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姥姥”：唯一特工开国中将

1959年，中央领导接见军情干部时，毛主席亲切地和一个人打招呼说：“刘姥姥为什么进大观园就不出来啦？”

众人听到毛主席诙谐的话语后，立刻发出了一阵会心的笑声，只见一个人腾地站立起来，向毛主席起立敬礼。

他就是我国唯一的一名开国特工中将、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刘少文，“刘姥姥”是他的绰号。

刘少文，原名刘国章，1905年12月29日出生于河南省信阳王家岗夏家冲刘家老湾，他两进私塾两进小学，写得一手好字。

1919年入读距家9公里的陈家庙高小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刘少文参加了反对北洋政府卖国的运动；1924年在开封二中读书时，成为当地有影响的进步青年。1924年刘少文的中学同学、在上海大学读书并加入中国共青团的马培毅，经常向他介绍《新青年》、《中国青年》上的文章。

刘少文受其影响，与二中同学吴芝圃以及开封第一师范冯品毅等组织了“河南社会科学研究会”，并于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6月，在有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王若飞监誓并讲话的仪式上，刘少文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10月，我党从为中原地区培养革命后备人才出发，刘少文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王明成为同学。在学习期间，刘少文中文名称刘国章，俄文名福格尔，担任过本年级党支部书记。他先修习了西方革命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并掌握了流利的俄语，为后来从事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工作奠定了基础。

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7年2月，大革命形势危机之际之际，刘少文受党组织委派，担任苏共代表团米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翻译，随代表团回国参加大革命。

米夫

到达上海时，正值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滩头，刘少文随苏方代表团到武汉躲过了一劫。

随后，组织派刘少文去湖南党部，又逢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刘少文因当晚住在苏联领事馆内，从而幸免于难。

在担任苏共代表团翻译期间，刘少文使用一口流利的俄语，及时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反映给苏共有关人员，促使共产国际决定“应该讨论陈去留”，为扭转中国革命的时局尽心努力。

1927年11月，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看中了刘少文的才华和干练，把他调到自己的身边担任助手，负责国际联络工作。

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罗米那兹临行前向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辞行，都由刘少文担任翻译。

1928年下半年至1931年上半年，由于早年留苏的经历及谙熟俄语，刘少文出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翻译科科长，负责同共产国际和兄弟党的联络工作并管理有关经费，兼管与兄弟党驻上海代表的联络工作，日共总书记佐野学到上海后的重要活动，他都参与安排，“是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的交通员”。

1931年4月，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急令刘少文转移。6月，刘少文被党中央任命为巡视员派往陕西，经过调查研究，他帮助改组了陕西省委班子，并助其组建了西安市委，加强了陕西地区党的力量。不久，由于肺病复发，病情十分严重，组织决定他到北平疗养。

1933年6月 ，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刘少文不顾身体虚弱，化名刘志诚赶赴张家口，与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前委）书记柯庆施接上组织关系，出任前敌委员会委员兼独立第18师政治部主任、中共师工委书记。

1934年2月 ，刘少文辗转到达江西中央苏区，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兼《革命与战争》军事杂志编辑、中革军委秘书兼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政治教导员。

当时的中央苏区核心领导层，有意让刘少文出任红军总参谋长，接替被李德免职的刘伯承，刘少文以不懂军事为由，婉言谢绝。

由于刘少文的工作出色，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周恩来的高度赞赏，称赞他是“既能秘书书写（秘书），又能提纲挈领（主编），更能深入人心（政治教导员）”。

1934年10月，刘少文参加了长征，并在遵义会议上担任秘书工作，见证了毛主席重新执掌红军指挥棒的伟大时刻。多年后，刘少文回忆起这一幕，依旧心潮澎湃。

1935年6月，红军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之后，红一、四方面军统一编成左、右路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编入红四左路军，刘少文、胡底等人随左路军行动，经历了生死时刻。

