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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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2年10月25日，刚刚当选为英国保守党党首的里希·苏纳克在白金汉宫接受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正式任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
20世纪以来的英国政坛，保守党毫无疑问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比如丘吉尔、撒切尔夫人等著名首相。在英语的语境之中，“conservative”(保守）是一个不带有任何贬义的中性词。同样，“revolutionary”（革命）也不是毫无争议的褒义词。毕竟，任何技术或体制上的革新都意味着原有利益分配模式的重新洗牌，是以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保守党”都或多或少代表着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与已有的社会秩序，英国保守党自然也不例外。
按照西方历史学家的说法，现代政党制度最早诞生于英国，甚至可以追溯到1640年。当时为了拼凑军费以镇压席卷苏格兰地区的“长老会”起义，已然与议会有过多次龌龊勾当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不得不重新召集了此前被其解散的议会。
1640年11月3日完成的新一届议员选举中，著名的反对派人士无一落选，而新当选的议员也几乎全是站在反对国王的立场之上，但为了防止苏格兰人直扑伦敦，有很多议员鼓吹与查理一世合作，以帮助王室军队在战场上扭转颓势。
油画《伦敦议会大厦》。来源/安德烈·马尔罗现代艺术博物馆
毕竟这些代表大地主阶层的议员很清楚，查理一世只是要他们的钱，而信奉天主教的苏格兰“长老会”一旦杀到，便是既要他们的钱、也要他们的命。这些议员也由此被称为“保王党”，而那些要求查理一世必须先签署尊重民权的法律，随后才能拨付军费的议员则被称为“民权党”。
必须指出的是，此时无论是“保王党”还是“民权党”都只是一种非官方的称呼，两党成员之中更不乏左右摇摆的人。随着查理一世被迫处决了一干重臣，并签署了“至少三年召集一次国会，必要时可以撇开国王”的《三年法案》之后，“保王党”和“民权党”也随之分化重组。昔日官僚和贵族希望能够维持旧有的秩序，他们戴假发、佩长剑，自诩为“骑士党”，而以乡绅和商贾为主的“清教徒”，则因其理短的头发而被称为“圆颅党”。
“骑士党”和“圆颅党”在国会争吵不休之际，查理一世以安抚苏格兰的名义离开了伦敦。“圆颅党”领袖约翰·皮姆随即提出了清算查理一世继位以来所有罪行、剥夺国王对军队控制权的“大抗议书”。
此举随即招来“骑士党”的强烈反弹，国会之中一度出现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身为“圆颅党”成员的克伦威尔悲观表示如果对峙的局面继续下去，他只能变卖家产逃亡了。
就在此时，查理一世的鲁莽挽救了分裂边缘的国会，在王后的怂恿下，1642年1月4日，国王亲率三百名步兵突袭国会，但约翰·皮姆等“圆颅党”领袖早已溜之大吉。查理一世没有一举捣毁国会的勇气，他只是比较客气地搜查一番便负气离去。但约翰·皮姆却借机大做文章，在他的鼓动之下，大批伦敦市民涌上街头，包围王宫。到1月10日，查理一世已经不敢继续在伦敦逗留，只能被迫北逃，英国内战由此打响。
控制着伦敦等重要都市的“议会军”最终战胜了王室武装，并将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而这场血腥的内战也促成了克伦威尔的强势崛起。面对新模范军寒光闪烁的马刀，无论是“骑士党”还是“圆颅党”都理性选择了三缄其口。在克伦威尔去世后，其子性格温和无力驾驭政局，议会的各方势力才在妥协之下从海外接回了查理一世的长子，并尊其为国王查理二世。
