取代“先进分子”的。在后面的版本里，“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一限定性表述也会消失；“先锋队”是个抗日时期的提法，可以追溯到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当时把党提为抗日救亡的先锋队，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为比较重要，因此，笔者大段引用瓦窑堡《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的表述：
“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与智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
“红军是抗日的先锋队，只有这个先锋队的扩大巩固与善于使用，才能保证反日战争的胜利。”
“只有当共产党员表现出他们是无坚不破的最活泼有生气的中国革命的先锋队，而不是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圣洁的教徒”，共产党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先锋队这个表述是在抗战时期出现的，所谓先锋队当时其实就是抗日先锋。另外，党在这个时期也希望利用民族救亡运动扩大覆盖群体，扩大组织基础，让更多人加入党。只不过到了十大，才被写进党章前面的总纲部分。很多人不知其历史由来，不知道为什么成为对党的性质的最重要“标签”；
——该版本后面的部分改动更大（这两段看不出来），虽坚持表述说文化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把林相关的内容都删除了；
——最后，从减法看出，当时诸事不顺，政治处于疲态，没有什么“心劲儿”了
5、十一大（1977年）的版本——回归式的加法
这时文化革命刚刚结束，还在“两个凡是”。前几句：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党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
解析：
——当时领导人奉行的是“两个凡是”，在十大的基础上做了“回归”，回归到了九大、八大。前面“先进分子”、“朝气蓬勃”的激昂表述都来自九大；
——“加法”部分：提出了“继续革命”的说法，并且提出“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应该是融入了过去几年出现一些的表述，结果比九大还要激进；
——加回了哲学、哲学表述。特别是“形而上学”这个一般人感觉陌生的哲学术语。这种表述至少回到了八大（1956年）。当时的中国，哲学争辩是激烈的政治政策争辩的委婉反映，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很难，不知“大神”在为什么“打架”
——所以，十一大非但没有解决文化革命的问题，还回归到了九大。所以，老同志们、社会都不满意，为后续三中全会埋下了伏笔
6、十二大（1982年）的版本—— 回归 及 做减法
十二大已经是“邓小平年代”，中国已经处于改革年代。十二大的党章是做减法的：前几句话：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解析：
——阶级斗争的表述都删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过去了。
——“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一表述的阶级特征比较明显，被删除了。但还是沿用了“先锋队”，同时加回了“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一说法。其意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代表各族人民的利益，并不存在阶级性对立；
——这一下回归到了1945年的中共七大党章的说法（中共七大党章：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如果要再进一步追溯的话，就是回归到抗战前夜的瓦窑堡（1935年）。当时，党的目标是民族性的、跨阶级的：从抗日救亡，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十二大把表述回归到七大乃至瓦窑堡，是党政治目标和主线的重大变化，是摈弃阶级斗争为纲，重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回发展国民经济及提升国民福祉的初心和使命。
——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由“理论基础”调整为“行动指南”。这是经过艰难探索之后，把思想理论的绝对地位做了一个调降，更加的务实
但是更重要的是，十二大以后，中国道路、制度、理论、实践逐步确立，未来的四十年都是在做加法。
7、十三大（1987年）的版本
最前面的总纲部分没有什么变化。就不进一步介绍了。
8、十四大（1992年）的版本—— （在后面）做加法
十四大版本的前几句和十二大是一样的：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总纲部分没有变化，调整的放在后面。这很能说明问题：把调整的内容限定在一定的维度，但没有触及总纲；
——在党章后面部分加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表述），但没有提出邓小平理论。
9、十五大（1997年）的版本——做加法
前几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十五大的党章是一个清晰、明了、易懂的加法——增加了“邓小平理论”，明确把邓小平理论上升到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的高度。
可以看见，十九大的党章距离十二大党章内容，是逐步的拓充和增加，主要是做“加法”。渐进的“加法主义”。是邓小平年代以降的一个重要特征。
10、十六大（2002年）的版本——做加法
前几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把“先锋队”的内涵增加了，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般认为，在这个年代，共产党从理论、纲领上比较正式地由阶级属性政党发展到全民政党
——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十二大时的提法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经过二十年，到十六大，就明确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可以理解为：现在可以明确，不是泛泛搞一般性的（generic）的社会主义，就是搞咱们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完整地加入了“三个代表”的内容
——把共产主义增加解释为党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从党的“目的/最终目的”发展为“最终目标”，并增加至“最高理想”
——增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继邓小平理论之后新的行动指南
11、十七大（2007年）的版本——（在后面）做加法
党章的最前面几句话没有修改，只是在后面部分增加了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表述，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12、十八大（2012年）的版本——做加法
前几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科学发展观”被正式加入成为党的行动指南。从马列开始，到我们的几任领导人（毛、邓、江、胡）提出的理论现在都在行动指南里面了。典型的延展、“加法”。
13、十九大（2017年）的版本——做加法：
前几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增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表述，且不仅增加了概念，还进行了冠名（超过了“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以昭显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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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笔者介绍的只是党章中“总纲中的总纲”。每一版本党章的后文还有更多的增进修改。只是前面部分最为重要。
分析起来也很简单。读者很易理解。
笔者用“加法主义”这个词，是因为这个说法比较直观易懂：加法，就是增加、补充，减法则是删除和减少。中国体制之“加法主义”。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形势，持续地做增量改进。
笔者在本文会举一个小的例子：党章最前面的几句话。它们是总纲中之总纲。对党的定性、目标、理论及宗旨的概括。
一大时，还没有党章，只有党纲，到了二大才通过了党章。但早期版本文初没有总纲内容，主要都是程序性的东西。直到七大（1945年），才在章程最初部分增加了党的性质、宗旨等内容。
这个小的例子来自党章的前几句话。
