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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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日，意大利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党首梅洛尼当选该国总理，成为欧美极右势力进入主流政治的标志性事件。事实上，瑞、法、德、芬、奥、葡、西等国的极右翼政党都呈现快速崛起势头，美国的极右力量也在回潮，整个西方似乎正“向右转”。尽管西方世界对极右势力走向前台忧心忡忡，但对这一力量兴起背后更值得反思的社会根源和发展机制，却常常沉默不语。
本文作者长期观察欧美社会极右思潮，认为21世纪以来欧美极右势力的强势复苏，根源在于欧美社会不平等加剧与内部矛盾深化，然而欧美社会内部的阶层矛盾、文化冲突和种族矛盾转移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的关注，从而在客观上刺激了“排他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极端思潮的高涨，为极右势力的持续抬头提供了现实土壤。
作者分析，当前欧美社会的“极右主义”主要具备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恐惧、反对民主和强势国家等五大特点，本质上是对“白人优于其他种族、本土人优于外来移民”等级制的复归。今天的欧美极右势力与历史上有所不同，不仅通过政党、社会组织和学术机构等传统渠道来招募成员、扩大基本盘，还紧随时代变化，以社交媒体网络为平台进行发声，炮制所谓“酷炫”文化来吸引年轻群体。他们还利用金融危机、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给民众带来的压力与不安，将外来移民与所谓“灭绝白人种族”阴谋论相联系，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作者指出，根本而言，极右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社会主要矛盾与文化危机的回应与转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不平等，因而必将与资本主义形影相随。当下，极右势力受制于“适应困境”，即为了被主流社会接受而有所“温和化”，为了博取政治资本又必须保持极端化，因而暂时还难以对欧美社会造成颠覆性影响；但其对内保守主义和对外民族主义的种种做法，不仅加剧欧美社会分裂，也不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甚至对我国的经济与政治安全形成潜在威胁——右翼势力所推动的涉华政策就颇具对抗性。因此，我国应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用统一战线团结大多数，以防范欧美极右势力抬升对我国安全发展的影响。
本文原载《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年第5期，原标题为《21世纪以来的欧美极右势力：历史溯源、发展趋向与影响镜鉴》，由作者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参考。
21世纪以来的欧美极右势力：
历史溯源、发展趋向与影响镜鉴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国际环境日趋错综复杂。欧美社会内部正在发生一些消极的变化，包括极右势力在欧美社会出现残渣泛起之势。一方面，美国极右势力推动下震惊全球的“国会山”暴乱、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枪击事件、美国德克萨斯州沃尔玛超市枪击案等极右暴力和恐怖主义事件频频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和社会动荡，刺激着公众的神经。另一方面，极右势力在欧美政治舞台上扩大了影响力，逐渐进入主流政治视野。例如，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袖勒庞连续在2017年和2022年总统大选中紧随马克龙之后进入第二轮选举；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自2017年起开始跻身议会；反欧盟、反伊斯兰移民的“荷兰自由党”在2017年成为国会第二大党。2022年瑞典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极右翼瑞典民主党在本次大选中得势，以20.7%的得票率超过温和党成为第二大党。最新民调显示，意大利右翼联盟在9月25日的议会选举中将获得46%的选票，其中极右翼兄弟党将赢得25%的选民支持，这就意味着兄弟党党魁梅洛尼极可能成为下一任总理，领导意大利第一个战后极右翼政府。（编者注：本文发表于意大利选举之前。当地时间2022年9月26日，意大利右翼联盟以44%的选票赢得选举）
右翼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欧美国家的迅猛发展之势，对欧美的社会文化甚至国际局势都产生了影响，引起了媒体和学界的关注。在欧美极右势力的内部推动之下，欧美国家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亦发生了一些变化，影响着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鉴于此，欧美极右势力抬头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欧美社会的极右势力是极右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外部表现。“极右主义”（far-right）最初主要是一种适用于西欧环境的分析话语，因此在西方学界中早有不少关于欧洲极右主义的研究。这些研究中既有针对极右主义的概念、发展历程及表现形式的深入剖析，也有以法国、英国、德国等特定国家为对象的案例研究，更不乏对极右势力在欧洲得以发展原因的解析。随着“茶党”运动在美国的兴起和特朗普的当选，极右主义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关注，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关于极右主义、另类右翼、白人至上主义等主题的研究。我国学界目前亦有一些针对欧美极右主义（特别是欧洲极右政党）的研究，包括对欧洲一体化和难民危机背景下欧洲极右政党发展现状与趋向的研究，以及对美国另类右翼运动的研究。例如，赵海和陈展以美国的匿名Q运动为案例分析了美国极右翼生产和传播反智阴谋论的机制，并指出美国极右阵营由于在美国权力结构下处于边缘地带而容易成为“偏执心态”的理想宿体。张苾芜分析了欧洲极右政党兴起的主要因素，包括采用民粹主义策略、政治纲领与体制内政党趋同、媒体曝光度的增加等。田烨讨论了欧洲一体化背景下极右政党的崛起之势，并指出这一现象导致欧洲政治日趋保守化，欧盟民族矛盾日渐激化和欧洲社会碎片化。
总体而言，国内学界较少有针对“欧美极右势力”这一主题进行全面、系统和关联性研究。鉴于欧美极右主义之间虽有区别但存在不少联系的实际情况，且在当前国际政治环境之下颇有联动之势，笔者认为有必要将二者进行综合和全面的研究。本文将对欧美极右势力在近年来的发展进行分析，指出极右势力在欧美社会迅速崛起的社会性和结构性原因，分析其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向，就极右势力对欧美社会内部和国际局势的影响加以分析，思考其对我国内政治理和国际事务处理的镜鉴。
