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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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战乱岁月，对于中原地区的各族百姓自然是一场生灵涂炭的“痛史”。但一些跨州连郡的世家大族却秉承“混乱是进步阶梯”的生存理念，凭借家族积累的财富和学识，通过依附一个又一个来自草原的强力军阀，实现着自身的政治理想，清河崔氏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影视剧中的倨傲非常的崔无忌，是清河崔氏的成员。来源/电视剧《唐朝诡事录》截图
按照崔氏谱系的说法，这个家族源于周代受封于山东的姜姓，是齐太公的后裔。只以为齐丁公的嫡子季子将继承权让给了齐乙公，自己选择了以崔地为采邑，子孙才以崔为氏。此后齐国内乱，崔氏子弟出奔鲁国。并在秦末乱世之中，迁居于清河郡东武城县与涿郡安平县，是为清河崔氏与博陵崔氏的始祖。
崔氏的两大发源地。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崔氏的这两大枝系之中，博陵崔氏较早崭露头角，两汉时期已为名门望族。但在汉末乱世中，这个被后世誉为“崔为文宗、世禅雕龙”的儒家氏族逐渐淡出了政治中心，反而是清河崔氏的崔琰、崔林由于得到曹操的赏识而平步青云。
这里的原因除了崔琰、崔林在乱世之中游历四方才能更具实用价值外，更是因为清河崔氏所在的冀州被曹操视为统御北方的核心领地。作为冀州大族且在袁绍麾下有过卓越表现的崔氏自然格外为曹操重视。
然而，在曹魏政权正式确立了对北方的控制权后，崔氏的利用价值便被基本耗尽了。在魏晋更替中，这个家族并无突出表现。唯有“八王之乱”中，崔林之子崔随因为曾奉晋惠帝的玺绶献给过赵王司马伦，因此短暂出现在史料中。此后，这个家族便一度销声匿迹，直至崔林的曾孙崔悦才因辅佐姨丈刘琨而再度回到历史的聚光灯下。不过，在意图光复的刘琨死后，崔悦没有继承其遗志，反而依附于曾经的敌人——石勒。
此后的几代崔氏子弟，先后效力于后赵、前燕、前秦、后燕等政权。直至拓跋氏的重新崛起，身为崔林第六世孙的崔宏才找到了自己一展所长的机会。当时拓跋氏内部就国号问题发生争执。在大多数人都主张继续沿用“代国”国号的情况下，身为黄门侍郎的崔宏却主张改易国号为“魏”。
作为一个刚从后燕政权过来的新人，崔宏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发表异议显然是有风险的。但作为一个前后服务过苻坚、慕容垂的过来人，崔宏却显然有自己的盘算。在他看来，“国号”之所以能够成为问题，便是因为拓跋氏的当家人拓跋珪对代国的名号并不满意，希望能够改弦易辙。所以此刻自己抛出“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也，宜称魏如故”的理论，即便不被拓跋珪所接受，也并无太大的政治风险。而一旦投机成功，便会被领导另眼相看。
果然拓跋珪听从崔宏的意见，选择了以魏为国号，算是与自己的祖辈所建立的代国作了一个切割。为了更好的融入中原，拓跋珪更不断强化对汉族文化的学习。崔宏却很清楚，拓跋珪越是钻研中原典籍，便越难与之交流，如果不能时时谨小慎微，便有可能步族人崔逞的后尘。
身为崔琰第六世孙崔逞很早便在拓跋珪的手下工作。并在拓跋氏军队围攻后燕帝国的重镇中山时提议采集桑椹作为军粮。这本是个不错的建议，奈何崔逞随即卖弄学问说：“飞鸮食椹而改音，《诗》称其事。”又指手画脚的对拓跋珪说：“可使军人及时自取，过时则落尽。”怀着“你在教我做事”的不满拓跋珪驳斥崔逞说：“内贼未平，兵人安可解甲仗入林野而收椹乎？”此后，拓跋珪又抓住崔逞称呼东晋君主为“贵主”的错漏，直接将崔逞处死了。
正是有了崔逞的前车之鉴，崔宏虽然深得拓跋珪的信任。但却始终保持着君臣之间的距离。史书中称其既不犯颜进谏、也不阿谀奉承，史书上说是“未尝謇谔忤旨，亦不谄谀苟容”。这个分寸感更深刻的影响到他的儿子崔浩。
