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查卡拉巴提的观点（译注：Dipesh Chakrabarty，印度裔历史学家，印度“庶民研究”领军人物，著有《现代性的居所》、《地方化欧洲》等书），本文的中心原则是将欧洲一体化和随后产生的各类区域机构“地方化”（provincialize）。为揭示当代国际性地区（译注：international region，学者约瑟夫·奈1968年将其界定为“由一种地理关系和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依赖联系起来的一组有限数量的国家”）的历史前提和政治意义，我将从“大陆历史”（continental history）的出现开始，提出现代地区建设的更长远视角。北美和南美的独立战争为大陆历史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整个十九世纪，尚不清楚西半球的哪个竞争者将占据区域规模的世界大国的衣钵。事实证明，区域历史的火车头将随着美国这个“大陆规模的岛屿”的合并而到来，合并的基础是各行各业生产力的扩张性发展，它为政治权力的区域空间化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其最痛苦的表现。

在这一更广泛历史背景下，本文试图将当代拉丁美洲区域主义解释为“此前层累造成的一体化运动的最新发展”。尽管最初受到冷战地缘政治的影响，拉美领导人一直不懈追求实现一个现代版本的十九世纪玻利瓦尔统一南美之梦。区域内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加上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矛盾与美国霸权的压制，多次挫败了在区域内进行全面布局的尝试，这又催生了各种彼此相异的区域化方案。然而，新自由主义的猛攻将在整个“南锥体”地区（译者注：指南美洲处于南回归线以南地区）培养出一种新的反叛意识，它为拉美新左派的崛起与其对何塞·马蒂“我们的美洲”（译者注：Nuestra América，出自何塞·马蒂散文名篇《我们的美洲》）梦想的重申奠定了基础。拉美新左派标志着二十一世纪地区建设的最新阶段。然而，这种对后霸权地区主义的新推动并非没有其自身的紧张和矛盾。

▲ 拉美解放运动先驱、古巴民族英雄、诗人何塞·马蒂（1853-1895）。图源：互联网

 1   美国霸权崛起与地区秩序问题

与所有历史转变一样，全球霸权从英国转向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更深层次的社会生态矛盾的表现。大英帝国的“广泛”积累制度促进了全球生产力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巨大扩张，以回应帝国中心对食品与原材料的贪婪需求。结果，英国将外围空间整合到更广泛的全球资本主义回路中，无意中将这些新领域提至整个世界粮食生产和供应等级中。伴随着定居者殖民国家（settler-colonial state）空间的巩固，欧洲农业很快被取代。自1870年至1929年间，欧洲从这些地区进口的粮食增加了六倍。

与欧洲相比，这些积累空间——尤其是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庞大规模。然而，只要殖民精英仍被困在专制贸易体制下，这种规模就毫无意义。因此，在英国和西班牙殖民地，新统治精英阶层受挫的野心围绕着民族独立和自由主义理想的话语成形。从西蒙·玻利瓦尔到安德烈斯·贝洛（Andres Bello），拉丁美洲的独立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共享反帝国主义的历史、文化、语言和在现代国际社会中获得认可的愿望。然而，这一早期的地区想象在独立后的政治风暴中挣扎以求生。玻利瓦尔等人所设想的联邦政治单位被遥远的距离和崎岖的地理区域隔开，但政治文化、传统和历史偶然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玻利瓦尔在安戈斯图拉会议上发表讲话，标志着“大哥伦比亚”联邦（包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拿马和委内瑞拉）想法的诞生，玻利瓦尔将北美人称为“政治美德和道德正直的独特典范”。毫无疑问，他的钦佩源自于美国在联邦制和反联邦制间的微妙平衡。然而，玻利瓦尔认为对南美新独立国家的政治文化来说，北美“弱而复杂”的权力划分并不适用。于之相反，玻利瓦尔将目光转向了英国的议会民主模式。为避免民主过度，就像英国的上议院一样，世袭参议院将确保一个完全多元化的国家的稳定。然而，边境主权的历史遗产以及玻利瓦尔和桑坦德之间在宪法原则上的分歧，导致联邦成员州之间的领土分裂和怀疑情绪日益加剧，最终导致其在1831年消亡。值得注意的是，中美洲新独立国家曾尝试过几乎相同的联邦联盟形式（1824-1838），但由于大致相同的原因同样遭致失败。