这也可能是中国最为人所知的几句话——这短短的几句话，概括了党的成分/性质、目标与宗旨。这短短的几句话，就是时代的缩影。它秉承传统，也伴随时代的进步而进步。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国的模式、制度、道路越趋稳定下来，呈现的是“加法”模式，在固有的传统下，结合实践，动态做一些增量的改动与发展，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党在过去一百年的发展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国在过去一百年的发展历史。了解了这段历史，就能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党史教育学习首要是党员的任务，但对于所有的国民，还有那些研究、观察中国的外国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国故事之所以“难讲”，就在于必须回归历史、回归传统，不了解过去，就无从了解现在，更无从了解未来。所以，有必要尝试回到根本。
党章短短的几句话，就可以告诉我们许多——我们的政治制度、模式、文化、逻辑、价值观的根本。笔者以为，这不仅仅是参透中国制度与模式的关键，在未来也可能成为中国文化软力量的一部分。
所以就让我们从基础的开始，以小见大，从最小的颗粒度展望最大的全局。
最近有不少热点事件，吸引了舆论聚焦。包括成都中学生坠楼事件、人口普查、巴以问题，等等。笔者一般不太追社会热点，但是考虑写写成都中学生坠楼事件，后来考虑了一下，写了也没有发。这类社会热点事件我还是不去评论。
另外就是最近实在太忙了，都在外面跑。所以节奏放下来了。许多写作计划都没完成。
不过，人口问题我会找个角度点评一下。再者，就是大家关心的巴以问题。
今天还是把上次中国故事的东西说完。这篇之后还将有一篇（还没写），中国故事的不同讲述方式。
讲述中国故事（四）加法主义的问题
笔者前几天用党章的例子，讲了讲“加法主义”的问题。
加法主义使得我们的叙事比较厚重，甚至颇为繁冗，这也确实会给对内对外传播带来一些问题。
笔者在本文再总结一下：
一、“加法主义”带来的困境
1、过去四十年，基本是渐进做加法
我们很容易可以发现，十二大（1982年）将近四十年以来，党章的特征就是逐步、渐进的做“加法”，在继承先辈/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做微观调整，增加内容。藉此实现与时俱进的目标。
而这恰恰就是我们党的一个很大的特征：尊重、维护政治“道统”，维护大的范式。后人所做的是循序渐进，根据现实情况，做各种加法。
对于西方，是比较难理解的。譬如我们知道：美国现在趋向宪法原教旨主义，一成不变地延续两百多年前创始白男人们的想法。
再者，近现代西方政治是依托文本及法律的。所见即所得，直不楞登。在文本上大篇保留向传统致敬，甚至不惜牺牲传播价值，稀释当下的主线，这种加法主义在他们看来恐怕很难理解。
2、“加法”工作是边际的、渐进的，但是一种必须的工作方法
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历任领导人都会做一些加法改动。尽管大多数的改动都是小的量变，不会构成质变，更不会改变“范式”，但久而久之，许多的量变叠加在一起，也会构成更大的改变。“新时代”理论就这样的发展：其创新的内容广度、深度非常大，至少超过了过去两届总和，并达到了某种质变，但它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的框架下的。
大多领导人（很有可能大多数未来的领导人），仍然只是会做一些边际的增量改动。当模式/范式成熟后（譬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面增量改动的空间也会变小。
但是，“做加法”本身已经已成为一个传统，即，每一代都需要增加一点内容，否则似乎就没有存在感了。允许每一代做一点加法成为了一个传统；做“加法”本身也成为了一种传统，是我们模式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3、持续做“加法”的结果是越来越繁杂，沟通和传播成本也持续上升
每项加法都涉及很多的历史演变与传统。经历了年份，“积少成多”，使党的理论越来越厚重，越来越复杂，不易让外人理解，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特别是对年轻的一代人，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历史了解程度肯定不如上一代。对未来一定就更加难，相当于他们要学很多的经典。我们就看现在党章前面的几段话，估计大多数的年轻党员及群众是不知道背后的发展逻辑及历史是什么。也没有兴趣。他们也很少会有去通透的理解这些东西。这些陈述对他们来说不明所以，看着像套话，很难走心，只能机械背诵。
笔者以为，这些内容就不仅仅是外国人不容易理解了，连国人也不好理解；甚至，不仅仅是一般的国人（群众）不易理解，根据我的接触，大部分的基层/年轻党员也不大理解。
加法主义是我们的传统，但对于宣讲党的路线政策，肯定是增加了沟通成本的。
也可以想见，越到后来，后人所要学习的东西和尊重的传统就越多（“经典”）。到了一定的时候，复杂的历史传统就会变成一种“包袱”。
4、对“加法主义”结果的维护：对文字与措辞的“道统”
我们体制里，正式场合里，官方文本与措辞是不能随便改动的——延续这个传统，就是尊重历史、尊重先辈、延续价值观，维护道统，在中国文化里，这可是一个大政治。
这个情况无处不在。譬如我们可以看官方媒体所使用的文本措辞，是颇有语言特色的。随便打开某一日某一版的人民日报，任何一个政府文书。这些措辞与文本已经形成一种传统，有了自己的“灵魂”和内在“逻辑”，是有机的，成体系的，且在其他华人世界里找不到。它依托的是中国党与政府复杂的历史传统与发展，每一个表述背后都有历史背景，都有特殊的政治涵义，不能随意改动。同时，也只有非常熟悉党史/政府建制史/思想理论史的人才会了解每个文本中措辞与概念细微变化背后的逻辑和用意。
“加法主义”下，每增加的新内容，都会被补充到这个体系里来。
如果党的话语体系在加法之下变得越来越繁杂，那么传播、沟通的成本也就会越来越高。如果传播、沟通的成本过高，是有脱离群众的危险的，如果不能背离传统，那就要寻找新的沟通和传播方式。
5、传统越厚重繁冗，也会为后代官员带来越多的拘束和限制。
一般人是无法突破这种体制和范式限制的。
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在体制内写官方体裁文字的人。那你一定要学习体制的写作传统，遵循各种规则，要了解每一个表述背后的历史语境及意义：传统、文献、历史语境。来龙去脉。哪个说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沿用特定的说法，为什么不沿用特定的说法就是一个重大突破。
如果你是一个官员，需要在公开场合发表对外讲话。那更加要遵循传统，不能随便表态。讲话稿最好是提前写好的（scripted），这样就不会出格。
为什么革命一代领导人有很多很好的讲话流传下来。但后代领导人少了？其实不是因为后来人的口才不好，而是因为后代要遵循更多的道统和规矩，不再能随便发挥了。
革命家一代是我们政治传统和范式的创造者，他们在革命中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他可以突破自己设定的边界，改变自己的范式。但后辈则需要遵循前人的道路和传统，在限定的范围内做循序渐进的加法主义。
这种体制限定了后续个人政治家发挥的余地，限定了即兴性（spontaneity），限制了短期行为，但加法主义又能同时保证增量改进，使得传统和变化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6、传统束缚下，政治沟通效率和效力或会出现边际递减
官员如果凡事都要念稿，严格按照体式来沟通，把带有情感色彩和即兴性的口头沟通改为文字阅读/朗诵，那么一切就会套路化，沟通效果一定会打很大的折扣。并且伴随加法主义下传统的叠加，这种效果会出现边际递减。
长期以往，也会使得党/政府对群众的沟通效率和效力下降。
7、物极必反：“庸俗化”风险
所谓“物极必反”。传统套路的拘束下，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去几年的现象是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媒体和涉外领域）出现所谓的“川普化”：官方媒体工作者发现，既然传统约束这么多，那么不如完全脱离传统，逆传统而行，采取更加“接地气”的方式传播，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许多媒体及涉外机构于是都有这样的趋势，采用一些特别通俗的方式去表达观点，甚至有的时候给人一种印象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哗众取宠”。
也许，当官方语言过于沉闷，实在无法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时，为了破局，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就需要破位，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不惜为此平民化、娱乐化，甚至不惜庸俗化。
平民化、娱乐化是一个双刃剑。（如果庸俗化就更加严重了）用得不好，会导致自己道德降维，被认为是轻浮的，不再被严肃对待。原有的影响力及政治信用都可能因此受到折损。
所以，还是要找到中间地带。一方面要更加通俗、平易近人的表达政治政策观点，一方面要保持更高的站位、姿态和话语。
以上，都是党遵循道统之“加法主义”的困境。
二、其他一点感想
1、两个大国，两种制度。
美国是宪法一成不变，没有加法也没有减法，宪法变成了保守、反动的法律神权，约束着各种社会进步。
中国是加法主义，在既有的党章、文献上不断增加新的东西。虽然能够与时俱进，但使得党的语言、理论非常繁杂，难以让外人理解。
（笔者在下篇会聊一聊中国故事的多重主体与角度的问题）
2、本届的特征