唐人绘《八公图》中的崔宏。来源/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拓跋珪晚年养成了服用慢性毒药“寒食散”的恶习，和当时大多数“嗑药”的名士和君王一样，拓跋珪常常在药性发作之后，性情急躁，喜怒无常。他因为雷电击中天安殿的东墙。便命令部下用攻城的冲车撞击东西墙，把墙全部撞倒。更对自己身边的亲信痛下杀手。在“群臣畏罪，多不敢求亲近”的情况下，只有著作郎崔浩恭敬殷勤、慎守职事、有时整日不归家。当然，崔浩之所以敢于直面胡乱杀人的拓跋珪，一方面是自己级别太低、不够一杀。另一方面却是因为崔浩自诩在天文方面的造诣，令拓跋氏不舍得对自己动手。
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珪是个迷信的天文爱好者，他曾因为北魏太史几次奏报天上的星象错杂混乱，而亲自查阅占卜的书籍。便公然宣布帝王继承治理天下的大任，都有上天的旨意，不要妄加干预、胡乱猜想。其继承者拓跋嗣在这个方面大有“乃父之风”，因此为他讲解《易经》《尚书·洪范》的博士崔浩也便格外受到宠信。崔浩本人对天文、术数也颇为有造诣，加上对政治的敏感，使得他“占卜”的结果大多数都应验了。
北魏太史曾说：“荧惑（火星）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于法当入危亡之国，先为童谣妖言，然后行其祸罚。” 拓跋嗣召见十几个有名的儒士，让他们与太史一起讨论参悟火星所示的含义，推测星落的方位。此时崔浩出来说：“火星应该会出现在西方，并且会不利于当地的后秦政权。” 果然，八十多天以后，火星突然又从井宿附近出现了，不久后秦领地出现大旱、只隔一年便宣告灭亡了。拓跋嗣由此对崔浩的“学究天人”更为依赖，时常让他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
在获得了军事领域的发言权后，崔浩便开始有些放飞自我。拓跋嗣在位期间，太史令王亮、苏坦曾建议将首都从平城迁至邺城。但崔浩却认为北魏政权最大的敌人是北方屈丐（赫连勃勃）和柔然。一旦迁都，云中、平城必然会为对方所攻占。崔浩的这一论调也便成为北魏此后长期安居于北方的重要论据。
然而，拓跋嗣的亲自坐镇并不能改变赫连勃勃连年进犯的事实。为了给自己的君王打气。崔浩在评价屈丐（赫连勃勃）时，刻意用了一套颇为轻蔑的说辞：“屈丐国破家覆，孤孑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酬恩报义，而乘时徼利，盗有一方，结怨四邻；撅竖小人，虽能纵暴一时，终当为人所吞食耳。”
可惜，崔浩的预言并未实现。赫连勃勃在世期间，他所建立的胡夏政权一直发展的顺风顺水。北魏甚至不敢对其轻易用兵。为此赫连勃勃还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将首都统万城的四个城门分别命名为：招魏、朝宋、服凉、平朔。
直至赫连勃勃死后，执掌北魏的拓跋焘听到其诸子内哄，才毅然出兵征讨。甚至将反对坚决出兵的长孙嵩暴打一顿。然而，在攻打统万城的过程中，北魏军队依旧仰攻不利。赫连勃勃之子赫连昌还亲自统率步、骑兵共三万人主动出击，逼迫拓跋焘不得不暂时后撤。
如今残留的统万城遗址。来源/纪录片《匈奴最后的都城》截图
双方在统万城展开决战，但当天却大风雨从东南而来，漫漫尘沙，遮天蔽日。北魏军中的宦官赵倪通晓一些神道法术，便颇为不安地表示：“今风雨从贼上来，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将士饥渴，愿陛下摄骑避之，更待后日。”这个时候一向喜欢假借神道之说的崔浩倒客观起来，他呵斥赵倪说：“是何言也！吾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贪进不止，后军已绝，宜隐军分出，掩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也！”最终北魏军队一举击溃了胡夏政权最后的精锐野战部队。
