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潇湘水冷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大明洪武元年，为了消除元朝遗留衣冠服饰的影响，就在朱元璋登基的第二个月，他便向全国颁布了一份诏书，要求革除胡衣胡服，“复衣冠如唐制”，希望能够使“百年胡俗”复“中国之旧”。
然而，真正能够决定服装风格的并不是他，而是广大百姓。朱元璋的这道“衣冠复古诏”，并没有完全让百姓服饰回到唐代的传统，甚至有许多元蒙的服装因素，也因为更便于日常穿着而被保留下来，最终形成了千姿百态、各有特色的大明衣冠。
对于一般的汉服爱好者来说，明制和宋制的区别大约是最不好区分的。虽然穿搭上身后，往往能够凭感觉有所猜测，但单拎出一件来看，还真不太容易。
有点像，不确定，再看看。上：素罗大袖袍。来源/中国丝绸博物馆；下：素绸方领衫。来源/泰州博物馆
虽然在朱元璋的诏书中，并没有提到要把服装恢复成宋朝的样子，可对于明代的百姓来说，唐实在是一个有些遥远的时代。所以在现实实践中，百姓还是纷纷自发地将服装向宋代靠拢。因此许多明代服饰，都可以上溯到宋，找到雏形和先声。
在今年引发热烈讨论的马面裙，就是一种在明代特别风靡的裙装款式。这种裙子有前后四个宽宽的裙门，两两重合，前后对称；裙子两侧平行打褶，起到便于活动的效果。因从正面看是一个长方形，形似马面，故称“马面裙”。
从形制上来看，马面裙与前朝裙装最大的不同，其实是从一片裙裾变成了两两独立、部分重合的两片裙裾。而这种在古人眼里的“开衩裙”，正是来源于宋。在宋代，女子为了出行方便，创造了一种“前后开胯”的“旋裙”，可谓明代马面裙的前身。至于马面裙既有光面裙门、又有褶皱的设计，则是来自宋代的另一种裙装：百褶裙。只不过百褶裙只有两个裙门，中部打褶，同样也是为了方便活动。这两种裙装一结合，便成了在明代风靡宫廷和民间的马面裙。想那前后开胯的“旋裙”，因最先流行于妓女群体，而被士大夫所不齿；百年后同样前后开胯的马面裙，却成为了明代女性礼服的一种，真可谓“同裙不同命”了。
不仅仅是民间服饰，就连说起来应该遵循唐制的官员朝服，也不乏宋代特色。比如官员最重要的礼仪服装：祭服，便实际上学习的是宋代的样式。
“一品至九品，青罗衣，白纱中单，俱皂领缘。赤罗裳，皂缘。赤罗蔽膝。方心曲领。其冠带、佩绶等差，并同朝服。”
这其中的“方心曲领”，便是一个看似仿唐、实际像宋的小乌龙。《隋书》《新唐书》中确实有天子或百官穿“方心曲领”的记载，但从当时的画像来看，隋唐的“方心曲领”乃是指用一块方形的布围在领口处，避免内衣的衣领壅塞。
到了宋代，这倒成了一种看起来几乎没什么用处的领部装饰。我们在观看宋代影视剧时，或许也会疑惑为什么官员要在脖子上套一个白圈。这其实就是宋代的“方心曲领”。
明人绘范仲淹画像。在脖子处确实可以看到这个“白圈”。来源/南京博物院
嘉靖一朝，下旨全面废除“方心圆领”，官员终于可以不再佩戴这种奇怪的白圈了。在我们的印象里，也大多不会把明朝官员和这个白圈领联系起来。
明代服饰还有一大特征，那就是纽扣。这倒不是因为从明朝开始才有人用纽扣，而是明代纽扣的出现变得频繁和多样。在明代才开始出现并广泛与其他制式结合的立领，便大多配有一到两对纽扣。
（明）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夫人陶氏画像。老夫人的竖领浅灰蟒纹大襟袄上有非常明显的两颗金扣子。来源/孔子博物馆
虽然在隋唐时，便有用纽扣固定圆领的做法，但让纽扣广泛运用到交领、对襟等等各种款式上，还得是宋代。只是宋代的纽扣主要在衣襟接近腋下部位与肩部，并不是固定衣服的主力，单纯以辅助系带的形式出现。不过在一些宋代墓葬壁画中，已经出现了受少数民族服装影响、在衣襟自上而下依次缝缀六对扣子的褙子。这种排扣在朱元璋的“衣冠复古诏”后，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和马面裙一样，成为皇家服饰的一员。
明孝靖皇后洒线绣蹙金龙百子戏女夹衣。来源/北京定陵博物馆