▍历史溯源：欧美社会不平等加剧和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转移
极右势力在欧美的发展可追溯至19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极右主义以“法西斯主义”为典型代表。此后，它经历了三个发展波次，形成新法西斯主义、反共主义、极端反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多个变种。进入21世纪，极右力量在欧美社会日趋主流化。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利用欧债危机、难民问题等议题，借助新媒体造势，在政坛上迅速崛起。在美国，得益于“茶党”运动和另类右翼的帮助，特朗普获选总统刺激极右思潮的扩散和美国主流保守主义的“激进化”，导致美国政治进一步极化。欧美极右势力的迅速发展是对不同历史时期国内与国际形势变化的应激性回应，是其当下社会现实的直观体现。从表面上看，21世纪以来欧美极右势力的迅速崛起有赖于位于社会底层、被边缘化的部分白人群体的支持。他们因感受到社会主体地位和文化主导权的丧失，而被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等极端思潮所吸引。但究其根本，欧美极右势力在当代复苏的根源在于欧美社会不平等加剧与内部矛盾深化。欧美社会内部的阶层矛盾、文化冲突和种族矛盾转移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和问题的关注，在客观上刺激了“排他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极端思潮的高涨，为极右势力的持续抬头提供了现实土壤。
（一）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化加剧欧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矛盾激化
当前欧美极右势力的迅速发展虽以国际金融危机为序幕，但其根源在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和内部矛盾。
经济全球化带动国际贸易的频繁化、资本流通的自由化，以及技术和服务跨国转移的便捷化，给欧美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助力。有研究表明，自1947年至2003年，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贸易自由化使美国的总收入逐年增长约一万亿美元。全球化为欧美国家的技术创新带来了优秀的人才和充足的资金，推动了经济转型和高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之后，欧美国家的各大企业通过跨国经营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从而降低成本、开拓市场，赚取更多利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之上的金融资本新帝国主义体系取代了旧殖民主义体系”，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金融扩张的新周期。金融业、保险业和房地产等产业在欧美国家蓬勃发展，逐渐取代了制造业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金融巨头和资本家更是在投资市场获得巨大经济利益。
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欧美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政治经济结构导致受益不均衡，进一步扩大欧美社会的贫富差距。一方面，为了在全球化竞争中获胜，欧美国家将制造业外包，直接导致本国产业空心化和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资本的逐利本质驱使企业将制造业从欧美国家转移到更加靠近原料产地、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致使曾经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在欧美国家日渐衰落，大量制造业蓝领工人亦从原有的“中产阶级”沦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败之人”，陷入经济窘境。另一方面，高新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广泛应用和金融业、信息技术产业等对劳动力要求的提高，使得制造业工人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下降，收入水平也远低于从事这类服务业的白领工人。从1945年到1980年左右，投资银行业的普通员工的平均收入约为其他行业工人的两倍；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这类员工的收入已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倍。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背景下，资本的逐利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不平等本质决定了部分工人群体经济社会地位的迅速下降，直接导致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贫富差距日渐拉大，社会不平等愈加严重。从1979年到2020年，美国最高收入人群与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中，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工资增长了179.3%，收入最高的0.1%人口的工资增长了389.1%，而收入最低的90%人口的工资仅增长了28.2%。欧洲社会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也日趋明显：自1980年到2017年，西欧国家中收入最高的0.001%人口的收入年增长率为3%，而收入最低的50%人口的收入年增长率仅为0.6%。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直接导致了欧美社会的内部分化与撕裂，引起了部分民众对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特别是那些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工人运动中以斗争捍卫自身权益，并享受过制造业蓬勃发展红利的基层工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深刻体会到“相对剥夺感”。这部分群体的不满情绪为欧美社会极右主义运动的复苏创造了机会。
（二）种族矛盾与文化冲突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危机与矛盾
