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伊朗｜在大国对冲的权力场漂泊不定

傲娇的孤独：你问我来自哪里

“伊朗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需要自力更生地保护自己，免受来自周围不断出现的敌对行为的侵扰。”这种思想深深的植根于多数伊朗人的脑海当中，上到政治家、下到普通民众，伊朗人经常被教导称赞他们国家的地理环境，重要的交通要道和枢纽，扼守波斯湾，但他们也认为伊朗应该在世界地图中坐落在一个更好的位置，一个更加安全的位置，拥有更加友好的邻居，对征服者的吸引力更小。伊朗走向现代的历史就是一段饱受外国干预的历史，反抗外国干涉的努力塑造了一种“抗拒外界”和“自力更生”的文化，这样的精神无论是被称赞为民族的“尊严”，还是被指责为“孤立主义”，都可以被“孤独”二字形容。

●1885年中亚地图，来源：网络

这种孤独事实上是来自社会现实的建构，科林·格里（Colin Gray）认为，国家间的交往历史和地理位置都影响了外交政策的模式：“一个国家的政治行为是该国历史的反映，那个国家的历史又在很大程度上（不完全）是其地理环境的产物”。伊朗在外国势力面前长期的历史无能，给伊朗人留下了一道巨大且深刻的伤疤，这时刻刺激着政府中精英们的思维并使其对大国介入该地区保持着极度谨慎的态度。同时随着伊朗不断的发展，大部分伊朗人认为伊朗又具备有克服外部压力的能力，这是一种“不服从的傲慢”，这种“不服从的傲慢”构成了伊朗外交关系中的重要组成，其形成和发展同大国对伊朗的“霸权傲慢（小国必须服从强权的傲慢）”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诚然在过去几个世纪地理在伊朗外交政策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因素，但大国滥用了伊朗脆弱的地理位置，通过19世纪和20世纪长期的干预给伊朗强加以“缓冲区”的概念，这为伊朗人塑造了一种集体的认识，因此作为主体间性的战略孤独事实上是历史文化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地理因素下的不可避免的产物，文章主要采用了两组历史证据论述这一观点：

首先，18世纪后，伊朗逐渐被绕过全球核心贸易线路，18与19世纪伊朗失去了大国经济的地位，20世纪初石油被开发应用以来，伊朗很多情形下只被视为一口油井，而非大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伙伴，伴随着贸易和经济地位的下降，在过去的200年里，伊朗经常为被描述英国和俄罗斯等多个强权之间的缓冲区，包含有军事、经济、政治多层面意义上的缓冲区。

●漫画-英国狮、俄国熊和波斯猫，来源：网络

其次，当前伊朗国家的边界毫无例外基本是由世界大国强行划定的，边境问题在塑造现代伊朗身份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几代人以来，伊朗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都同确保伊朗领土完整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大多数民族主义发展的案例（尤其是亚洲和非洲的前殖民地国家）都是在国家内部围绕着一个核心（种族或社会事业）形成的，这样的核心植根于民族国家内部，其不断发展最终迫使殖民大国离开，这是一种“扩张性的民族主义”。但就伊朗而言，民族主义的产生不是因扩张而发展的，是大国强权不断挤压伊朗领土边界催生了伊朗身份和现代民族意识的诞生，现代伊朗民族国家是在大片领土的悲惨丧失和恶劣地缘环境的极端压力下产生的，这是强权间大博弈的直接产物，与其他民族国家不断争取国家主权恢复领土法理统治不同，伊朗的民族主义进程伴随着的是强权主导下的伊朗地理边界的萎缩。

第一次-俄罗斯同伊朗的战争：不带“我”玩儿

19世纪初欧洲的主线即拿破仑战争和维也纳会议，这基本也是伊朗现代外交政策的起始点。在这一时期，欧洲大国里的英国和俄罗斯帝国对伊朗施加的影响最为巨大，它们都对伊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英国不断地扩大和巩固着在南亚印度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力，俄罗斯则通过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不断进行扩张。波斯此时正处于恺加王朝初建时期，继萨法维后一个全新的帝国，雄心勃勃的打量着周围的地区，意图光复波斯在过去的荣光。然而其撞上了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扩张的刀锋，伊朗事实上已经预见了这一威胁并试图踏上国际外交领域寻求帮助，1801年伊朗试图同英国结盟遏制俄罗斯帝国，1807年伊朗与法国进行谈判寻求帮助，但由于欧洲列强的违约，这两个努力最终都失败了，伊朗成为了英国、法国、俄罗斯帝国间博弈的牺牲品。