我们这届领导人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本人就是凝聚这种传统，凝聚着多代积累的政治资本的。因为这些因素，相对其人而言，他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对传统做更多的发挥、突破和再创造——当然这些一切都在传统的基础上，在传统的范式内，同时他也是传统更加强的加强者、捍卫者。
这一切使得新时代有很不一样的新气息、新气象。我因此也极其注意总书记的所有讲话，并且会重点看他口语、即兴的（spontaneous / improvisational）。看他对传统的维护，也看他对传统的发展。
回到政治传播、沟通、宣传问题。在好的传统、沟通与宣传里，通俗化的口语和写作是有不可取代的作用。“理论联系实际”，实际也是通俗的文字及口头表达方式。“密切联系群众”，群众需要的也是通俗的表达方式。所以一定还是要讲得通俗。说大白话。在官方话语之外，大白话是个必要的补充：越是通俗，越能平易近人，越有平实效果，也越能够传播。
因此，对领导人的即兴讲话视频，应当多加传播，相信对于讲解党和政府的政治、政策、价值观、理念、愿景会有极大帮助。
3、先对国人讲好中国故事，为人民群众赋能
现在，讲中国故事是我们的一大挑战。笔者的看法是，倒不用着急跟“歪果仁”们讲中国故事。不妨把目标降低一点，先从国人自己开始，把中国故事、中国的党、中国的政府、中国的模式、中国的国策、大计、战略跟中国的老百姓讲清楚，讲通透，讲明白。让他们真正的理解，能够走心。讲明白了后，他们的每个人都是传播者，每个人在需要传播和沟通的场景下都可以发挥作用。
所以，新的时代环境下，我们也要与时俱进，与群众有新的、多样化的、多变的沟通方式。
讲中国故事，先要让中国老百姓理解中国故事，为他们赋能，让他们都能成为讲中国故事的主体。
讲述中国故事（五）丰富中国故事的“叙事版本”
笔者前面几篇文章介绍了我们的“加法主义”传统，并提及了日趋厚重、繁冗的官方话语体系对政治传播、沟通、宣传的影响。本篇旨在针对“中国故事”提出一个新的框架方式及思考角度——由谁来说中国故事？说给谁的中国故事？
中国故事里面核心是“故事”两个字。何谓故事？故事就是一个描述，一个叙事，一个说法。故事肯定是带有主观性的，如果是全面客观陈述，那就不叫故事了。故事是人说出来的。说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都从各自的角度决定了故事：它如何被讲述，如何被诠释。故事只能取有限的角度，用一定的视角，用一个主线去说明一个大的事情，讲明一个大的道理，并且表达一定的情感和情绪。为了吸引注意，故事必须有一定的情节，有一定的故事性甚至戏剧性。所以，故事必然是主观的，是带有诠释性的。故事的受众也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认知，对听到的故事做进一步的诠释，在此基础上加以吸收。
不同的人因为经验、认知、教育程度、文化背景、审美趣味的不同，会喜欢不同的故事，不可能大家品好都千篇一律。肯定是：
——有的人喜欢这样的故事，也有的人喜欢那样的故事；
——有的人喜欢这样的叙事，也有人喜欢那样的叙事；
——有的人喜欢这样的角度，也有人喜欢那样的角度；
——有的人会被这样的表达方式所打动，也有的人会被那样的表达方式所打动；
——有的人喜欢这样的素材、归纳、总结，也有人喜欢那样的素材、归纳、总结。
不同的人趣味是不同的。就好像有人爱看文艺片，有人爱看激烈的动作片，虽然片子在讲述同样的道理，甚至在说一个事情。
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故事。
我们现在都说讲好“中国故事”。什么是中国故事呢？其实就是讲中国这些年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取得了哪些成就。要把我们的成绩讲出来。然后就是分析这些成就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模式、我们的体制、我们的文化与价值观、我们的人民的关系，这些因素造就了我们的成功。再升华一下，就是讨论中国故事对更广泛世界的意义。
显而易见的问题来了：中国如此之大，国情又如此之复杂，很难用一个叙事、一种说法去把我们的成就和模式解释清楚。另外，听故事的人（受众）之间差异很大，对不同的受众肯定要用不同的讲故事方法。
所以，“中国故事”不应该是单一一个故事，而应该是无数小的故事，小的叙述的加总。每一个小的故事都提供了个角度，一个视角，一个侧面，一个部分，但非全貌。把无数小的故事组合在一起，才可能构成中国故事的全部。
下面，我从受众和叙述者的角度，说说如何讲中国故事。
参加笔者手绘的下图：《中国故事的叙事“版本”》
笔者在这个表格里：
——按功能列出了四种不同的叙事：
——正统/主线话语
——对基层群众/大众
——对国外/海外
——学术/理论
——把讲述者分为两大类：
——官方
——民间
1、正统/主线话语
正统/主线话语就是笔者前几篇说的“官方叙事”，中国的“正传”、“主旋律”。
1）概述
中国官方（包括党和政府）向全国、全世界传播这套话语体系。它可见于所有党和政府的文件、领导的讲话，官方媒体的发布、官方的著作，等等。对于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说，他从小到在教育体系里都会接受这套体系；在中国工作，特别是在体制内（包括政府、事业单位、企业）工作，他会强烈地感受到这套体系的存在，并会不断地去接触这套体系。如果他是党员，则他会通过党的系统更系统、全面地接受这套体系。即便一个人完全不在体制之内，也很少看官方媒体，仍然可以在大街小道的海报及标语下看到官方话语的传播。
官方叙事有极为严格的传统、传承：大到概念、理论、思想、理论、小到具体的用词、措辞、句式、文风……这些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的、自成逻辑的、有生命的整体。
这些叙事是我们政治传统、遗产、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官方需要去传承及维护这套正统政治话语体系。它会有一些小的增量调整，例如适时提出一些新的概念，会引入一些更加活泼、更有时代感、更接地气、更加口语的用词，但总体上不会有很大的调整。
官方叙事是中国故事的主线。过去四十年里，官方叙事以做“加法”及微观的边际调整为主，以此实现与时俱进的目的。
2）讲述者
正统/主线话语是由官方垄断的，这个“垄断”的意思是，官方会去定义这个话语的内容、方向、边界。
官方当然是这个体系的讲述者。民间也可以去讲述，不过即便参与，也只是复述官方的话语：一切还都要以官方版本为准。
3）受众
官方话语只有一个版本，对内、对外统一、一贯。它既面向党内，也面向党外；既面向国内，也面向国外。它有很强的惯性，很强的传统，有自己的逻辑，有有自己的生命力，甚至有自己的美学。它需要的是对传统体系的维护，因为这个传统本身就是政治秩序与道统。对此，哪怕牺牲沟通与传播的效率和效果也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主线话语并不那么“关心”受众：它不会因为受众的不同而改变内容。哪怕中国官员到了国际/外交场合公开讲话，也还需要恪守这套官方话语体系。
4）点评
正统/主线话语是中国故事的“官方版本”，是“正传”、“正剧”。它严格恪守传统叙事，在传统的话语框架里呈现、解释、诠释中国的制度、模式与成绩。这套正统/主线话语非常稳定，基本很难被改变，外界只能尝试去学习与理解。但正如笔者之前几篇文章所说，经历年月，正统/主线话语会变得越来越“厚重”，越来越难为外界所理解。逐渐地，有必要进行某些“翻译”工作，将厚重的官方体系用更加通俗的语言和概念“解释”给局外人。
2、对内地民间/群众/基层民众的话语
1）概述
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是，让外国人客观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政府、社会、企业、人民、历史、文化。避免对中国的误解。这样的目的是改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关系，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并让中国一些好的实践、做法、模式能够推广到其他国家。
但中国故事也是要在中国国内讲的，让群众理解中国体制与治理模式取得的成就。这其实也就是对内宣传的目的。
笔者以为，在中国大陆讲好中国故事，和在海外讲中国故事是一样重要的——甚至对中国大城市里受过高等教育（不少人还受过西式教育）的中产以上人群讲好中国故事比外宣/外交还要重要。如果在中国大陆都讲不好中国故事，那怎么到港澳台去讲，怎么到国外去讲呢。
又因为正统/主线话语有非常浓厚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气息及语言措辞方式，在“加法主义”下又变得越来越“厚重”，民间对此很不容易理解，觉得“套话”太多，不知道背后哪些是重点和实质。所以，有必要通过更加通俗、活泼的方式去表述。
2）讲述者
对内地民间/群众/基层民众的话语，可以有从官方到民间的多种讲述者。
a)官方：
是一个重要的参与主体——实际上现在也已经在非常积极的以各种形式参与（各种官方媒体——上到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下到职能部门及地方的媒体——里的新媒体部门都在做。除了民间互联网平台外，官方还建立了自己的平台（如学习强国app）。
举一些官方对民间话语的典型例子，前一段有个视频比较火，建党百年主题MV《少年》，是人民日报新媒体做的，发布在各大平台上。这个MV使用了一个当下非常流行的歌曲《少年》，请原班人马进行了再创作（增加了一些歌词），配上画面，就做成了一个很好的视频：它非常有活力，非常有时代感，非常有感染力。它面向年轻一代，也更能打动年轻一代。
当下极为流行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北京市委宣传部、安徽省委宣传部、北京市广电局和安徽广电局联合摄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个电视剧虽然还是有一定的正剧色彩，但融合了许多新颖与潮流的表现形式，能够为更广泛的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所接受。
