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华标准”重审西方文明史, 能看到什么?

作者：文扬

本文转载自：修远基金会（ID:xiuyuanjijinhui）

本文原载“观察者网”，原题为“70年对话5000年（8）：以文明史的‘中华标准’重审西方文明史”。篇幅所限，有所编辑。

✪ 文扬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导读】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为了获取自身的合法性而书写的。为了接近历史的真实，我们需要跳出原有的叙事框架，对已经成为常识的定论重新进行审查。如此则可以发现，看似纯粹的知识的背后总是隐现着权力的阴影。

本文原载“观察者网”，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文明史“中华标准”的确立

虽然作为现代社会科学概念的“文明”、“西方”、“东方”、“世界历史”等，以及特指为不同文明类型的名词“西方文明”、“中华文明”等，都是西方学术的理论创造，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只能全盘接受，不可以质疑老师、确立新的文明史对照衡量标准。今天的中国人不仅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确立以中华文明史为参照系的“中华标准”，基于如下两大理由：第一、根据汤因比的研究，人类文明史到目前为止最多经历了三代，而只有中华社会是贯穿了三代的时间“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其他几大社会中，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都属于晚近的第三代文明，印度社会是第二代文明的产物；由于是唯一的“长辈”，中华5000年的全部历史经验构成了一个“天然标尺”，能够用于衡量所有其他文明。第二、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目前只有一个通行的“西方标准”，但这个标准问题多多，对西方文明史和“世界历史”的伪造、对其他地区尤其是中东地区文明史的曲解篡改和边缘化处理，正是应用“西方标准”的结果；若要重新评估“西方标准”的适用性和可信性，只能依靠“中华标准”这个“天然标尺”。

“西方标准”的确立是历史的产物。近代以来，拥有了知识和科学力量的欧美学者，首先开拓了“理解人类往昔的意义”这一探索领域，实现了对人类历史上所有出现过的文明进行全面科考研究。在科学方法尚未普及到其他文化中之前，全部的基础研究以及根据原始材料进行的理论建构，也一直都在西方学者自己的圈子里进行，属于很少几个欧美国家的国内科研项目，没有来自其他文明并代表其它文明的监督者和挑战者。

区别于“古物研究”的现代考古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在北欧率先发展起来的地质学。自从丹麦人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第一次提出了人类史前史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三年代分期系统之后，作为科学一个分支的现代考古学，即成为了研究人类历史并对文献进行“证经补史”的重要科学工具。由于最初只有西方学者掌握了这种工具，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具有充足的条件和充分的自由重新考察包括各民族历史在内的人类历史，并将终极解释权垄断在自己手里。

离欧洲最近又与欧洲历史紧密相关的大中东地区是重灾区。现代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等综合学科，都是西方学者开创的，至今也仍然是西方学者主导的，与本土学界没多少关系。1822年，法国历史学家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等人破译了埃及象形文字，科学埃及学自此诞生。自1858年开始，法国考古学家马里埃特AugusteMariette担任埃及政府的古物局局长，在任期间虽然为保护埃及文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将本土埃及学扼杀在了萌芽之中。

但中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虽然外国人挖掘、偷运中国文物的事件自清末以来一直未断，“神物去国”令人“恻焉疚怀”（罗振玉语），但都还没有超出“古物研究”性质的活动。对中国来说，就是只丢了些“神物”，还没有丢掉“神灵”。到了以地质学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发展起来之后，真正的危险才开始出现，因为这是一种可以对一个古文明整体上进行重新解释的系统化科考技术。幸运的是，这时已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已经能够行使自己的国家主权了。第一批在中国疆域内进行现代考古发掘的西方人，如瑞典人安特山Johan Gunnar Andersson等，都是北洋政府正式邀请，以政府部门顾问或学院教授的身份，与中国同僚们一起工作的。

今天的中国人应该向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第一代中国考古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尽管现代考古学的兴起也对中国传统的历史学研究造成了冲击，导致疑古思潮兴起，但这是中国本土学界自我更新浴火重生必经的过程。正如史学家翦伯赞所言，“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相较于西亚各国学界长期被西方学者控制的情况，中国实际上在第一时间就将本国文明史研究的“学术主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就在安特生与1926年在斯德哥尔摩建立东方博物馆的同一年，时年32岁的李济就在曹云祥和梁启超等国学大师支持下在山西南部开始了中国学者的首次现代化考古之旅。

对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进行发掘、研究、整理和解释的各项工作，一步步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并通过本土学者的持续努力达到该领域的世界最高水平，这首先是学术上的重大成就。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中写道，“清算中国的社会，这是前人所未做到的工夫。清算中国的社会，这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能办到”，“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族、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今人可以告慰古人和前辈的是，从那时起到现在，曾经的一张“白页”，早已密密麻麻写成了一篇“名作”！这就不仅只是学术成就了。在“白页”时期中国人只能自我防卫，随时准备面对来自西方科学霸权的“降维攻击”，而一旦成为了“名作”，在实现自身“升维”的同时也具有了文明对照衡量乃至文明竞争和国际政治方面的重大意义。首先，对本国“学术主权”的牢牢掌握，同时相当于断绝了外国人进行恶意篡改和歪曲的机会；第二，对本土文明史的高水平研究，同时相当于获得了研究和解释其它文明历史的学术资格；第三，对本土文明史和异域文明史的对比研究，同时相当于开始了文明史研究领域“中华标准”的确立过程。