▲ “大哥伦比亚”联邦，1821-1830年。图源：互联网

可以肯定的是，初出茅庐的美国也曾遇到不稳定的关键时刻。但这些社会起义没有导致领土分裂的原因在于阶级、种族和军事改革的具体决定。美国北部农村发生的一系列阶级冲突——其中最突出的是1786年的谢伊叛乱——使先前破旧不堪的联邦民兵系统实现集中化。北方商人与土地投机者面临着一群敌对的独立农民，他们试图保住自己的土地并抵制债权人和税收官的掠夺。但统治精英未能平息这些起义，当地农村民兵经常站在叛军一边，而非与之抗争。阶级和种族的团结将当时大量的小型联邦军队和独立农民联合起来，形成北方资产阶级和南方种植园主间的战术联盟，后者担心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统一的军队局面将会更加糟糕。1789年，主要由城市贫民组成的联邦军队镇压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士忌起义（译注：Whiskey Insurrection，为美国农民为反对政府苛重的酒税而爆发的起义）。与北美同行不同，大哥伦比亚项目的掌舵人面临着完全不同的问题：在北美，精英们寻求横向阶级的团结。而在大哥伦比亚，主要通过对土地和人民进行垂直的裙带关系控制来实现阶级统一，区域特异性也便由此而产生。

在比较北美和南美国家形成的轨迹时，我们不应忘记纯粹的机运所发挥的显著作用。美国宪法的确立和存续完全是偶然事件，并由难以想象的妥协和商议所塑造。西部边境的最终扩张基本上超出了美国主权国家的范围，虽然人民主权和种族等级制度的深层规范使国家形成的过程相对保持稳定，但是边疆的扩张带来了农民、牛仔、牧场主和商人之间无穷无尽的阶级冲突。领土扩张在奴隶制内造成了新的紧张关系，因为新的州在奴隶制问题上做出了独立的决定，最终导致美国内战，使北方的工业资本主义和南方的领土扩张型奴隶经济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浮出水面。

到19世纪末，作为“大陆规模的岛屿”（continent-sized island）的美国版图基本得以巩固，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最终创生了一种新的空间形式，似乎足以适应大规模工业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美国最终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领土强国，不能简单地归因为其规模。事实上，如上所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创造了新的殖民地国家空间，这些空间远远大于欧洲的任何空间，并且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中也非常相似。

葡萄牙殖民地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的政治空间，它与美国规模相当而地理条件不同。巴西雨林对政治和经济边界的扩张都构成了重大挑战。即使在十九世纪中叶，亚马逊河谷“仍然是一本对世界密封的书”。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距离遥远和自然的物理障碍，发展机构难以执行其项目。相比之下，北美的温带开阔平原提供了通往新土地和资源边界的便捷通道。虽然巴西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咖啡热潮有助于巩固金融和工业发展，但巴西统治阶级与英国主导的贸易、信贷和债务循环紧密融合。最终，土地所有者利益（基于自由贸易原则）和世袭国家的融合破坏了基于保护性进口关税的产业政策。

阿根廷的情况更为惊人，因为阿根廷与北美相比初始条件较为相似。Rocchi认为，1860年到193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令人一度觉得“阿根廷最终有望成为南美洲的合众国”。然而，那一刻从未到来。在农村发展方面，劳动制度和紧缩的信贷市场相结合，导致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对资本的使用不那么强烈。与自住业主相比，更多农场的运作者是租户，这抑制了采用资本密集型生产的动力（尽管较小的业主自住的农场，也倾向于使用较少的机器）。与加拿大相当相似的农业条件相比，阿根廷缺少的是投入固定资本的信贷，而不是劳动力。

虽然阿根廷的工业化比通常认为的要早得多（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但它仍然受到两个关键方面的相对阻碍。首先，相比非资源（工业）经济的发展，边境的扩张更加激烈。在1870年至1910年间，阿根廷总农田增加了319%，是所有边境扩张国家中扩张最快的，边境的最终闭合没有带来工业的补偿性推动。其次，与美国相比，时间上的后发位置使阿根廷处于显著劣势。例如虽然阿根廷经历了美国经历过的许多发展阶段，但到20世纪20年代，事实情况是美国公司在阿根廷投资，而非相反。