再往前追溯，2018年央视与中影制作的《厉害了，我的国》也是一个例子，很能够打动年轻一代。
实际上《环球时报》（西方媒体喜欢称其为“小报”tabloid）在做的也是一样的，很多人之所以愿意读就是因为它的表达更加通俗与直接，能够跳脱主流话语。
所有这些文化与内容产出都在讲述中国故事，它们都由官方制作，但采用了面向民间/群众的话语。其核心特征是，遵循于讲述的虽然仍是主流话语，但大大“瘦身”（做了“减法”），没有那么多的政治/意识形态体式及形式要求（少了套路和约束）。
所以，官方对民间讲述中国故事，所做的只是换一种更加通俗、亲民的表达方式，是对正统/主线话语的一种拓展、补充、注解。
b)民间
民间是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主体。而且笔者认为在很多时候，民间是更加重要的主体。当然“民间”也是相对而言的，凡不是由官方职能宣传机构驱动、制作的产品，都可以视为广义的“民间”。
民间话语可以是官方话语的追随和镜像。但民间话语也有更大的可能性脱离官方话语。毕竟，这是群众们自己的声音：他们要用他们能够理解和熟悉的角度，去诠释和讲述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故事。中国的历史是何样？中国的体制和模式是何样？中国相对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是何样？中国的政治是什么样的？从抗疫，到扶贫和振兴乡村，到共同富裕。老百姓是有自己的理解与说法的。
这两年其实有许多民间版本的中国故事。举几个笔者看过的比较典型且成功的例子：
——《我和我的祖国》（2019，华夏电影、博纳影业、阿里巴巴影业、上海三次元影业）；
——《我和我的家乡》（2020，北京京西文化旅游、中电影、坏猴子（上海）文化传播）；
——《夺冠》（2020，我们制作有限公司）。
这些爱国主义题材电影其实在做的是一个事情，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中国故事：他们都在从各自的侧面与角度讲述中国的近当代历史与发展。他们是对所有官方话语（包括正统主线及面向民间的话语）的非常重要的补充。他们往往更能打动人心。
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更大量、更丰富、更多元、更多形态的民间声音，他们有的是商业利益驱动，有的价值观和的表达，有的只是简单的志趣和趣味表达，但他们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围绕不同的素材与内容，以不同的形式讲述一个更加立体的中国故事。
所以，那些以中国历史、文化为素材的纪录片和综艺节目都在讲述中国故事。
有成千上万的自媒体，无论是李子柒（《关于李子柒与中国对外文化传播》），还是本博/本公众号（“兔主席”），以及无数自媒体在做的——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和角度去讲述中国。
大多数民间自媒体距离官方正统/主线话语就更远了。许多民间自媒体的作者甚至自己也不太理解官方的正统/主线话语，但这不重要：他们只是用自己的理解与方式，把他们心目中的中国讲出来。但他们是对中国故事的叙事里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的传播方式更加通俗，更加贴近群众。
如果说笔者在做的与其他人稍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笔者会有意识地对官方正统话语体系做一些“翻译”与“解释”工作，即根据自己的理解，再用相对朴实的语言和概念，把官方的角度与逻辑呈现出来。
这个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更多的人来做。为什么呢？因为官方就是官方，官方需要维护自己话语体系的一贯，要维护自己的立场。有的话不能说得太直白，需要第三方来加以解释。这就是为什么翻译很重要。中国政治文化的奥妙就在于此。
3）受众
这套话语体系面向中国大陆民间/民众的。但笔者的理解是，它其实应该面向更加广泛的群体，其中包括党员——在党/体制内的思政学习之外，他们也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补充认识中国。所以，所谓面向的“内地民间/群众/基层民众的话语”，其实就是非官方场合和语境下的话语。（“关起门来说”，“其实是这么个意思”，“你换个角度理解”……）
具体而言又包括：
——基层党员：中国有九千万党员。党员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基层党员对中国体制和中国故事的理解其实并不一定高于人口的平均水平。他们也是受众。
——高级别党员：他们也可以从面向民间的中国故事话语里得到收获。官方正统/主线话语属于阳春白雪，有时也要看看基层群众和体制外人士是怎么理解的。而且基层群众和体制外人士有可能会提出一些颇为不同的、有差异化的角度；
——基层群众：这里涵盖了广大文化水平并不高的普通人群：他们需要更加通俗易懂、接地气、“话糙理不糙”的直观表达方式；
——年轻人（不分党员和非党员）：年轻人都需要更加生动活泼、有时代感的传播方式；
——体制内外的“精英”：指受过高等教育，居于一线及发达城市政府/企业/机构/组织管理人士、专业人士、知识分子等人群。他们不满足官方正统/主线话语，也不能靠通俗的表达方式去“打发”：他们需要更多更丰富、更有广度和深度的概念与阐释，从历史与国际的语境和角度去理解当代的中国。（笔者写作时面向的就是这个人群）
4）点评
这套体系是对正统/主线话语极其重要的补充。正统主线和面向民间的非官方话语甚至是缺一不可的，作为一个整体，一起讲述，才能把中国故事讲全、讲好。
面向民间的非官方话语体系当然也有利和弊。
利：沟通起来更加轻松、顺畅、容易，能够直达受众，并且可以针对不同的受众灵活调整；
弊：它肯定多少会偏离正统/主线话语的。不够准确、不够精确，不够正确。也有可能轻浮，不严肃，甚至庸俗。这都难以避免。所以，它的功能只是一种主线的诠释，一种注脚，一种扩充和延展。但在传播中。它又是十分必要的。
只要正统话语还在，那么主线就不会丢失，只要主线不会丢失，不会被挑战，那么其实就可以允许并鼓励面向民间的非官方话语的存在。这些都是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努力、重要力量。
笔者以为，宣传/监管机构尽可能给予这样的民间话语更多的空间，而非垄断对中国故事的表述。并且，不仅如此，还应该积极地发动民间力量，让大家一起来讲述、分享自己理解的中国故事，并达到百花齐放的效果。
3、面向港澳台/境外/海外的话语
1）概述
只要是面向中国大陆以外的受众，将中国故事说给海外人士，就进入了外宣范畴，外宣难度就更大了，因为海外社会距离中国政治话语体系更远，更难理解中国大陆的历史、文化、体制、模式。
这还不说中国的模式确实非常复杂：主线意识形态是舶来概念（马克思主义）与本土（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中国国情）发生复杂互动关系（本土化）的产物。然后，中国政治制度与话语长时期的内生发展，已经进化出了一套非常独特、独立体系，与海外有了很大的脱离与隔阂。笔者以为，当代中国就是一个政治文明意义上的“加拉帕戈斯群岛”。
所以，中国的制度与故事对本国人民来说已经不是很容易理解，需要从小熏陶灌输；传播到海外就更难了。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来对“共产主义”本身就有非常强烈的偏见、怀疑与敌视，二来又不了解华夏文明的特殊性，三来还有地缘政治的因素（大国之间的博弈），就使得对他们讲中国故事难上加难。四来在2020年代，互联网社交媒体已经割裂为不同的“宇宙”，信息相互隔绝，我们在海外非常缺乏平台和声音。
然后，美国为首的西方会再把他们版本的“负面的中国故事”，灌输给港台等华人地区，使得这些地方沦为反中意识形态与反中政治的前线，再寄希望于把“负面的中国故事”倒灌回中国大陆。
这就在国际上形成了究竟“什么是中国”，“中国故事”到底是什么的意识形态斗争。
2）讲述者
讲述者既包括官方，也包括民间。都很重要。
a)官方
官方在通过很多渠道讲中国故事。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和负责各种大陆以外事务的职能部门官员（从商务部到港澳办国台办）及国际组织官员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他们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沟通里做这样的事情。
中国的各种国有企业和政府背景事业单位在海外交往中也在不断做这个事情，通过他们的实践，让海外社会了解中国制度、模式、方法、观念、实践。
不过，一般的国际/海外交往只是在帮助海外人士增加对中国大陆的了解，这些还不算是系统性地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故事”肯定是要有提炼的，要有主线，要有故事，是对中国制度、文化、模式、实践的某种总结、概括和提炼。
所以，外交部门、宣传部门和各种官方媒体仍然是官方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主要力量。
最近国新办/宣传部组织海外媒体/记者到延安和西柏坡去考察，也是这样的努力。这种近距离的立体接触提供了用更丰富维度讲述中国故事的机会，是对一板一眼官方主流叙事的有益补充。
媒体里，面向海外的CGTN，主持人/记者在许多视频节目里都在努力使用国际化的概念，方便英语世界/外国人的理解。同时，也会积极邀请各种外国友人嘉宾上来分享他们的看法。这些都是传播中国故事的重要声音。
（忍不住说一下，CGTN这四个字母非常的拗口和难懂，一般来说，把纯辅音字母组合作为商标，字母数字不应该超过三个。BMW、CNN、ABC、PBS、NBA、NHL、BBC、FBI、NHS……四个字母不符合自然习惯。这种就迫切需要做一个“rebranding”。这种名称本身已经构成某种传播障碍：它非常地不亲近，不方便，颇为alien，相当awkward）