在全球化背景下，欧美社会中精英与草根之间的阶层矛盾，本土白人和少数族裔（或外来移民）之间的种族矛盾，以及基督教文化与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危机和基本矛盾。这使得欧美国家普通民众难以意识到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反而将不满情绪发泄于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群体身上。这为极右势力鼓吹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民粹主义提供了现实土壤。
欧美经济结构的变化、新管理方式的引进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移民浪潮，导致工人内部进一步分化。产业空心化和实体经济的衰落使制造业工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都有所下降，而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则让“白领工人”在心理上逐渐脱离工人阶级，跻身所谓“中上阶层”。新型管理方式的引入让资本家不再直接参与生产与管理，而是赋权“高管人员”帮助其对底层员工进行监管，从而使曾经显而易见的劳资矛盾被隐藏和淡化，代之以“精英管理层与底层员工”之间的矛盾。同时，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为欧美社会带来大量的移民浪潮，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后备军。自1953年到2020年，前往欧盟的移民增加了近2倍；2019年美国的合法移民则是1960年的4.61倍。移民给在劳动力市场上地位本就下降的蓝领工人带来竞争，致使行业工资水平难以提高，加剧了本土工人和外来移民工人之间的矛盾。欧美国家工人群体内部的分化和对立，掩盖并淡化了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根本矛盾，分散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凝聚力。
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欧美社会的文化结构亦遭遇巨大冲击。基督教文化和穆斯林文化之间、盎格鲁新教文化与多元主义文化之间的冲突加剧了欧美社会的撕裂程度，严重威胁欧美社会的稳定。前往欧美的移民潮作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个体的自由聚合，给那些以文化同质性为假设前提进行运作的传统形式的自由-民主治理造成了压力。在欧洲，随着穆斯林移民而来的伊斯兰文化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形成一定的“紧张关系”，宗教极端主义暴力事件偶有发生，加剧了社会危机。在美国，文化多元主义在平权运动之后成为新的“政治正确”，挑战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下的传统价值观。于是，当工人群体忙于不同种族与宗教间的文化与价值观之争时，也就更加忽略了自身遭遇的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和“文化失语”现状，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危机与根本矛盾更具隐蔽性。
（三）不安全感裹挟下白人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成为极右势力发展的直接推力
在经济转型、人口结构和主体文化危机的多重刺激之下，白人的身份认同危机感急剧增强。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都出现了部分无法应对现代化进程而陷入经济困境的白人群体（特别是未受到高等教育的中下层蓝领）。他们因经济地位相对下降、社会主体地位日渐被侵蚀和文化领导力的弱化，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和排外情绪。这种“被取代”的焦虑刺激了极右主义进一步扩散。
欧美社会人口结构变化对极右主义扩散产生直接影响。一方面，曾经在20世纪欧美工人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的蓝领工人被边缘化了，他们对主流政党的移民和社会政策极为不满。另一方面，白人群体在欧美社会中人口优势的丧失使之产生了不安全感。不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白人群体的生育率低下和老龄化问题都使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日渐下降。在美国的本土白人看来，他们面临着成为少数族裔的危机；在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本土白人看来，他们面临着“伊斯兰化”的危机。与人口结构危机相对应的是，白人群体自诩为主流文化代表的认知正受到文化多元主义的强烈冲击。文化多元主义被欧美的部分精英塑造成新的“政治正确”，形成“身份政治”。文化多元主义将少数族裔和少数群体建构为弱势群体，进一步激化了欧美社会传统价值观认同者的不满。
文化冲突的加剧使得部分白人群体特别是被底层化和边缘化的中下层蓝领，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和“被取代”的不安情绪，并逐渐发展为“排外”甚至“恐外”的情绪和反全球化思想。处于政治边缘地带的极右势力抓住了欧美社会民众内部的这种不安心理，大肆兜售排外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纲领，在这些群体内部找到了扩散空间。
▍发展现状：意识形态整合、组织形式调整与影响力扩大
受到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极右势力在21世纪日趋撕裂的欧美社会内部迅速扩散，实现了对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等思潮的整合。它们以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获得部分群体的支持，除了借助传统的政党、社会组织和学术团体等组织形式，还利用信息技术和自媒体平台等新形式，以非正式形式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特别是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以来，欧美社会的极右势力散播虚假信息，利用疫情造成的恐惧和不确定性扩散极端思想，并在特定事件中完成力量的重组与集结，加强与国际上有关力量的联动。
极右势力本身是一个拥有不同成分、派别的伞状联盟，其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并不一致，包括白人至上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极端反政府主义等。鉴于此，学界对“极右主义”的定义也未达成共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极右主义的意识形态内涵也不相同。例如，19世纪初法国的“极右派”是一群拒绝资产阶级革命的“极端君主主义者”，声称等级制度要比自由平等更为重要;20世纪中期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推崇极端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极右主义”；当下欧洲的极右主义则主要表现为右翼民粹主义、恐伊斯兰主义和反全球主义。总体来看，当前欧美社会的“极右主义”主要具备民族主义（nationalism）、种族主义（racism）、排外恐惧（xenophobia）、反对民主（anti-democracy）和强势国家（strong state）等五大特点。其中，“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反民主和排外民族主义是界定‘极右主义’的基本属性，仇外心理、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则是它们的伴随特征”。