▲ 富饶的潘帕斯草原塑造了阿根廷依赖土地的发展模式。图源：互联网

如前所述，对西半球的殖民征服形成了使欧洲政体相形见绌的广阔政治领土。但这些领土扩张本身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区域主义的真正先驱，现代区域主义的出现是经由工业主义兴起传导的地缘政治压力的结果。正如我们从巴西、阿根廷和美国的比较中看到的那样，这不仅仅是规模和行业的问题——这是三个国家共有的特征——而是相对竞争力和积累强度的问题，它决定了一个国家最终优于其他国家。

从这一更广泛历史背景来看，可以将德国和日本地区扩张主义引发的二战视为地缘政治战略的全球实例，该战略试图适应美国“陆岛”规模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广度和强度。此外，法西斯国家之间区域空间的演变不应仅仅被视为和自由民主政权相对立的独裁统治的领土表达。在德国和日本知识分子中流传的地缘政治想象在美帝国的认知网络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拉采尔是十九世纪后期德国重要的地缘政治思想家，他特别强调为特定民族（Volk）开辟更大的“生存空间”（Lebansraum）的重要性。而在1940年代初期，美国《生活》杂志的出版商亨利·卢斯 （Henry Luce） 公开宣称“暴政可能需要大量的生存空间……但自由需要比暴政更大的生存空间”。美国地理学家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将则拉采尔的生存空间概念视为美国在一个地区世界中的首要地位的基石：“个人生存空间的答案，便是整体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 for all is the answer to Lebensraum for one）。当然，对美国来说，关键不在领土扩张。美国的生存空间是“一个经济问题”。通过以经济替代领土，美国的生存空间实际将包囊整个世界，在这个体系内，区域空间将倾向于自由主义门户开放的目标，而非一系列有可能加剧地缘政治竞争的封闭性区域集团。

罗斯福的地区“四警察”（包括美国、苏联、英国、中国）概念最终输给了国务院对对联合国大会形式的普遍多边主义的偏好，联合国安理会垄断合法武力，则是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基本妥协。然而，美苏之间迅速升级的对抗提升了区域治理形式的必要性。“一体化理论”的出现，不仅是为大陆规模的资本积累寻求足够的空间复合体，它也是大西洋腹地在整个国际体系中寻求霸权的基本工具。

因此，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二战后的区域一体化项目的前提是特定积累制度的紧迫性及其空间集聚效应，但这次是透过美式“帝国”。两个超级大国仅在满足其短期安全利益的情况下才容忍区域形成。1947年签署的《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便是一例（译注：Rio de Janeiro Convention，1947年9月2日，美国与拉美18个国家共同签订该条约，规定“对任何一个美洲国家的进攻都将被视为对所有美洲国家的进攻”。）美国政策制定者如此早就支持区域安全制度这一事实，揭示了全球南方在战后秩序中被安排的潜在角色：作为原材料供应的驯顺空间或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三个区域节点（美国、西欧和日本）提供开放市场。而弱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通过建立集体关税和共同市场，弱化了它们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从属地位。这是整个拉丁美洲战后一体化倡议的核心前提，其根本目的是摆脱本国经济对全球北方积累动力的持续依赖。

然而，很快人们就意识到，分配给全球南方的有限角色将削弱美国在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影响力。正如著名的政策顾问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当时所说，“即使没有马克思和列宁，我们还是会遇到问题”。尽管华盛顿竭力将共产主义的“威胁”描绘成某种国际阴谋，但事实仍然是，美帝国主义在全球南方的继续存在只会通过促进持续的底层叛乱而动摇西方的统治地位，从而为苏联做了嫁衣。

 2   在拉丁美洲制造（和遏制）阶级斗争: 在帝国和区域自治之间

以美国“福特主义”霸权计划为首的二战后秩序，见证了直接适用于全球各国的进口替代工业化（ISI）的全球生产主义范式的建立。长期以来，南方国家的初级商品出口和进口消费品都依赖国外市场。然而，拉美领导人似乎很清楚，如果将进口替代战略停留在民族国家边界之内，外汇限制问题就很难被解决。拉美领袖有关一体化的早期地缘政治想象，始终集中在与工业化和发展相关的大陆史的出现上。美洲银行行长费利佩·埃雷拉（Felipe Herrera）预见到来自“大陆国家”的地缘政治压力，以及团结该地区国家以实现真正主权的必要性。在1959年发表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的文章中，厄瓜多尔时任总统加洛·普拉扎（Galo Plaza）同样主张建立“区域市场”，以进一步刺激拉丁美洲进入生产资料和耐用消费品领域。在普拉扎看来，美国、苏联、中国和印度的领土已经是“巨大的区域市场”。只有拉丁美洲仍然被划分为20个独立的经济单位。

