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伯陵
本文转载自：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wenboling2020）
今天要讲的人物是无线电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新中国外贸部部长李强同志，不过“李强”是他的化名，我们在文中还是用原名——
曾培洪不是声名显赫的开国元勋，但从国共北伐到改革开放，每个历史阶段都有曾培洪的身影。
周恩来要领导上海工人起义了，曾培洪自制炸弹给部队使用。周恩来创办中央特科，曾培洪做了特科的交通科长。30年代到苏联学习，顺手成为无线电专家，并且研究出“李强公式”，让苏联专家都佩服不已。
这段工作经历，让曾培洪成为周恩来的得力部下，给他日后在国务院工作打下深厚的基础。
抗战爆发，曾培洪回到延安做军工局长，由于工作成绩优秀，得到教员手书“坚持到底”的题词。
新中国成立后，曾培洪做了外贸部长，直接在国际市场炒期货，给国家赚回大量外汇。即将退休的时候，他又引进“可口可乐”的生产线，喝上中国的第一瓶可乐。
长达七十年的革命生涯，曾培洪一步都没有走错，并且以飘逸的姿态游走于历史进程，参与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最后深藏功与名。
最近几年互联网发达起来，曾培洪的故事被网友了解以后，都说他是红军中的穿越者，甚至因为曾培洪能“空手变装备”，网友们说他是红军的哆啦A梦。
但仔细研究曾培洪的人生履历就知道，红军中没有穿越者，更没有“空手变装备”的把戏，曾培洪的辉煌人生一切都有迹可循。
这所中学的教学风格非常保守，不仅给学生灌输旧时代的封建礼教，每周还要举行供奉孔夫子的仪式，和校外推崇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新风气，形成截然不同的对比。
有次上国文课，老师让学生们以“惜字”为题，写一篇命题作文。
因为古代读书人觉得纸张上的字，代表着知识和道统，不能随意扔掉，写满字的纸一定要烧掉，方显庄重。
老师以“惜字”为题，目的是让学生们缅怀前辈，继承读书人的所谓优良传统。
但曾培洪拿到题目，决定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作文中写到，纸张确实不能扔掉，还可以包烧饼、糊墙、擦屁股呢……
这种“侮辱圣贤”的言论，遭到老师和校方的一致反对，结果就是，曾培洪被开除。
年仅18岁就失学，曾培洪有苦难言，不得已回到常熟老家，准备另谋出路。但就在这里，曾培洪遇到小学同学周奎。
周奎听到曾培洪的吐槽，给他指了一条新出路：“上海的风气很开放，我们南阳路矿学堂很不错，你到我们学校吧，我给你写推荐信。”
在杭州读书时，曾培洪的成绩就不错，现在拿出以前的成绩单，再加上周奎的推荐信，曾培洪顺利进入南阳路矿学堂，成为中学三年级的学生。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热血喷涌的曾培洪加入游行的队伍，面对镇压游行的军警毫不退让，旁边领导游行的共产党员看在眼里，觉得小伙子不错哦，很有培养前途。
一周后，上海大学的学生代表郭伯和便与曾培洪谈话，并把他带到共青团书记贺昌那里，问他愿不愿意加入共青团。
从此以后，曾培洪做为学生运动的骨干，直接受贺昌的领导，奔波在上海的码头、学校、工厂，因为工作能力出色，三个月后曾培洪转为共产党员，半年后便出任浦东的团委书记。
也就在这个时候，曾培洪开始了被网友们称为“穿越者”的奇幻之旅。
1926年7月，国共领导的北伐大军即将进入江西，中共上海区委的武装起义也迫在眉睫。
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便找到曾培洪，说你是学土木工程的，能不能想办法研制一些炸药？
那时的土木工程课程里有化学，制作炸药也需要化学知识，虽然有些跨界，但起码不算太远。
曾培洪到化工仪器公司买了一些石炭酸、硝酸、硫酸等材料，利用以前学过的化学知识，把材料按照固定比例混合，便做成粗陋的黄色炸药。原本曾培洪还想做手榴弹的，但做手榴弹的材料买不到，他便通过黑市，买了一些手榴弹成品。
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用30个小时打垮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曾培洪自制和购买的武器装备，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此以后，周恩来记住了“会变魔术”的曾培洪：“小伙子不错，下次要做东西，还得找你。”
同年5月，随着“五届一中全会”召开，中央军委正式成立，下设组织科和特科。
周恩来出任中央军委书记，欧阳钦是组织科科长，顾顺章是特科科长，曾培洪因为熟悉上海情况以及制造火药炸弹的能力，出任特科下设的特务股股长。
也就是说，曾培洪从共青团跨界到特工，其实是工作学习积累的量变，在机缘巧合之下引起的质变。