由于在上海的联络点被敌人破坏，电台被查封，而红军唯一的大功率电台又在湘江之战被炸毁，红军与莫斯科失去了联系。

这时搞另立中央的野心家张国焘，迫切需要与莫斯科取得联系，以便让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刘少文曾经当过国际联络交通员，张国焘看着刘少文的经历并和共产国际一些负责人有过工作交往，就内定他为“中央”秘书长，以示拉拢。

当朱德事先将此事透露给刘少文时，刘少文坚决不当。朱德让他暂且忍耐；刘伯承劝则劝说：“我们以前曾做过白军的工作，何况张国焘他们还打着红旗呢！”。

张国焘想联系共产国际，却不知道刘少文就有密码本。这个密码本，就藏在英文版的《鲁滨逊漂流记》中，只有掌管情报工作的总参谋长刘伯承知晓，由秘书刘少文保管。

刘伯承命令刘少文烧掉密码本，解放后，刘帅回忆那段岁月还幽默地说，当时如果让张国焘知道了，我们俩也就完蛋了。

1936年7月，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以约束张国焘的反党行动，由刘少文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

1937年4月，遵照中央决定，刘少文抵达上海待命。七七事变后被调到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工作。8月，八路军住沪办事处（简称“八办”）在上海福煦路多福里21号设立，李克农出任“八办）主任，刘少文担任“八办”秘书长、副主任。

不久，日军从杭州湾北岸登陆，开始进攻上海，动用炸弹把十里洋场变成了一片火海，使租界成为一座“孤岛”。此时潘汉年已经撤离上海，刘少文与潘汉年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将留在上海的一些进步人士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1937年11月底，刘少文继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开始主持办事处的全面工作，在上海坚持斗争，直至1939年底赴延安汇报工作。

在上海时期，刘少文对敌斗争主要是，同各抗日团体的上层人士保持联系，通过各种方式传达党的政策、主张。

在刘少文的引介争取下，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办事处与其他爱国团体，两度组织“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慰问皖南新四军，各爱国团体为新四军征募龙头细布7000匹和大批棉衣、棉鞋。

“上海民众慰劳团”为新四军献上锦旗

通过刘少文联系转手，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农场经理纪振刚，将他收存的国民党军队溃退时遗留的机枪数十挺、步枪数百支，全部送交给了新四军，大大提高了新四军某部的战斗力。

为指导江南等地的抗日活动，刘少文组织印发抗战刊物如《时事丛刊》、《内地通讯》和《江南通讯》等，并以“柳华”、“铁人”的笔名在《救亡日报》和《团结周刊》上发表文章，以示中共与敌后人民同在。

刘少文对组织和指导包括上海在内的民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尤为热心，他专门写了《怎样把江南游击战争胜利地开展起来》、《怎样在抗日游击队中进行政治工作》等文章，在《团结周刊》上发表，并亲自训练干部派到这些游击队去帮助工作，后又将这些武装力量移交给地方党组织。

为教育和影响国人，刘少文指导和支持汪衡、胡愈之等翻译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由黎明书局以《毛泽东自传》书名发行，同时通过文化界的秘密党员和进步朋友组织出版《译报》、《长征画册》等进步书刊。为表明中共的抗战文化取向，刘少文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积极赞助《鲁迅全集》的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有很大影响的苏联传记文学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刘少文嘱咐身边工作人员梅益翻译完成的。

从1940年到1949年这十年间，刘少文一直奋斗在统战工作、情报工作第一线，有人用“足迹涉港澳，重庆与沪宁”来高度概括这一时期他的革命活动。

1940年7月，刘少文由中共南方局派往香港，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中央交通处港澳办事处处长，负责交通联络、机要、电台和经费工作。不但同上海、韶关、桂林、海南岛的党组织保持联系，还要与海外一些地区建立了独立的交通联系。在这条秘密战线上，刘少文、潘汉年、廖承志领导着地下共产党员们与日军情报机关进行了鲜为人知的情报战。