鉴于这一长期战略目标，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智利于1960年签署了《蒙得维的亚条约》（Tratado de Montevideo），随后巴拉圭、秘鲁和墨西哥加入，创建了“拉丁美洲自由贸易联盟”（Latin American Free Trade ，即LAFTA)。1968年该联盟已拥有11个成员国。LAFTA背后的想法是通过谈判逐步消除贸易壁垒，并在12年内最终形成“拉丁美洲共同市场”（Latin American Common Market，即LACM）。

该协会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但可能与拉美领导人的设想并不一致：农业和初级产品占 LAFTA 内部贸易的70%，而不是工业制成品。到1967年，对LACM的推动几乎被放弃了。LAFTA令人失望的主要原因是其成员国在规模、结构和社会生态基础上的绝对多样性，它们彼此间的交流整合程度很低，并且与之伴随的是最大参与者阿根廷、巴西与智利之间贸易的进一步集中。

然而，这些问题只是绊倒了LAFTA项目，而非拉美一体化战略本身。在随后的一体化倡议中，基于拉美大陆差异化发展模式的空间规划重新出现，这些倡议将地理和发展水平更接近的国家集团聚集在一起，如“中美洲共同市场”（Central American Common Market）、《安第斯公约》（Andean Pact）和“加勒比共同体”（The Caribbean Community）。

 3   失去的几十年: 经济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纪律

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繁荣与衰落不仅是拉美领导人错误经济政策的结果，因其实质上深度嵌入更广泛的全球积累回路，由此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更广泛危机的产物。随着核心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资本的过度积累和利润率的下降，美国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游戏规则，以避免难以忍受的竞争并确保其继续保持主导地位。世界经济现在与美元挂钩，而不是黄金，作为价值衡量标准和（对于许多商品来说）事实上的交换媒介。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世界石油价格飙升的同时，通过在监管较少的欧洲市场上运营的美国银行，现金充裕的石油国家成为拉丁美洲政府的信贷新来源。随后1980年的“沃尔克冲击”（译注：1980年春，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在短时间内大幅提高利率，在解决了美国通货膨胀问题的同时，对美国中小企业、农业等带来巨大冲击）提高了美国利率，这给全球南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债务压力，因为债务价值也相应增加了。

与正统的经济观念相反，旨在通过取消社会保障、国家支持和劳工保护来解决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最终却导致了增长缓慢和经济低迷。在农业部门，产业增长在1980年代为2%左右，1990年代为2.6%，而在此前的1950年至1980年间则为3.5%。1970年代通过增加粮食进口弥补了国内产出的下降，食品进出口比率在1980年代达到40%，1990年代进一步达到60%。结果，农村生产农业变得进一步偏向有利于城市口味和外国消费者的商品（例如水果、牲畜和高粱）。在这些条件下，农村人口经历了“半无产阶级化”，农民将更多时间投入到非农业活动中，无论是在城市中心还是在大型农场从事季节性雇佣劳动。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知识的巩固导致了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上升、贫困和不平等以及总人口减少的普遍化，进入了很快就会为人所知的局面作为“失去的十年”。

与拉丁美洲国家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繁荣结束期间面临的挑战一样，新自由主义的系统性压力也伴随着对区域化的更广泛推动。古斯塔沃·拉各斯（Gustavo Lagos）关于美国和苏联的大陆规模联盟的预言性言论现在得到了全球贸易制度日益区域化的证实，旨在缩短地理距离和节省交易成本。尽管如此，拉丁美洲的区域格局仍然存在重大差异。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可能是最重要但性质不同的案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积累战略的前提是其三个成员之间的特定经济分工（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国制造业“中心”的低成本原材料/半组装供应“辐条”）贸易法律承诺，以及对“市场理性”的意识形态诉求。美国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设最终源于对提高地区竞争力的担忧，以提高对德国在欧共体和日本地区“雁行模式”中的竞争对手集团的竞争力。然而，美国对西半球的设计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跨境流动三边化。1994年的迈阿密峰会成为美国提议的美洲自由贸易区 (FTAA) 的外交平台，该自由贸易区将从阿拉斯加延伸到火地岛。对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巴西来说，美洲自由贸易区威胁要将该地区纳入扩大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一类组织当中，这将威胁到多元化的可能性。这一挑战的解决方案是在南美洲一个更加自治的区域市场中找到的。