设想一下，如果不是中国本土学者很快接手，如果“中国早期文明”、“中国古代文化”等领域长期都被纳入西方学术体系、都由西方学者主导开展研究，那么，早期中华文明的重建工作，今天会变成什么样子？被整理出来的古代中国史又是个什么东西？一旦西方学术界众口一词宣称中华文明从秦汉才算开始，今天的中国人接受还是不接受？再假设一个更坏的可能：学术研究和成果解释的垄断权落在了同属东亚文明的日本人或韩国人手里，并假想今天的东亚霸主是一个叫做“大日韩帝国”的超级大国，而中华大地则像今天的中东地区一样四分五裂，战乱频仍；如果是这样，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从仰韶文化时期直到21世纪今天的整个“东方文明”历史，将非常不同于现在的描述。“大日韩帝国”版的“东方文明史”教科书很可能是这样写的：5000多年前首先在中原地区出现了“华夏文明”，不久出现了“黄渤海文明”以及随之而来的“泛东夷时代”，以“泛东夷时代”为母体崛起了一个覆盖整个东亚“秦汉帝国”，但数百年后“秦汉帝国”开始衰亡并被北方的“五胡”灭亡，进入了一段“中世纪”，又数百年后以东北亚为中心的“东胡文明”崛起了，这个“东胡文明”重新发现了古代辉煌的“华夏文明”和“黄渤海文明”，开始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随后经历了满洲崛起、高丽振兴、日本维新几个光辉的时期之后，终于进入了伟大的“大日韩帝国”时代，从此迎来了东亚的“历史的终结”。

读过世界历史教科书的朋友们一定会觉得这套叙事有点眼熟，没错，与今天流行全世界的关于“西方文明史”的标准版叙事是同一个结构：从7000多年前开始依次出现了“古埃及古苏美尔文明”—“爱琴海文明”和“泛希腊化时代” —“罗马帝国”—“中世纪”—“文艺复兴”—“大航海”“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 “西方自由民主”。

对于“大日韩帝国”版“东方文明史”教科书，今天的中国人一定嗤之以鼻，当成笑料，但是对于西方版的“西方文明史”以及“世界历史”叙事，很多人却还是深信不疑，不敢说不对。造成这种矛盾心理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近现代世界并没有真的出现“大日韩帝国”，帝国霸权不存在，出于帝国需要而编造历史的主谋者也不存在，而且中国人已经成功重建了整个中华文明史，任何人都无法篡改歪曲；二是因为近代之后的确出现了一个“西方帝国”，虽然人们有足够理由怀疑帝国学者会是编造“世界历史”的主谋者，让历史学为帝国利益服务，但若公开挑战却又底气不足，因为“西方帝国”是一个集中了科学霸权和知识霸权的世界帝国，由不得人们不相信它的学术权威。

帝国的统治要想取得合法性，就一定会让历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这是历史定律。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蒙元帝国和满清帝国也都是如此。那么，作为有史以来最强大世界帝国的“西方帝国”，更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实际上，由于“西方帝国”比历史上其他帝国更具有世界性，也更依靠知识和文化方面的软实力，对于历史学的需要更强、更多，属于一种“刚需”。想象一下，如果一说到西方文明，世人立刻就产生“一个最多1000年历史的后发文明”、“一个刚刚脱离野蛮状态的半开化文明”、“一个哲学很贫困的幼稚文明”、“一个依靠暴力掠夺崛起的暴发户文明”…，情况将会怎样？世界主导文明的整体形象一旦崩塌，西方的威权还如何维持？西方的统治还如何继续？

所以，对统治者来说，这种事绝不可以发生，世人头脑中的这种认识和联想必须要消除干净。于是，利用手中重建世界历史的话语权，崛起后的“西方帝国”很快完成了一件修改身世的大事，将出身于日耳曼森林、经历了漫长的开化期、很晚才开始形成的西方文明，与两千多年前本属于“地中海文明”一部分的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拼接在一起，合成为一个泛称的、广义的“西方文明”。这样一来，原本的确就是后发的、半开化的、幼稚的、暴发户的西方文明，忽然就“悠久”了，就“自古以来”了，因为多出来一个可以和其他古老文明相媲美的“古典时代”。这套历史叙事的性质，与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的新晋统治者登基伊始立刻修改身世完全一样。归根结底，还是事关威权的来源和统治的合法性。平心而论，一方面是出身低微的新贵对于豪门身世有一种身份上的渴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新一代统治者对于文明延续性的深层精神追求，两种因素合起来，若不这样做反倒显得不很正常。