一些在官方媒体里工作的个人也努力在海外平台上做这样的事情，譬如CGTN的刘欣，新华社的王子辰。他们其实是凭借个人热情，在工作以外做这样的工作。但他们都已经是中国在海外非常重要的声音。
官方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有许多：
其一，官方很大程度还是要遵循及受限于正统/主线话语，越在正式的场合、书面的场合，越需要受到这样的约束。所以很多时候，官方会选择退一步，把自己作为一个平台和渠道，让民间或外国友人来表达官方认可的想法。
其二，中国正统/主线话语非常的复杂和厚重，越到下面，对正统/主线话语的理解和把握其实就越有限。而担当公职又肯定是要遵守纪律的，担当责任的，有很多东西不能随便说，不能随意发挥。如果理解得不准确，其一在内部要承担责任，可能会有后果；其二，笔者所说的“木桶理论”《西安游、中印“点火”、日本核污水及官方媒体/声音（二）》，一线人员的说法也会被海外观察者放大，认为是基于上面的理解及上面的授权的，并产生巨大影响。这是一线人员很难承担的，所以他们在表达时肯定会有顾虑。
其三，就是官方说法的独立性及“公信力”的问题。这个问题笔者在《升维才能反击——媒体和文宣的维度与格局》一文专门做过分析，不再赘述。
其四，在一些该采用更加灵活沟通方式的场合，如果官方机构或人员出于各种考虑（譬如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不知道有的话该如何说，不知道说错了会不会有后果），而采用了更加拘谨，更贴近正统/主线话语的表达方式，反而会产生负面效果（“扣分项”），给海外人士以中国政府不够坦诚，不够国际化、官僚化、封闭、刻板、政治权威主义的印象。
所以，官方肯定是个非常重要的出口，但不能仅依靠官方。
b)民间
体制外的民间人士是对中国大陆以外的海外社会宣讲“中国故事”的重要力量。原因显见：
一，不受官方正统/主线话语体系束缚，灵活度更大。而且民间可以尝试去诠释、解释、翻译他们所理解的正统/主线话语体系）这种诠释、解释、翻译工作本身就是创造价值），或者只是讲讲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体验；
二、说错了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提供一种民间观点，并不代表官方；
三、民间有更大的“独立性”和“可信性”；
民间的主体也是多样性的。譬如：
——各种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头部企业
中国有许多在离岸/海外上市的公司，其中包括中国各种最有发展潜力的高科技公司，他们能够接触海外精英机构与个人（当然主要还是资本市场的）。
这些企业背后都有许多的成功故事。他们的故事也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作为上市公司，就有许多的海外股东，每年也要进行很多的海外投资者交流，做很多的公关/投资者关系工作。他们就是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很好出口。当然，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不能仅讲自己企业的故事，还要有一定的总结归纳和升华，在更大的中国故事的语境下讲自己的故事。所以，他们首先就需要理解和认同“中国故事”——包括中国的体制、模式、文化。他们理解了之后，才可能对外传播。所以我说对中国民营企业创始人和高管讲通“中国故事”，讲明白中国模式和中国政治，可能比直接去对海外人士更加重要。
——中国的“文化大使”。这个范围就非常广了，从代表传统文化的李子柒（《关于李子柒与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到代表国际化和时代风的谱写制作演唱英文流行曲的深圳15岁初中生（笔者在推特上做了一些推广），他们都是中国故事的推广者。他们可以很有力地告诉海外人士：中国是什么，以及中国不是什么。当然他们的缺点是，只是特定领域的内容发布者，提供了中国社会万象的一个角落，虽然他们可以帮助解释“中国是什么，以及中国不是什么”，但是没有提出更系统、更多归纳总结的中国故事叙事。
——熟悉西方话语体系的其他个人传播者。这其中又可以包括积累，一类是“歪果仁”——有好些个这样的个人，因为在中国生活居住，而消除了对中国的成见，并发现了中国的好。他们在youtube上用英文介绍自己在中国的生活体验。这对海外人士是有很大影响力的。（西方媒体的策略是对这些人进行“降维打击”——将他们描绘为中国政府的代言人）。
第二类是接受过一定西方教育，或有一定西方社会经验的人。这样的人笔者就认识很多很多，但大部分都在私域，他们会私下与自己的海外朋友/外国朋友交流，只有少部分在公域活动。所谓公域就是互联网平台。笔者业余写作多年，可以算做是这个大的类别里在公域/公共空间活动的人士之一，且笔者的定位比较明确，是用西方比较熟悉的话语体系去介绍中国，既可以面向本土，又可以面向海外。
笔者做的一些尝试，在微博/公众号上也有过一些介绍。举例：
——2006-2008年组织哈佛肯尼迪学院学生的中国访问学习团（《月亮代表我的心：与哈佛学生讲述中国故事》）
——就中国问题与英国人的交流《与英国人士的交流【两万五千字长文】》
——对种族灭绝问题的讨论《理解西方人对“种族灭绝”的近代历史心结》
——笔者在2019-2020年整个关于香港问题的叙述都可以归纳到这一范畴，将西方政治概念与中国的政治制度/秩序/文化/愿景做了一个结合，然后解释香港问题，尝试提供一个与正统/主线话语不同的叙事。
——对美国问题的分析，其中往往会穿插对中国制度和模式的思考。
——笔者也会在twitter上介绍中国的生活和感触。
——笔者的评论文章也会受到海外的关注。《兔主席：中国的“国际爱国者”》
此外，还有许多的尝试。近期我会再发布一篇与一群研究中国的外国学生（大多为美国人）的对话交流。这些都是向海外解释中国的努力。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首先也要赋能更多的人。先从身边的人做起。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相信长期主义，相信必须坚持做那些难但正确的事情。
3）受众
受众自然就是中国大陆以外的人士。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各种外国人以外，这个群体也包括港台人士：意识形态的“敌占区”，华人社会的反中前线。
有的人出于政治角度出发，会把他们归于“统战”一类。但在笔者看来，没有本质分别。港台的反中势力就处在美国的意识形态场里面，处在西方的信息圈里。庞大的反中群体接受美国的舆论引导，相信美国所描绘的“负面的中国故事”。与这些华人的意识形态冲突，实际上是中国与美国（乃至西方）地缘政治及文明冲突下的一场前线“代理战争”（proxy war）。
说得再直白一点，这群人是赌定西方最终会打败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他们开始就站在西方一边，过程中也会选择与西方站在一边。他们看不得中国的好，不承认中国的好。只有中国崛起了，超越了西方，他们才可能慢慢转变。
而说服他们，可能比说服普通的西方人还要困难，因为中国社会非常复杂的地域文化问题（包括地域歧视）。
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我们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受众群体。
华人社会终归在文化上是相近的，所以，中国大陆可能会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打开局面——譬如古装剧（从庆余年到山河令）、汉服、国潮。这些中国元素都是中国故事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4）点评（及笔者做的一些尝试）
比较熟悉笔者写作的读者应当了解，笔者一直尝试在用一些有别于官方正统/主线话语的概念去“诠释”中国的制度，讲中国故事。笔者引用的很多概念都是在西方政治话语里可以找到的，是他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说白了，我们只需要换一种说法，用一个不同的视角，去引导他们拨开中国正统/主线政治话语的“迷雾”，去 开始 理解中国。他们也会发现，一旦找到了某个抓手，就能够入门，且一旦入门就会发现，中国制度并不复杂，很容易理解。我老是跟外国人说，中国制度说来复杂，其实又非常简单。
未来，笔者会再向读者介绍一些自己的尝试。我相信这不仅能够提供讲述中国故事的素材和“炮弹”，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中国大陆人了解中国故事。
说到这里，提一提笔者的体会：无论是中国一线城市的中产以上群体、港台人士，还是西方人士，只要是受过足够的教育，很多核心理念、价值观、思维方式是接近。人们都希望找到一个角度去理解中国的崛起。但他们很难通过正统/主流叙事理解中国，希望听到不同的版本，听到不同的声音。
而这，就是我们在未来一段时期要努力去做的工作。
讲述中国故事（七）丰富中国故事的“叙事版本”：学术话语
5月31日，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
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真实、立体、全面，就是多元化的、多维度的，多层次的。要掌握传播规律，构建一套对话体系。要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提供精准传播方式。要讲究传播的亲和力和效能/实效性。
笔者本系列数篇关于中国故事的文章，也正是在反映同样的问题，并尝试提供一个框架。
有了总书记高屋建瓴的指示，笔者争取将这个系列继续写下去，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添砖加瓦。
今天我们接着之前的文章：如何通过多种声音、多种维度去与不同受众讲述中国故事。
4、学术话语
1）概述