极右主义在本质上挑战资本主义“民主”所宣传的“自由价值观”。21世纪以来，欧美的极右势力虽然都在自由主义民主的框架内行事，特别是欧洲的极右主义政党都积极参与选举、支持政治平等和多选政府，但是欧美极右势力“在根本上依然挑战民主的关键机制和自由价值观，包括少数族裔的权利、法治和分权等”。伊丽莎白·卡特认为，反民主是“极右主义”最为显著的特点，因为欧美极右主义政党在组织结构上一般强调高度的集权化，突出领导人的个人绝对权威。不仅如此，当代欧美的极右主义有着较强的排他性，对外来移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特别是伊斯兰教）和少数群体的平等权利等“民主基石”在本质上并不十分支持。但需要说明的是，极右势力出于功利目的捍卫“言论和新闻自由”。或者说，极右势力经常通过捍卫“言论和新闻自由”来为自己在公开场合发出具有排外情绪、极端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政治不正确”言论进行辩护，同时抨击左派媒体、政党和社交平台等对各类极端言论的审查。
极右势力对“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国家政策存有复杂态度。一方面，极右势力支持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强调国家应该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要求减少税收等。另一方面，极右势力又批评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市场和多边组织的过度依赖与推崇，指责大量移民导致欧美社会的失业问题、文化和社会冲突，消极看待全球化的影响。例如，欧洲的极右势力指责“欧盟一体化”侵害了本国利益，反对包括欧盟在内的超国家组织；美国的极右势力要求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强调所谓“美国优先”，质疑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有效性。在极右势力中盛行的“新秩序阴谋论”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含义不尽相同，但都质疑国际组织和支持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的精英；认为他们正在共谋颠覆国家主权，所资助的各类全球化和多元文化项目将会威胁欧洲和美国人民的种族和经济主权。
从具体内涵来看，当下欧美极右力量均以“种族主义”为意识形态底色和精神内核，辅之以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反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表现方式，本质上是对“白人优于其他种族、本土人优于外来移民”等级制的复归。欧洲的极右势力奉行排外主义的意识形态，从反对伊斯兰移民、反对难民逐渐发展到反对非欧洲的一切外来民族。他们声称，政治精英用“后现代主义”侵蚀社会文化，外来移民的增加侵蚀了本该属于本土欧洲人的福利，同时带来社会动荡。从政策层面考虑，他们指责“欧盟一体化”侵害了本国利益，导致本土欧洲人地位的相对下降。他们从追求全球主义的欧洲一体化退回到民族主义的本土保护主义政策，反对包括欧盟在内的超国家组织。归根到底，欧洲的极右势力对伊斯兰教的偏见、对外来移民的排斥和对包括欧盟在内的超国家组织的反对，在本质上都是为了保护本土欧洲人的权益。美国的极右主义则突出表现为白人至上主义，声称包括非洲裔、拉丁裔和亚裔在内的外来移民抢走了美国本土白人的工作机遇，使之遭遇经济困境。他们质疑建制派政治精英，反对政府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认为这些政治精英从未真正考虑民众（特别是底层白人群体）的利益，表现出“民粹主义”和“反建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在国际上，他们反对全球化，要求恢复美国“昔日的荣光”。美国极右势力表现出的本土主义、民粹主义、反建制主义和反全球化倾向，在根本上也是为了维护美国本土白人曾经在经济与社会上的主导和优势地位，因此本质上也是种族主义的。
（二）以传统社会组织和非正式网络为主的多样化组织形式
欧美极右势力不仅通过传统的组织方式来招募成员、扩大基本盘，还利用自媒体平台形成松散的亚文化组织来传播极右主义文化。
政党、社会运动组织和学术机构都属于极右势力的传统组织方式。极右政党在管理结构上更加严格、集权化，并强烈依赖政党领袖的个人魅力。就欧洲而言，包括法国的“国民联盟”、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奥地利的“自由党”等在内的极右政党都已经成为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极右组织。由于美国的两党制不利于第三党的发展，极右势力只能通过影响美国的主流保守派政党——共和党来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因而，美国尚未发展出影响力较大的极右主义政党。极右势力还通过组织示威、游行等“街头运动”方式扩大影响力，形成较为松散的社会运动组织。例如，美国的“白人民族主义组织”“种族主义光头党”“骄傲男孩”和欧洲的“欧洲爱国者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组织”等在近年来比较活跃。极右主义学术组织的管理结构比上述两者更加松散，通常是以个体、俱乐部和线上活动室的方式进行，通过组织会议、出版书籍和杂志等方式来教育内部成员，为极右主义意识形态提供理论依据和合法性，并吸引更多受众。这类组织包括“欧洲文明研究小组”、美国的“移民改革联盟”和“国家政策研究所”等。
进入21世纪后，极右势力紧随时代变化，以社交媒体网络为平台进行发声，炮制所谓“酷炫”文化来吸引年轻群体。欧美极右势力利用包括4chan、8chan、reddit、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进行宣传，创建个性化群组，逐渐形成从属于极右主义的“亚文化”群体。这类组织以非正式的网络形式存在，管理松散，有些甚至没有所谓“意见领袖”。美国的“另类右翼”就是以这种形式发展起来的一股力量。该组织没有确定的政治理念，以“保守主义是新朋克”为口号吸引年轻受众，旨在取代主流保守主义和共和党的建制派力量。该组织由一群被边缘化、无组织的互联网活跃者和宣传者群体发起，通过支持2016年特朗普的竞选活动而声名大噪。它创造了以图片和幽默为基础的亚文化，喜用幽默和讽刺的语言来表达白人至上主义或种族主义等极端保守主义的思想主张，以减少威胁性，试图与“3K党”“新纳粹”这类传统白人至上主义组织区别开来。在大数据时代，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线下组织的运行成本远超过非正式的网络组织，其严格的管理组织形式也不符合年轻世代的心理特点。非正式网络组织因其轻松的文化氛围和松散的组织形式反而扩大了极右主义的基本盘。受此影响，政党、社会运动组织和学术组织等传统组织也开始使用新媒体来增强影响力，进一步扩散极右主义思想，扩大极右政党的选民群体范围。