不过这次平稳跨界没有持续多久，曾培洪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很快面临新的挑战。
1928年6月，“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苏联同志认为，中国同志靠人员往来传递消息，速度慢且不安全，便建议中国同志建立无线电通讯。
当时“中央特科”已经改组，顾顺章依然是科长，而曾培洪是特科下设的交通科长。既然要建立无线电通讯，责任便落到交通科长曾培洪的身上。
从莫斯科回来，周恩来就和曾培洪谈话，让他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
曾培洪非常为难：“我不会啊，而且市面上没有相关的中文书籍，我没有自学的条件啊。”
对于曾培洪的诉苦，周恩来表示理解和同情，但革命需要无线电，谁让你是交通科长，就你了，努力工作吧。周恩来鼓励曾培洪：
“没有中文的书，可以看英文的，你的英文基础不错，完全可以自学。”
曾培洪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第一步，是通过研读理论和解剖样品，对无线电收发报机进行全盘了解。
他到书店大量购买美国出版的英文无线电书籍，一字一句的翻译，一字一句的读，通过一番苦功夫，曾培洪通读了无线电的理论知识。
随后曾培洪利用中央特科不为人知的渠道，从大华仪器公司买到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一点点的解剖拆分，又一点点的重新组装。
这样一个流程走完，曾培洪便对无线电收发报机，有了全面的了解。
曾培洪根据了解的理论和实物，到市面上买了大量的基础零件，剩下的重要零件，则利用上海洋行和租界混杂的条件，到租界或洋行购买。
买零件的时候，曾培洪认识了大华公司的职员郑国年。自学无线电时，曾培洪认识了一个资深无线电爱好者。除此之外，他还认识了开办变压器公司的共产党员蔡叔厚。
通过他们三人的帮助，再加上曾培洪自学的无线电知识，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进展便特别顺利。
用一年的努力，曾培洪终于成功研制出第一批无线电设备。
当初周恩来派曾培洪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同时也派张沈川学习无线电发报技术，现在曾培洪的设备做好了，便请张沈川试验能否使用。
张沈川一顿调试，很快收到国民党电台播送的新闻和天气预报，初步试验成功之后，紧接着又和世界各国的业余无线电台联系，结果也成功了。
这样的结果，意味着曾培洪研制的无线电设备可以使用，我党便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
1929年9月，中央派曾培洪到香港建立电台，完成的第一个任务，便是把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成功的消息，迅速传递给上海的中央。
1931年春，红一方面军缴获一部100瓦的大功率电台，经过交通科工作人员的调试，和上海的中央取得联系，中央派王铮到中央苏区组件电台大队，并出任大队长。
从此以后，中央和全国各地的苏区，逐渐建立直接联系。
古代中国的管理痛点是信息传递不方便，中央政府只能用分封、羁縻等方式间接管理各地。现在中央可以通过电台直接和苏区联系，意味着中央极大强化了对地方的控制力。
在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一百年前，能保证地方绝对服从中央，无线电台是立下大功的。
而幕后英雄曾培洪，30年后把特科的事讲出来，给《永不消逝的电波》提供了最直接的素材。电影编剧“林金”，其实是杜印、李强（曾培洪）、黄钢这三个名字，各取一个偏旁组成的虚拟名字。
那时抗战爆发已经半年，前线急需武器装备，而制造武器装备需要军工产业，中央领导同志想着，曾培洪曾经白手起家创办无线电台，现在肯定能从无到有搞出军工产业。
于是曾培洪被任命为军工局副局长，主持军工局的全面工作。
虽然面临全新的领域，但曾培洪已经掌握了做成事情的方法论，知道创办军工产业该从哪里入手。
首先要做的依然是大量掌握资料，全面了解军工方面的知识。
工程师沈鸿从上海带来两箱技术书籍，伍修权从苏联带回一大箱俄文军事书籍，曾培洪都借来通读一遍，基本明白军工是怎么回事。
随后曾培洪在军工局开办了扫盲班、识图班、设计班，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学习理论知识，让他们对军工有全面认识。
除了学习理论知识以外，曾培洪还组织人员，亲自带队到陕北各地勘探资源。
曾培洪发现，陕北的资源贫瘠，但种类不少，有棉花、石油、铁矿、煤矿、木材等等，想想办法还是可以用于军工的。
于是经过学习调查，军工产业到底如何搞，曾培洪已经心里有数了。