学术话语，就是由学者/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制度、模式、方法、方案、路径做出学术性或类学术性的解释，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习惯、标准、逻辑和严谨性、方法论、传统，把中国的故事通过更加系统、严谨、有逻辑、严肃的方式呈现出来。
学术话语会触及人的理性而非情感，也因为其严谨和严肃，要求受众能够诉诸理性。一个东西学术化了，也一定会有一些“抽离”：它旨在把我们所看到的大量的实践、现象，各种故事，各种素材进行提炼、归纳、分析，抓住了主线与规律，做一些升华的、普遍性的、多维度的、尽可能脱离情感的诠释，最终建立宏大的叙事与理论。
理论更系统、更有逻辑、更强的解释能力，同时还可能具有一定的应用能力甚至预测能力。只有形成了理论，才可能把一个东西在人类的认知史上留下一笔，在意识维度构建某种能够永恒的东西。学术化和理论化，既是把中国的经验与实践做一个升华，也是做一个沉淀。
学术化的话语有很多好处：
a)系统化、理论化的东西能够诉诸更多的理性：
在传播里，讲故事是非常重要的。树碑立传也是必须的。以党史为例，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各种故事、典故，无数的英雄人物，还有一些“精神”总结（譬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至少提出过几十种精神），这些东西都非常通俗易懂，给人以情感触动，非常易于对广大人群传播。
但这还不够，要真正上升到精神层面，要具备知识性和智力性，要在人类的知识池里留下一笔成为永恒，还要做学术化、理论化的工作。
学术话语在理念传播中的角色和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传播任何理念其实都是一样，要达到多层次、多维度、立体的传播，才能广泛触达，才能永恒。譬如宗教，看基督教。它是有故事的，耶稣的言传身教。治病救人、传播爱心、受难、复活。其中，复活又是最重要的神迹。然后它有它的精神，大爱与隐忍。最后有理论，一套复杂的、成体系的基督教神学。
再看政治。譬如美国政治。它有很多的故事。好莱坞电影电视充满各种美国的故事：有价值观的——自由的、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有物质的——美国物质上的富足。等等。也有精神层面、浪漫化的东西，对自由及西式民主的向往，“美国梦”的实现，等等。但这些还不足够，它也有理论化的东西。理论化的东西依托的是整个西方近代数百年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体系。从个人的意志与理性、个人的价值，个人所能够及应该享有的资源（权利），到人与人之间及人与社会及政府的关系（涵盖了从自由到平等的所有内容），都有理论化的解释，有一整套有框架、有逻辑、自洽的意识形态体系。
当我们看到《权力的游戏》最后一集，新王在众人推选之下以民主的形式产生时，我们看到的是故事和精神，会以情感响应。而当一个学生在学校里学到自由主义学说，看到的是理论，会以理性响应。
共产党第一代革命家，党的创始人们，都是热血青年。在感性维度上，他们都是爱国者，旨在救国。但这个运动也有理论化的维度，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打动。中国红色革命就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理性和感性两者缺一不可。
要使一个想法、一个实践，一个东西在思想层面得到传播，最终留存下来，必须加以理论化。
b）完成与人类知识的“最高”体系对接，有利于提升其在受过高等教育人群里传播的效果与质量。学术是代表人类在求学认知努力上的最高形式，或者说至少也是最系统、最严肃、最规范的形式。一个叙事体系被学术化了，与学术体系完成对接，方可与人类的知识文献、知识池、知识库、知识传统“链接”。
——理论会化为可以传世的著作——书籍、文章……
——学生们将会在书本里，在课堂上学到这些学术理论
——研究生们、学者会在象牙塔里研究、诠释、发展这些学术理论
——其他国家、社会、不同历史时空的人们可以去读这些学术理论著作，了解中国的历史与实践，从其中获取有用的资源作为自己的指导或参考
2）讲述者
讲述者也是多维度的。笔者按照讲述的内容，将讲述者归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严格意义“官方的”，他们主要按照官方意识形态和理论基础传统讲述中国故事。中国党/政府体系里的宣传及研究机构（典型如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基本上都遵循官方体系，并且负责延续和发展官方体系。
他们和这篇系列之前提到的“正统/主线话语体系”其实是一回事，即用我们正统理论去进一步阐释我们的政策。相比一般的官方文书和话语而言，学术化的正统/主线话语就更加的“厚重”和“繁冗”了，他们的价值，主要是在继续维护党在意识形态理论上的自洽，延续过往的框架与传统。中国共产党从最一开始，就非常关注理论和意识形态，直到1990年代摈弃“姓社姓资”的争论之前，理论及哲学在党的政治与政策上都居于主导地位。任何政治和政策的提出都需要通过传统理论及意识形态框架加以论证。在过去，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得好，运用得好，能够解释和佐证自己的政策，谁的话语权就大。毛主席在党内的地位除了军事上的成就之外，还有他对理论的理解、阐述和应用，远远超出同龄革命者。
对理论和哲学的关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与传统。今天的年轻人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文件里的哲学用语，会觉得非常遥远。
这个传统现在还在保持，但笔者认为更多的是一种必要的仪式。之前那种在哲学层面真正较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提出的中国故事的几个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其实有很多的解释方法。官方学术派必须能够用正统的理论体系去解释这些问题。这是一种自我阐释和表达。是带有所谓的“主体性”的。
官方的学术化、理论化表述，其实并不考虑对外的，不一定用于传播，它就是自我传统的传承，是中国共产党自我意识存在的写照。
（当今大多数的普通人和海外人士对官方理论表述其实都会表示很难看懂）。
第二类是来自中国大陆背景学者/知识分子，他们可以在公立学校、研究机构及其他事业单位任职，但表达的理论体系应该是非官方的，“第三方”的。
他们可以用一切有别于官方正统的理论来解释当下的中国。他们可以基于各种理论来源于基础，使用各种标签，甚至还可以有一定的主观价值倾向。譬如“新儒家”、“新左派”、“新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什么都可以，无所谓的，只要提出一套相对自洽，能够解释中国模式、体制的理论框架就可以了。他们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笔者以为，能够传播的理论化分析，应当具备几个特征：
一是要适当的抽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一臂距离”），是“第三方”的，要把中国的模式、制度、实践作为一个客体/对象来研究。客观性、中立性非常重要。
二是要与西方主流的学术话语体系衔接。换言之，就是用一些已经在西方确立的政治话语概念去解释中国。这些概念是中国正统话语体系以外的一般学者能够看得懂的。有的人对此可能介意，好像认为按照西方的概念去诠释中国就是对西方让步了。笔者的看法，1）西方提出的政治概念从左到右是非常全的，中国的绝大多数价值观和实践在西方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概念。2）应用西方概念解释中国，其实就是个翻译工作。翻译肯定不能完全精确，但能够大抵表示一个相近的意思，使得跨文化的传播成为可能。我们现在对外沟通也是用英文的，只不过很多意思是直译，对方看不懂，为了传播，需要做一些意译。没有必要抗拒使用西方的概念，就好像没有必要抗拒我们用英语和老外沟通一样。目的是为了介绍中国。
三是可以对中国模式表达疑问，甚至还可以有所批评。不用完全讴歌赞美。没有批评的话，赞美也无意义。中国体制的能力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往往也有一定的周期，可能付出代价。没有任何的制度是完美的。不需要去论证一个完美的制度，那就是宣传/propaganda了，这样的理论就丧失了客观和中立性，在传播效果上会打折扣。
四是把重点放在解释和呈现中国制度模式上，但未必是宣传中国制度。这个和前面几点一贯。很多东西点到即止，受众自己是可以体会的。中国文化讲究中庸、谦虚、低调，是有道理的。如果初心是为了介绍中国故事而构建一个理论体系，那就要注意“度”，不用过度吹捧。尤其当这个理论说法是由中国人自己提出来的时候。
第三类是海外的学者知识分子（可以包括海外华人，但此处笔者主要指西方世界的“老外”）。他们不仅是从学术/理论类/或准学术角度构建中国故事的重要人群，而且因为他们的身份和视角，可能是比中国学者更重要的人群。
——他们必然是“他者”、第三方，受制于西方的社会及政治文化生态圈。在西方/海外的受众看来，他们肯定比中国学者更加中立；
——他们是在西方学术体系里培养出来的，会用西方的理论视角去看待与诠释世界，在整个话语体系上天然与西方相通；
——他们能够精通应用西方的表达方式；
——他们能找到、看到东方人可能看不到的西方的跨文化/文明的独特视角
笔者在十多年前帮助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从事邓小平时代的研究。傅高义教授就是这样一个讲述中国故事的海外学者。他的研究成果对于在国际视野下构建中国当代故事的叙事极为重要。不过，傅高义并不是一个构建抽象、宏大理论与叙事的人。他非常的特殊，是一个“后宏大叙事”、“后理论”时代的学者，他所做的工作更多的是还原历史，同时有意识的拒绝构建宏大叙事及理论。但最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方法是学术的。笔者会按他的研究方法，将他的成果归结归为学术/理论话语体系。