（三）借助社会危机实现极右思想的扩散和极右力量的重组
欧美极右势力利用金融危机、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给民众带来的压力与不安，借助信息技术和社交网络形成松散的亚文化组织，大肆宣传极右主义文化，试图扩大政治影响力。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重挫欧美各国经济，加剧其国内危机与国际矛盾。极右势力借助疫情危机，散布虚假信息和仇恨情绪，组织“反封城”游行，推广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极右势力虽然曾因美国的“国会山暴乱”等事件遭遇一定打击，但也借此完成了力量的重组与集结，并加深欧美极右势力之间的联动。
一方面，极右势力利用民众对新冠病毒的未知与恐惧心理，将其与外来移民与其他人种所谓“灭绝白人种族”的阴谋论相联系，以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反建制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反犹主义等意识形态渗透主流文化，加剧社会撕裂。在美国，极右势力散布所谓“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的阴谋论，掀起美国社会反华、排华的种族主义浪潮，并在国际层面加剧中美关系的恶化。在欧洲，不少极右政党将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与外来移民、少数族裔联系在一起，以此煽动欧洲内部的排外思潮，为其反移民、反全球主义的政治纲领提供注脚。
通过制造“信息疫情”，欧美极右势力在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以种族矛盾掩盖了疫情所加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与欧美社会的结构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令各国政府都措手不及，但疫情在欧美社会未能够及时得到遏制则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党派政治的严重极化导致各政党为了自身利益或选举胜利而难以顾全大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加剧了个人主义的倾向，阻碍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合力共同抵制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如此，疫情还使欧美社会内部的经济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进一步凸显。然而，极右势力却抓住欧美社会底层白人群体因长期遭受“政治正确”的逆向歧视和社会主导地位遭受威胁而产生的“相对剥削感”，用“种族矛盾”和“排外主义”转移民众对这些根本性问题的关注。他们将“移民”和“少数族裔”作为新冠疫情的“替罪羊”，通过煽动“种族矛盾”来消减民众因疫情而加剧的经济不安全感，掩盖造成政府抗疫不利的结构性症结，以及疫情所激化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如此一来，社会危机不仅没能得到正视和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欧美国家内部的种族和民族矛盾也愈加严重，造成社会的进一步撕裂。
另一方面，以“弗洛伊德事件”为代表的社会事件引爆欧美社会内部的结构性危机与矛盾，推动群众抗议运动发展。此类事件引起了欧美极右势力的政治反弹，他们以“白命攸关”（White Lives Matters）运动和“国会山暴乱”等行动进行反击，表达“不满与愤怒”。其中，“国会山暴乱”对美国的极右力量造成重创，不少极右分子因此被捕。但同时，它也为极右势力提供了一次力量重组与集结的机会，并使欧洲的极右力量产生“共鸣”。“国会山暴乱”被认为是对美国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的颠覆，使不少较为温和的中间派保守人士离开极右主义队伍。但在部分“坚定”的极右主义者看来，此次行动极为成功，是对法治与建制派的挑战。在国际层面，欧洲的极右势力密切关注这场暴乱，并试图利用它所带来的极右主义的高涨抬升自身影响力。2020年8月，极右主义者试图冲入德国议会。德国极右主义杂志《Compact》的主编埃尔萨瑟声称这是“一次因计划不足而失败的光荣尝试”。在欧美极右势力联系日渐紧密的当下，类似“国会山暴动”事件很可能成为加强二者关联性的纽带，进一步促进极右主义的全球化与主流化。
▍未来趋向：资本主义的“病理常态”与极右势力的“适应困境”
从长远来看，极右主义作为欧美社会的“病理常态”，将持续存在并加剧欧美的社会危机。但鉴于欧美社会极右势力存在着“适应困境”，它又不太可能在真正意义上超越政治“主流”或从根本上改变欧美社会的基本矛盾，只会进一步加剧欧美社会的极端化。
不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极右主义政党或运动并非新鲜事物。研究极右主义的供给派理论学者汉斯-乔治·贝茨认为：“右翼激进主义存在于所有的工业社会之中，并且应被视作现代民主‘正常的病理状态’（normal pathology）。”卡斯·穆德则从供给-需求侧的角度综合考虑极右力量在二战后的迅速发展，指出由于战后的极右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与民主主义价值观一脉相承，因此应该视之为民主制度的“病理常态（pathological normalcy）”。考虑到极右主义的发展源流及其内涵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作为“病理常态”的极右主义将长期存在于欧美社会中，反映、掩饰并转移着欧美社会内部的矛盾与危机。
在不同时期，极右主义思潮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回应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引起的某些社会群体的“地位替代”问题，反映了那些无法理解、更无法驾驭当前复杂的社会现实群体的苦涩。例如，美国的“一无所知运动”是熟练工人主导地位受到非熟练工人影响时所产生的以“本土主义”为表现形式的回应；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布热德主义”则是在工业化时期法国农村地区被城市所边缘化，小商人与工匠的社会地位被制造业资本家所取代时进行的“民粹主义”式回应。而在当下，欧美极右势力的高涨则是针对白人群体因社会主导地位被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所影响而产生的“身份危机”的回应。