●19世纪伊朗形势图，来源：网络

伊朗在19世纪经历的失败中的一个重要意义是，这些领土冲突开启了伊朗现代疆域的划定，伊朗民族主义在19世纪的经历被看作领土欲望和民族意识觉醒的开端，“对古代帝国荣光的怀念将领土问题带到了爱国议题的前沿”。正如卡什阿尼·撒巴特（Kashani-Sabet）在其宝贵的著作Frontier Fictions中指出的那样，“当伊朗人开始幻想重建一个新的波斯帝国时，他们不幸地被迫向英俄这两个大国交出领土和国家主权，屈从于他们构建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忍受他们的羞辱，并持续丧失着这个国家在本国人民和欧洲人眼中的威信和尊严”。

19世纪俄伊战争中的悲惨经历给伊朗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伊朗在当时大国间的竞争和妥协面前感到彻头彻尾的绝望与孤独。在法国皇帝拿破仑和伊朗官员通信后，两国曾于1807年在波兰芬肯斯坦缔结了一项条约，根据该条约，法国承诺支持伊朗反对俄罗斯入侵高加索地区。随后多名法国军官来到伊朗帮助训练军队并为其配备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然而不久之后，拿破仑选择暂时放弃了对沙皇的敌意，并与俄罗斯签署了一项和平条约，称为《提尔西特条约》，伊朗政府希望能够通过法国的斡旋与俄罗斯缔结和平条约，消除俄罗斯对伊朗北部边境的威胁。在给法国皇帝的信函中，伊朗政府提到了拿破仑与沙皇的妥协，并建议法国出面调解伊朗和俄罗斯间的冲突，以便使伊朗可以站在法国一边共同反对英国，同时伊朗政府也向俄罗斯军队指挥官加多维奇发出了信件，希望由法国出面调解两国间的矛盾。然而俄罗斯人在会谈开始前不接受军队从占领领土撤出的条件，法国外交部长尚帕涅认为，在伊朗和俄罗斯之间进行调解将是法国的“额外负担”。不久后，英国和俄罗斯再次结盟反对拿破仑，伊朗人同时遭到了英国和俄罗斯帝国的攻击和索取，伊朗第一次发现自己被“孤立”在了国际体系中。

在《俄伊战争的伊朗叙事》一书中伊朗历史学家侯赛因·阿巴迪安（Hossein Abadian）认为：“伊朗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强权间的博弈……伊朗的失败从未发生在战场，但正是俄罗斯、英国和法国的共同政策使伊朗经历了失败”。这句话充分反映了伊朗历史学家如何看待这场战争以及伊朗在国际交往中的孤独，即欧洲政府很大程度上只是将伊朗作为制衡俄罗斯的一张“牌”，当他们达到目标时他们会毫无顾忌的离场。

奥尔森（Olson）在伊朗-英国关系的研究过程中认为，伊朗更多是英国关注的一个对象国之一，但绝不是其利益所在的核心国家，英国在印度地区倾注了更多的精力，而其对伊朗地区的关注只是为了保卫印度地区交通运输路线的通畅和陆路安全，因此除了极少的商业接触以外，伊朗同英国的关系更多停留在寒暄的层面，伊朗的地理固然重要，但英国并没有为伊朗提供物质支持的想法。英国可以为阿富汗地区准备好战争，但却不会为伊朗开战，在19世纪初，如果英国表现出愿意为伊朗提供庇护的想法，俄罗斯方面会接收到这一信息，很大概率上伊朗将避免同俄罗斯发生冲突，英国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俄罗斯的担忧。