海外学者用学术化、理论化的方式介绍中国模式，能够触及西方的知识界和社会精英，会有巨大的传播效果。应该是重点“培养”和“发展”的对象。
“发展”老外困难，也可以“发展”在西方体系里教育长大的海外华人。
3）受众
推广中国故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需要能够触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而且恐怕不仅仅是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是里面的“精英”（虽然笔者不太愿意使用这个字眼）。是的，学术话语的受众就是“精英”。在任何一个当代社会里，这批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主导者、管理者。
反过来，中国故事要能面向不同受众，如果要向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人群传播，也一定要做学术化和理论化，因为学术化、理论化的东西代表更加高阶、更加系统的认识，更加有质量的认知，其在传播上的深度与效果与一般讲故事是不同的。
4）点评
将中国故事学术化、理论化，是在高阶、高维宣讲中国故事之不可或缺部分。只有学术化、理论化，才能触及精英受众群体。
在此需要提到，可以有学术写作，也可以有类学术/准学术写作。参见：《非学术写作（non-academic writing）知识性写作的奢侈与好处》
何为“准学术写作”？即学者/知识分子在公共媒体/公共空间上发表的非学术型评论文章与讲话，这些文章与讲话可能会援引一些学术概念，遵循学术话语体系，使其与“学术共同体”及知识精英/知识界所接受的“知识素材”能够实现一定的“链接”及“互通”。
美国顶尖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传播不是学术论文，甚至不是书籍，而是在报刊上的评论文章。
笔者不在学术界，是学术共同体之局外人，因此，只能在业余时间做“非学术”但“类学术”的尝试。在对外沟通时，我发现效果很好。在之前的文章里我也有提过，后面会再写写。举例，我在twitter上给自己拟的标签：
“cosmopolitan patriot | progressive communitarian | socialist traditionalist | environmental humanist | secular spiritualist”
我把一系列具有反差，但都是西方人很容易理解的标签汇集在一起，以此表明我的（中国）价值，同时展示了这些价值的多样性、立体性及复杂性。我在未来后面会撰文解释我的标签。
我在twitter上还尝试对满大街皆可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了一些非官方话语的诠释。没写完，还待完成。这个以后我也会再总结一下。
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努力。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为讲述中国故事做出自己的努力。
讲述中国故事（八）媒体的维度及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难？
本系列前面几篇文章，把针对不同受众、不同维度和“版本”的中国故事梳理了一下。
源起于5月17日手绘的这个表格。
把这个手绘图变成表格：
表格中加粗的黄框部分（#2、#3、#5、#7）是笔者认为需要着力补充的，是“工作重点”。（这和笔者的手绘表格不同，手绘表格里包括了#4）。
笔者在2019年末写了一篇文章《升维才能反击——媒体和文宣的维度与格局》。将媒体归为五个维度，我们重温一下：
1.0为官方媒体，带有宣传性质；
2.0为非官方，或官方但带有可信独立性的新闻媒体；
3.0为民间自媒体（非机构的），主要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上运作；
4.0为官方秘密运作的民间自媒体（马甲），其在界面、内容、风格上与民间自媒体完全一样，看出来，但背后是为了推动特定的政治议程（譬如宣传）
5.0为政府在自己能够直接影响和控制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利用民间自媒体马甲进行运作。笔者之前即指出，西方可以在自己的平台上（Facebook/Instagram/Twitter）发展出5.0媒体（但有可能限于自由派/左翼），俄罗斯没有自己的平台，因此止于4.0，但西方会认为tik-tok有可能发展演变出中国的5.0，所以会希望打压。
我们可以结合这几个维度，再来检视一下中国故事的叙事版本。
#1 中国故事的正统主线话语——官方版本
官方是垄断这个话语体系的，这个话语体系最重要的目的其实不是宣传，而是通过成文文字，传承当代中国的政治传统与秩序。在过去四十年以来，它还有一个特征即“加法主义”，严格遵循过去的传统，只做一些边际的改进和调整。时间长了，这个话语体系就变得非常厚重，也有些繁冗。它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传统，还有特有的格式、模式与风格。我想体制内基层人士理解起来都是有些难度的，更何况是体制外及海外人士。这个话语体系并不适合用作宣传（包括内宣与外宣）。
笔者还认为，正统/主线话语如此的严格与厚重，甚至会降低思想和理念在体制内的传播，虚弱传播的效能。体制内的人士（譬如广大基层党员）可能都需要一些“翻译”，帮助他们理解各种政治政策背后的核心思想。
如果要从宣传的角度去评估这个版本的中国叙事，那它当然只能是1.0。
#2 面向本国群众/大众的话语——官方版本
这就是官方为了触及和影响大众，采用更加亲民、通俗的方法去阐释自己的理论与政策，讲述中国故事。官方版本最大的限制是不能脱离正统/主线话语，例如不能发明新的概念和提法，不可能用第三方的角度去解释正统/主线话语，也不太可能用第三方的角度去点评中国制度和模式（任何制度都会有优有劣，不会是完美的，官方是主体，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不太可能对自己的制度和秩序做批判性分析）。
此外，官方版本最容易被视为是宣传（所谓的“propaganda”——请注意，这是一个贬义词），其可信性、客观性、中立性会受到影响。
针对“#2 面向本国群众/大众的话语——官方版本”，我们会发现，如果官方话语印迹比较重，就很被视为是1.0媒体，其传播效能可能下降。又因为官方版本很难显著脱离正统/主线话语，所以辨识度很高，很容易被发现其实是1.0。
官方有没有可能升维呢？有可能，但这就需要最大程度的脱离官方话语体系，而且与官方立场保持距离，让人看上去完全是来自民间的叙事。如果这样，就可以达到4.0媒体。
#3 面向本国群众/大众的话语——民间版本
由民间去从自己的角度讲述对中国制度和模式的理解。
讲述者可以是企业家、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知识分子、普通工人、农民、自由职业者。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从创业企业家，到姚明，到李子柒这样的“手艺人”。
讲述的方式、体裁、题材都是多样化的、立体的。他们可以讲讲自己的故事和经历，自己的人生，对国家与社会的理解，对中国党/政府/制度/政治秩序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还有对自己、家庭、社会、国家、世界的期望。都可以。他们的叙事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故事。
中国故事不仅仅要对世界讲，首先要对中国人自己讲。
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培养发展起来的新的高知/专业群体，受西方影响比较大。他们对中国的体制以及最新的政治政策也有很多不理解。也要和他们做沟通，讲中国故事。如果这些国人都沟通不了，那可想对海外人士沟通会有多难。
而如果是面对中国的高知人群，那还不能只讲通俗的、诉诸情感的体验，还要有一定的理论化。理论化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7学术话语——非官方/民间版本”。
从媒体“维度”来讲，因为这类叙事都是来自民间的，与体制有所谓的“一臂距离”，因此理论上可以达到2.0至3.0。
当然了，笔者《升维才能反击》主要讲的是外宣，是从国际视角下的评估。在中国的内宣环境里，很难这样去界定。人们看看环球时报、刷刷学习强国就挺高兴的。在大陆，对于大多数人群，1.0媒体是可以发挥效能的。
所以，2.0、3.0媒体主要还是针对那些想法比较多、受西方影响更大的所谓高知人群。
#4 面向港澳台及国外的话语——官方版本
#4就进入了外宣范畴。官方版本，即便表述十分的通俗化，但也多少会有官方印迹，包括它使用的措辞，呈现的对中国政府和立场的态度，发布内容的渠道，包括发布内容的具体的人，等等。在外宣环境里，只要被认为是来自中国官方，就会被降维打击，视为“1.0”的宣传（propaganda）。
所以，在海外舆论场上发布信息的体制内人士通常都需要声称，言论是代表个人观点的，希望藉此与中国官方保持适当的距离，增加“可信性”，防止被降维。然后，twitter之类的媒体会迅速给他们标上一个“China state-affiliated media”（中国政府关联的媒体）之类的标签，对他们实施“降维打击”。
因此，官方媒体及人士很难摆脱1.0的“境地”：除非能够不拘一格，完全摆脱官方的印迹和束缚，化身为4.0进入西方舆论场。这个难度是很大的。无论对于管理者，还是对于具体执行的一线人员来说。
#4的工作固然要做（而且有大批的人正在做），但由于中国体制与西方体制及话语的鸿沟，通过#4，可能很难破局。
#5 面向港澳台及国外的话语——非官方/民间版本
这就是从非官方和民间的角度，针对港澳台及海外人士，讲中国故事。