从根本上来说，极右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社会主要矛盾与文化危机的回应与转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不平等。换言之，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危机依旧存在，极右主义将与之形影相随。21世纪以来的欧美极右势力就是在欧美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期，资本全球扩张带来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剧变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资本的逐利本性带动金融业的迅速发展，推动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促使各类跨国公司应运而生。通过引进外来移民作为经济发展的后备军、推广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手段，资本在盈利升级的同时也带来社会不平等的日渐加剧，导致劳工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在事实上被激化。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管理模式的变化，劳资矛盾变得更为隐蔽，取而代之的是底层草根与社会精英之间的对立冲突。为使资本全球化更加平稳进行，同时缓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欧美国家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多元主义”的文化政策。平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少数群体抗议运动的迅速发展，对基督教文化和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形成影响。
西方选举制度的根本缺陷也决定了极右主义必然存在。竞争性选举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然而，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西方的选举制度日趋形式化，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暴露出弊端和局限性。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政党代表的总是资产阶级而非人民群众的利益。随着竞选成本的提高，西方的民主选举日渐沦为金钱政治，受到经济精英及其代理人的控制。选举政治中的相对多数原则使各个政党必在竞选中采取各种手段吸引选民，以取得政治领导权。他们以“本土主义”回应白人群体在经济、社会与文化上被外来群体和少数族裔影响时的不安与失落，以“威权主义”来维护白人群体所怀念的传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并以“民粹主义”表达出对精英的不满与反抗。但事实上，这些不过是极右势力用于转移资本主义社会根深蒂固且日渐加剧的劳资矛盾的“幌子”。
因此，导致欧美社会结构变化与文化危机、白人群体身份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极右势力将白人经济社会地位的相对降低归咎于“他者”——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以及政治精英的腐败统治，以此来掩盖欧美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根源——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及其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只要资本主义制度性社会不平等继续存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便将持续催生某些发生“地位变化”的群体，极右主义也便有了持续滋生的土壤。
极右势力在西方社会的存在是一种必然且长期的现象，但不太可能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产生颠覆性影响。作为一种内生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力量，极右势力为了实现政治目的，在发展过程中终将陷入“适应困境”，并限制其进一步发展。就长远来看，极右势力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矛盾和危机，且极有可能在转嫁危机的过程中导致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从而推动欧美社会走向极端化。
极右势力的发展动机与运动目标决定了其对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与危机的“视而不见”。欧美的极右主义运动多是“以价值为导向的政治运动，往往对于夺取政权感兴趣”。极右政党的目的在于影响社会中的保守派选民，取得选举胜利。针对此类选民的心理需求，他们投其所好，制定出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政治纲领。这看似以民为本，但极右政党本身就是与普通群体相对立的“政治精英”，其背后仍代表着大资本的力量。他们并不愿意去改变造成其目标选民痛苦根源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因为极右政党本身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为其带来的既得利益。
从极右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绝大多数的极右势力仅仅只能对公共政策和主流政党产生影响，而难以成为执政力量。其根源就在于极右势力面临“适应困境”：“为了被主流社会所接受，防止被国家压制，他们需要变得温和；但为了满足其核心成员的呼吁，并保持清晰的形象，他们又要保持极端”。
一方面，为了能够被主流社会所接受，欧美极右势力一直在努力地实现“温和化”。这是由于经历过二战和“法西斯主义”带来的灾难之后，欧美社会各界竭力反对政治极端主义并遏制一切反民主的政治运动。二战之后的极右势力通常在欧美社会的民主制度框架内进行活动。在意识形态和修辞方式上，极右势力也刻意使用更加委婉、温和的语言以使自己的价值观易于接受。虽然21世纪以来的极右主义在本质上带有“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色彩，但极右势力拒绝“对号入座”。他们用“本土主义”强调对本土群体的关注而非对外来群体的歧视，从而淡化意识形态中的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例如，欧洲的极右势力使用“民族多元主义”概念来反对“文化多元主义”。从表面上看，它强调对文化独特性的保护，强调人们拥有保持不同文化的权利，但其本质却是推广种族分裂主义。这类言语上的包装与修饰都是为了使极右主义意识形态不因过于极端而招致反感和镇压。
另一方面，极右势力必须使自己保持一定程度的“极端化”以吸引核心受众，否则会因同其他保守主义政党雷同而失去政治吸引力。为了迎合目标选民，特朗普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过程中频繁发表极端言论，包括要求“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在美墨边界筑墙”等，得到了极右主义者的支持。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勒庞频繁发表反移民主义、反宗教激进主义的极端言论，以彰显其与主流保守主义政党的不同，吸引极端保守主义选民的选票。