●土库曼恰伊条约，来源：维基百科

诚如卡什巴尼所说“伊朗的领土与疆域不能进入任何一个强权的势力范围内，因为碰撞的结尾只会以伊朗的失败告终，即便是外交领域的主动也无法保证伊朗的胜利。”伊朗民族国家就是在一个如此逼仄的环境中诞生的，伊朗并非全然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但被迫在英法俄等多个强权中寻求平衡，这场巨大博弈的复杂性必然超出了伊朗的掌控，就仿佛在广阔且充满敌意的海洋中徘徊的奥德修斯，可以使用一切手段抗争，但伊朗和奥德修斯一样，只具备有限的力量和资源，而外部的压力与威胁无处不在，尽管最终可以觅得一线生机，但已经付出巨大的代价。

第二次-二次世界大战，寻找第三支力量的努力：被当作工具

19世纪以来的大部分时间以及20世纪的前半叶，伊朗被夹在俄罗斯帝国和英国之间。英俄两个国家达成了一种默契，将伊朗限制在一个不足够强大、无法作为独立主权国家参与国际事务，但又没有衰弱到濒临崩溃的水平。由于他们的鲸吞蚕食，这二者对伊朗国家领土完整的侵害甚至远甚于奥斯曼帝国，伊朗试图从二者中寻求一个结盟并实现制衡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当这两个国家在伊朗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这两者总能以各种协调手段实现妥协，没有哪个国家的影响力可以在伊朗威胁到上述二者，基于此伊朗在20世纪初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寻求第三支力量，但这种渴望并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成果，尽管法国和德国都曾向伊朗短期派遣一些金融或者军事顾问，但这远远无法被视作第三支有效的力量，美国也没有成为伊朗对抗英俄的可靠伙伴。

● 礼萨汗检阅士兵，来源：网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朗的领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侵袭，无论该国在大战中是否真的保持了中立的地位。”-奥尔森。礼萨汗在上台建立巴列维王朝后，渴望在大国强权面前拾回尊严和体面，但正如美国驻伊朗官员斯图尔特在1940年写的那样：“他厌恶伊朗像无助的棋子一样在光滑的棋盘上所扮演的角色，但很快他的努力就被证明是在一场规模庞大的的棋局中的妄想，像是刚进入城市的农民。”

二战伊始，伊朗采取中立政策，但随后礼萨汗寻求“第三支力量”来打破英苏两国在伊朗问题上矛盾和利益方面达成的共识，礼萨汗寻求同英国达成秘密协议以免受苏联的威胁，而希特勒也同斯大林达成了协议，将伊朗排除在德国的优先关切范围内，希特勒的目的是遏制英国在伊朗的影响力，即便这种遏制是以苏联在伊朗进一步渗透为代价。根据美国驻伊朗官员斯图尔特的说法，1939年以后，伊朗愈发担心苏联的南下，因此秘密请求英国支持。尽管英国了解苏联对伊朗的巨大威胁和对其油田掌控的可能，但英国仍不愿提供对伊朗的任何承诺，后来英国曾考虑了一项对苏联的进攻计划，这项计划将以破坏伊朗的中立性和领土主权为前提对高加索地区的油田进行大规模破坏，使苏联石油资源瘫痪的同时，断绝德国未来进入这些地区的任何可能，而在另一方面苏联也准备好了应对英国从伊朗取道袭击的可能。这样的紧张局势在1940年的夏天达到了顶点，德国苏联间的微妙同盟和盟国间的敌意在伊朗日益加剧，希特勒希望将斯大林的野心从欧洲转移到波斯湾地区，因此英苏两国在伊朗的军事对抗变得愈发可能，事实上德国在对伊朗的态度和政策上同英国是没有太大差别的，尽管德国同伊朗政府保持了友好的关系，但伊朗仍然被作为筹码在秘密交易中被德国交给了苏联，换取苏联对其在其他地区进行扩张的默许。伊朗领土，再一次成为了世界强权博弈的战略缓冲区，斯大林推迟了对伊朗发动的全面进攻，因为他担忧英国可能对巴库油田的报复。时间来到1941年6月，伴随着德国入侵苏联，德、英、苏三国对伊朗的方针迎来了洗牌，苏联和英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再次走到了一起，对于两国而言，数千名德国人在伊朗的驻扎（主要是建筑项目中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足够另其担忧，两国都曾为入侵伊朗制定好详细的军事计划，而当德国入侵苏联时，伊朗境内的德国小社区就为两国正当军事介入提供了最好的借口。