1940年春天，潘汉年来到香港，传达党中央确定的“必须打进日伪搞出情报”的方针，该方针是经过毛主席同意、康生主张并主持的。

为此，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同日本在香港的特务机构进行接触，潘汉年亲手搞了一些从报纸上剪裁下来的假情报，来换取日本情报机关的情报。为慎重起见，每次出“货”之前，潘汉年都先和廖承志、刘少文一同审核，因而屡屡得手，从未被日本情报机关识破。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香港陷落，日军封锁了香港至九龙的海面交通，疯狂搜捕抗日爱国人士。当时在香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爱国人士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以及夏衍、金山等著名的爱国人士及家属数百人陷入了危险境地。但是只有刘少文掌握的电台与中央保持着联系，刘少文急忙派妻子罗晓红寻找廖承志，才得以与中央恢复联系。中央急忙指示刘少文、潘汉年、廖承志等人解救他们。

为此，周恩来专门指示：“港中存款全部提出，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们的费用，均由你们负责开支，并经过你们三人会议决定动用。”

经过精心准备，刘少文在广东省委、当地游击队等的协助下，组织动员了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终于胜利地将何香凝、柳亚子等一百多名爱国人士人，全部安全转移出香港后才离开。由于在营救中工作表现出色，刘少文受到周恩来专门致电表扬。

1942年6月，上海的政治环境更加恶劣，刘少文对其主管的内地交通工作作了部署，把一批交通人员送往新四军，抓紧在沦陷区石家庄、天津、开封、张家口、徐州等创建秘密交通机关，要求报务员李白（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的原型）在上海长期埋伏，解决职业掩护问题。

1942年10月，刘少文奉命来到重庆，化名张明，在中共南方局工作，先后出任交通处处长、组织部负责人等职务。在国民党眼皮子底下开辟交通线，因为这条交通线的存在，很多西南大后方的地下党和爱国学生都可以顺利抵达延安。

1944年，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场惨败，刘少文立即派人前往川康边境，以采矿为掩护秘密建立据点，后来通过这条交通线输送了大量的青年学生到根据地，同时还领导了广大华行。

通过大量的努力，刘少文正式确保了广大华行由交通、掩护工作机构向第三条秘密战线工作机构的重大转变，拓展了和英美的贸易往来，并且还注重和国民党中统扩大联系，保障生存。

1945年8月，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的时候，刘少文出任南方局的情报部长，我谈判斗争和政协会议的举行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保障，并负责保卫毛主席的安全。由于在情报工作中的出色表现，中央掌握了国民党的谈判预想，在重庆谈判中争得了主动权。

在此期间，刘少文还陪同毛主席接见了重庆各个方面的爱国人士。

刘少文与董必武有着很深厚的情谊。抗战时期，刘少文曾代董老保存他的诗作，后来董老亲抄其诗作多首，赠送给刘少文。

1946年2月，作为周恩来秘书的随员，刘少文随同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调处三人小组飞抵北平和张家口等地，视察停战执行情况，并为中央代表出谋划策。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刘少文奉周恩来之令回到南京、上海，与赵平、廖梦醒一起，组建了3个情报站、1个交通站、2部电台。

交通站由熊志华负责，以威海卫路上的福民食品社为据点，下辖几条外省交通线，3个情报网各自独立，开辟对蒋军事斗争第二条战线，他麾下的特工已经将触角伸到了华东、华南国民党的党政军各个要害部门。

1946年9月 ，内战全面爆发，在南方局基础上成立的中共代表团，奉命转入秘密状态，并改组为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刘少文出任副书记，全面负责统战、宣传和情报工作。

为了开展秘密工作，抗战胜利初，刘少文指示孙友余先后在上海、天津设立中国工业原料公司办事处，在上海、湖南开办工厂，形成从长沙、武汉到上海、天津的网络。

刘少文搭建的情报网络深入到了国民党陆海空及后勤、特务系统，以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获取蒋介石准备勾结美国积极准备内战以及大量国民党军数量、驻地、战斗序列、武器装备、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

在刘少文的领导下，各项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成为中共中央倚重的情报来源之一。

但是，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时刻都充满着危险。有道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曾经有这么一次，刘少文差点丢掉性命。