总之，极右势力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与选举优势，不得不在“适应困境”中徘徊反复：为了能够在西方民主制度框架下生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温和化”；为了在保守主义阵营中脱颖而出，保持选举上的优势，又保持一定“极端化”。这种徘徊反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极右主义力量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力。不仅如此，为了获得选举的胜利，在极右势力迅速发展并改变社会氛围的情况下，主流政党也会在战略上或言辞上模仿极右力量，以吸引支持极右主义的选民群体，继而弱化极右政党对其目标选民的吸引力。
▍影响：欧美社会的内部撕裂和国际社会的动荡不安
欧美极右势力的复苏对这些国家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极右力量近年来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壮大直接加剧了欧美社会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另一方面，极右政治力量的壮大使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呈现较强的“保护主义”和“反全球主义”倾向，加剧了国家间的摩擦与冲突，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展。
1.极右势力的发展加剧了欧美国家主流右翼政党的保守化倾向，刺激其他政党的激进化，从而导致欧美政治日趋极化。
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根本性缺陷导致各大政党在选举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部分民众的需求制定“政治产品”，导致各大政党的竞选纲领和施政纲领存在很强的“群体针对性”。受到极右翼政党在欧洲社会日趋主流化的刺激，“主流政党需要迎合被极右势力鼓动起来的部分选民的期望，修正传统的执政理念，积极应对极右政党的政治诉求，从而在竞选纲领、执政理念等方面‘右转’”。例如，在2019年的地方选举中，为了防止选票流向极右阵营，马克龙不得不在移民政策上选择折中路线，宣布收紧移民政策的20条新规；德国、奥地利等国也逐渐收紧了难民和移民政策。极右政党为了能够得到更大范围的支持，又不断地向主流右翼政党靠拢。从整体上来看，欧美社会的右翼力量日趋保守化。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区别于极右政党并与之竞争，传统中左翼政党也逐渐向更加激进化的方向发展，并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例如，在2022年法国总统选举中，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党的候选人梅朗雄主要利用社会公平和环保议题，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恢复巨税制、在宪法中纳入“绿色规则”等，成为许多拒绝马克龙和勒庞的年轻选民的选择；在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中，推崇绿色新政、强调社会公平的桑德斯也在竞选中获得了一定成功。在这两股力量的作用下，欧美社会的政治光谱开始往“左”和“右”的两个方向偏离，继而加剧政治极化现象。
2.极右势力的发展加速了欧美社会的撕裂，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聚合。
21世纪以来，极右势力抓住底层白人群体的不安全感心理，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排外主义政策，在经贸问题上反对全球化，推行民族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在这些做法的影响和鼓动下，欧美社会对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的不满情绪日渐发酵，激化不同民族与种族之间的矛盾，导致针对犹太人、穆斯林和亚裔的恐怖主义暴力事件频繁发生。例如，2022年5月14日美国布法罗市造成10死3伤的枪击案，是年仅18岁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大替代理论”影响下酿成的惨案。相关研究显示，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英国的仇恨犯罪上升124 000起，创历史新高，其中种族动机犯罪占了近75%。仅在2020年，法国针对穆斯林的攻击事件增加了53%。种族主义暴力事件的发生不仅给社会造成不安，也激起了少数族裔群体的抗议，进一步加剧欧美社会的内部撕裂。
1.极右势力在对外经贸政策采取“民族保护主义”，阻碍全球化自由贸易的持续发展。
例如，英国的“脱欧”阻碍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并给欧洲的对外贸易、金融监管和人才流动等带来不确定性，造成英国和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特朗普在任期间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粹主义，一切以美国的经济利益为首要考虑，致力于实现美国产业的“回流”。其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中国开展并升级贸易摩擦；以双边经济贸易协定逐渐取代多边经贸协议，对欧盟、日本和韩国等施加关税压力，加速了美国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脱钩。欧美有关国家对外经贸政策的这些动向，导致各国之间贸易摩擦不断，阻碍了全球经济复苏。
2.极右势力在外交政策上表现出反全球化和孤立主义倾向，阻碍全球治理合作的深入发展。
这点在欧洲表现为欧洲各国在难民和移民政策方面的收缩，而在美国集中体现为特朗普时期的“退群外交”和“孤立主义”政策倾向。在茶党和另类右翼的支持下，特朗普为了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回应美国中下层白人群体的利益诉求，在外交上表现出强烈的右翼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倾向。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核协议等，并以“退群”为威胁要求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改革，重启北美自贸协定的谈判等。这些做法不利于以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发展，使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遭遇危机。美国还推行保守的移民和文化交流政策，包括严格限制部分伊斯兰国家的公民入境，对拉美的非法移民进行遣返，对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规定各种不合理限制条件。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各国之间交流往来减少的大背景下，保守主义的移民政策与种种留学限制进一步阻碍了国际社会的人文交流，加深各国之间的隔阂与误解。欧美社会极右势力崛起带来相关国家外交政策的保守化，也将可能刺激一些国家的“政治极端化”倾向，导致民族主义回潮和反全球主义抬头。