相比起当年胡人不得不冒天下之大不韪强行修改身世，近代西方面对的困难要小很多。主要因为西方这个新霸主面对的是一个还没有任何成文“世界历史”的世界，与中国事无巨细全有记录而且由一代接一代史官不惜用生命维护的成文历史传统完全不可比。事实上，西方历史学家们开始玩弄“文明史拼接术”之时，正值欧美列强为所欲为的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学者横行天下，自由寻找证据，自由编写故事，无人监督也无人挑战，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说。于是就有了后来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明源自古希腊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之说，长期不受质疑，至今仍是“正史”。然而，此“正史”最大的破绽在于：近代西方的开始与所谓“古典时代”的结束，中间足足隔了一千年，再怎么向外人解释，也很难自圆其说。但知识贵族们还是有办法，很快就出现了两个对于人们学习理解“两千年西方文明史”至关重要的关键词，一个叫“中世纪”，一个叫“文艺复兴”。意思是：我们“古代”时很辉煌，后来莫名其妙“黑暗”了一千年，不过最后我们突然又“重新发现”了辉煌的“古代”，于是我们再次辉煌，直到现在……并很可能直到未来。

全世界的人都相信了，因为故事的讲述者同时也是世界主要故事的创造者，不由得不信。而且外人们的确也无力质疑，因为大多数人既不会创造故事也不会讲述故事，能听懂故事就觉得很光荣了。这就是该“公案”直到今天无人“破案”的主要原因。胡族毁掉了秦汉然后说自己重新发现了夏商周，并将夏商周重新定义为大漠草原帝国的“古典时代”，大多数人都表示同意，并认为很有道理。

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中国人。只要使用“中华标准”做衡量，即可以辨别出其他文明历史的真伪，哪些是真正的连续文明，哪些是中断之后拼接出来的文明史，一目了然。从中华文明史的历史经验中人们可以发现，文明发展因蛮族入侵而陷入一段“黑暗时代”是很正常的事，古代文明由于农耕定居区域规模较小，难免会发生崩溃或被灭国，在中国例如周朝的犬戎灭国时期，在地中海例如古埃及的喜克索人统治时期。但是被破坏的古文明也会通过迁都（周平王东迁）或者通过“复国战争”（埃及第十七王朝）恢复活力，延续文明的发展。而且由于蛮族的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定居王国的文明，即使因蛮族统治出现政治倒退，文化的发展也不会停滞，还可能因异质文化相互糅合嫁接放射出新的光芒，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北魏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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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时期文化遗迹

立足于这样的认知来反观西方版“西方文明史”，在“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之间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里，文化不仅没有任何发展，反而一落千丈到了近乎于原始社会的水平，最后仅仅因为发现了一些古代手稿和古代雕塑遗存就突然“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古文明，并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精神解放运动，一场思想和文化革命。这根本就是一个违反常理、不符合文明发展规律的荒诞童话。与大多数人所想象的不同，对于18-19世纪那些第一次开始编写“世界历史”的欧洲学者，为自己所属的西方文明编造一个符合世界霸权需要且光彩照人的文明史，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远比发现一条科学定律或创造一架新式机器轻松得多。尽管有很多历史文献，也有很多考古发现，但这些真实的历史材料并不会妨碍历史学家天马行空地描绘一幅关于“人类普遍历史”或者几千年连续“线性历史”的宏大画卷。无数真实的历史材料证明，仅仅400-500年前，欧洲大陆的各个日耳曼社会还都处在极为原始和落后的野蛮状态中，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江湖山寨，水泊梁山，没有人会认为这块大陆能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文明。但这仍然不会影响黑格尔、兰克等后人的天才想象，用一些纯粹形而上学的观念将文明和野蛮相互颠倒，将历史的主线从东方转移到西方。比如，1857年，黑格尔《历史哲学》一书的英译者约翰•西布里John Sibree在该书序言中写道：

这书具有一个大的价值，就是从一个截然新颖的观点，来论列“历史”上各种主要事实。我们只要想到黑格尔的著作对于德国各种政治运动已有一种明显的影响，就可以承认他的宇宙理论，尤其是同政治直接有关的那部分理论，对于最主张“实际”的人士也是值得注意的。

这段话释放出三个重要信息：1. 将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串联起来并宣称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精神”，这种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线性历史观，以及从先验的历史观出发来拼凑历史素材的方法，在当时还是“截然新颖”的；2. 这种新颖的历史学对于“德国各种政治运动”有明显的影响，黑格尔“宇宙理论”的本质不是学术，而是政治；3. 那些“最主张‘实际’的人士”，在当时无疑就是充斥整个欧洲社会的帝国主义者们，作者提醒这些只相信实力政治的人，也要重视“历史哲学”这种思想武器。

窥一斑而知全豹，西方版的“西方文明史”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具体的历史事实不一定是虚假的，所以不必去纠缠什么“希腊伪史”、“罗马伪史”，毕竟挑战者并不占有历史材料上的优势，没有说服力。但通过借鉴中华文明史的历史经验进行对照衡量和逻辑推理，即可以判定，贯穿西方版“西方文明史”的那个线性结构，就是伪造的，是霸权工具。而这一点才是问题要害。

本文原载“观察者网”，原题为“70年对话5000年（8）：以文明史的‘中华标准’重审西方文明史”。篇幅所限，有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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