刘少文身边的秘书叫赵平，是我党秘密战线上工作了十余年的老党员，有着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

赵平一直是刘少文的得力助手，不但掌握着上海工委与中央军委联系的电台，而且很多重要的情报工作，都是他代替刘少文接头处理的。

为了伪装身份，赵平的公开身份是一家“天兴粮行”的老板，为了维持粮行的正常运转，他经常要前往全国各地购买粮食，也正好借此机会可以接头处理情报工作。

赵平有次打算回家乡浙江余姚县购粮，并顺便回到阔别20多年的老家，去探望一下自己寡居多年的老母亲，再给过世多年的父亲扫扫墓。

虽然赵平的想法没有什么，但是作为隐蔽战线上的工作者，赵平又是处于关键岗位的上海中共情报工作的领导者之一，刘少文考虑了很久，反复叮嘱他注意隐蔽，并约定了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才同意他回浙江余姚购粮。

1948年5月，赵平夫妇离开了上海回到了余姚，很快就完成了采购任务，就顺道去看望老母亲，又带着妻子四处走亲访友。

这种情况，对于一个隐蔽战线上的工作者来说，是极不合理的。但是赵平心存侥幸，认为自己离开家乡20多年了，当年的老人差不多都忘记了，年轻的肯定不知道自己当年的情况，这次又是以粮商的身份出现，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正是由于这种侥幸心理，让赵平遇到了大麻烦。因为多年未与家人联系，此次回来又是有钱有势的粮店大老板，在家人的吹捧下，赵平难免有些膨胀，就把刘少文的叮嘱抛在了脑后，不仅四处拜访亲朋好友，而且出手也很阔绰。

很快，赵平夫妇就惊动了当地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有人向特务告发赵平当年带领农民暴动的“罪行”。便衣特务便在赵平夫妇扫墓回来的路上，不由分说就把二人拘捕了。

随后，国民党特务将赵平夫妇二人押解到杭州进行审讯，赵平毕竟是接受过我党专业训练的资深情报人员，当地的国民党特务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任凭特务如何盘问和严刑拷打，他都一口咬定：“我虽然年轻时闹过革命，但早就金盆洗手不干了，现在我是一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

狡猾的特务看到从赵平嘴里得不到东西，就转而从他的妻子沙平身上入手。虽然沙平也是我党一名正式确认的特工，但她唯一的任务是以家属的身份掩护赵平，没有经过做情报工作的严格专业训练和考验，加之她的性格偏于软弱，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下，承认了他们夫妻俩都是共产党员。

国民党特工还从沙平嘴里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领导赵平的是一个叫“张明”的商人，而且“张明”经常穿着西装或长袍大褂，去上海威海卫路的“福民食品店”找人。

由于我党的地下工作纪律严明，尽管沙平也是地下特工，当他并不知道丈夫赵平的具体工作，也不知道“张明”就是刘少文，当时她供出的福民食品站却是刘少文领导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秘密交通站，上海附近的秘密党组织、海外来的同志们都在这里接头。

国民党特务得此消息后如获至宝，可此时的刘少文却不知道危险已经靠近他了。凭借职业的敏感，刘少文已经觉察到情况不对：赵平夫妇已经大大超出预定一个月的时间未归，恐怕是被敌人控制住了。为了保护地下组织不受牵连，刘少文便采取紧急措施转移相关人员。

刘少文首先想到的，是与赵平有紧密联系的两位地下党员熊志华和郑才，但是撤退疏散需要很多钱，于是刘少文便亲自去福民食品店给他们送转移经费。

6月30日晚，刘少文穿着一身蓝布工装短衫，背着陈旧的工具袋，打扮成一名维修水管工的模样，冒着细雨来到了福民食品店。

一进门，刘少文就看到熊志华，迅速从兜里拿出了一笔钱交到了熊志华的手里，告诉他说：“赶紧撤退，去香港！”