拉丁美洲最发达的区域项目“南方共同市场”可以追溯到1986年两个最大的参与者阿根廷和巴西之间的早期区域一体化协议。1991年，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签署了“南方共同市场”（Southern Cone Common Market），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在其早期阶段，南方共同市场空间的经济内容与新自由主义模式并没有根本不同，但其制度整体“定位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共同市场之间”。因此，南方共同市场一直将自己定位为天生的一体化主义者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共同的外部立场，以保护自己免受更广阔的世界市场的影响。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水平显著增长，从41亿美元增加到203亿美元（1990-1997年），共同市场内部贸易占成员国全球贸易的比例为14-25%（1992-1997年）。

▲ 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及贸易简要情况。图源：互联网

然而，南方共同市场总是在地区层面造成持续的民主赤字。事实上，南方共同市场的起源可以在政治精英的认知网络中找到——从外交官到经济学家——几乎没有公民社会的投入。甚至如工会这样更成熟的部门，在这一区域项目形成中充其量只是“二级”参与者。直到1990年代末，在多国工会间进行了持续数年的协调之后，劳工对南方共同市场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影响才有所增加。除有组织劳工外，从土著群体和非正规工人，到农民和不被认可的工会，整个大陆的激进社会力量也开始推动“社会议程”，以及南方共同市场内部的“另一种整合”，试图以此来对冲美国支持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尽管有这种来自下层的推动，南方共同市场内部的区域社会力量（官方认可的工会之外）的参与实际上仍然处于封闭状态。

在区域发展方面，南方共同市场并没有实质性地走向一体化的区域市场。相反，它主要是为了构造一个从外部受到保护的集团，集团内部则是一系列关于贸易平衡的国家间协议。因此，向南方共同市场的出口本质上是限制性的，它限制了能够降低单位成本的生产规模，从而限制了有助于整体区域生产升级的技术前沿的发展。因此，南方共同市场内部的相对分散反映了行政精英对部门利益的追寻和保护。

1999年巴西货币贬值和2001年阿根廷经济崩溃所带来的动荡表明，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的合作必须确保其社会结构的稳定。随着卢拉·达席尔瓦（Lula da Silva）于2003年从工人党内的“发展主义阵线”联盟中升任巴西总统，“大资产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新社会契约将使巴西能够承受区域建设的压力，并在可能更稳固和大众化的基础上融入世界市场。然而，卢拉的崛起仅仅反映了拉丁美洲和大西洋核心之间开始出现的更深的裂痕。

 4   夺回“新美洲”: 新拉丁美洲左翼的矛盾

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最终挑战将来自不同社会力量的汇合。由外部强加的结构调整政策和内部强加的威权镇压所带来的政治经济转型，导致了非正式就业和社会不安全感的迅速扩大。传统政治机构（工会和政党）衰落后，围绕“正义”、“尊严”、“身份”、“团结”和传统文化等议题，整个地区“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填补了这一空白。

在此期间，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越来越多地通过“跨国行动主义”（transnational activism）的形式组织起来，例如1997年成立的半球社会联盟（Hemispheric Social Alliance）和 2001年的中美洲论坛网络（Foro Mesoamericano network），它们试图挑战美洲自由贸易区和普埃布拉-巴拿马计划（PPP）。然而，该地区社会运动中的这种新的空间化战略，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区域主义，与复兴的主权独立话语矛盾性的融合在了一起。在让国家回归的过程中，原本长期与传统制度保持距离的反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发现自己与在世纪之交崭露头角的进步政党和国家机构已经建立起了密切的伙伴关系。

因此，随着21世纪初拉美“新左派”的出现，区域组织经历了向“后霸权”或“后自由”区域主义的相对转变。在“商品共识”（commodity consensus）的支持下，进步政府获得了更大的财政能力来资助国内的社会和发展项目，并获得了与国外区域合作伙伴合作的更大动力。然而，这种大众部门在国家/地区机构中的“第二次合并”往往是通过国家/民间社会参与者之间不平衡的权力和知识关系形成的。