从朱元璋这份诏书的初衷来看，大约未必是要在全国掀起“复古运动”，全部改成古代的穿法。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扫除前朝的影响，尤其是元蒙带入中原的所谓“胡俗衣服”。然而，真正决定服装流行的还真不是皇帝的诏书，而是平民大众的选择。穿什么衣服方便美观，咱就选择穿什么。得益于此，一些带有蒙古元素的衣服也经过改进，融入了明制服饰的大家庭中。
说起元朝皇帝的画像，大家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那顶看起来每个皇帝人手一件的圆帽了。
自左至右为元真宗、武宗、仁宗（清）姚鼐 历代帝王真像。来源/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这种帽体呈圆形、有瓜棱纹、还有微微向下倾斜的帽檐的帽子叫做“钹笠帽”，因其长得很像铜钹而得名。毫无疑问，这是名副其实的蒙古服饰。但在明代，这种帽子却没有被取缔，而是和元代一样，广泛存在于各阶层。在明人的小说话本和笔记记载中，我们时常能看到它的身影。
以钹笠帽为基础，通过改变帽檐的宽度和倾斜角度，还产生了许多变种。这些圆檐帽在明代的“存在感”极高，下至胥吏、家仆，上至官员常服，乃至皇帝本人，都会穿戴这些带有蒙古特色的带檐圆帽。比如帽檐较宽且平直的直檐大帽，不仅出现在明成祖的遗物清单中，还经常出现在明代官员的常服画像里。大概是因为这种有檐的帽子比汉人传统的幞头巾更大，所以明代文献中常以“大帽”称之。而正因为这种“大帽”穿戴的普遍性，“大帽”在明代一度成了高门家仆或官吏的代名词。
明人绘明宣宗马上像，就是戴着这种圆形有檐的帽子。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另一种“明化成功”的蒙古服饰，就要属腰线衣。在元朝贵族中，多在重要场合穿一种纯色“质孙服”（也称只孙、直孙、一色服等），这种“质孙服”虽然颜色单一，但制作华贵，基本只能靠皇帝赏赐获得。而质孙服中款式中的一种，就是腰线衣。简单来说，腰线就是一种比较古老的松紧带。为了骑马的方便，蒙古人不能像华夏服装一样，用系腰带的方式固定腰部的衣物，于是他们想出了一种“腰线”的设计。具体操作就是在腰部打上许多细褶，然后用一些结实的编织线固定。同时叠加除了腰上有褶，下摆上也有许多衣褶，以便活动自如。这种在腰部打褶、系线，下摆打褶的衣服，就叫“腰线衣”。
无论是质孙服还是腰线衣，因其活动灵便、尤其便于骑马，都在明代服饰中得到了极大的保留。《大明会典》记载，当时的锦衣卫校尉着装就是“鹅帽、只孙、抹金铜束带、皂靴”；而腰线衣则成了明代宫廷侍卫“刻期”的官服。受到腰线衣的影响，人们保留了腰间系线、下摆打褶的设计，逐渐形成了一种广受明人喜爱的款式：曳撒。我们所熟悉的明代飞鱼服，其实就是一种曳撒款式的官服。
说完男性服饰，再说说女性。相信对喜爱汉服的人而言，对“比甲”这一款式都不陌生。
虽然看起来既像没有袖子的褙子，也像被拉长的背心，但这种比甲确实是元人创制的服装。在《元史·后妃传》中，明确记载元世祖忽必烈的皇后察后必创造了一种名为“比甲”的衣服，前短后长，无袖无领，并且“时皆仿之”。这时候前短后长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应对蒙古人需要伏身骑马的客观情况。到了明代，衣服前后的长短逐渐不再被严格遵守，衣服的形状也为了适应女性裙装，从原本的长方形变化出了梯形。长短不一、做工精美的比甲，成为了明人尤其是明代女性的流行服饰。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府中女眷在元宵节出门“走百病”，便都选择了“遍地金比甲”作为着装。
衣领、帽子、腰线……这些形形色色的前代元素，就这样自然的融入明代人的生活中，并在明人的身上重新整合、发展，最终成为了明代服饰最独具特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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