● 英属印度士兵同苏联士兵在伊朗汇合，来源：网络

然而这一时期英苏多国驻德黑兰外交人员的回忆录和文件却揭示了这场军事介入的另一层真相，来自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布拉德和苏联方面科扎诺夫的笔记均证明，对伊朗的军事介入和占领是英国和苏联两国野心的结果，与消除纳粹在伊朗的驻扎人员威胁无关。根据两国既有的战略，无论德伊关系的具体程度如何，伊朗都会被占领并处于两国的绝对控制当中。就如同丘吉尔在1941年9月3日发出的电报那样：“我们不知道该地区的战争将如何发展，但必须以最快速度打通从波斯湾到里海的运输线，建立同苏联的通道，1942年大量英军或将在该地区发起行动，并在该地区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我们当然希望在现阶段不出兵占领德黑兰，但如果伊朗政府希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必须对我们予以支持，表现出应有的积极性。”布拉德还提到，无论如何英国无法容忍阿富汗或者印度遭受德国的威胁，英属印度总督林立斯戈和英国印度事务大臣里奥·阿梅里都是军事介入伊朗的主要支持者，他们认为将伊朗纳入英国直接控制是防止德国威胁印度的关键，这样即便苏联被德国击溃，英国仍可利用伊朗作为防线迟滞纳粹军队向印度的推进。同时伊朗还拥有英国可利用的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伦敦方面希望保证这种稳定的供应，英国军队在伊拉克已经展示了存在，但礼萨汗仍希望保持伊朗的“独立主权”。

● 英国、苏联入侵伊朗，来源：网络

在这场博弈中，德国人想利用伊朗的紧张局势达到自己的目的，这项政策并非旨在帮助伊朗人，伊朗政府以为他们可以利用德国的力量制衡其他两个更具备威胁的国家，礼萨汗甚至认为德国会获得战争的胜利，但可惜的是除了政府层面亲切的信息交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希特勒将礼萨汗视为战略盟友，除了热情以外，德国也无法从地理位置较远的伊朗获取任何实质性的利益，因此伊朗再一次成为了筹码，伊朗在苏联和英国之间寻求第三支力量的努力彻彻底底的失败了。

第三场冲突-两伊战争，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看清现实

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是伊朗几代人的记忆，是面对敌人时“战略孤独”的充分体现，伊朗不止在同巴格达一个政权作战，萨达姆政权或明里或暗里得到了来自超级大国及其盟友的广泛帮助，当训练有素的伊拉克军队配备有先进军事武器和装备时，伊朗人能用来填补差距的只有更多的血肉之躯。

● 两伊战争中伊朗的士兵，来源：Iran Front Page

冷战时期美国在波斯湾地区里的利益是简单明确的：第一，确保西方工业化世界可以从海湾地区源源不断地获取丰富廉价的石油资源；第二，防止苏联获得对这些资源的政治或军事控制。除去这两个核心主题以外其他目标都是美国战略的次要目标，基于上述两个核心目标，第一目标在伊朗的延伸就是，必须认真对待和遏制伊朗在波斯湾地区制造麻烦的能力（例如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第二目标的延伸就是面对苏联可能向南渗透的努力，应确保伊朗政权处在控制下起到障碍的作用（大国间的缓冲区），这就是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基本轮廓，即确保伊朗的军事实力弱于其敌对相邻国家，同时维持中低烈度的战争防止苏联在该区域扩张实力或增强影响力。

与其他冷战后的冲突不同，尽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两伊战争的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继埃及苏伊士运河事件后美苏再一次持有相同的立场，勃列日涅夫和卡特在战争爆发后就互通信函达成妥协，确保彼此不会下场直接干预战争，就像是1907年和1941年俄罗斯同英国达成的默契，伊朗的主权和利益再一次在两个强权国家的默认下被忽视了。