乌拉圭的塔巴雷·巴斯克斯（Tabaré Vázquez）担任临时区域主席期间，人们越来越关注建立“社会南方共同市场”（Social MERCOSUR） 。区域建设的这一新阶段更加强调民间社会参与者的参与和社会政策，在“我们是南方共同市场”（Somos MERCOSUR）的旗帜下，2006年举行了第一次社会和生产性南方共同市场会议（Social and Productive MERCOSUR），500个区域组织汇聚一堂。但是，这种对公民社会的更广泛包容依完全是由精英设计的，而一些最突出的跨国社会运动，如半球社会联盟（HAS）等仍然处于南方共同市场的正式机构之外。这种将非国家行为者相对排除在政策制定过程外的做法，反过来严重限制了区域社会政策的进展，区域社会政策往往受制于政府间决策，而政府间决策往往会通过经济逻辑过滤社会政策。

拉丁美洲后霸权区域主义的最显著案例或许是“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人民贸易协定” (Alianza Bolivariana para los Pueblos de Nuestra América，即ALBA-TCP)。该协定源于对布什政府单边主义的普遍反感和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拒绝，于2004年通过古巴和委内瑞拉之间的双边协议成立，最终发展到鼎盛时期的11个成员国。基于合作、团结和经济互补的原则，ALBA-TCP将继续制定一系列区域政策，重点关注医疗保健、教育、贸易和粮食安全/主权。虽然它代表了21世纪拉丁美洲区域主义的最新样板，它也受到许多相互矛盾的力量的影响。首先，该集团从根本上通过对自然资源的“重新定价”得到保障。正如 1970 年代及以后全球资本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区域发展模式一样，中国作为新的积累中心的崛起为初级商品的增值创造了战略机遇。然而，该集团内地租的具体构成，特别是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导致了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果。

首先，ALBA的大部分区域政策取决于地租的大小或石油产量。随着2012年左右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以及委内瑞拉石油产量普遍收缩，ALBA政策的物质基础开始崩溃。随着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右翼政府的复苏，该集团成员国也开始下降。其次，委内瑞拉石油贸易的中心地位将玻利瓦尔州（Bolivarian state）置于该地区组织架构的中心。后果之一是整个ALBA-TCP相对缺乏区域协调和制度化，部分反映了委内瑞拉内部的普遍复杂性和制度碎片化。最后，虽然ALBA在其机构最高层创建了“社会运动委员会”（CSM），反映了社会运动在区域范围内的第二次重新整合，但CSM的现实——很像南方共同市场——则揭示了政治精英和社会运动代表之间关系的不温不火。

因此，虽然后霸权区域主义时代反映了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形势，其特点是随着商品价格的上涨和新的地缘经济轴心（特别是跨太平洋地区）的形成而增加的自主权，但拉丁美洲左翼的局限性和矛盾可以追溯到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的遗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本性所带来的结构性限制上。除了南方共同市场和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挥之不去的市场导向政策外，后霸权主义的区域主义格局也在与正在进行的新自由主义项目、特别是新成立的拉美太平洋联盟（Pacific Alliance）紧张对峙。最后，就ALBA-TCP而言，资源依赖的再生产以及区域制度的相对混乱，将激进社会力量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推向前台，这些力量试图挑战精英特权的力量以实现马蒂的“新美洲梦”。

▲ 拉美主要的区域性组织。图源UNEP

 5   结论

本文在全球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物质和领土结构背景下，重新讨论了拉丁美洲通往区域主义的漫长道路。资本对生产力的持续革命，以及由此产生的空间复合体，最终促成了大陆历史的出现，以及创造区域社会的物质基础。

随着二十世纪上半叶早期地区竞争者的失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最终将世界政治的区域化神圣化。与冷战初期的许多其他战略一样，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是通过遏制共产主义“威胁”来投射的，往往表现为积极推动区域“安全共同体”。然而，忽视发展外交（development diplomacy）只会激起底层抵抗新全球秩序的烈火。

始于1960年代后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系统性危机，使国家发展和政治包容性话语逐渐转向一种新形式的社会纪律和基于全球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区域一体化。美国和部分拉丁美洲统治阶级发起的针对拉丁美洲底层群体的国际和跨国阶级攻势，导致了该地区阶级结构的重组。然而，新自由主义秩序的严酷只是确保了自己的垮台。对拉美大陆无数社会斗争的蹂躏，最终为街头和投票箱中左翼叛乱的重新爆发奠定了基础。

*文章原刊于Globalizations, 2022年第4期专题: “21世纪拉美区域主义的重构”，限于篇幅，文章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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