如果使用的话语足够的国际化，与中国官方叙事能够拉开一定的距离以表现出可信的中立性和客观性（无论是身份、措辞，还是立场），那这样的叙事和宣传就可以属于3.0媒体，传播效能大大提升。
做这样工作的人，当然是对中国模式、制度、故事抱有认可和热爱，且具备与西方/国际交流能力的民间人士。
3.0媒体是独立的，他们不需要对中国全盘赞美，只要提供一定的视角就可以了。他们是更大中国故事叙事里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有个美籍教师何伟（Peter Hessler）。他曾在1996—1998年在四川涪陵志愿服务两年，其后成长为有一个影响力的知名作家，出版了“纪实中国三部曲”——《奇石》《江城》《寻路中国》，在中美民间享有较高的声誉，被人们视为沟通促进中美两国民间相互理解的标志性“桥梁式”人物。这些年来，何伟用他温和而乐观的叙述，呈现出了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尤其是聚焦市井人文生活。当然他也会触碰政治话题——这是很难避免的，但是有边界，极少会涉及任何的极端主题。曾获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记者张彦承认：“何伟的作品挑战了报道中国的惯例”，呈现了“使美国人感到熟悉——霍肖雷·阿尔杰（ Horatio Alger ）式普通人的奋斗故事”。
近日，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美籍教师何伟因校方拒绝与其续约而可能离开中国的消息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特别是关心中美关系的人士里引起广泛关注。
COVID-19疫情以来，何伟在《纽约客》杂志（西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高知杂志）上发表多篇来自中国的报道。虽然肯定是有偏颇之处的，但整体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的抗疫成就，是整个疫情期间西方主流媒体里极少数的理性涉华声音之一。他也因此被攻击为”中国的宣传工作者”（旨在对他降维打击）。
何伟就是非常典型的海外人士写作的3.0媒体。对讲述中国故事非常关键。今天，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难能可贵。
不过，这几天，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拒绝与其续约，使得他可能被迫离开中国。这个消息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特别是关心中美关系的人士）里也引起广泛的关注。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就要发挥各种力量。对何伟这样的人士，一定要尽量挽留，否则将是我们事业重大且不必要的损失！
引用总书记的讲话：
——“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2021.5.31）
说得何其的好啊！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要鼓励、发展、激励、挽留这样的国际友人，要培养能够讲述中国故事的“3.0媒体”。
这里，我们再谈谈4.0媒体。笔者的理解，以我们的国情，有多种多样的限制，所以不太容易在体制内直接发展出4.0——即直接受雇于政府单位，将自己的活动完全向上级公开，同时在海外以民间身份“潜伏”活动。
比较实际的办法是：培养和发展一批民间爱国人士（含港澳台人士），或者对中国有好感的外国友人。他们不是体制中人，不收受体制的好处，与体制保持一臂距离。他们是出于情怀和价值观，为中国做事情。他们对海外的舆论场需要非常有意识，他们是表述自己的观点，也绝对不会简单复述官方的话语和叙事，更不会披露自己与中国政府/体制的任何联系。
前段时间，若干“老外”运营的youtube账户被英国媒体“降维打击”，称他们收受中国政府的好处（资助他们进行某些考察）、为中国政府说话。Youtubte也对若干账户进行了限流。这就是旨在把他们降维为中国的1.0或1.0的衍生品。这与前述何伟的情况一样。
所以，中国政府要做的是，留意和观察这样的潜在人群，可以与他们建立某些联系，给他们提供一些素材和必要的支持（譬如参观访问的条件），但仅此而已，不需要去影响他们观点的发布，更不要设想去设定他们的议程。让他们自由发挥就可以。
有了无数这样的人，才能构成我们的3.0~4.0媒体，对海外受众讲述多维度、立体、全面的中国故事。
#6 学术话语——官方版本
《讲述中国故事（七）丰富中国故事的“叙事版本”（3）学术话语》
这是#1的衍生和发展，主要是中国体制意识形态体系的延续与传承，但对于宣传的作用和效能不大，就不阐述了。
#7 学术话语——非官方/民间版本
《讲述中国故事（七）丰富中国故事的“叙事版本”（3）学术话语》
非官方/民间的学术话语（也包括类学术、准学术话语）尺度就大了，特征就是更加严谨、抽象、有逻辑，延续学术或知识界的概念和表述，试图构建更加宏大的体系。
学术话语既是升华，也是沉淀，学术话语可以留位永恒，向当代和后代的世人传播。学术话语对热衷理性思考的高知群体有吸引力，帮助他们形成认知。
当代人的知识和信息世界非常的碎片化，不爱读长的文章。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职、十分忙碌的人士。所以，在各类学术话语里，类学术/准学术写作的影响力更大，参见：《讲述中国故事（七）丰富中国故事的“叙事版本”（3）学术话语》
一个独立学者或知识分子对中国故事的带有知识性、类学术性的写作和讲述，对于高知群体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他其实可以同时属于#3（面向海内人士的民间话语）、#5（面向海外人士的民间话语）、#7（民间学术话语）。通俗化的的#7，既适用于#3，也是用于#5，能够触及广泛的高知人群，有高质量的传播效能。
这样的讲述与传播，可以属于“3.0+”媒体。
如果与体制发生“秘密”联系，则可以属于“3.5+”或“4.0+”媒体。
结语：讲中国故事为什么“难”？
现在我们说，要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但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一般不会提，许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就是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这么“难”。
笔者之前写过若干文章，分析过这个问题。譬如《西方对中国认知偏见的十个方面》。类似的观点散见于笔者其他的文章。
有机会的话，我再单独写写，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难”。
一方面的原因是地缘政治的：“因为中国强大，西方就要打压”。“这是第一超级大国与正在崛起的第二超级大国之间发生的必然斗争”。
这些东西能够解释中美关系，但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故事、中国制度、中国模式并不那么容易为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及“五眼“国家以外的西方国家）所理解、接受。
地缘政治并不能用来解释一切现象。那太简单、太肤浅了。
意识形态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核心，还是中国走了一条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主流政治体系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体系。
一是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明传统与西方（以及其他国家）的不同；
二是当代中国吸收接纳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在当代西方已经式微，甚至实际上已经消亡，而且它与20世纪初的极左政治以及美国/西方经历的冷战相关。
中国保留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历史传承，又做了极大量的本地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内生发展，已经迭代发展成为一种西方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全球政治上的“加拉帕戈斯群岛”。
对于西方来说，中国制度是两个不理解、两个陌生的叠加。
对中国政治文明的不理解 及 对马克思政治不理解 的叠加。
这就是不理解的“平方”。
不理解之外，还有对共产主义政治的敌视——从理性与感性角度的双重敌视。
华人社会里，最擅长讲故事的地方是新加坡，他们把华人/亚洲模式讲成了一个西方人可以接受和理解的模式。
中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中国有非常复杂、外人难以理解的政治传承与“包袱”。
只有先意识到“讲中国为什么‘难’”，才能理解为什么讲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变成了一个挑战；
也只有理解了“讲中国为什么‘难’”，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这也是我们需要结合不同的人群和受众、构建和讲述多样化、多维度、立体、全面的中国故事叙事话语体系的原因。
今天写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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