查理二世风度翩翩、生性幽默，其风趣的言谈获得英国民众的爱戴。多年流亡海外，寄居各国王室的生活更令他成为声色犬马领域的行家里手，英国日后风靡世界的需要赛马规则都是由他亲手制定的，民众称他为“快活王”并无讽刺之意。在这样一个国王的引领下，英国社会各阶层都倍感轻松，有人不无惋惜地总结道：各个阶层赞成罪孽者的松散统治，却不喜欢圣人的严格管束。谁都愿意充当上帝选民，可是他们心目中的上帝不是清教徒所崇拜的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
然而，任何的欢乐时光终究会走到尽头，随着查理二世逐渐老去，英国议会还是为这位膝下无合法继承人（虽然有十几位非婚生子女）的国王谋划身后之事。按照兄终弟及的传位逻辑，查理二世死后本应由其弟詹姆士二世即位，但詹姆士二世却是一个与英国清教徒势力格格不入的天主教徒，英国民间甚至流传着他第二任妻子——意大利城邦摩德纳的公主玛丽亚是教皇安插在英国的奸细的流言。
詹姆士二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亚·贝亚特丽切·德斯特。来源/西泽尔城堡与花园
英国社会对詹姆士的不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酵，查理二世尝试过解散国会以及将自己的弟弟流放，但结果不如人意。毕竟自王政复辟以来，英国国内始终处于一种微妙的政治平衡之下，关于詹姆士是不是应为王储的问题不过各派政治势力争斗的一个导火索而已。有趣的是，由于内战血腥的记忆并不遥远，敌对双方都不为自己命名，而是给对方贴上标签。反对詹姆士二世的清教徒和苏格兰长老派被称为“辉格党”（意为马贼），而支持詹姆士二世的一派则被讥讽为“托利党”（意为“不法之徒”）。而其中的“托利党”正是今天英国保守党的前身。
客观地说，以地主阶层为核心的托利党人同样不感冒于詹姆士二世的天主教信仰，却很看好这位曾多次亲自投身英荷战争的君王所具备的军事天赋。毕竟对于地狭人稠的英国而言，地主阶层要想获取新的土地，便只能求诸于海外。因此积极支持对外扩张和支持强化军备便成为托利党以及日后保守党的基本底色之一。
1681年，查理二世驻军牛津，以武力逼迫“辉格党”放弃与詹姆士二世敌对的立场。此后的五年时间里，英国表面上平静如初，然而，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时，虽然没有人公开反对詹姆士二世继承大宝，但反抗的力量却在暗中集聚。
1687年1月，随着众多查理二世时代的老臣被詹姆士二世罢免。他的女婿荷兰执政威廉三世随即以规劝之名向英国派出特使，开始秘密联络英国的反对派人士。在经历了一次血腥的内战之后，英国军队普遍不愿同室操戈。于是在威廉三世的鼓动下，军队上层很快便形成逼迫国王退位，拥立新君的共识。
1688年11月，威廉三世率领一支精锐的荷兰海、陆军向英国进发。而本应封锁海峡的英国海军，选择了避而不战。令荷兰军队顺利登陆。詹姆士二世企图以逮捕军官来控制局面，最终换来了更大规模的崩溃。无奈之下，詹姆士二世只能逃亡法国，威廉三世从容进军伦敦，史称“光荣革命”。
威廉三世夫妇画像和《权力法案》。来源/纪录片《世界通史》截图
“光荣革命”之所以被英国史学家津津乐道，并非在于其是一场“不流血”政变，而是来自普通民众和议员们的心理满足。毕竟自伊丽莎白以来，英国终于迎来一位至少在名义上对宗教更加宽容、对国会尊崇有加的君主。事实上，在詹姆士二世及其继承人的鼓动之下，“光荣革命”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地区所引发的“流血冲突”不亚于克伦威尔的杀戮。
辉格党凭借着拥戴威廉三世的资本，将托利党打成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前朝余孽”，长期把持着英国国会。然而，这一局面很快便随着威廉三世的病故、汉诺威王朝入主英国而出现逆转。毕竟，在汉诺威王朝的历代君主看来，托利党比辉格党这帮先王旧臣要可爱许多。因此，代表地主和贵族利益的托利党人随即以“国王之友”的身份加入到议会席位的争夺之中。
随着1762年辅佐过汉诺威王朝三代君主、辉格党名义领袖——纽卡斯尔公爵被逼辞职，辉格、托利两党在议会内部开始了一场场刺刀见红的争斗。辉格党把持英国政坛多年，可谓根深蒂固，但偏偏内部各大派系勾心斗角，难以形成合力；托利党背靠乔治三世这棵大树反倒占据上风。