灭亡胡夏的胜利，令拓跋焘对崔浩更为信任。特意加授崔浩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等职务，酬赏他谋划的功劳。拓跋焘此后还经常到崔浩询问天文和术算的结果。尽管崔浩呈献的饮食十分粗糙，来不及精心烹调。拓跋焘却总是拿起筷子吃一点，有时站着尝一口才走。拓跋焘曾经把崔浩领到他的寝殿，语重心长地对崔浩说：“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尽忠规谏，勿有所隐。朕虽或时忿恚，不从卿言，然终久深思卿言也。”拓跋焘还特意将崔浩介绍给新近投降北魏的高车部落酋长们说：“汝曹视此人纤懦弱，不能弯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怀，乃过于兵甲。朕虽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决，前后有功，皆此人所教也。”
拓跋焘对崔浩无可复加的信任，也正是崔浩末日的开端。当拓跋焘对北魏的官僚集团宣布：“凡军国大计，汝曹所不能决者，皆当咨浩，然后施行。”此时，拓跋焘事实上正在计划一场北魏政府的内部改革。拓跋焘以“今二寇摧殄，将偃武修文，理废职，举逸民。”为由将一大批汉族官员引入北魏政府，其中便有崔浩的外甥卢玄。
卢玄是西晋、后赵两大帝国的重臣卢谌的曾孙，崔浩每次跟卢玄谈话，常常叹息说：“对子真（卢玄表字）使我怀古之情更深。” 崔浩打算严格整顿朝中官员的流品，辨明官员的出身和姓氏等级。卢玄便劝阻他说：“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有几人！宜加三思。” 但是此时自以为得宠的崔浩根本听不进去，而他所推行的政治改革果然引起了北魏官僚系统的强烈反弹。
此时，在统一了中国北方之后，拓跋焘也开始考虑自己的继承人问题。拓跋焘最为宠爱的是自己的长子拓跋晃，很早便将他册立为太子。而拓跋晃也没有让自己的父亲失望，在对外作战和内政事务中都表现得很出色。
拓跋焘北伐柔然时，在鹿浑谷与敌军爆发遭遇战，拓跋晃向自己的父亲建议：“贼不意大军猝至，宜掩其不备，速进击之。”尚书令刘絜却说：“贼营中尘盛，其众必多，出至平地，恐为所围，不如须诸军大集，然后击之。”拓跋晃虽然年轻但是眼光却很老道，随即表示：“尘之盛者，由军士惊怖扰乱故也，何得营上而有此尘乎！” 拓跋焘最终还是没有听取自己儿子的意见。最终在得知“柔然不觉魏军至，上下惶骇，引众北走，经六七日，知无追者，乃始徐行”。后颇为懊悔，随即便让拓跋晃广泛的参与军国事务的决策。
拓跋晃最为有力的竞争对手是他的叔叔乐平王拓跋丕，为了巩固自己儿子的政治地位。拓跋焘首先处死在自己出征时在朝野放出“若车驾不返，吾当立乐平王”的尚书令刘絜。不久之后，乐平王拓跋丕便因为忧虑过度而去世。拓跋焘曾委派拓跋丕登高二百多尺的白台，拓跋丕梦见自己登上白台，四处望去却不见人影，他叫术士董道秀为他占卜，董道秀说：“大吉。”拓跋丕面露喜色。等到拓跋丕去世，董道秀也因罪被押往刑场斩首。
拓跋晃的老师高允听说这件事后，教导说拓跋晃：“夫筮者皆当依附爻象，劝以忠孝。王之问道秀也，道秀宜曰：‘穷高为亢’。《易》曰：‘亢龙有悔’又曰：‘高而无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则王安于上，身全于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高允也是北魏名臣之后，他的父亲高韬曾出任北魏的太尉从事中郎。尽管高韬死得很早，但是他生前的同僚对高允还是颇为照顾的。崔浩的父亲崔宏便曾经表示：“高子黄中内润，文明外照，必为一代伟器，但恐吾不见耳。”但是高允对于刘絜死后大权在握的崔浩却并不看好。在得知崔浩试图将自己所选用的五十多名贤才全部直接委任为郡守而与太子拓跋晃发生争持后，他感叹说：“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