● 油轮战争，来源：网络

在战争开始时美国显然主张中立，但其倾向于向伊拉克出口武器以维持对伊朗的遏制，1981年9月伊朗在战争占据上风后，苏联也向伊拉克政权出口了T-72坦克、MIG-29、MIG-25战机等先进武器维持伊拉克在战场上同伊朗的均势。超级大国的武器流动在相当程度上操纵了两伊战场的均势，1979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已经受到了美国的武器禁运，苏联在1983年以后也加入到对伊朗的武器禁运行列当中，当1986-1987年伊朗几乎占据了战场主动权时苏联的武器维持住了伊拉克军队的防御。美苏两大国针对伊朗遏制态度的战略共识体现在了其对伊朗全方位的外交限制和不断加码的经济军事封锁，1986年“油轮战争”扩大化后，两个超级大国采取了公开的亲伊拉克立场，苏联为伊拉克向德黑兰和其他主要城市发射飞毛腿-B型导弹开了绿灯，默许其使用化学制剂武器，同时美国也向伊拉克提供了更加详细的情报数据帮助其轰炸伊朗的战略目标，随后在7月更是发生了美国海军舰艇导弹摧毁伊朗民航客机的惨案，这一系列的无休止的失败似乎都在证明伊朗的“战略孤独”。

可以说第598号决议是强权意见达成一致后的产物，当伊朗持续的经历失败后不得不苦涩地接受停火的议案。正如休贝尔在其书中写到的那样，就像俄罗斯-伊朗战争中的结局一样，战争的结果和伊朗的命运已经在战争之外就已经经过强权的博弈决定好了，伊朗固然没有在这场斗争中损失任何一寸领土，但这场战争仍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以巨大的损失和破坏，给伊朗民族带来苦痛。

破解孤独的机会或已到来

● 来源：作者绘制

正如上述案例中分析的那样，作者希望寻找伊朗在19和20世纪中地缘因素同社会现实建构的主体间性间的关系，作者无意深挖这种“战略孤独”背后更深层的文化意义，因为它们会反映在政策制定者和政治精英的言辞当中，作者的目的是使用地缘政治的建构主义理论来展示孤独是如何通过强权间的博弈逐渐植根在伊朗这个国家的理念当中的，这种孤独感经过社会现实建构产生，又因为地缘层面的因素被反复激发，并最终形成一种主观层面的经验和认识。上图即作者就地缘因素、社会现实建构和主观体验总和绘制的表格：

● 来源：作者绘制

作者指出文章提供的案例显示了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中伯杰和勒克曼提出的社会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外化。客观地理因素和社会现实不断将伊朗的主体间性塑造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现实和认识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上述失败的不断重复，伊朗愈发相信他们必须“自力更生”能且只能依赖自己保卫国家主权，地理因素促成社会现实发展进而形成主观的体验。外化、客观化、内化最终形成一个循环，了解客观地理条件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和解释各类社会现象，但地理条件不能被视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命运，其即构成约束也构成机会，将“自力更生”这样的方法论视做客体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认识的体现，将“孤独感”视为内化过程中的主体间性，这两者又都同伊朗被作为强权施加的“缓冲区”的地缘因素关联，这三者构成了一个环状结构，“自力更生”的社会认识不是打破这种循环的根本解决方法，只会再次重蹈伊朗过去的失败。

● 来源：作者绘制

作者的结论是：虽然伊朗的孤独感是一种社会建构产物，其根源并非地缘而是外部现实。虽然伊朗人一直试图克服这样的循环，但往往以失败告终，这种失败并不是注定的命运，而是因为其仍未走出强权给伊朗施加的“缓冲区”的限制和束缚，因此所有挣脱这种束缚的努力反而使其在主观层面不断验证着孤独感。伊朗的地理环境不会造成孤独感，这种感觉是重复的历史经验造就的，在国际体系转型之际，伊朗或许拥有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窗口以挣脱命运的枷锁，将自身从“缓冲区”的束缚中撤出，作为国际战略路线的连接点，重新建立同各个大国强权间的平衡关系，将自身带入一片更加广阔的国际交往空间当中，克服历史决定论的陷阱，并消除这种伴随了伊朗两个世纪的孤独感。

原文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