为了挽回颓势，辉格党开始疯狂在议会之外挑起争斗。从英国本土的街头游行到北美十三殖民地的独立风潮，背后无一没有党派斗争的幕后推手。特别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因为不甘心放弃其在北美殖民地的庄园，托利党力主对独立运动展开武力镇压，而以清教徒为主的辉格党人则更看重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巨额收益，是以对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采取包庇甚至纵容的态度。这一局面直至兼具辉格、托利两党身份的小皮特出任首相才有所缓解。
作为辉格党元老的老皮特之子小皮特的政治立场更亲近托利党。这无非是因为老皮特时代家族还在靠着蓬勃发展的海外殖民和走私贸易发财，先天与辉格党亲近。到了小皮特时代，家族俨然是英国顶流世家，自然更倾向托利党人。为了掩饰自己家族的朝秦暮楚，小皮特只能自称为“独立的辉格党人”。
1783年，乔治三世正式提名小皮特出任首相，除了看重他父亲的余威，很大程度上是欺小皮特年少、容易操控。然而，小皮特不仅成功当选首相，更大胆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将大批老牌政客请出国会。至此，乔治三世才发现年轻的小皮特背后矗立着的不仅有辉格党的资本力量，还有托利党中新生代的支持。
小皮特画像。来源/Walmer Castle – English Heritage
小皮特就任首相后，一系列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更令英国迅速走出“七年战争”以来的财政困境。在小皮特看来，英国政府并不贫穷，之所以欠下高达2.5亿英镑的债务，完全是用钱不知节制造成的，仅军费一项便有4000万英镑用途不明。小皮特首先在政府开支中引入了“预算”制度，借由一个新部门——账目检查署的屠刀，砍掉了诸多闲职，并缩编了海陆军。但是公务开支的减负并不能完全解决英国巨大的财政压力。
小皮特创造性地设立了一个名为“偿债基金”的户头。英国国会每年从国库中拨款100万英镑存入“偿债基金”，小皮特内阁以之进行投资，利润用于偿还国债。此举一出立即遭到英国朝野的广泛抨击，好事者纷纷指责小皮特是变相在用国库的钱替英国王室还债。但十年之后，这个基金户头始终运转良好，尽管小皮特的投资并非每笔都有丰厚的收益，这个“偿债基金”的存在却大大提升了英国的形象，给国内外留下财政稳定的印象。有趣的是，小皮特这套开源节流、重塑信心的操作，几乎成为日后托利党、保守党经济改革的范本，到了撒切尔夫人执政时代，依旧能够照方抓药。
至于为什么百年前的经济改革方案还能继续适用，其基础理论无非是托利党及保守党所在的地主往往拥有诸如庄园、年金等生活保障，自然认为诸多面向底层百姓的公共服务不过是可有可无，更对赖以谋生的平头小吏中饱私囊深感不爽。
凭借着小皮特执政时期留下的充盈国库，以及同为托利党人的威灵顿公爵的巧妙用兵，英国最终战胜了一度不可一世的拿破仑。随着滑铁卢战役的硝烟散尽，托利党人长期维持战时状态也宣告结束，英国本土大批极端主义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将矛头指向长期把持政权的托利党人。
战争的结束本应意味着和平红利的到来，英国中产阶级早已对小皮特为了筹措军费而实行的10%以上的所得税制度深恶痛绝，饱受粮价困扰的普通市民则更渴望来自法国的进口小麦。但执政托利党人大多数是拥有大片良田的地主阶层，巨额的国债也令英国政府不愿轻易放弃每年高达1500万英镑的所得税收入。
这样的经济环境下，管理英国经济事务的财政大臣尼古拉斯·范西塔特，自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作为托利党人，范西塔特自然不敢得罪自己的利益集团，于是由其在1815年颁布的《谷物法》规定，如果国内每夸脱小麦价格不超过八十先令，则不许进口外国小麦。面包价格上涨，工厂主被迫向嗷嗷待哺的工人增加工资。为了安抚资产阶级的情绪，范西塔特政策性的取消了所得税，却令债台高筑的英国政府赤字飙升，经济更趋萧条。而这般拙劣的操作，似乎与今天短命的特拉斯内阁所执行的经济改革举措异曲同工。
下议院关于《谷物法》的决议。来源/ProQuest HCPP