刘少文说完便要转身离开，但却被熊志华却一把拉住了说，“老唐”来了，在二楼。

“老唐”是刘少文麾下负责国外情报的地下交通员，平时在国外工作，如果他突然前来，一定是有重大事件要汇报，刘少文顾不上多想，立刻上了二楼，与“老唐”接头。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刘少文正在破解“老唐”的情报时，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特务突然闯进了店中。

为了给二楼上的刘少文和交通员转移的时间，熊志华故意用很大的声音与特务们大声争吵。听到喧哗声的刘少文机警地意识到，接头地点已经暴露，于是，他简单了解过情况后，就迅速销毁了手中的情报。

就在这时，两个特务已经骂骂咧咧地冲到了二楼，大声盘问道：“干什么的？”

交通员冷静地用广东话回答：“我是郑老板的同乡。”

而刘少文则不慌不忙，拿出手里的工具袋，操着一口地道的老家河南腔说道：“老板说水管坏了，叫我过来修一下。”

两个特务看到这个穿着满身油污工装，一口河南乡下话的水管维修工，怎么也无法将他与沙平口中那个西装革履的领导人“张明”联系在一起。

特务们看到没有他们想要找的目标，于是就冲上了三楼。刘少文为了麻痹敌人，早就将三楼租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没有想到这次真的用上了。这个国民党军官这天正好在家，特务们一看他穿着西装革履，以为是“张明”，便抓住他进行盘问。

趁此机会，刘少文迅速从后面弄堂的窗户跳了下去，而情报员则担心目标太大留了下来掩护应付这群特务。

冲上三楼的国民党特务，发现这个人的感觉就跟被供出来的“张明”相似，便大声盘问起来，被那个气急败坏的国民党高官扇了两个大耳光，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后，方才知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悻悻地回到了二楼，见只剩下“老唐”一个人，也没有心情问什么了。

刘少文从二楼跳下来之后，不慎扭伤了脚踝，他顾不上剧烈的疼痛，急忙往弄堂里走。

刚到弄堂里，一个看门的老头想要拦住他，刘少文急中生智，摆出一脸凶相，用上海话大声骂道：“侬眼乌珠瞎脱啦（你眼睛瞎了），少管闲事！”

老头一看对方是个不好惹的货，当场被吓愣了，刘少文则趁机冲出了弄堂，跑到路口，拦了一辆三轮车就上去了，见后面没有人追上来，他又换了好几次车，终于回到了家。

刘少文回到家里，强忍着剧痛，认为赵平肯定出事了，整个情报交通系统处于严重危险当中，而且赵平知道几家的电话，如果说出来，特务们肯定会找上门来。

于是，刘少文急忙让妻子连夜去找一位交通员通报情况，同时让妻子给一个特殊的电话号码打去电话，妻子按照丈夫的嘱托，平津地在电话里说道：“请告诉一生王先生，张先生生病了，住进医院了！”

刘少文一家

上海党组织立即意识到：刘少文在上海出事了！立即切断了联系和转移人员，这其中就包括潜伏并纵横美国华尔街的著名特工舒自清，舒自清在第一时间得到通知后，立即从美国回到了香港。

刘少文在交通员家中住了20多天，然后搬到了南京东路，待了9个月后到了天津，抵达了河北平山县，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仍然主持统战和情报工作，为争取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作出了大量的工作。

1949年5月8日，刘少文会同刘晓致电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对上海地下党配合协助解放军解方上海作了周详部署。

5月27日，刘少文随军进驻上海，人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军事管理制委员会轻工业处处长、华东纺织工业部部部长等职，将预定的财经接管工作落实的井井有条，而且为华东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54年起，刘少文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四副部长、代部长、军委第二部（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部长。其间，他参与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情报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情报工作的奠基者之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少文在任期内，遵照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指示，严密组织了抗美援朝、台湾海峡斗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援越抗美等情报保障，对世界形势发展特别是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中国国防战略的制定、外交斗争的开展，提供了必须的情报，对于中国国家安全、国防建设以及军事外交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55年9月 ，新中国举行第一次大授衔，刘少文被授予中将军衔，在秘密战线领域，他的级别仅次于上将李克农，并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7年4月10日，刘少文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