延安是革命圣地，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员，有的擅长机器制造、有的懂化学、有的懂地质，曾培洪根据技术人员的专长，把他们分配到军工局下属的工厂，尽量做到人尽其才。
为了最大限度调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曾培洪任命各领域最有权威的专家做厂长，推行专家负责制度，另外任命两名不懂技术的老干部做副厂长，负责行政方面的工作，避免技术厂长分心。
曾培洪到西安采购了一批废钢铁和十部完整机器，通过彭德怀和国民党政府协商，把这批材料和机器运回延安，再加上沈鸿从上海搬来“利用五金厂”的机械制造部，打乱重组一顿折腾，曾培洪和同志们便搞出成套的制造装备。
制造装备和知识理论、用人策略结合起来，威力是非常巨大的，1939年4月，延安的茶坊兵工厂便造出第一支步枪，取名为“无名氏马步枪。”
此后陕北的军工产业逐步扩张，以茶坊兵工厂（军工局一厂）为蓝本，陆续成立了专门造枪的军工局二厂、造手榴弹和子弹的三厂、炼石油的五厂、制鞋的六厂、做皮革的八厂以及制药厂、玻璃厂、化学厂等军工配套工厂。
贫瘠的陕北冒出一整套军工产业，在红军到来之前，谁能想到呢？
我们在前文说，曾培洪领导的军工局是技术优先，尽量避免政治干扰技术，这种领导风格，整风运动时被鲁赤水说成“单纯技术观点”，准备批判曾培洪。
不过曾培洪获得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支持，他们给教员写联名信，提了一些关于技术和政治的建议。
收到信，教员才知道曾培洪被怀疑了，这还得了？前线战事正酣，你们居然要整曾培洪，疯了？
于是在1944年5月的边区职工代表大会上，趁曾培洪被选为特等劳动英雄的机会，教员送给他亲笔写的四个大字——坚持到底。
“要学习军工局长曾培洪同志，他领导、计划、布置、设计并亲自动手，推动和帮助了边区重工业各种主要发明和创造精神。”
言外之意就是，曾培洪是边区的功臣，我给曾培洪撑腰。
整个抗战时期，曾培洪领导军工局共生产步枪9758支、子弹220万发、手榴弹25万枚、地雷上千万枚，尽最大的能力支援了抗战前线。
而且军工局建立的军工产业，是我党第一次完成工业体系的建设，参与建设的人，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批人里出了40多个副部级以上的工业领导，至于理工院校的校长、重点工厂的厂长就更多了。
曾培洪勉为其难的跨界工作，不小心成了中国工业的祖师爷……
现代网友对曾培洪的跨界经历感到惊奇，说他是带着21世纪的知识穿越回去，解了党和军队的燃眉之急。
我不否认曾培洪是神人，但曾培洪在每个领域都能成功，其实是工作方法论的胜利，总结起来无非是四个要点：
复盘曾培洪创办无线电台和军工产业的过程，不就是这么一步步做出来的嘛？而曾培洪领导外贸部炒期货的成功案例，用的也是这套方法论。
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黄金美元”即将崩溃，跨界搞外贸的曾培洪觉得，这个重要变化，对中国外贸是极大的利好消息。
于是曾培洪给周恩来总理写报告，建议抓住时机扩大外贸范围，给国家赚取外汇。
周恩来总理同意曾培洪的报告，并转告副总理李先念，曾培洪要多少钱都可以，放手去做。
价格小组以外贸部为主体，成员包括计划委员会、央行、纺织、轻工、商业等部门的负责人，主要任务是研究西方国家的经济规律、货币汇率变化、商品价格等问题。
通过价格小组汇报的数据，曾培洪发现中国的外贸体制比较僵化，每次贸易都需要层层审批，导致贸易周期较长。而一旦审批结束，不论市场价格涨还是跌，都要不折不扣的买下来。
在以往的贸易中，西方国家利用中国的外贸缺点，经常不讲武德的搞偷袭。每当中国准备买什么大宗商品，他们就联手抬高价格，准备趁机坑中国一把。
于是曾培洪提出建议，既然西方国家一定会抬高大宗商品价格，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西方国家的规律，炒作国际期货呢？
1973年，曾培洪指导香港华润完成一笔砂糖期货交易，操作的非常成功。
有了这次成功案例，外贸部的期货交易领域逐渐延申到粮食、钢铁、石油、煤炭、化工甚至是黄金，交易对象也扩大到全世界，利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判，赚钱赚的不亦乐乎。
据后来的统计数据，仅仅是期货交易，每年能给国家赚近亿美元的外汇，然后用这些外汇在国外购买装备、技术、重要物资来支援国内建设。
曾培洪用空手套白狼的成功，再次证明了他的方法论的成功。
所谓的穿越者，无非是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达到“观天下如指诸掌”的程度，然后解构错综复杂的线索，找到符合自己利益的点，一击必杀罢了。
这种曾培洪随意跨界的方法论，归根到底是教员在《反对本本主义》写里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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