显然，由既得利益集团组成的托利党/保守党往往不会正视民间的疾苦。在他们眼中，百姓挨饿皆是不思进取的因果报应，比如特拉斯女士曾将英国的经济疲软归咎于英国工人的“懒惰”。在这样的情况下，托利党/保守党即便要出台纾困政策，也必须是先让贵族吃饱。
国内的动荡局势让托利党人无不追忆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日子，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托利党人秉承“没有战争，便发动战争”的理念，在全球各处挑事。托利党籍的外交大臣乔治·坎宁更开创了英国“碰瓷外交”的先河。值得一提的是，乔治·坎宁也是首个用“保守党”这个名词来替换“托利党”的政治人物。
1830年，在党魁罗伯特·皮尔爵士的首肯之下，托利党正式更名。
此后为了应对选举权在英国不断普及，1886年，保守党选择与约瑟夫·张伯伦新创立的自由统一党组成联盟，两党联手之后一度横扫英国朝野达20年之久，但此时的英国社会已悄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旷日持久的第二次英布战争给几百年来大英帝国的海外扩张史画上了明显的句号。军事征服的胜利、公众的沙文主义热情，不足以打消自由派们对维持一个庞大海外帝国开支的焦虑。英国的上层社会出现了信心危机，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鼓吹英国应当与自己的竞争对手达成广泛交易和协议的自由党开始崭露头角。
然而，事实证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可能通过几纸协议来调和。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及其妻苏菲于萨拉热窝遇刺，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英国再一次利用自身掌握制海权的优势，击败了来自欧洲大陆新兴霸权的挑战，但这次胜利的代价却过于高昂，现代战争的损耗已经超出英国自身承受能力，大英帝国基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所积聚起来的社会生产模式业更被证明完全不适应于新环境的脚步。主张秉持一种反对资本主义战争论调的工党站到台前，与力主整军备战的保守党分庭抗礼。在随之而来的对决之中，保守党方面出现了一位备受争议的首相——斯坦利·鲍德温。
单纯从政治履历上看，斯坦利·鲍德温堪称完美的首相人选：他出身英格兰伍斯特郡的豪商世家，毕业于剑桥三一大学历史系，31岁时继承了家族产业和父亲在下议院中的席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鲍德温是保守党党魁安德鲁·博纳·劳的私人秘书。1922年，博纳·劳出任英国首相，鲍德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
1923年，博纳·劳因为身患癌症而辞职，鲍德温由此被指名接掌内阁。此后，凭借着保守党强大的影响力，鲍德温在1923年、1924年和1935年三度当选为首相。在1929年大选之中，保守党与工党组建的联合政府中，虽然由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德出任首相，但因为国会中保守党占据的席位较多，也有人认为，时任枢密院议长的鲍德温才是该届政府的实权领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2年9月10日，其口中的那句“大轰炸终会降临”才会广为流传，并引发出不同版本的解读。
联系鲍德温前言后语来看，他想表述的意思是，杜绝战争的最好方法并非工党所倡导的单方面主动裁军抑或先发制人的进攻，而是应在年轻人中倡导和平主义，以避免欧洲在下一次大战中沦为废墟。而他的这一保守主义理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政治上的门徒——未来的英国首相张伯伦。