3.欧美极右主义的外溢也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局部冲突，影响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展。
欧洲与美国的极右势力在近年来已经形成一种跨国联动效应，包括极右主义思想的传播、暴力行动的扩散和极右分子的交流往来。例如，发源于法国的“大替代理论”在德国、英国、美国等地迅速传播，并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认同；发生在欧洲的极右主义犯罪刺激了美国的极右恐怖主义行为；美国南加利福尼亚的极右武装组织“崛起运动”（Rise Above Movement）在2018年前往德国、乌克兰、意大利等国同当地的极右主义组织成员会面，以期“改进战术，发展更好的反情报技术，强化其极端主义观点并扩大全球网络”。极右主义的外溢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加剧国际社会的冲突。例如，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美社会的极右势力中就有相关成员作为志愿军前往乌克兰支援被视为“新纳粹武装”的“亚速营”。
极右势力之所以能够在欧美社会死灰复燃，根源在于欧美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和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存在。欧美社会结构的变化加剧了社会内部各阶层、种族和群体之间的矛盾，这种深化的矛盾以白人群体的不安全感为突出表现，并被极右势力所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欧美国家治理失能和制度失效的体现。一方面，受到大资本的控制和利益驱使，欧美国家未能真正实现公平公正的经济治理。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欧美国家一定程度上以牺牲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为代价实现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造成社会上贫富差距的扩大，加剧不同阶层和族群之间的矛盾，为极右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另一方面，西方民主制度的低效阻碍了政治民主的真正实现。西方自由民主制虽在形式上实现了政治公平，却在具体实践中受到资本力量的操控而违背民主初衷，忽略了占社会主体地位的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西方自由民主制导致国家精英与草根平民之间出现了裂痕与隔膜，推动了右翼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思潮的抬头，为极右力量的复苏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欧美极右主义思潮与极右政治力量的推波助澜下，有关西方国家的涉华政策更具敌意和对抗性，对我国的经贸活动、国家形象甚至于国家统一大局都产生了负面影响，需要我国重视并严加防范。首先，受右翼民粹主义的影响，特朗普政府发动了现代历史上对华的最大贸易摩擦，企图通过向中国多种商品（特别是智能科技和通信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对中国启动301调查和对中兴通讯、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实施制裁等方式扭转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所谓“长臂管辖”和科技脱钩等措施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商、商业投资和中外合资企业等都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给我国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制造困难。其次，美国极右势力和部分右翼政客反复炒作所谓“新冠病毒中国起源论”“世卫组织受中国控制”等阴谋论和谣言，加剧了中美关系的恶化。2020年7月，皮尤研究中心的一次民调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不管高涨，约有73%的美国人对华反感，并认为“中国需为新冠病毒的蔓延负责”。再次，在排外主义、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等极右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不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将中国作为美国的“假想敌”，企图通过干涉内政遏制中国崛起。
针对欧美极右势力抬头提出的教训与对我国安全发展的潜在威胁，我国要在经济社会治理方面、执政能力和党风建设方面和对外部风险防范方面予以加强。首先，要加强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共享发展，消除极端思潮产生的社会土壤。我国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竭力发展国内统一大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经济稳步增长和全面共同富裕维护社会稳定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其次，要强化党的执政能力和作风建设，密切党群联系。这要求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作风建设问题，在实践中纯洁党员队伍，防止脱离群众。最后，防范外部潜在风险，与西方反华势力开展持久斗争。面对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问题，我国应坚决反击。我国需“清醒认识前进道路上进行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既要敢于斗争，勇于碰硬，又要善于斗争，讲究斗争艺术和策略。要用好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团结大多数，搞好大联合，不要四面出击，不搞关门主义”。
本文原载《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年第5期，原标题为《21世纪以来的欧美极右势力：历史溯源、发展趋向与影响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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