高允虽然预见到崔浩最终将倒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却并没有想到自己也险些受到牵连。太延五年（439）农历十二月时，拓跋焘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尽管拓跋焘事先定下了“务从实录”的基调，崔浩在自己手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一番吹嘘之下竟将自己所撰写的原本用于内部传阅的《国史》刻在石碑上，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秉笔直书。高允听说后无奈表示：“闵湛、郗标写的文字，只要有分寸之间的差错，便是崔门万世之祸，我们的后辈恐怕都要跟着遭殃啊！”果然《国史》中所涉及的一些拓跋氏早先的历史成为朝野上下攻击崔浩的口实。拓跋焘在盛怒之下随即将崔浩为首的整个《国史》修纂团队全部逮捕。
影视剧中，刻在石碑上的崔浩修撰的国史。来源/电视剧《北魏传奇》截图
拓跋晃有意保护自己的老师，等到崔浩被捕入狱，太子拓跋晃召高允到东宫，留他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拓跋晃与高允一同进宫朝见，二人来到宫门时，拓跋晃对高允说：“今天见了我父亲，你别说话；如果是我父亲问你，你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回答。”随后又对自己的父亲说：“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贱；制由崔浩，请赦其死！”
拓跋焘随即当面质问高允说：“《国书》都是崔浩一个写的吗？” 高允并不隐瞒实情，正面回答说：“《太祖记》是前著作郎邓渊所写；《先帝记》及《今记》是我和崔浩一起写的。但崔浩平时还要忙于其他事务，不过是个挂名总裁而已，至于著述，大多是我一个人完成。” 拓跋焘当地暴怒说：“（高）允罪甚于（崔）浩，何以得生！”
好在拓跋晃出面为高允辩解，高允自己也说：“臣罪当灭族，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实不问臣，臣亦无此言，不敢迷乱。” 拓跋焘这才对儿子说：“直哉！此人情所难，而允能为之！临死不易辞，信也；为臣不欺君，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
与高允相比，崔浩的应对能力却差得多了。在拓跋焘亲自审问之下。崔浩恐慌迷惑回答不上来。反观高允奏对时却是件件事申述得明明白白，有条有理。拓跋焘于是命令高允写诏书：诛杀崔浩和他的幕僚宗钦、段承根等人，以及他们的部属、僮仆，共有一百二十八人，全都夷灭五族。高允犹豫不敢下笔，拓跋焘多次派人催促，高允恳求再晋见拓跋焘一次，然后再写诏书。拓跋焘命人将他带到自己跟前，高允说：“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若直以触犯，罪不至死。”拓跋焘盛怒之下令逮捕高允。好在太子拓跋晃再次为他求情，拓跋焘的怒气才稍稍平息，说：“没有他（指高允），要多死好几千口人啊！”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农历六月，拓跋焘亲自下令诛斩清河崔氏老幼和与崔浩属于同一宗族的人，不管血缘关系的疏密远近；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诛灭全族，其他人都只诛斩罪犯一人。在送往城南行刑时，崔浩被放在一个四周都是栏杆的囚车里，押送士兵几十人在崔浩的头上撒尿，崔浩悲惨地嗷嗷呼叫，史家感叹：“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
崔浩的倒台表面看是一场“文字狱”，但是恰如后世史学家所分析的那样：“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崔浩既是拓跋焘制约来自草原的部落豪强的工具，也是拓跋氏防范和压制的对象。他的死固然如拓跋焘事后所说的：“崔司徒可惜！”但却是北魏在逐步汉化和保持草原帝国本色之间平衡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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