但是向来奉行强硬对外政策的保守党显然无法在短时间内转向，一边鼓吹和平、一边重整军备的做法更为工党广泛诟病。在1935年大选中，英国工党公开指责保守党政府重整军备的决定是对“世界和平和本国安全的威胁”。激进的工党议员甚至喊出了“关闭征兵站，解散军队，解除空军的武装”“废除整个可怕的战争设施”的口号。无奈之下，1935年11月，张伯伦在反驳工党反对重整军备的主张时不得不表示：“我们的政策是要防卫（defence）而不是要视若无睹（defiance）。”在工党的反对声中，1939年之前的6年时间里，英国的军费开支长期仅为德国的三分之一（法国则为不到六分之一）。
国力的孱弱和各种政治理念的相互倾轧，令英国无力遏制纳粹德国的崛起。即使凭借着美、苏、中、法等盟友的支持，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是笑到了最后，这场持续六年的军事角逐仍将大英帝国数个世纪积累起来的财富消耗殆尽。战前繁荣的海外进出口贸易被无情地牺牲掉了。到1944年，英国的出口贸易已萎缩到不足1938年水平的31%。
经济上的空前衰弱，令英国政府不得不放弃英镑在英联邦区域的主导性地位，采取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此举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却无法安抚在战争中饱受摧残的埃及、印度等殖民地。一股来势汹汹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浪潮扑面而来，并最终令号称“日不落”的“米字旗”，逐渐消失在亚洲、非洲各地的天空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党的政策开始变得更为尴尬，一方面，他们希望在绝大部分的公共事务都减少政府干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除外），又反对昔日殖民地脱离英联邦独立，甚至反对把地方权力下放到威尔士及苏格兰。保守党在对美国的关系奉行了大西洋主义，即与美国以及加拿大、澳洲和日本等一类与美国关系较密切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同时，他们又认为英国不应再与欧盟或任何相类似的欧洲组织建立进一步的经济关系。
战后的保守党政策几经波折，开始变得具有实用主义风格。既在战后顺势推行过一定的福利，也率先力推市场经济；既推动英国成功加入欧盟，也顺应民意完成了脱欧进程。保守党针对时弊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在政策理论上进行创新，兼顾不同阶层利益，拓展社会民意基础，扩大自身政治优势。但总的来说，相对而言，保守党的在前进中不愿步子迈得太大，并具有鲜明的历史继承性。正如保守党前首相巴尔福曾说：“保守党始终是一家人，安逸之时争吵不断。”
说起最近的英国政坛，在短短几周时间，首相走马灯似的更迭，约翰逊、特拉斯，以及刚刚当选的印度裔苏纳克，首相变化了，执政的还是保守党。这倒不是因为保守党有多了不起，而是在英国内阁制体制下，国会下议院的多数党党魁或执政联盟的首领自动成为首相人选，人选经国王/女王任命后正式成为首相。
在2019年12月的英国大选中，当时由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获得近几十年以来的最佳战绩，一举拿下议会650议席里的365个席位，保守党的主要对手工党惨败，仅获得203席位。因此，在下一次大选到来之前，按照英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如果首相下台，新的首相还是由多数党领袖，也就是保守党领袖担任。在这个游戏规则下，无论英国首相如何变幻莫测，新的首相还是保守党内部博弈产生。
当然，如果保守党如此不靠谱，即使不出现提前大选的情况，根据英国《2022年解散和召集议会法案》，下一次英国大选最迟在2025年1月举行。那么，在昔日的日不落帝国风雨飘摇之际，保守党是否能凭借其过去的稳健传统平衡这艘大船呢？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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